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踬的行走_国内文武关系研究述评[1]

李月军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研究所，北京100091）
颠踬的行走
———国内文武关系研究述评
【摘
要】国内对文武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者来完成的，政治学者鲜有作为，研究的重点是具体的文
武关系模式与历史变迁，而对已有文武关系理论没有足够的注意与运用，更没有用已有案例研究来推进文武关系理论的拓展。

今后文武关系的研究应该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以求有所精进。

【关键词】文武关系；以文治武；军队与政治【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0）05-0099-07
收稿日期：2010－09－03作者简介：李月军（1973-），男，山东茌平人，法学博士，中国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解放军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

基金项目：本文系“军队院校2110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立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对军事与政治关系都有过重要的论述。

如孙子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左传》中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淮南子·兵略训》又有“后之胜败，本在于政。

”的记载。

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各种暴力活动占据了中国近现代的大部分时期，与深刻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变迁的战争、革命、军队与政治变迁有内在关系，我们似乎仅仅满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描述。

正如历史学者章开沅说，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说什么“有兵始有权”或“枪杆子里出政权”，但却并不十分了解枪杆子里何以会出政权。

[1]因此，有必要理性而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

从学术理论上看，这些相关问题均是文武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 ）①[2](P122)的核心研究内容。

本文试图对国内为数不多的文武关系研究进行梳理评价，并在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与方法上提出初步的见解。

由于国内文武关系研究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侧重对中国历史上文武关系模式的研究，因此，这里也以纵向历史角度进行梳理。

一、中国古代文武关系研究
在政治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重文轻武、标榜文治的国家。

对此，台湾学者黄宽重、蔡承看来，中国
从封建②[3]时期到中央集权化帝制转变过程中，古代文武关系由合一到分途的变化进程。

文武分途就是原本统治兵所拥有的文、武、王权一分为三，由帝王掌握统治权，文臣掌民事，将兵负责战事，三者通力合作支持帝国的运作，其中由于武与文同只是掌握王权的帝王的工具，故有工具兵之说。

秦汉以后，到秦朝时，太尉与丞相、御史大夫并列为“三公”，显示文、武两个职业官僚系统已经逐渐形成。

隋唐时期，武人的政治角色日趋重要，“科举”取士步入正途之后，文人阶层也逐渐凝成。

对于科举对文武分途的影响，军队学者也认为，科举社会以“知识本位”为价值依归，视“学问”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准则。

社会上下莫不以读书为荣，“知识”的卡里斯马光环令“兵民”暗然失色。

科举与行伍的尊卑高下，是传统文化尚文轻武价值取向的一种“显形”表现。

科举制“以文取士”原则使“知识本位”与“权力本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同时也使中国无兵文化发展到极致。

[4](P138-143)自此之后，文臣与武将两者在制度上更形分离，显示出文武分途开始成型，文武关系则日趋分立。

唐代晚期及其以后五代十国的长期武人乱局，武人不仅成为政局变换的主导力量，更是政权转移、政治
99--
衰朽的重要因素。

[5](P64-69)[6](P105-128)
古代以文制武的两大特征：（1）重文轻武、贬抑武将风气的形成。

在中国政治上，由于科举取士着重于“大人之学，以求明天下之理”……科举考试制度建立完善后，文治统治成为巩固的传统制度设计，读书就成了中国人民社会竞争、获取仕途和得到社会承认的主要手段。

但与此相对的，其使武人在政治、社会上几乎丧失了发言权、地位。

（2）透过文人来介入军人事务。

随文武分途，使读书与统兵成为两不相干的领域，这等于间接默认武人对军事事务的独占，其对于皇权的长治久安而言，是相当不利的。

是故历代统治者一方面除了将军事的权力作一层层的分解，让它处于重重的相互监视之下，即便是降低军事机器的运转效力也在所不惜。

因而形成了历代复杂的军事指挥与调遣制度，其主要原则大概有：将战略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分离，将军队平时的组织训练权与指挥权分离，将军队的人事权与军队的指挥权分离，将战区的指挥权与作战部队的指挥权分离。

另一方面则是以提高文人各方面的权限让文人可介入军队，使皇帝能透过文人来掌控武装力量。

[7](P105-128)北宋文武关系是古代以文抑武特征的典型，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宋史学者陈峰以“崇文抑武”概括北宋的驭将政策，更符合北宋的军政关系历史。

他认为，所谓“轻武”，只是统治者“有意抑止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它实质上是皇权与主政的士大夫集团狭隘利益结合下的畸形统治方略，这个政策对维护北宋专制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但也正是在“崇文抑武”的推行下，北宋走向了灭亡。

