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的悲剧艺术手法

论《儒林外史》的悲剧艺术手法
零陵电大蒋剑中
摘要：《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不足的是有些研究著作往往只注意到作品中的讽刺形象所表现的喜剧性外部效果，而忽略了讽刺形象本身所蕴含的悲剧意义，以及作者是怎样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其悲剧色彩的。

现希望初步探讨了《儒林外史》的悲剧意义，从用喜剧形式表现悲剧，通过人物形象的多样性来表现作者含泪的批判，对传统的结构的颠覆，理想的破灭等方面来体现其悲剧艺术手法。

并且从作者生活经历的角度分析了产生这种悲剧意义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悲剧手法解构批判原因
《儒林外史》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这一问题历来看法较为一致，但同中有异。

鲁迅先生认为，它是一部指摘时弊、讥讽士林的“讽刺之书”。

解放之后的各种文学史和发表的很多研究文章都沿用此说。

但对其主题思想说法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把其把它归结为“讽刺小说”，毋宁把它归结为“具有鲜明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小说”①更为公允。

愚意认为，就作品主要倾向而言，还是鲁迅先生的论断精当。

因为它不仅概括了作品的主题思想，正确的指出了作品的创作特色、而且也注意到作家在揭露封建末世的社会弊端时所抱的严肃态度和所流露的悲戚感情，即作品的悲剧色彩。

很多研究作品只注意到作品的讽刺形象所表现的喜剧性外部效果，而忽略了讽刺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悲剧意义，以及作家通过这些喜剧性的讽刺的形象来揭示的悲剧性的社会本质。

然而对其讽刺性的艺术手法已有很多论述，而对其悲剧艺术手法已有一些作品中谈到。

本文只打算就其悲剧艺术手法谈点粗浅见解。

首先，从选材来讲，作者所选人物，大都是以雍正、乾降年间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它是吸取了史家“实录”的传统，所写人事皆符合事实依据和社会背景。

但“并非是完全写实，如果这样，那就成了机械的反映生活，不管你反映得如何精确，也造就不了优秀的小说”。

②因此“吴敬梓是在‘实录’的基础上，发展了写实的现实主义艺术。

”③在“真实”这一前题下，小说的悲剧性就更深刻了。

虚构的悲剧让人产生同情之心，但会以置事外的心态来面对，而真实的悲剧却发人深思。

这是在继《金瓶梅》之后在写实方面取得更令人瞩目的成熟的作品。

悲剧从来都是和喜剧相对而言的。

但实际生活都是复杂多变的。

吴敬梓选择了用喜剧性的形象来表现其悲剧色彩。

就如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祝福声中死去一样，以乐景写哀景愈见其哀。

同样用喜剧性来表现悲剧色彩也同样达到了这种悲剧性的审美效果。

“二进”是《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

首先看周进，当他进了贡院，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醒来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直哭到口里出血来。

当时的周进已是年岁不小，与它的行为进行对照，却实觉得好笑。

在我们眼里是一种反常的行为，但仔细想想。

当他进了贡院，一刹那间把大半辈子所默默忍受的一切羞辱，结合自己的时运不济，半世坎坷，全都倾泻出来，才会发生那场天昏地暗的大哭。

与周进的哭相对，范进却是拍手大笑，疯喊“中了”，“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

胡屠户也同样引人发笑，在范进中举之前，他见他“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平时他的态度十分傲慢粗暴，每次见面不是辱骂就是教训，甚至后悔不该把女儿嫁给他，“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

当范进考中了秀才，想要借点钱作盘费到省里去参加考试时，竟被他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可当范进真的中举之后，他马上换了另一副脸孔，不害臊地说什么“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想着先年我小女儿
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嫁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这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

其原因，还是鲁编修说的好：“八股文章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④
就因为八股文就因为科举，使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参加科举的儒生们成了奴隶，而其它人也成了科举的奴隶，它成为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尺。

而这成为了可笑又更可悲的社会现实，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是用喜剧式地场面，让主人公像小丑一样上演着一幕幕搞笑场景。

而这些喜剧性的场面是作者从各个角度深入挖掘讽刺形象的否定性性格特征形成的社会原因，从而揭示出喜剧性讽刺形象所具有的悲剧性社会意义。

在《儒林外史》中，作家描写了数以百计的封建文人的形象，在这形形色色的封建文人当中，除了极少数人确是一无可取的丑类之外，大多数人原来基本上也还是老实本分的人。

后来他们虽然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下，思想被禁固了，道德被腐蚀了，成为思想庸俗，言谈迂腐，举止鄙陋的喜剧人物，但在他们身上也仍然保留着某些令人同情的，甚至是美好的品性。

