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特色研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特色研究
作者：刘辉
来源：《理论导刊》 2020年第3期
刘辉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较之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四大特色：坚持党对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体制特色；以人民为中心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理念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理论特色；以行政效能的高位运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效能特色。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
体系的四大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成功，并最终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性。

关键词：治理体系；体制特色；理念特色；理论特色；效能特色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03-0044-07
作者简介：刘辉(1982-)，男，江西赣州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桂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

进入新时代，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社会改革与个
人利益调整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叠加增加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难度及风险。

为了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呼应新时代统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的重要之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治的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
越性，关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通过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增进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有助于社会安宁，维护民族团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一国两制”的发展，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

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有其内在的四大特色：体制特色、理念特色、理论特色、效能特色。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体制特色——坚持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领导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其内在的体制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所以取得举世
瞩目的非凡成就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独特性，即始终坚持中国
共产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
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最显著的体制特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相较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
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高政治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扮演
着领导核心的角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直接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的高低。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同时面临的机遇
也是百年未有。

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有效应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解答的世纪考题。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
入深水区、关键期，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挑战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认真解决的真
问题。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党的十九大报
告及时回应社会公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社会热点问题时提出要进一步
加强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新格局，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提出，无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历史选择和人民选择。

因此，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治理体制与西方国家治理体制存在显著不同，且明显优越于西方国家治理体制。

西
方国家治理体制是基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轨迹形成的只适合西方国家
国情的治理体制，绝非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鼓吹的那样具有“普世性”。

西方国家治理体制是依
托韦伯式的科层制建立起来的治理架构，韦伯式科层制运行的基础是制度规范和程序正当。

所
谓制度规范就是西方国家治理过程有一整套条条框框，必须严格遵循制度和规则执行，但是这
也导致了西方国家容易产生将治理过程“削足适履”的极化后果。

所谓程序正当也就是基于民
主选举而竞夺民众对西方国家政党执政的支持，从而确保执政的合法性、权威性。

但是，这种
选举竞夺也导致西方国家治理体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问题。

由于西方国家治理体制的运转离
不开民众的选票，所以西方国家政党为了竞夺政权不得不以短期利益，甚至不惜开“空头支票”的形式骗取民众的选票和支持，一旦选举获胜，往往无法兑现对社会大众的承诺，使得西方国
家治理体制的合法性、权威性、正当性大打折扣。

这从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民众选举投票率低迷
就可见一斑，无休止的虚假承诺已经严重透支西方国家治理体制的民众信任度及民众支持度。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西方国家政党上台执政是由民众选举产生并由此获得了程序上的正当性，
但是这种表面的程序正义无法掩盖西方社会大众缺乏实质正义，即缺乏实实在在获得感的困境。

也就是说，选举投票不仅不能给普通大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反而加剧了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

反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制在本质上就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与执政党意志
三者高度的统一，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并始终代表中国人民执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运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权。

正是由于
中国共产党不存在政权竞夺压力，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往往坚持长期利益与短期
效应的有机统一，不仅强调程序正义更注重实质正义，也就是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动因，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导向。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
体制不仅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还兼具治理绩效。

所谓治理绩效就是治理主体对治理
效能的高度重视，并通过执行落实以响应国家和社会公众对治理优效的优先排序和共同追求。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执行能力及
组织动员能力。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具备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往往可以通过其治理体制特色，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解决国
家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真问题。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完善和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全面加强和提升治理能力，创造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
权事业，即实现了7 2亿人口的成功脱贫，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披荆斩棘，努力
践行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政治承诺。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进程
中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及定海神针的作用，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优越性。

首先，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初心使命，把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治理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归属于人民
作为一切工作的导向，并把群众路线作为践行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工作方法予以贯彻
落实；其次，建立了完整的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制度，坚定维护党
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可以落实到行动中；最后，进一步加强了全
面从严治党的机制建设，并以此为抓手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高和完善。

正是由于
中国共产党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人民群众才真真切切地拥
护和支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理念特色——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
格局
《决定》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实际上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秉持
着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是
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始终牢牢占据着中国共产党所有工作的中心位置。

党的十九大
工作报告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即“十四个坚持”，其
中第二条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这一重要论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
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这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建共治共
享的治理理念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所强调的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尊重并发挥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能动性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我解放、自我发展，同时也展现了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伟大实践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及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
鲁哲学的笔记》中首次阐述了“人民性”的深刻内涵，在《神圣家族》中全面论证“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体现了他对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伟大作用的认肯。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对人民群众历史
主体地位的充分肯定。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有尊重人民群众的优良
传统。

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
们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宗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
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入新世纪，江泽民
同志围绕新形势、新挑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
深化和践行以人为本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理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念。

习近平强调：“人
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
的冲突和挣扎。

”［1］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人民的尊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2］这一深刻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念的最好诠释，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治理过程的共建共治共享。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架构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
核心，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价值取向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及价值立场衍生出了高效
的行政效能，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和“效能导向”特性。

如同习近平所指出的，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
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3］。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以形象地比喻成新时代中国发展的“蛋糕”
已经做大，如何在此基础之上切好“蛋糕”，让最广大人民群众都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发展成果，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问题。

这
不仅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更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发展理念。

必须指出的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好啃的骨头都已经啃完了，剩下的改革都是硬骨头、难啃的硬茬，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关键期，
必须进一步推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的共建共治共享，让人民群众参与到治理全
过程，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让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首先，
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建设的领导，进一步完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社会协同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其次，强化政府职责，充分发挥
政府在社会自治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把解决社会大众的问题关切作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导向；最后，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让主
动参与、共享成果成为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不竭动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理论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源，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滋养
《决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
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
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这一重要
论述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内在具有的治理理论特色及其重大价值。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显著区别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
特色之一。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区别于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根本
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但历史和实践都证明
它是科学的真理，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生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理论创新指明了
方向；马克思主义主张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全部事业的初心，以实现人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
为使命，正是全体中华儿女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能够科学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深刻内涵，而且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自近代以来，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
样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不是别的什么
主义的治理，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治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厚植于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源与流的关系。

马克思
主义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就是流，这也可以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创新。

习近平强调：在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清楚“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
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4］20。

这一重要论述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
要始终在坚持中创新和发展。

首先，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治理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例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
义公有制、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等。

其次，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治理理论必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阐发，这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关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方向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21，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创新必然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创新，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特点和优势”［5］。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
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习近平
也在阐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时
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决定的。

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创新发展、内生演化的结果。

中国的事情
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按照中国的实际来办，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治理理论，就必须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加强对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挖掘和阐发，用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治理理论与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本质上体现了基因与滋养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治理理论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深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礼记·礼运》中的“小康”概念作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为之努力的理想社会生活，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这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奋斗目标。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政治承诺不仅时刻鞭策着中国共产党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也成为了全体中华儿女追求美好生活的力量之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君子务本，本
立而道生”“天下大同、协和万邦”，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源泉。

带着深厚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多项决议，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全球治
理贡献出的极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智慧，为解决全球治理长期存在的和平赤字、发展
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蕴涵着“和
而不同”“和为贵”等“和合”思想，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和平发展道路及合
作共赢理念的思想源泉，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主张国际社会理应秉持公平正义，坚持
以和平方式化解冲突，在和平中促进发展、以发展成果巩固和平的文化底色。

总而言之，五千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之源，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民族智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效能特色——以行政效能的高位运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