台湾学者黄宽重曾言：“以宋代为基点来探讨历史上的文武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更能掌握近代中国变化的趋势，和近代民族性格形成的因素。

”这说明，北宋文武关系研究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挖掘。

正如作者所说的，北宋的“崇文抑武”，使武将群体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压制，还造成了“崇文抑武”风尚和价值观在社会上的盛行，造成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失落。

台湾学者方震华则以宋代武举与武学的境遇为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表面上，武举和武学的建立提升了“武”的地位，其实是文士以“文”的理念来处理“武”的问题，并将军事之学的发展置于政权的监控之下，结果是武举与武学成为太学及文举的附属品。

……于是“文”与“武”应分而未分，徒然限制了整个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发展空间。

这是宋代由文士主导的政府无法有效处理军事事务的症结所在。

③
文武分途，以文治武为特征的中国古代文武关系模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帝制政治体系的巩固，秦始皇统一六国，基本上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均以皇权制度为基本体制，因此当时帝王即为国家的合法存在，军队即为国家君主的合法武力，且帝王往往掌握军权，形成军政合一的特质，各代在盛世之际，所有军权都高度由帝王集中操控，[8](P15、50、116、124、160、194、228、276)帝王集权的文武分立，其本意是以期“杜专权、遏乱萌”。

诸如《历代兵制》所称许的唐《府兵制》，即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使兵不识将，将难专兵，总绾兵符者厥为皇帝，使这种模式有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

同时，在皇权至上政治系统中，文武分途的现实也造成帝王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直接控制军队的，从而形成统帅有领导权而无调兵权，军队甚至不置统兵官，以避免将帅尾大不掉，即“统兵者，不过问军政，主军政者，不任征伐之事”，已为中国文武关系不稳定进而影响到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

特别是在各朝代乱世到临时，这种文武关系制度设计便显出它的不足之处。

每逢此时，地方或派系的武力逐渐兴起，最后终能挑战或瓜分中央军备，尤以东汉之军制发展，将军权移至重臣、分割到地方，造成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等数百年的战乱世局。

而五代十国的乱象，同样基于军队无法落实中央化的原由。

[9](P49)[10](P1-25)
二、中国近代文武关系研究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军事力量为先导，打开封闭将朽的清帝国的国门，清帝国内部也发生了剧变。

在文武关系方面，就是中央文官政府对财政、军队控制权的衰弱，与之相对应的是地方财政和军队的兴起，地方财政军事权力不断上升，军人集团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

[11]不过，辛亥革命之前，军队（特别是湘军、淮军等地方军队）与中央文治政府还处于同一套政治体系与意识形态之中，尽管存在权力上的消长，但没有形成根本上的冲突，还是一种拱卫与被拱卫的一体关系。

同时，这仍标识着传统文武关系不足的，是其可能衰落或崩溃的预兆，正如后来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成为整个近代中国梦魇的地方军事力量兴起与中央文治政府衰落的滥觞。

辛亥革命后，传统的文官控制军队模式破碎了，军队从此进一步深深卷入并影响着社会政治的变迁过程。

文武关系的变迁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国家现代性成长的重要变量。

[12](P4-26)不过，对传统文武关系模式崩溃的具体历史过程研究证明，文武关系的变迁并不是一种军人压制文治努力而全面干政、主政的单线进程，而是在文武博弈中，“武”的方面基于实力、制度等多种因素而暂时取胜的结果。

原来国内一般把袁世凯任总统简单地说成走向军事统治，认为袁世凯是
100 --
近代军阀乱政之父。

然而，早在1970年代，美国学者杨格研究了袁世凯总统任内历史，认为就全国范围内而论，袁世凯曾企图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其中一点是想确保文人居于军人之上。

虽然袁世凯最终未获成功，但可以把他任总统看成不是选择军事统治，而是选择建立中央集权的文人政治的一次尝试。

[13]麦科德沿着杨格的思路对湖北和湖南两省进行了具体考察，试图说明革命后的各省政权都曾表现出他们不选择军事主义而选择文人政治。

在这些省份，文人政府未曾轻易被瓦解。

相反，所建的各省政府从辛亥革命前十年就存在士绅政治的扩展中获得了政治权威。

这些本质上属文人政治的省政权，不是滋生军阀的温床。

相反，他们在有意识地、有成效地起着作用，防止军事支配政治或控制政府。

因此，从这些省份来看，并不意味着军事主义是帝制崩溃的唯一后果。

所以，要寻找近代军阀主义的根源，不必过多地朝着辛亥革命，而要更多地朝着革命后期多种政治选择的不成功这个方面寻找——
—这种政治选择至少有一段时期似乎为文人统治的延续性的绝对优势作出了许多承诺。