他们给读者的感受是悲剧性的哀怜叹惋。

对批判性人物并非无情的讽刺和嘲笑，而是“笑中含泪“，而这一点通过人物性格的多样性表现出来。

“《儒林外史》以前的中国古典小说，其人物类型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⑤性格的某一主要特征即“类”的共性占主导地位，而人物的个性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或者因“类”的共性过于显目而在一定程序上淹没了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前者如《三国演义》中刘备是“仁”的化身，关羽是“义”的体现；后者如《金瓶梅》虽然出现了宋惠莲、西门庆等圆型人物，但主要人物之一的潘金莲仍然是“淫”这一恶德的代表。

多样性和丰富性包含了更多的思想内容，是一种更深刻更厚重的社会悲剧思考。

现以严监生和王玉辉来说，严监生一生悭吝而又畏怯。

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悭吝人画廊里有名的人物之一。

作品中描写了他如何从几亩薄田积聚十多万家财。

唯恐浪费一滴油、一根柴、坐守钱堆。

看着两根灯草被挑出一根才心安理得地死去。

让人们感到作者给予了他辛辣地嘲讽。

但在描写他追念它已逝前妻时，却倾注了深挚的感情。

卧评体察入微地描写：“除夕家宴，忽然被猫跳翻篾篓，掉出银子来，因而追念逝者，渐次成病，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觉中庭取冷犹存，未发此之可伤可感也。

文章好处，真是在语言文字之外。

”评语中“取冷中庭”虽是借用《世说新语》“惑溺”篇中所记荀粲的故事，然而却包容了作者的亲身遭遇。

在《减字木兰花》词中，吴敬梓就曾叹息“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

”正是由于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倾注了自己的真实情感，才使笔下的人物有思想有感情，在批判和讽刺之余又有同情的泪水。

再以王玉辉为例。

作者笔下的王玉辉，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极深而几乎丧失人的一般情性的迂拙秀才。

他在科举的阶梯下爬不上去，便立下个志向，“要纂三部书”，其中一部就是礼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三女儿恰好就死在这个“礼”字上。

他的三女儿“出阁不上一年多”，死了丈夫，她为了殉节，竟要活活饿死自己。

为礼节而甘愿自杀，已是骇人听闻，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父亲的王玉辉对女儿殉节的打算非但不加劝阻，反而加以怂恿说：“我儿你即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

”他女儿绝食死后，他老婆哭闹不止，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你哭他怎么？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王玉辉的心理是被封建礼教扭曲了的心理，是生活在那个病态社会里的人所特有的病态心理。

如果作者写到这里就打止，那王玉辉只会引起人们的憎恶和批评，是一个十足的侩子手。

但作者却又写了他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竟也“心下不忍”，只好到外面去散散心，一路上并无心思看那山水色，只是“悲悼女儿，凄凄惶惶。

”到了苏州，“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这说明，封建社会虽然迷了他的心窍，但并没有完全毁灭他的
良心。

作者在鞭挞他的愚顽迂拙行为的同时，也写出了他心灵深处的矛盾，伤感和悔恨，他的热泪同样也是作者的热泪，同样应是读者的热泪，使我们明白“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⑥在嘲笑王玉辉的迂腐和残忍的同时也深知，他是封建礼教的信奉者，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

他的可悲之处是：他虽不幸，却终不明白他所信奉的礼教正是造成他家门不幸的根源。

“如果说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⑦这些原来善良的人们都因为礼教的束缚，而丧失良知。

毁灭着他人，也毁灭着自己，以至整个社会，他们的行为因为反常而可笑，似乎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精神病”，那就是当时社会里，人们的一种“病”的心态，那已不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

而这和“笑中含泪”的表现手法更升华了其悲剧艺术。

陈文新教授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两篇有关《儒林外史》对传统的颠覆，也就是其解构主义特征的论述，认为作者通过形象的塑造来颠覆了小说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有直面人生的悲剧精神，也就是一种敢于绝望的勇气，在西方敢于绝望是最高贵的精神特征。

从柏拉图到尼采，卡夫卡，萨特这一激进一系的，基督教万近世的文化科学一系的不用说了。

只要不以追求幸福为目标的庸俗的体系，都从“绝望”来发掘人之为人的灵魂力量。

就如[美]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中所说的：“敢于把无意义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焦虑纳入自身的最高的勇气，”可称为“敢于绝望的勇气”。

⑧吴敬梓是用一已之勇来对抗铺天盖地的中国式的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

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也是“最后一个苍凉的手势”。

⑨
中国古典小说情节往往有模式化的特征。

例如大量才子佳人小说。

这是与崇尚众美皆备或众恶皆归以及追求脱俗的美学相适应的，也因此使古代文学作品具备了诗性品格。

而这种经过作者理想“装饰”的“乌托邦”。

⑩而吴敬梓用还原和对照的方式对在古代文学中出现的浪漫的富于想象的形象进行了更新处理。

其依据有两点：一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感受，一是作家心中道德准则，而越向日常生活贴近，作家对日常生活看得越透，作家执著于挽回世俗颓风的道德感越强烈，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也就越显眼。

