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荒诞与救赎研究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荒诞与救赎研究
摘要：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从发表之初就备受争议，即主人公霍尔顿是一个被学校几番开除的劣等生、反英雄，还是敏感、早慧的良知守望者？本文通过梳理小说文本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存在主义和心理学角度，分析小说写作年代的美国社会的荒诞特质和救赎之道，突出小说主题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荒诞;救赎;自我;他者;存在主义;心理学阐释;合作
一、引言
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乐观向上的气象，但接踵而来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随即危机、混乱蜂起，加之在五十年代初期推行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人们从根本上感受到生存的荒诞。

[1]“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受到当时作家的关注。

战争一结束，便有一批以二战为题材的作品问世。

这些战争小说的许多作者是从太平洋战场和满目疮痍的欧洲归来的军人或记者，他们根据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为创作蓝本，讲述军旅生活，勾勒歷史事件，阐述各自的体验和感受。

”[2]David Van Leer在Society and
Identity一文中说，在面对变化中的道德价值观时，在战火中形成的焦虑在战后演变为一种更普遍的不确定性。

从（二战）战场上归来的英雄们在五十年代又投入到针对现实社会的战斗中[3]。

同样从战场上归来的J.D.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20__）在克服了由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后，以其他退伍士兵所没有的创作才华追问着关于参战、生与死、上帝和芸芸众生的答案[4]139。

在战争胜利后别人的狂欢中，瑟缩着回忆（cowered in introspection）可怕战争的他感觉到内心“颤栗的旋律”（trembling melody）要用文字表达出来[4]156。

他没有直接写关于战争的小说，而是写了另一种战争，即个人与社会、真实与虚假的龃龉与对抗，这就是在1951年发表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下简称《麦》）。

施咸荣在中译本的译序中说，“《麦》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是由于作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通过第一人称以青少年的说话口吻叙述了全书，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

人活着除了物质生活外，还要有精神生活，而且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精神生活往往比物质生活更为重
要。

”[5]①在中国，对《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和全面。

张
桂霞从四个方面，即“作品价值意义的多元追索、作品主题的持续争议、主人公霍尔顿形象的不同阐释和其他角度研究”，对中国20年来有关《麦》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6]。

田迎春以西方文学评论对《麦》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对《麦》进行了国外研究综述[7]。

杨金才、朱云梳理了国内学者对《麦》的研究成果，如语言特色、叙事角度;小说主题，包括成长的困惑、纯洁、异化、美国梦、犹太身份、佛教禅学等待;研究方法，诸如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生态批评、解构主义等等。

同时也指出，“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塞林格研究还存在着不足。

”[8]在国外，Kenneth Slawenski在20__年出版了J.D.Salinger： A Life，Jack Salzman在1987年编写了评论文集New Essays o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本文从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出发，结合存在主义，对主人公霍尔顿言行的荒诞性及其社会根源进行阐释，认为主人公只能以合作精神融入社会才能摆脱生存困境，对当下年轻人的苦闷和出路具有启迪意义。

二、霍尔顿的荒诞性存在及其根源
存在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尽管在学说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存在主义哲学家持着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哲学思考始于人——不仅仅是思考着的人，而且是行动着、感受着和生活着的个体的人。

存在主义核心的价值观是自
由，而追求一种真实性（authenticity）也是其主要特点。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个体的人起点是以其“存在态度”（existential attitude）为特征的，即在面对一个明显无意义或荒诞的世界时产生的一种迷失、混乱或恐惧的感受[9]。

人的存在、选择以及相应要承担的责任和产生的困惑、焦灼等等都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或是一般人文学科研究者要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议题。

那么，《麦》的主人公霍尔顿存在状况如何呢？可以说是处于有学难上、有家难回、有爱无人识、有恨无处泄，才情与悲情、高尚与颓废集于一身的荒诞状态之中，而且这种荒诞性存在贯穿全书。

对于一个因“四门功课不及格”而被开除的劣等生霍尔顿，居然室友斯特拉德莱塔请他代写一篇历史课的论文，这是对学校教育和评价体系莫大的讽刺。

和两位老师见面的经历也显示了荒诞性。

两位老师（老斯宾塞和安多里尼），以或病或醉的姿态出现的，而且谈话都不欢而散，尤其是安多里尼，给主人公留下了同性恋嫌疑的印象。

小说中多次提到在墙上刻划的“×你”，集中出现在妹妹菲苾的学校和博物馆陈列木乃伊的场所。

学校和博物馆应该说是圣洁之地，是求真悟道、缅怀追思的静穆之所。

而恰恰就是在这些场所，霍尔顿多次在看到“×你”，他所希望的能保留纯洁、远离假模假式的最后的两个地方就这样被摧毁了。

“麻烦就在这里。

你永远找不到一个
舒服、宁静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

你或许以为有这样的地方，可你到了那儿，只要一不注意，就会有人偷偷地溜进来，就在你的鼻子底下写了×你字样。

”[5]186以至于霍尔顿“决意不再回家，也不再到另一个混账学校里去念书了”，要“远走高飞”，到“西部”去，“反正只要人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人家就成。