[14](P35-62)可见，在省级层面上，军方和文治政府之间短时间内还是存在博弈的。

一般说来，辛亥革命被简单地看成是制造了一个政治真空，导致了中央和地方文人政府的崩溃，使军人不仅有了夺取政权的机会，而且也使他们实际上成为掌握政权的唯一力量。

[15](P348-352)但麦科德的研究表明，正是在上述文武博弈的背景下，而不是在一个政治真空中，军事主义和军阀主义才开始生根发芽的。

不过，后来的历史结果却是北洋军人集团的兴起，[16]地方军事实力派把持了地方权力，不断进行混战，中央政府也由各派北洋军人轮番上台掌权。

到北伐前，地方军事实力派大体有了新的统治区域。

④[17]](P73-90)不过，此时恢复“文治”的呼声仍然存在，“打倒军阀”成为北伐战争的有力号召。

如杨天宏的研究表明：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偃武修文”呼声高涨。

在地方政治层面，“文治”倾向表现明显。

中央政府也采取措施，恢复“文治”。

不过，对于北伐前夕北方军阀统治区域内文武关系的变化，尚不宜估计过高。

军阀标榜“文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

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主张“文治”的人往往是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具有“文”的色彩的军阀身上。

中国政治因此出现了相当普遍的军阀政客相互为恶的局面。

与北方形成对照，南方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则出现了顾维钧所说的“文武合流”的重要变化，“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慎重提了出来，“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内容。

[18]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认清了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于是吸取教训，借鉴苏联的以党领军的经验，领导国民党着手建立“党军”。

⑤以党建军、领军、治军为核心的“党军”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武关系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力量——
—政党与现代武装力量在中国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国民党“党军”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研究者们的一个关注点，徐勇、李纳等学者追述了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政党领军”的认识及其努力建构“党军”的过程。

国民党的“政党领军”为中国现代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通过建立了跨地域的政党军队，成功为消除混乱割据，完成国家初步统一并建设国家军队奠定一种可行模式。

⑥不过，国民党的“党军”建设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后，党权名存实亡、军权膨胀并支配党权，[19]军队名为“国军”，但在相当程度上是蒋介石的“私军”，⑦[20]与此同时，地方军事实力派仍然存在，实际形成了以军驭党和一体多元文武关系。

最后军权不但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支柱，同时还侵蚀着党权和政权的合法性，又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走上宪政之路的一个障碍。

[21](P24-27)
与国民党“党军”模式最后失效的结局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党军”模式取得巨大成功。

徐勇、郭太风等人阐述比较了两党处理党权与军权关系上的历史与差异，[22](P14-20)[23](P61-68)指出同为“政党领军”模式，其成败关键在于党是否拥有对军队的制度化控制权，并将其政治纲领灌输到军队中去，培养起军队对政党的忠诚，来取代军队对私人的忠诚。

这是决定国共两党两军的不同命运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在选择“以军制党”还是“以党制军”时就已经埋下了胜负的伏笔。

就中国近代文武关系的整体考察是新近的一个观察点。

笔者曾对20世纪中国的三种文武关系模式与国家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做过初步考察，[24](P4-26)核心观点是：在传统中央集权式国家解体后，中国面临着三重危机，既政治权威、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主权三个层面的危机。

这也是近代中国要完成国家转型面临的必须解决的三个宏观层面的重大问题。

多头军权政治中，职业化、组织性很强的军人集团尽管成为唯一的有组织的社会集团，但它只有现代职业化军队之外形，而无现代职业军人之精神。

其私有化、封建性、流寇性使得它既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政治权威，又缺乏政治制度化的能力，亦无系统化意识形态，更无外拒列强之可能，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物质方面和意识信仰方面的联系纽带断裂，造成了整体性无序社会与软弱的国家（代表公共权力的中央政府）双重资源枯竭与无能。

多头军权政治从一定程度上向
101
--
封建性（封疆建制）传统国家回归，但又与封建性传统国家中即等级君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不同，更类似于封建性传统国家向中央集权式传统国家转变时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在历史时序上表现出一种逆向性，也就是说它是产生在中央集权式传统国家解体后，而不是封建性传统国家解体后。