而对传统艺术形象的否定与颠覆就越激烈，文化的悲剧意识也就越厚重。

我们从《儒林外史》写到才子佳人故事和侠义故事来进行分析。

呆名士丁言志因囊中羞涩被名妓聘娘赶出妓院这一事实表明：日常生活中所谓名士常常并不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而往往是不识时务，并迂腐可笑；所谓名妓也并非都把感情的交流和心灵的默契放在首位，她们往往更看重嫖客的身份和拥有的财富。

由此看来聘娘的所为更能体现这一“才子传人”故事所暴露的文化困境。

曾经被无数的人们赞美和向往的心灵之约这一内在的东西已经被身份财富这一外在的东西消蚀得一干二净，“心灵”在“外物”面前极度地柔弱无力。

而且，这里“外物”是由于主观原因而非客观原因才显得很强大。

丁言志和聘娘之间是因一方主观上爱慕荣华富贵而阻止了双方感情的交流。

从文化意义上看，它表明了偏向于内心偏于感情的文化精神遭到破坏，而对这一文化困境的暴露正体现了悲剧的意识。

再看侠义题材。

从春秋战国的《左传》、《三国演义》、《战国策》到两周封建制度解体后的自由武士、自由文士兴起，而秦汉之后一直到唐朝，侠义之士的形象已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写照，而仅仅是一种精神和气概的表达，是一种浪漫情怀和诗意人生的呈现。

而《儒林外史》里写的三位侠客：萧云仙、张铁臂和凤四老爹。

他们的形象对于古代文学中的豪侠这一典型形态的诗性传统来说，具有不同角度的解构意味。

而另一位具有侠风侠骨的女性沈琼枝的形象更是消解了传统闺房女子的柔绵诗意，也颠覆了由唐传奇开端的女侠形象。

张铁臂是假侠客，打着侠义的幌子干着违反侠义精神的勾当。

凤四老爹可谓真侠矣。

但却只是惩罚一下暗娼和欠帐不还的人，救了一位假中书，仅此而已，并无多大意义。

沈琼枝沉浸在女侠的感觉中，一味与世俗庸众“斗狠”，而实际上如天目山樵所评：“琼枝行径正与凤四老爹相同，观其所为似乎动听，而实无谓。

”
除了对形象刻划来颠覆传统，还对传统的写法上进行了解构，如对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这一点打破了古代史家信守的原则。

如张静斋对知县的“教导”，尤其显著地突出了这一故事的“表演意味。

还有化诗境为讽刺。

杜慎即的一句“小弟醉了，恕不能远送”。

这不得让人想起陶渊明的真率，李白的豪爽。

但他却只是性情矫揉的名士。

他刻意的模仿使人发笑。

除此之外，我们曾记得“三顾茅庐”的故事被传为佳话，而这一模式移植到娄公子身上，便具有了讽刺意味。

杨执中的躲避与诸葛亮动机不同，他是怕“差人来找钱”。

而且杨执中可不是孔明一样有经天讳地之才。

他是一个连生计都维持不了的“老阿呆”。

悲剧意识不但包含暴露文化困境这一层面，还包括弥补困境的层面。

《儒林外史》颠覆了古代文学作品的诗性传统，还原日常生活的状态，暴露出文化的诸多困境，对于弥补困境，吴敬梓没有可能从实际措施方面作太多努力。

但在情感上，全书所蕴含的隐逸思想不妨看作对文化困境的一种抗争方式。

最后，通过理想的幻灭，悲剧的延续来体其现悲剧性。

周进和范进是科举路上的成功者。

然而在二进中举当官之后，从说话、动作、思想都变了样子。

周进在人们面前再也不再是默默的了。

他向童生们宣讲起八股文的真谛来，炫耀诗才的魏好古先抬出皇帝的相牌：“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然后摆起学道的架子：“本道可此衡文，难道是来同你谈杂学的吗？”而范进病好了之后，再不是见人就唯唯诺诺，而是坦然地同方面大耳的张乡绅平起平坐，打起官腔来了。

这更是值得悲哀的，像二进这样的人成为统治者的之后，就会重演悲剧的一幕幕。

就像周进取范进的可笑可悲一样，之后还有多少二进也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有三种。

