《受戒》教案3

教学单位：天津师大文学院
课程名称：中国当代文学课程
主讲教师：林霆
教学对象：本科生
教学目的：通过作品分析，使学生理解《受戒》是以民间立场来表达人性理想，并能理解使其出现的历史语境，进而探讨作家的文化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文体和语言特征，使学生了解作品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汪曾祺的《受戒》教案
引言：
汪曾祺的《受戒》发表于1980年，小说一出现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部小说无论是写法还是内容都与当时的文学环境、文学潮流格格不入，但二十年后我们发现正是这些特异的因素蕴藏了日后“寻根文学”和“民间立场”的某些特质，并且在文体上延续了现代时期“诗化小说”的传统，因此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以民间立场表达理想的人性
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汪曾祺作品的人性美，可以说汪曾祺是当代最擅写人性的作家。

《受戒》这篇“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的小说，却“是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总和”。

《受戒》出现在1980年秋天，无疑给刚刚从忧伤、迷乱、喧狂中跋涉过来的中国人带来了不小的震动，这种震动不是喧哗的，浮躁的，而是深入的，切肤的。

寺庙的生活、明海、英子的纯真以及他们健康的恋情，是一次人性美的展示。

在文学失落了许多年的芜杂中，汪曾祺率先唤醒了这种美，这种爱，唤醒了文学的人格力量，他把这种人格力量赋予了一对水灵灵清纯可掬的少年，见出他是对生活爱到了极致，这种爱，可以叫冰山化成春水，是一种无怨无悔、包容一切的爱。

《受戒》这部小说不但没有一个集中的故事情节，而且从表面形态来说不大像一篇小说，更像一篇散文。

小说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基本上定下了小说的基调。

小说拉拉杂杂、散散慢慢地描写了小和尚明海出家后的寺庙生活以及住在寺庙旁边的小英子一家吃饭穿衣、种地绣花的世俗生活。

作者笔力最重的地方是对这一地区风土人情的描写，小说中满眼皆是“闲笔”，看似可有可无，其实作者用心良苦。

比如小说描写了当地人把出家当和尚作为一种职业，既有饭吃、又可以挣钱，挣的钱足够日后还俗娶媳妇用，不愿意还俗也可以用来买几亩地。

而当和尚除了要念经以外，似乎和在家的凡夫俗子没有什么区别，《受戒》里的和尚几乎没有一个严守戒律的。

他们打牌赌钱、娶妻生子、喝酒吃肉，甚至亲自杀猪。

还有会唱酸曲儿的三师父，还有当地妇女与和尚私奔的习俗等等，作者极其欣赏地总结道：“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
在这种环境中，才会有小英子对明海直接朴素的爱情表达。

此处举例，课件显示。

我们应该注意小说结尾处作者的标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对于小说虚构性的想象。

小说中描写的和尚与佛教传统教义是完全违背的，出家人要求“六根清净”，
斩断七情六欲。

《受戒》中的和尚是离经叛道的。

小说也确实引起了一些佛教信徒的反感。

但我们抛开宗教教义不管，单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和尚是一种压抑、畸形人性的表现。

人的本能天性都受到了遏止。

而小说描绘的生活方式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人的天性得到健康地伸展。

为什么在1980年会出现这样的作品呢？显然与知识分子的文革记忆有关。

文革对人性尊严的践踏、对人格自由的残酷扼杀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因此可以把《受戒》看作对理想的自由世界的想象。

《受戒》表现的是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理想人性，是一种桃花源式的生活理想。

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可以说自“京派文学”没落后，已经不见踪迹。

但它必然会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某种联系。

因为这种生活境界具有民间文化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特点。

民间的原始生命力将提供它生长的土壤。

所以我们看到《受戒》中的人物既不受佛教教义的影响也不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甚至国家权力对他们也丝毫没有发生影响。

这多少与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厌倦有关，他们对国家权力所造就的极端理想主义彻底失望后，转而在民间寻找理想的自在自为的文化形态。

“民间”作为文学批评概念，是在90年代出现的。

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和《民间的还原》两篇文章中系统提出的。

（课件显示，以下楷体字为课件内容）
民间的概念：陈思和的“民间”一词具有以下的几层意思。

①“民间”相对于“国家权力”。

这是它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特点。

它生产于“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

比较真实地表达了“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民间属于被统治的范畴，“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
②民间文化形态具有“自由自在的审美特点”，它“体现原始的生命力”，“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

”这个意义上的“民间”相对于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在一定的意义上也相对于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③民间文化是一种混杂的文化形态。

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因此对它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

汪曾祺先生有着深刻的民间立场，其深刻性表现在对民间文化彻底的认同上，他是从真正的底层生活中去看、去揭示美的因素。

他衡量民间事物的标准既不是统治阶级强加于民间的道德意识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新文化道德意识，而是纯粹民间产生出来的多元的道德标准。

民间的道德立场往往体现了追求生命自由形态的特点。

但是在封建传统道德和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下面它常常是被遮蔽的，不能自由生长的。

因此它的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

作家只能在作品中塑造一个诗意的、梦幻的民间文化空间。

而这种民间立场直到90年代以后才对青年一代作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它成为文学生成、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

2、《受戒》的文化理想
小说中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在80年代尤其引人注目。

民俗描写并不能说它就是乡土文学，实际上它是作者自然、通脱、仁爱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

作家自己说：“有些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

……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

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

……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美的极
致。

……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

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说到曾点我们不妨重读一下《论语》中的经典段落：《卷六·先进第十一》中孔子让几位得意门生谈谈自己的理想、志向，几位大弟子或草率鲁莽或谦虚谨慎，但都表示了要做宰相起码也是政府秘书长的愿望。

而最后开口的曾点却与众人不同，他的理想是（课件显示，楷体为课件内容）：“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意思是说，冬天过去的时候，春天的衣服已经做好了。

和成年人五六人，少年六七人，一起在沂水中游泳，跳跳舞，优哉游哉的玩得尽兴了，然后唱着歌回家了。

这种没出息的想法居然得到了孔子的称许——“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大声地感叹：“我和曾点的想法是一样的呀！”
我们看到曾点所描绘的理想境界和《受戒》非常相似，人的正常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春服既成”是很关键的，世俗生活要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同时又没有贪婪的欲望，只是各得其所，以日常生活为乐事，没有任何压抑，从容自然。

正符合孔子的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

”汪曾祺在《受戒》中所要营造的就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人生理想世界，男耕女织、温饱无虞，人的生存方式既是世俗的，但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但又是超功利的。

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涌动着生之快乐的生存空间。

正是由于《受戒》蕴含着清晰的儒家文化理想，因此被称为“寻根文学”的“先声”。

3、《受戒》的语言与文体
《受戒》写法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

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束地信马由缰。

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

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

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

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

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

汪曾祺自己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

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 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

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

这正是现代时期“诗化小说”传统在当代的复现。

“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

”汪曾祺倾向“为文无法”──随便。

他尤其向往苏轼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叶流转，一枝摇，百叶摇。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此处举例，课件显示。

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

《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
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这不但是文章三昧，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我们一开始就讨论的《受戒》叙述上的信马由缰，实际上也与作者自己的生活理想相一致，是一种对“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的有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