这种历史逆向性回归，成为国家现代性成长的障碍。

同时，在某些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因素也在增长。

国民党政府时期，军事强人蒋介石在困境中以孱弱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为法统，以相对强大的军队为根基，建立起了形式上的绝对主义国家政权。

但面对地方实力派别、日本入侵、共产党革命兴起等多方压力，中央政权难以实现实质上的国家统一。

中央军和地方军队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私军性质，政权的内卷化，封建军权扩张，资产阶级分权化要求孱弱等依然存在，国民党又存在多方面的致命弱点，民族、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三个层面的危机没有根本解决。

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基本条件依然没有形成。

民族认同与信仰认同、政治权威认同都没有得到一个皈依。

国家依然具有分裂性、过渡性、复合性特征。

直到共产党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文武关系模式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传统以文制武模式的恢复与重建，削除了以往的集团化军队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了统一的武装力量，使军队由附属于一定个人或派别转向了组织机构严密、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纪律严格的政党，拥有了一个恒久性忠诚对象和组织控制核心。

随着共产党掌权和党政合一的体制的形成，军队对党的忠诚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置换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共产党对军队意识形态的输入和组织控制，使其具有了军官团精神，军队也从20世纪前期的干政角色转变到参政角色，成为革命职业化军队，具备了正常政治体系中军队的基本特征。

它使得断裂多年又冲突着的文武关系最终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也是应对自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面临的总体性危机的一个战略性选择。

此外，徐勇在借鉴西方文武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从“军阀”话语的独特角度，对近代中国军政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整体考察，[25]其重点是作为一种话语的“军阀”与中国军政关系变迁的关系。

作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必然包括国家与民族的不可或缺的可控型武力的复兴。

20世纪中国的“政党领军”的实现过程，是军人阶层从自主介入革命即“无限参与”政治方式，转变为接受政党领导、完成指定性任务，即“有限参与”政治方式的过程。

中国的“北洋军阀”式军人政治曾在过渡时代的周期转型中涌现出来，完成了历史的必然使命，但最终是“政党领军”模式：完成了过渡时代整合军政关系的任务，这是20世纪中国国家体制整合的历史性成就。

三、建国后的文武关系研究
目前，大陆学界对共产党执政后文武关系的研究很少。

笔者在讨论中国文武关系模式与国家现代化时进行了粗略的概括。

由于以党领军模式已经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较完善的制度化路径依赖，所以大部分干涉不是军人对党，而是由党内文官派系将军队或其中一部分引入精英内部的斗争。

“作为党内政治的干预和参与者，军队的干政并没有违背政治领导人的意志，而是被领导人带入政治的”。

文革中，军队干政也是党政治行动的延伸，具有合法性。

而没有引起军事割据，足以说明党军模式的稳固性，即使在党政机构瘫痪的情况下，军队进入政治日常运作并没有导致军事政变，相反军队担当起了在非常时期维护政治和社会基本秩序的角色，尽管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党军一体化传统与战时文化心理深刻地影响了共产党执政后建设国家追求社会发展的途径，革命的一代用革命的手段（如战时动员模式、动员技术）进行国家建设。

建国后采用战时动员模式开展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政治运动，企图实现军事化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理想。

建国后三十年间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党的文官精英用战争经验军事化思维创造出来的动员型国家。

在经济建设上，采取了“军营经济”发展模式。

[26](P4-26)
港台学者对共产党执政后的文武关系的关注与研究更多一些，并及时跟踪国内政治变迁与文武关系之间的关系。

张嘉中从党内高层权力纷争的角度，对从建国到中共十大期间的军队的政治角色进行了梳理，得出一些比较深刻的结论。

如他指出，实际上，军队政治地位的变动，无所谓干政问题，不论军队介入政治的原因如何，他们都受党最高领袖的约束，“党指挥枪”的原则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坚持，它也一样受到军事精英的高度服从。

[27](P393)不过，作者仅仅把这一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看作是权力纷争，而没有看到更多是党内不同的意见而起（如彭德怀对大跃进的看法），这势必影响到作者对军队政治角色的分析，使其有些结论没有史实依据，是通过逻辑演绎而来。

比如，他说军队的政治化与战争无关，只是作为斗争的一种必要的条件，这显然是严重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

有的学者研究了军队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

台湾学者钟延麟考察分析了军队在“大跃进”中的角
102 --
色，[28](P57-68)认为军方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参与甚为积极，活动内容也很丰富。

军方在各地对大跃进的投入和参与，为其介入与关心地方事务，扎下隐而不显的基础，提供了军队在日后地方建设甚至地方治理上过问的渠道和发言权力。

对60年代后期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三支两军”等工作间接提供了顺利推动的土壤和环境。