一种是辞爵回家的虞果行。

著书玄武湖的庄绍光，鼓吹乐兵农的迟衡山，这些都是不愿随俗浮沉，敦品励学的贤人君子，风流文采，林泉养晦的名人道士，但他们实际上不过是封建道德的真诚奉行者。

他们注意实学，却又追怀往古；对现实丑恶不满，但又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

他们所代表的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封建原则，但于世无补。

这些制礼作乐的人，很快风流云散，泰伯祠也荒废了。

另外一些重实践的人，如萧云仙征番拓边，兴小利，重农桑，办学校；汤奏征擒贼，保境安边，总算是大兴兵农了。

但他不仅未被嘉奖，反遭训斥，降级调用，礼乐兵农都无济于事。

作者不了解封建社会必然没落的原因，更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终于陷入了悲观的绝望之中。

就连作者精心塑造的“杜少卿”，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作者自己的的影子，他身上体现出的尊重女性，尊重个人价值和赞成个性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很值得欣赏，但也未免采用了消极避世的方式。

当妻子问他为何不应征辟？他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如意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

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

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11从摆脱封建统治的羁糜追求自由的人生境界中体验着自己的真实生命这一角度看，却实有其积极意义，但以另一方面来讲却是采用消极的方式。

而对市民阶层的塑造也是美中不足。

作者最后写到的代表琴、棋、书、画的四个市井奇人。

用他们来“隐括全文”、“述往思来”。

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国”12的幻想。

但是却始终摆脱不了给他的涂上一层封建道德的色彩。

因此。

作者是怀着绝望和痛苦的心理结束了这部巨作，也结束了自己一生的理想，还是何等的悲凉和惨淡。

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社会大悲剧。

作者为何要选择用这种“人间大悲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体验呢？从一定的高度上来思考，这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吴敬梓出自于一个“科第家声从来美”13的科举世家。

曾祖一辈，兄弟五人，四人中进士，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

祖父一辈，族祖父吴晟是康熙十五年进士，吴晟是康熙三十年殿试第二名，俗称榜眼。

但到了父辈逐步中落。

这个“俨然王谢”14之家，到敬梓父辈，已开始凋败。

他生蓬其时，经历了自己的家族衰败的过程。

父亲死后，族人欺他两代单传，近族亲戚，豪奴狎客相互勾结，纷纷来侵夺祖遗财产。

这使他看清了封建家族伦常道德的虚伪。

之后，他也想起科举荣身之路，29岁参加科考却以“文章大好人大怪”15而落第。

沉重的打击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加深了。

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常靠典当度日，由富贵到贫穷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有更清醒，冷峻的观察和认识。

因此，家世变迁，自身经历，使他深切感受到世态炎凉，越来越看清了社会的腐败，士大夫阶层的堕落。

而贫困的生活，又使他广泛接触了民众，看到了社会的真相。

在交游中，他又结织了程廷祚，樊圣漠等具有进步思想的朋友。

他们的思想，给他很大影响，使他看到了种种社会弊端，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危害，这一切构成了他创作《儒林外史》的生活基础，因此，整部《儒林外史》充满了人间大悲剧的气氛，是作者人生经历的浓缩和对人生的深切感受。

注释：
510陈文新、鲁小俊.颠覆传统——《儒林外史》的解构主义特征[J]武汉大学学报1998.第2期:82
23杜志军.《儒林外史》的写实原则与史官传统[J] 淮北煤师院学报1993.1期
6谭玉良.论孔乙己的人生悲剧[J]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2 9：54
11李汉秋.精神解放路在何方——《儒林外史》的精神探索中国网2001.12.29
12李晓光.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和他的不朽这作《儒林外史》中国网200.12.29
89周月亮. 敢于绝望，为个人性和创造性而斗争的吴敬梓中国网200112.29
1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A]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第1版：336
15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A]1992.5.第1版：403
14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A]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第1 版：345
参考文献：
[1]李春尚.《儒林外史》讽剌形象的悲剧意义[J] 广东教育学报（广州）1987.5
[2]陈文新、鲁小俊.颠覆传统——《儒林外史》的解构主义特征[J] 武汉大学学报1998.第2期
[3]陈文新、鲁小俊.解构与重组[J]武汉大学学报1998.第6期
[4]张锦池.论吴敬梓笔端的一代人不如一代人现象[J]社会科学战线1998.4期
[5]刘曙论.《儒林外史》中文士的说谎现象[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6.
[6]袭新江. 内讽与外讽[J]滁州师专学报.1999.4期
[7]杜志军.《儒林外史》的写实原则与史官传统[J] 淮北煤师院学报1993.1期
[8]李汉秋就《儒林外史》创作方法问题答驳难[J] 光明日报1984.9.25 第2版
[9]李汉秋精神解放路在何方——《儒林外史》精神探索.中国网200112.29
[10]李晓光.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和他的不朽这作《儒林外史》中国网200.12.29
[11]周月亮.敢于绝望，为个人性和创造性而斗争的吴敬梓中国网200112.29
[1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A] 1999.8第1版
[13]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A]1992.5.第1版
[14]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A]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