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交融：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逻辑”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月
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Phi&Soc Sci)
Jan.,2018　
收稿日期:2017-10-29
作者简介:徐勇(1993-),男,在读硕士㊂主要从事基层治理研究㊂
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交融:新政治人类学的 权力逻辑”
徐　勇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从人类学的发展阶段来看,人类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是记述表现人类社会风土人情的学科,人类学对政治生活的关注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㊂在文化人类学产生之前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这一阶段中,人类学研究中涌现出部分人类学者开始重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非正式权力现象,人类学展示了政治化的倾向,文化人类学之后,政治化的倾向愈发明显㊂文化人类学阶段,人类学研究与政治的结合催生了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政治人类学㊂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在于无国家社会中,政治权力的运作与亲属制度㊁继嗣等分不开关系㊂新政治人类学打破传统政治人类学学科时间㊁空间的界限,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人类学社会 权力”的产生㊁分配和异化,在新政治人类学之下,人类学和政治学交汇融合㊁取长补短,为人类社会 善”的追求而不懈奋斗㊂
关键词:政治人类学;权力;新政治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8)01-0039-04
Integr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Logic of Power of Neo -Political Anthropology
Xu yong
(Mphi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is a discipline describing the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 of human societ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Anthropology's attention to political life has also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scratch.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19th century,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some anthropologist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l power existing in human society,Therefore,Anthropology shows the tendency of anthropology politicalizing.And after Cultural Anthropology,the trend of anthropology politicalizing became more and more obvious.In the stag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combin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gave birth to the branche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Political Anthropology.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lies in the non-state society.And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kinship system and descent system.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 breaks the bounda⁃ries of time and space in traditional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d focuses on the creation,distribution and alienation of "powers"of hu⁃man society.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converge,and they learn form each other
and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for the pursuit of "goodness"in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Political Anthropology;Power;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
从人类学的发展阶段看,人类学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是记述表现人类社会风土人情的学科㊂古典人类学家就如何实现人的价值以及人类社会该往何处去进行了诸多的努力和探索㊂透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认为人表现出群体性的特征㊂人类从产生到演变的过程中,会逐渐群体化㊂群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是规范群体行为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隐藏在人类社会背后,成为约定俗成的规范群体行为的准则㊂人类学家对人类社会风土人情的研究不可避免涉及到群体组织运作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生成基于共同体内权力的分配,任何群体存在的地方都有权力要素的存在㊂权力即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对他者具有控制能力的因素,人类学的研究与权力因素密不可分㊂人类学最早的研究起源于对人体格特征的关注,即体质人类学㊂文化人类学阶段为顺应殖民政治的需要,人类学家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原始
