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明代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易琰
【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
【年(卷),期】2014(000)002
【总页数】2页(P94-95)
【作者】易琰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正文语种】中文
明代小说通过对一系列农民起义中的典型形象的描绘，来展现宏观社会现状。

小说描述了他们走上起义道路的原因及在起义过程中表现出的农民优秀品质和局限性。

同时也塑造了一些安分守己的农民形象，反映了农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却无力抗争的悲哀，以再现当时微观的农民生活现状及生活态度。

另外明代小说中还有关于另类农民形象的描写，展现了农业小生产者的生活习惯和心理习惯。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是指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并以此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者。

其主要成员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等。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国民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如个体手工业者、小商人等,以经营农业为生活资料来源的非劳动者,如地主等,都不能算做农民。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始终是人口中数量最大的群体。

”[1]明后期社会动荡，曾经发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明代小说中所描绘的农民形象即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但它来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2]。

一、小说中作为造反者的农民形象
（一）《水浒传》中的农民
《水浒传》第一次对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反映，是第一次正面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

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生活所迫，逼上梁山。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形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

这些人物个性鲜明，呼之欲出。

但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真正属农民出身的好汉却只有三人：陶宗旺是“庄家田户出身”，李逵是佃农出身，后来做了小牢子，张青是菜农出身。

陶宗旺，祖籍光州人氏，两臂有千斤之力，习惯使一把铁锹，也能使枪抡刀，人唤“九尾龟”。

宋江在江州被救后，返回梁山时，在黄门山遇见欧鹏、陶宗旺等四人。

陶宗旺等人从此归顺了梁山，负责建造梁山城垣等一些建筑物，是梁山第七十五条好汉。

征讨方腊时，在宋江智取润州一役时，为抢占城门，用双臂力抗千斤门闸，但被敌将趁虚用枪刺死，是一百单八将中首位战死的弟兄。

书中说陶宗旺“五短身材黑面皮，铁锹敢掘泰山基”。

在第四十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中也曾出场。

他力大惊人，识英雄重英雄，武艺高强，忠肝义胆。

征方腊时，梁山好汉的死法也各不相同，徐宁是被药箭射死，杨志是病死的，郝思文凌迟而死，孟康被打成肉泥，秦明被戳死，邓飞被砍死，唯陶宗旺却牺牲得壮烈，他力抗千斤铁闸，抢占城门，使梁山英雄取得了胜利，舍己为众，牺牲小我，以保大我，减少了梁山牺牲。

作为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作者并没有使用太多的文学手法，也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或浓墨重彩地去突出他。

但是，在读者心目中一个朴实忠贞的农民形象跃然于纸上。

他没有阴暗的内心，没有极深的城府，没有强大的武功，更没有什么法术，什么诱人的身家，他有的只是一条命。

所以陶宗旺死的时候，仗义疏财的宋大哥也只是叹道：“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二）《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女性起义农民
《初拍》中有篇题为《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主要描写唐赛儿的故事，对其生平、尤其是起义一事描述颇为详尽，是话本小说中出现的最为完整的有关唐赛儿的文学形象。

应该说，作品中唐赛儿形象带有某些历史与时代的印记，亦渗透着作者凌初的社会观与政治倾向。

幼时的唐赛儿“乖巧伶俐，颇识字，有姿色”，其独特的爱好是“剪纸人马厮杀为戏”，显然为她的今后生活埋下了伏笔。

唐赛儿长成后嫁给同镇的王元椿，王家原本“家道丰裕”，由于不善营生之道，唐赛儿也就沦为贫家女子，开始饱尝到“忍饥受饿”的人生滋味。

为摆脱现实生活的窘境，她希冀丈夫“干些本分求财勾当”，结果命运之神赐予的却是一场厄运，丈夫因此而惨死在一帮“不是依良本分的”商贾之手。

唐赛儿此时连丈夫的“衣衾棺椁，无从置办”，已卖了“后园”的她，只得准备再卖“前房”，以便“典两银子来殡葬”，最后在邻里沈老儿公婆的帮办下，总算料理了丈夫的丧事。

成了寡妇的唐赛儿除了先时从丈夫那里学得的一些“弓箭刀法”之外，已困顿到一贫如洗的地步，预示了她今后会走上反抗现实、与统治者作对的人生道路。

当然，作品中唐赛儿悲苦的生活境遇尚非她起义的直接原因，引发她起事造反的因素颇带神奇的色彩，那就是她“幸得天书”与“偶做神梦”。

亦隐喻起事之举乃天意所致，无以违拗。

而当地痞子与无赖的捣乱成了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唐赛儿与何道士暗地里演习“九天玄旨”之法，他们的行动为人察觉，结果招至“县衙兵快”的缉捕，唐赛儿也因之走上反抗朝廷的起义道路。

二、明代小说中安分守己的农民形象
小说中除了作为造反者出现的典型农民形象，明代小说中也有一部分是对普通农户人家的描写，他们的形象是中国封建社会大部分农民生活状况的写照。

（一）《初刻拍案惊奇》中的采桑女子
《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中《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参军冤报生前》写普通农家采桑
女子却有冤报三世的故事。

某日采桑女子指引一远方来此求斋的和尚去王家化斋，斋罢，王翁、王姥见和尚来得及时，而自己并未将消息传开，便问是何人指引，得知是三四里外的一个小娘子后大惊，“且烦师父与某等同往，访这女子则个”。

