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高校基建投资努力程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地方高校基建投资努力程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
数据的实证分析
曹淑江
【摘要】利用1997-2006年分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高校扩招和学校财务自主权的扩大、政府官员之间的政绩竞争和腐败是影响我国地方高校基本建设投资积极性,导致地方高校努力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重要因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支出水平越低的地区,高校自筹经费比例就越低.只有合理界定高校自主权的范围,制定科学的高校领导干部考核标准,加大反腐败力度,才能把高校基本建设维持在合理的规模上,控制高校债务规模.
【期刊名称】《江苏高教》
【年(卷),期】2011(000)002
【总页数】4页(P36-39)
【关键词】高校基本建设投资;自筹经费;影响因素;面板数据
【作者】曹淑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47
二十多年来，我国地方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地方高等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与此同时，我国地方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各地地方高
校都在努力扩大基建规模，导致地方高校基建规模和负债规模过大。

高等学校基本建设经费包括财政预算内经费和学校自筹经费两部分。

高校基本建设投资的多少取决于政府和高校两个层面的决策，预算内基本建设经费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自筹经费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各个高校决策，取决于高校自身的努力程度。

高校自筹基建经费的比例，体现了高校基本建设投资努力程度，我们把这一比例称为基建投资努力程度。

本文主要考察地方高校基本建设投资努力程度的影响因素。

1997－2006年期间，我国地方高校自筹基建经费和基建经费都在迅速增加，这两类经费数据在表1中给出(不含西藏)［1］。

表2中给出了地方高校自筹基建经费
占基建经费比例，从1997年到2005年，地方高校自筹基本建设经费占基本建设经费的比例逐年提高，2005年达到了81.45%。

这表明地方高校的大部分基本设
经费都是学校自筹的。

我们先从理论上来分析影响地方高校基建投资努力程度的主要因素。

第一，高校扩招和高校自主权扩大(尤其是财务自主权)可能是导致基建经费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高校扩招和高校自主权扩大是影响地方高校基建投资努力程度的重要因素。

1999年之后，由于高校扩招幅度较大，在校生增加较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资源紧张，高校迫切需要扩大基建规模，缓解基础设施短缺的压力。

但是，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经费远远不能满足学校基本建设需求，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学校的财务自主权，扩大学校自筹资金的渠道来暂时缓解矛盾。

政府鼓励高校自筹经费，把部分投资责任从政府转移给了学校，允许学校负债经营，鼓励学校大规模地向银行贷款。

高校在筹集经费、使用经费、校园建设规划等方面的自主权扩大，高校自身的决策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

在高校扩招的同时，如果政府财政拨付的基建经费很充裕，如果高等学校的财务自主权很小，自行决策的权力空间很小，也不能促使高校领导努力筹措基本建设经费，
学校也无法筹措更多的基建经费。

如果不允许高校负债运行，不允许高校从银行获取借款，学校也就不能筹措到如此多的自筹经费。

只有在自主权相对较大的情况下，高校才有可能自主增加基建经费支出［2］。

第二，高等学校之间、高等学校领导和同级别的其他干部之间的竞争，也会激励地方高等学校努力筹集基本建设经费。

我国的高等学校虽然是事业单位，但是，学校领导的提升、考核和激励都纳入我国党政干部考核系列，按照同行政级别党政干部进行管理。

地方高等学校领导大都是正、副司局级干部，属于省委组织部管理的干部。

由于高校领导可以在不同的高校之间、高校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调配、晋升，高校领导之间、高校领导和相近级别的其他行政干部或者事业单位领导之间存在竞争。

政绩是决定干部是否被提拔、晋升的重要因素。

这促使高校领导努力创造工作成绩，在学校发展和学校建设上下功夫。

这也是一种在上级党委或者上级政府主导下的“标尺竞争”，正如在中央领导下，省市领导之间展开的“标尺竞争”一样［3］。

高校领导受党和政府委托，担负学校发展的领导工作。

作为代理人，高校领导所面临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是多重的，既包括教育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包括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办学条件的改善等。

这些目标和任务的性质特点是不同的，这些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资源的竞争。

例如，在经费和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把经费用于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后，用于基建的经费就会减少，学校领导必须在多种目标中进行权衡选择。

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学校领导会根据各种目标和任务的特点，结合自己的任职期限做出选择。

从教育质量的可观测性方面来说，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不容易掌握，可观测性差，信息披露不充分。