　的非洲部落群体,发现非洲原始社会中没有现代化国家以及政府存在却能够保持有序的运转这一奇特现象㊂在此之后,人类学研究转变为无国家原始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研究的转变与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主义紧密相连㊂文化人类学阶段的人类学表现出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浓厚兴趣,在此阶段人类学与政治正式结合㊂伴随人类学政治化的演进,人类学在20世纪后期进入反思批判的后现代人类学阶段㊂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从过去单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㊁客观性到注重自由㊁平等㊁多元等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观层面,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聚焦于人类社会最终命运这一永恒的政治哲学命题,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㊂
一㊁人类学的政治之根
(一)古典哲人的政治情怀
传统古典人类学阶段,人类学主要侧重于记述人类社会的风土人情,以故事化的方式记录民间的奇人异事㊂在人类学的学科传统中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政治现象的著作,即使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分配,人类学家潜意识里也没有将其视为人类学研究政治问题的写作文本㊂但是,许多古典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权力领域,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现象㊂人类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渐渐表现出政治化倾向,例如弗雷泽的‘金枝“㊂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关注并不仅仅始于弗雷泽等学者的研究,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为古希腊先贤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他们的探索为政治人类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㊂
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㊂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㊂”[1]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㊂人倾向于群体生活,并且群体生活的形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政治生活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是在某种 善”的指引下做出的,而城邦的形成是个体 善”的结果㊂古希腊是由各种城邦组成的,因此政治生活便是城邦生活㊂亚里士多德不仅一直在探索人类的本质,还一直在思考如何使公民更有效参与到城邦政治生活中㊂ 每一个城邦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 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 城邦’即政治社团㊂”[2]人们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是为了追求 善”,并且实现 善”, 善”即更加美好的生活㊂黑格尔在评价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时认为: 真的,他是那样重视国家,以致他的出发点乃是把 人’的定义规定为 政治动物㊁具有理性的动物’㊂”[3]除了将人定义为 政治人”外,亚里士多德还将人看成是 理性人”, 人就是这样一类动物,在一切生物之中,就我们所知所识的而言,唯独人为赋有神性,或至少可说,人比之于其他动物为较赋于神性㊂”[4]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 神性”是 理性”的最初表达,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神性”的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特征㊂只有理性才能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的生活,只有理性才能使人获得最高的幸福,实现 善”的生活㊂理性使得人摆脱了动物的生活习性,具有了思考的能力,在 善”的驱使下,人开始为自己幸福的生活努力奋斗㊂ 善”的实现需要以城邦为载体,通过城邦政治,实现公民 善”的追求㊂亚里士多德时期关于 人”的探索体现了古希腊人最初的政治人文情怀,古希腊人不再仅仅满足于思考人的本质,同样在不懈地探索着如何实现城邦人幸福生活的可行路径㊂德瓦尔曾经说过: 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㊂”[5]在现代人类社会诞生之前, 政治”之根早已深埋人类血液之中,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学的引导,人类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景一直深藏在人类内心深处㊂
(二)近代古典人类学家的政治关怀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人类学政治化开始于19世纪马林诺夫斯基㊁福蒂斯和埃文斯㊃普理查德等功能主义人类学家之后,并且在时间上以1940年‘非洲的政治制度“的出版为其诞生标志㊂早在19世纪之前,已有著名的人类学家探究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力现象㊂1890年,弗雷泽出版了其人类学著作‘金枝“,他以内米湖畔一个古老的习俗为主题,通过对 巫术-宗教-科学”三者关系的探讨,揭示了早期原始社会政治权力产生㊁异化和更替的原因和过程㊂
弗雷泽通过研究大量古代文献和传说,得出阿米起亚丛林中的祭司是早期王权的象征,拥有极大的权力,且这种权力与祭司所掌握的力量紧密相连㊂弗雷泽通过大量例证,得出: 祭司在远古时期往往和国王和巫师是一身多任的,金枝上寄存着国王的灵魂,国王一旦年老体衰,就须让位给新的国王,自己则通过各种方式退位㊂”[6]内米湖畔的原始人认为,世界由某种超越自然力量所支配,超自然力量来自于神灵,但神灵不能直接显现于人间,他需要借助于某种媒介,这种媒介就是森林中的祭司㊂祭司通过巫术传达神灵的旨意,由于祭司有着超越一般人的特征,所以他拥有超越常人的权力㊂祭司在潜移默化间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些人围绕在祭司周围形成以祭司为首的祭司群,祭司成为实际意义上的 帝王”㊂然而弗雷泽认为巫术是一种伪科学,巫术是一种被人为扭曲的自然法则组织而成的体系㊂ 巫术的严重缺点,不在于它对某种由客观规律决定的事件程序的一般假定,而在于它对控制这种程序的特殊规律的性质的完全错误的认识㊂”[7]巫术的内在缺陷使其不能长久存在,随着民智的开启,巫术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在民众当中,经过相当长时间成长,人类中出现许多有识之士,他们拥有智慧,能够辨别巫师的 拙劣伎俩”㊂因此,巫师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宗教便取代了巫术的地位㊂弗雷泽关于早期原始社会巫术的研究正是古典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典型例证㊂弗雷泽通过对原始社会巫术的研究涉及到了因巫术引起的原始社会权力分化问题,涉及到早期人类 王权”的产生与起源,开启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先河㊂