随着中国全面改革和转型、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代际更替、统治官僚由革命一代向技术一代转化，军队的政治角色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军队退出了以前承担的非军事角色，更加专注于本身的职业化和现代化，[29](P57-80)这基本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军关系研究者的共识。

就军方参与政治决策的领域而言，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决策领域（如军事战略、国家安全、外交）中，党内文官精英更依重于军队，军队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基础，拥有更多发言权。

⑧[30]与此相反，在非军事方面的决策，军队发言权逐步缩小。

以前，军队卷入社会事务多是扮演了党控制社会工具的角色，现在则一般以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出现，如提供重大危机救援（抗震救灾）、重大工程建设（青藏铁路铺设）或活动（奥运安全保卫）等。

由于军队本身是一个具有浓厚色彩的政治集团，所以其执行某些国家公共职能，提供某些公共产品，也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军方的这些活动主要政治影响是可以直接提升社会对国家和军队的认同，以及军队社会形象与声誉，增加政治合法性。

四、反思与前瞻
从上面的概述中不难看出，尽管已有学者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整体而论，国内文武关系研究还处于经验描述的初步阶段，还很不深入。

（一）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1）近三十多年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才开始重建与复兴，加之政治学界与军事学界、历史学界之间被学科划分和研究者的经验所区隔，军事政治关系基本没有进入专题性研究领域，缺乏深入的分析与论述。

国内对军事组织及其活动的研究，或偏重于从纯粹的战争与军事角度论述，或集中在历史学和国际政治领域，缺乏从政治学角度整体上来把握军队的组织制度特征、功能及其活动的影响，以及军事组织与其他政治组织复杂互动关系等。

（2）文武关系，特别是现当代文武关系是比较敏感的问题，许多研究只是基于意识形态化的宣传，而没有向历史与实际的文武关系掘进。

（二）国内文武关系研究的现有成果基本上是由历史学者完成的，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是尽量客观地细致描述某一历史时段的文武关系。

这些研究本身存在某些不足，如没有把历史上对文武关系的认识与真正的文武关系实践适当分离开来，而是把文武关系的认识史与实践史混淆在一起，这样提供的文武关系图景有可能是混乱模糊的。

当然，将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使之相互印证，去伪存真的历史描摹还是有助于我们廓清具体文武关系的来龙去脉的。

如果说这一不足能够比较容易在研究中弥补，那么由于历史学科和视野所限，历史学者缺乏了解政治学特别是文武关系的基本理论，则是相关研究的软肋，使之难以在理论水平提升和理论创新方面有所作为。

这使得政治学中的主要研究理论方法，比如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结构-功能方法、国家-社会视角等都没有被运用来研究文武关系，⑨[31]这势必会影响既有研究的深度和说服力。

如台湾学者许祯元在分析古代文武关系不稳定，容易导致军队干政的原因时指出，“中国历代王朝的崩溃，常导源于无法控制军队，而军队不受控制，又导源于士兵知识的匮乏……未能建立专业的次级文化，使得军人阶级意识不明，有朝廷而无国家，是军队反噬的最大原因。

”[32](P1-25)显然，把古代中国军队干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没有形成军队的职业文化与忠诚于国家的意识，没有分析当时军队缺乏职业文化与国家忠诚意识的深层根源，是有失全面和深刻的。

（三）不加分析地把现代的军队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概念与思路直接用来分析不同时空的其他文武关系也是危险的。

如有的学者用西方学者亨廷顿、芬纳等人的文武关系理论模式分析近代中国的军队和共产党体制下的军队与政治的关系，得出中国军队现代化会挑战“政党领军”模式的结论，而忽略了军队的职业化与现代化长期以来都是在稳定的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总起来说，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党选择控制第一，在控制下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与专业化，以提升其作战效能，Ellis Joffe非常准确地把解放军描述为“具有专业特征的党军”。

[33](P36)中国军队仍是党领导下的政治体系的一个组织，在党严格控制下的军队能在现有制度结构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主性利益集团”，不具有全面影响中国政治正常运行的自主性，更不可能向党领导军队的相反方向发展。

同时，由于上述为数不多的对各历史阶段文武关系的研究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能够进行相互交流和建设性批判的领域。

（四）任何时期的文武关系都涉及文武关系两个方面，同时又处于更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场景与不断变迁的时间隧道中。

因此，要深入研究和理解文武关系，就不能单研究文武关系本身，而需要研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