这是由高等教育服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提高一所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所产生的效果不容易被外界所观察到，提高科研水平所付出的努力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后才能显现出效果，而高校领导的任期大都有限，这会大大降低高校在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增加经费支出的积极性。

但是，高校的基础设施改善容易被外界所观察到，基本建设完成的周期较短，短则一两年，长则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根据Holmstrom和Milgrom的多目标多重任务委托—代理理论［4］，这会提高高校领导在基本建设方面增加支出的积极性。

当代理人具有多种不同的目标和任务，而且不同目标和任务监督的难易程度不同，各种任务的可测量程度、可观察程度不同的时候，对于易于测量、监督的目标，代理人付出的努力较多，这些目标任务完成得较好，甚至会由于过度激励诱使代理人在这些目标和任务上做出过度努力，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所以，高校领导之间、政府官员和学校领导之间的工作成绩竞争，在高校中往往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

竞争越是激烈，在高等学校基建投资的努力程度就越高，甚至会挤占教育教学经费支出。

第三，反腐败程度(或者腐败)也是影响高等学校基本建设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之一。

美国学者Paolo Mauro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各国腐败情况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5］，发现腐败与政府教育支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腐败越严重，政府公共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比重越低。

原因在于政府官员从不同的支出中获取贿赂难易程度的不同。

腐败的政府会将更大比重的支出放在容易收取贿赂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从而降低公共支出中教育支出的比重。

由于我国高校的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在高校中发生腐败现象。

高校领导从高校的不同类型学校支出中获取贿赂难易程度是不同的。

显然，在教育教学方面支出获取贿赂比较难，而在学校基本建设中获取贿赂比较容易。

这会激励高等学校领导努力自筹经费，扩大学校基本建设支出;反腐败必然会降低学校自筹经费的努力程度。

第四，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对高校自筹经费占基建投资的比例有影响。

在其它条件同样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财政支出水平高的地区，高等学校从政府获得预算内拨款就可能比较多，从这一方面来说，会降低
高等学校自筹经费占基本建设经费的比例;而在财政支出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高
的地区，高等学校也容易通过自身努力，筹措到基本建设经费，从这一方面来说，自筹经费所占比例又可能比较高。

从理论上难以确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对高等学校自筹经费占基建经费比例的影响，需要做实证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1)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能提高高校基本建设投资努力程度。

(2)腐败会诱使高校扩
大基本建设，反腐败必然会降低高校基本建设投资努力程度。

(3)高校扩招和高等
学校财务自主权扩大，能提高高校基本建设投资努力程度。

(4)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水平越高的地区，高校自筹经费占基建经费的比例越低。

(5)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
地区，高校自筹经费占基建经费的比例越高。

1.基本计量模型
根据我们研究的问题，参考Mauro建立的模型［6］，我们建立如下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来检验关于地方高校基建投资努力程度影响因素的假
设:EZit=β0+β1PGit+β1PGit×PGit+β2FEit+β3JZit+β4FFBit+β5DKit+εit (1)
这里下标t代表年份，i代表区域;其中，EZ是各省、市、自治区地方高校自筹经
费占基建经费的比例，也就是高校基建投资努力程度;PG表示各地区人均GDP;FE 表示各地区财政收入水平;JZ表示各地区竞争程度;FFB表示各省的反腐败力度;DK
表示高校财务自主权虚拟变量;ε表示模型中未考虑到的其他影响基建投资的因素。

2.各个变量及其指标定义、数据来源
(1)地方高校基建投资努力程度(EZ):地方高校自筹基建经费占基建支出的比例。

数
据来源于1998－2007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高校扩招和高校财务自主权虚拟变量DK:2000年是我国高校财务自主权扩大的一个转折点，2000年自主权扩大之后DK取值为1，2000年之前DK取值为0。

(3)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JZ):不同地区之间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竞争。

一个地区三资企业的税收占该地区总税收的比例(JZ)代表了该地区吸引外资的努力程度［7］，从而可以描述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该指标值越大表示该地区官员之间的竞争越激烈。

由于高校的领导要参与地方政府同级别行政官员的竞争，这些指标也反映了高校领导与地方官员之间、高校领导之间的竞争程度。

计算该指标的数据来源于1997－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4)反腐败力度指标(FFB):参考张军、高远等提出的研究指标［8］，本研究中我们
使用的是“每万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的对数”来反应各地区反腐败的力度。

计算该指标的数据分别来源于1997－2007年《中国检察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5)经济发展水平(PG):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