二㊁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交汇与融合
(一)传统人类学的政治关怀
自科学民族志以来,人类学政治化的研究便将聚焦于人类学科学的研究方法上㊂20世纪70年代,民族志研究 科学性”视角发生转变,人类学研究进入后现代反思人类学阶段,后现代反思民族志在民主㊁自由㊁平等的更高价值理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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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人类社会的终极走向,人类学民族志的反思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 善”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人类学与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走向重合㊂
马林诺夫斯基时期,人类学还处于主流学术圈边缘㊂为了发展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与英国殖民当局联系,为田野研究筹措资金㊂人类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即民族志,给殖民当局进行殖民统治提供了新的视角,人类学家在文化差异性和相对性指导下,通过研究殖民地社会习俗㊁风土人情等为殖民当局提供政策建议,人类学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结合㊂福蒂斯和埃文斯㊃普理查德于1940年出版‘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在学理意义上正式开启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先河㊂ 他们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侧重研究政治制度的结构及其在社会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进而把具有相同结构和功能的政治制度划为一类,从而开启了人类学研究政治制度的分类之先河㊂”[8]福蒂斯和普理查德在非洲传统社会田野研究基础上,发现非洲社会存在大量不能根据传统政治学进行解释的政治组织形式,在该书的导论中,他们便直言: 我们并未发觉政治哲学家的理论有助于理解我们所研究的社会,而且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没有什么科学价值, ”[9]于是,他们在‘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导论中将政治制度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中央权威和司法机构的原国家;二类是没有中央权威和司法机构的无国家社会㊂”[10]福蒂斯和普理查德发现非洲社会存在着大量无国家社会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与亲属制度㊁继嗣群等密切相关,福蒂斯与普里查德想了解无国家的非洲社会是如何通过世系群和氏族来维护政治秩序㊂他们在实地研究时虽力求摆脱殖民政治的影响,但还是在研究基础上给了殖民当局政策上的建议,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并不适合非洲社会,传统非洲社会基本上是通过姻亲的方式联系起来的,婚姻以及亲属制度在非洲社会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㊂因此,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非洲社会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形式依赖于人类学田野研究的调查㊂‘非洲的政治制度“分析了没有政府和正式规章制度的社会何以能掌握大量社会资源以及运用何种手段维持社会平衡的问题,福蒂斯和普理查德为研究无国家社会的 政治组织”作出极大的贡献㊂
人类学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不同于传统政治学,传统政治学的政治研究对象在于已经产生系统㊁完整的国家制度体系,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在于没有正式规章制度生成的权力运作形式,如部落㊁宗教乃至一般家庭产生的权力运作形式,政治人类学为传统政治学开拓了新思路㊂
(二)阐释人类学:人文价值的回归
就文化人类学而言,人类学家将田野调查视为 科学的试验”,民族志文本被人类学家视为 文化的科学”㊂[11]然而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的优良传统受到了普遍质疑㊂这场人类学遭遇的空前危机与20世纪60年代殖民主义浪潮密切相关㊂由于文化人类学有其殖民主义的前科,各殖民国家的独立,使得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岌岌可危㊂对人类学的质疑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人类学学术圈同样存在许多质疑之声㊂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主体难免会受到自身知识背景㊁生活环境影响,要做到完全科学㊁客观难以实现㊂甚至某些人类学家为某些特殊目的,如迎合殖民当局喜好,做出主观臆测的民族志报告,而民族志研究者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掌握者,拥有着对报告的最终解释权,旁人难以考证㊂
为化解人类学危机,格尔兹适时提出阐释人类学㊂对阐释人类学最合理的解释是 解释之上的理解”,狄尔泰和韦伯认为: 理解可以察知并重塑别的个体的精神世界并发见别人主观世界的概念以及其行动的原动力,可以在你中再次发现我,置你入我,设身处地㊂”[12]在主客体平等的前提下,人类学家不再带有色眼镜,不再作为 研究者”,作为价值中立的观察者,在民族志研究基础上,对民族志书写的文本做二次解构与祛魅,发现文化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㊂格尔兹批判了传统民族志只重视研究者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的物理特征,强调注重文化背后的意义,人文价值在阐释人类学时期得以重塑㊂格尔兹认为,不能简单地强调民族志工作者的主体认知性,客体同样重要,建立从客体内部理解文化的方式是极其重要的㊂ 培养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也就是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出发,以文化持有者的概念㊁语言去表述文化,去阐释其社会心理㊁思维方法㊁价值观㊁审美观和世界观,进而去阐释其文化内部的成员是如何通过这些被赋予公共意义的符号来交流自己的世界观㊁价值观和社会感情的㊂”[13]而这种方式的实现需要借助于 深描”来实现㊂深描不仅要将观察到的现象客观㊁真实的呈现出来,还要阐释现象背后蕴含的意义㊂
阐释人类学认识到了文化背后的重要意义,强调人文价值的回归,人类学的人文精神得以重塑㊂阐释人类学解构文化背后的含义,其目的是为更好再现文化更深层次的含义,从而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其价值取向与现代政治学追求人类社会自由㊁平等㊁民主等价值理念不谋而合㊂