但该女子却闭门不见，在房内大喝道：“某年月日有贩胡羊的父子三人，今在何处？”，王翁、王姥听见此句便飞也似地去了。

采桑女子待二者离去后方出门道：“好叫母亲得知：儿再世前曾贩羊，从夏州来到此翁、姥家里投宿。

父子三人，尽被他谋死了，劫了资货，在家里受用。

儿前生冤气不散，就投他家做了儿子，聪明过人。

他两人爱同珍宝，十五岁害病，二十岁死了。

他家里前后用过医药之费，已比劫得的多过数倍了。

又每年到了亡日，设了斋供，夫妻啼哭，总算他眼泪也出了三石多了。

儿今虽生在此处，却多记得前事。

偶然见僧化饭，所以指点他。

这两个是宿世冤仇，我还要见他怎么？方才提破他心头旧事，吃这一惊不小，回去即死，债也完了。

”这故事实际反映了农民受迫害后心中的怨恨，以及执着报冤的愿望。

三世报冤，“一生被害，一生索债，一生证明讨命”，表明采桑女子的勇敢与智慧。

义无反顾的举动明显带有农村妇女长期与亲人共负生活重压而养成的果决与坚韧。

她是那种已经从多少代农民的悲惨命运中直觉到非反抗不可、不斗争就无法生存的先进农民的代表。

“采桑女子实堪奇，记得为儿索债时，导引僧家来乞食，分明迫取赴阴司”。

“文学中最早出现桑与女性意象结伴而行可追溯至《诗经》，桑女的意象有个演变的过程：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美丽桑女形象，到具有美与善双重特征但道德因素被大大强化的采桑女，最终发展为道德内涵被情感内涵置换、具有审美与情感内涵的采桑女文学形象。

”[3]作者选用采桑女子这一美好形象来承
载这个三世报冤的故事，说明在其心中是欣赏这类女子的勇敢与智慧的。

（二）《警世通言》中的老叟、老妪
《警世通言》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通过王（安石）荆公与老叟、老妪、老卒的相遇交谈，我们了解到贪官污吏横行以及下层农民生活的困苦与艰难。

它写
荆公一次出游，临到傍晚，欲“择僻静处民家投宿，方为安稳”，派侍从江居向茅舍主人老叟借住一宿，老叟道：“但随官人们尊便”。

而见荆公上座后江居等人侍立，便明白此人有名分，请到侧室里另坐。

说明由于生活所迫农民不得不具备一定的察言观色的能力。

在新粉壁上有诗讽刺王安石倡导的新法，荆公欲了解原因便与老叟相谈，得知老叟已七十八岁高龄，当问及他有几位贤郎，老叟扑簌簌泪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与老妻独居于此。

”荆公道：“四子何为俱夭？”老叟道：“苦为新法所害，诸子应门，或殁于官，或丧于途”，“自朝廷用王安石为相，变易祖宗制度，专以聚敛为急，拒谏饰非，驱忠立佞。

始设青苗法以虐农民，继立保甲、助役、保马、均输等法，纷纭不一。

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棰掠为事”。

为反驳“变法便民”一说，老叟说：“王安石执拗，民间称为拗相公。

凡说新法便民者，都是谄佞辈所为，其实害民非浅”。

通过老叟的口我们得知，当时王安石变法虽然意在为民，却被层层官吏歪曲，弄得赋役繁重，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却又无力反抗这种命运的悲哀。

江居等人劝老叟说话小心点，老叟矍然怒起道：“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见此奸贼，必手刃其头。

”反映老叟对于伤害百姓的贪官污吏是何等的憎恨，同时展现了农民阶级的质朴与真实。

该篇中荆公离开老叟住处后又遇见树林之中茅屋主人老妪，于其屋内又见一首咒骂他的诗。

阅毕荆公如万箭穿心，又听见老妪与婢女唤猪、鸡等“王安石来，拗相公来”，问老妪何故，老妪道：“老妾以桑麻为业，桑麻失利，只得畜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

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把王安石当做畜生。

”老叟、老妪只是农民阶级中的普通一员，但从他们的遭遇以及言辞中，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封建社会安分守己的农民形象的一个缩影。

这篇小说虽然写的是宋代的事件，但其实也是对明代现实的反映。

三、结语
从历史宏观方面来看，明代后期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明代学者对一系列起义农民
典型形象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小说描述了他们走上起义道路的原因以及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另一部分作品则从安分守己的农民形象着手，从微观方面写出了明代农民赋役严重，百姓生活于经济剥削与残酷的政治压力之下却无力反抗，选择默默承受的悲哀，也折射出作者对于底层百姓遭遇的同情以及对贪官污吏的愤怒。

“因此，我们可以说，小说的形象反映既是源于生活的真实性反映，更是高于生活的、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的现实性反映。

”[4]
注释：
[1]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6)
[2]陈大康.《明代小说史》导言.清明小说研究，1998(02)
[3]陈丽平.“采桑女”形象的文化探源.社会科学辑刊，2007(01)
[4]唐帼丽.试论小说反映社会的独立意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5)
参考文献：
[1]徐定宝.重评凌初笔下的唐赛儿形象.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04）
[2]张建川.论梦觉道人、西湖浪子的编写心态.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2)
[3]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凌初.初刻拍案惊奇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