在进行分析时，对数据按照物价指数进行了调整。

具体操作如下:以1994年为基数，按1994－2006年的价格指数
换算成按1994年的不变价计算的数据。

数据均来源于1995－2007年《中国统
计年鉴》。

(6)财政支出水平(FE):本研究中，我们主要用一个地区的地方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
人均财政支出的比例度量该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也可以说用全国人均财政支出水
平作为单位，来度量各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水平。

该指标根据财政支出数据计算而得，有关财政支出的数据均来源于1998－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1.基本模型的分析结果
由于缺少2006年的部分解释变量的数值，我们的分析基于1997—2005年分省
的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共有270组观测值，高校基本建设投资努力程度(EZ)的算术平均值是0.609，最大值是0.965(2004 年，河北省);最小值是
0.011(1998 年，上海市)，极差率达到1.568。

我们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分析。

首先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发现该模型适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而不适合固定效应模型。

基本模型(1)的数据处理结果
分别如表3所示。

表中回归系数右上角的＊＊＊、＊＊、* 分别表示在1%、5%、10% 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括号中数值为t统计量值。

现在我们逐个分析各个因
素的显著水平和影响大小。

高校扩招和高校财务自主权变量DK:高校自主权扩大变量FE的系数是正的，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很大.表明在控制住其它变量的情况下，2000年高校财务自主权的扩大，使高校自筹基本建设经费占基本建设经费支出的比例提高了近
20个百分点。

政府官员的竞争JZ:竞争变量的系数是正的0.2602，竞争对高校自筹经费努力程度的影响是正的，而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

竞争变量指标的全国均值是
0.1292，最小值是0.0061，最大值是0.5110。

在控制住其它变量的情况下，如
果该指标增加0.1，那么高校自筹基本建设经费和基本建设经费支出的比例提高
2.6个百分点。

反腐败:反腐败变量FFB的系数显著为负，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在控制住其
它变量的情况下，提高反腐败力度能降低高等学校自筹经费的努力程度。

但是，反腐败变量的系数比较小，反腐败力度提高一倍，高校自筹基本建设经费和基本建设经费支出的比例降低约4个百分点。

另外，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变量F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住其它变量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越高的地区，高校自筹经费比例就越低。

政府财政支出越高，政府为高校拨付的经费可能越多，学校要自筹的经费就较少。

这是容易理解的。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校自筹基建经费占基建经费支出的比例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效果需要根据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
计算出来。

在人均GDP达到近48000元之前，高校自筹基本建设经费占基本建
设经费支出的比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我国所有的省市都处在人均GDP48000元这一水平之下。

2.地区差异的分析
我们把全国分为三个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包括我国西部大开发所包括的省、市、自治区: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新疆、云南、重庆、四川、贵州、广西、内蒙古;
东部地区包括沿海省市辽宁、河北、天津、山东、北京、江苏、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

通过在方程(1)中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以及地区虚拟变量和各个因素的乘积交叉项，
分析自筹经费比例的地区差异以及各种因素对自筹经费比例影响的地区差异。

分析表明，中部地区虚拟变量和高校财务自主权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显著是正的，系数是0.13697，表明中部地区高校财务自主权的扩大对自筹经费比例的影响高于其它地区，高出值达到13.7个百分点。

这主要是由于原来中部地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相
对滞后，扩招之后，需要更大规模的学校基本建设所致。

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都表明，高校扩招和财务自主权的扩大、政府官员和高校领导之间的政绩竞争、腐败(反腐败)是影响我国高校基建投资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是导致我国地方高校努力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支出水平越低，这个地区高校的自筹基建经费比例就越低。

十多年来，我国各地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问题。

许多高校基础设施建设追求奢华的标准，求大、求全、求洋。

部分高校盲目铺摊子，极力扩建新的校区，形成了我国高校巨额债务负担。

这是我国高校财务自主权过大、学校领导的政绩考核标准不合理、腐败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比较大了，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们需要稳定高校基建规模。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合理界定高校自主权的范围，并不是学校自主权越大越好。

过分扩大高校财务自主权，允许学校负债经营，软化了高校的财务预算约束。

其后果是过分激励学校努力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我们要完善高校干部考核标准，真正把学校领导的注意力吸引到教育教学质量的提
高方面来。

同时，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清除高校基建工作中的腐败现象。

只有这样，才能把高校基本建设维持在合理的规模上，并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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