三、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因素
(一)新权力观
传统政治人类学以1940年‘非洲的政治制度“出版作为政治人类学诞生的标志,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无国家初级社会的政治制度,新政治人类学突破传统政治人类学学科界定的界限,将传统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拓展为对人类社会权利因素的研究,在新政治学人类学学科思想下,权力指影响并控制他者的能力,权力成为新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核心㊂传统政治学中,权力与国家㊁政府等密切相关;新政治人类学中,权力无处不在,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存在权力,就会产生政治,人类社会的政治性伴随人类社会而生㊂正如莱特斯㊃瑟罗所言: 没有哪个重要的人类群体曾经生活在个人主义原始状态中,也没有哪一群野蛮人会聚在一起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决定一个政府,只要人类存在,政治或政治组织就会存在㊂”[14]在新政治人类学权力论之下,其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围变得更加宏大,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极大拓展,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㊂
在新政治人类学学科视野下,人类学政治化早已有之㊂ 按照考古学家和灵长类学家的计算,在人类学历史90%以上的时间里,人们都是生活在小的㊁简单的㊁平等(相互分
14
　第1期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交融:新政治人类学的 权力逻辑”
开)的群体或部落之内㊂”[15]人们生活在群体之中,便自然而然产生约束群体的制度,从人类文明开始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人类社会逐渐有了不平等现象出现,人类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始终伴随着对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无形非物质资源的控制㊂资源控制的变化总会引起经济基础的分化和重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会伴随着上层建筑的改变: 总是生产条件所有者对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构成了隐藏的基础,支撑起整个社会结构,以及相伴而生的主宰与依赖关系的政治形式,简言之,与之对应的特定的国家形式㊂”[16]权力的演化必然伴随着阶层的变化,群体中阶层的形成导致了权力的异化和分配,从而产生早期群体中的领袖人物㊂
(二)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融合
新政治人类学发展到后现代主义时期,不再仅仅类似于传统人类学时期主要记述风土人情㊁生活习惯等形成丰富的文献资料,在将研究视角转向政治制度背后人的同时,过去单纯与科学化同步发展的传统政治人类学发展到了在权力多元与民主的现代制度框架内追求人类社会终究目标的转变,即追求人类社会的"善"㊁追求实现人类的价值㊂这一研究的转变与现代政治学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相契合㊂人类学政治化是人类学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人类学政治化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理性与人文关怀㊂全球化和现代化将人类纳入共同发展的轨道之中,如何寻求不同人类群体的发展道路成为现实的问题,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为解决现实困境提供了思路㊂"有了人类学的视野,许多国家就能正视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就能在民主化的实践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与改进,以保障民族化在本土的顺利实践与发展㊂"[17]新政治人类学对于政治权力的研究不仅在时间上取得了突破,也从空间上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㊂传统政治人类学发展道路困难重重,虽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仍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责难,认为政治人类学不能被视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具有分散性,研究内容不系统,甚至很多学科概念界定不清㊂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戴维㊃伊斯顿就不认同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他认为政治人类学家不能将原始初级社会中的政治制度与其他的体系做一个很好的区分,研究对象也界定不清,难以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更不用说自成一个体系,伊斯顿认为政治人类学亟需得到一个更广泛的学术意义上的认同㊂
与传统的政治人类学不同的是,新政治人类学打破了传统政治人类学学理上的窠臼,将新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权力,主要研究权力的产生㊁运作及其异化的过程,打破了传统政治人类学1940年界限,将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无限延伸,甚至触及到原始社会权力产生及其运作过程中㊂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之下,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越来越多,世界日益变成一个整体,在传统政治人类学时期与世隔绝的民族几乎已经不存在了㊂新政治人类学适时而变,世界各个民族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求同存异,如何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全球治理离不开新政治人类学,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成为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抓住政治体系变革的关键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变迁过程中,新政治人类学相比于传统政治学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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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董翔薇) 24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