我又想起了一个主意，打算到了那儿，就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5]181这样就可以和那个肮脏、虚假的世界隔离开来。

对于主人公的困境，严志军利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定域（territorialization）、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和归域
（reterritorialization）理论对霍尔顿“空间上的迁徙与社会文化代码的抗争”进行了分析。

“利用德鲁兹和加特利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在《麦》一书中，主人公霍尔顿通过从星期六到下一个星期三这段时间内的地域迁徙以及他的心理活动所反映的静止旅行，完成了对主流社会文化代码的破坏性解域，并努力进行自我定位，但在纽约经过一次不成功的归域之后，发现生活中并没有适合自己的位置，再一次对亚主流文化代码进行解域，最终走向一种不确定的归域，希望做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浮游在丑恶世界和美好的憧憬之间。

”[10]也有学者认为，霍尔顿除了有懦弱、逃避、颓废等自身的局限性之外，也有“反叛性”的一面，如李侦论述了霍尔顿的三种
“反叛”方式，即以“自暴自弃”方式反叛现实社会;以“虚伪”方式反叛实现社会;皈依自然逃离现实社会。

他以自己的行动和言语反叛着现实的存在和价值观念[11]。

对于一个16岁的少年，以一个觉醒者的姿态去审视“举世皆浊”的世界，是不可能承受其重的，作者塞林格也无法给其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只能这样悬空着、期许着，也可能由疯癫而灭亡，而不能像其作者塞林格那样有经济实力去践行霍尔顿的独居遁世、沉思默想的理想。

在论述在组织化社会（organized society）中年轻人的问题时，Paul Goodman 说，在一个糟糕的社会（poor society），成年人会郁闷，无法达成目标，但他们能斗争、突围出去。

然而对于青少年，由于没有可供成长的简单、多变的社会环境，他们会迷茫并被排挤出去。

传统被打破，新标准还未确立，于是文化对他们来说就变得折衷、空泛甚至虚假[12]118。

这可以说是霍尔顿荒诞性存在和精神困顿的原因所在。

那么在物质丰富之后如何给贫乏的精神赋予意义，也就是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就成为寻求救赎之道的起点。

霍尔顿在面对荒诞的世界而表现出荒诞的言语和行为，其实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作为塞林格的代言人，以高度自觉的情怀去打量和感受着这个世界，特别是塞林格经历了二战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不能容忍和平年代人性的堕落。

如施咸荣所
说，他的觉醒是一个中产阶级子弟在超越了物质之后而在精神层面所带来的危机感甚至是幻灭感。

黄梅在论述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书信体杰作《克拉丽莎》（1748）时总结说，“淑女克拉丽莎不可救药地读了太多的书、观察了太多的人事、做了太多的私下思考和议论，以致无法再混混沌沌地充当家庭的发财工具。

”[13]175同样，霍尔顿也说，“我这人文化程度不高，不过看书倒不少……我看过不少古典作品……我也看过不少战争小说和侦探故事”。

[5]16，17小说中，他提到的了许多作家的作品，如哈代、毛姆、莎士比亚、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等，他已经是个“小小的作文好手”（安多里尼老师语）。

可以说16岁的霍尔顿已经具有了其他同龄人所不具备的文学积淀和人文情怀。

鲁迅先生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说，“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

”以霍尔顿的思想深度和观察力很容易看到周围以假为真、信誓旦旦的众生相，批评的矛头甚至指向了耶稣的十二门徒[5]92。

在希腊神话中，如果西西弗意识到往山上滚石头这样的惩罚无望又无用，俄狄浦斯明白他就是那个弑父娶母的人，这两个人的悲剧就开始了。

觉醒后的霍尔顿和这个世界开始对立，无力感让他在言语、行为等很多方面变得怪诞起来，有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意味，从一个发誓要守望别人的人变为要被别人来守望、劝
导的“异类”青年，于是他变得苦闷、彷徨、生白发、绝望甚至想到自杀（前文提到的克拉丽莎就自杀了），承受了他这个年龄段的人所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和苦楚，这正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荒诞状态。

“主人公内心挣扎与痛苦正是年轻人人格成长的必由之路，这一点或许就是《麦》经久不衰、永放光彩的魅力所在。

”[14]当然这种“魅力”是先知卡珊德拉式的，无人相信，无力改变。

三、觉醒后的救赎之道
作为学者兼翻译家的文楚安多次指出，像金斯伯格的诗作、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均属于“垮掉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文学[15]33，这样的文学控诉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作为一台经济—军事的机器，在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异化了人的自我，导致精神贫乏和疯狂。

当然，霍尔顿还没有达到典型的垮掉一代的做派，如吸毒、同性恋等等，他只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沉浸在自己所困守的小世界里，由觉醒而彷徨忧戚，由绝望而住进了精神病院。

“许多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以为，他的强迫性行为或歇斯底里的发作是对反常环境的正常反应。

”[16]1这种“反常环境”可理解为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谓的“单向度社会”。

刘继在《译者的话》中指出，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
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壓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17]。

要从这样的单向度社会挣脱出来是很困难的，因为除了青年学生、失业者等这样的社会边缘人之外，大部分人已经丧失了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向度。

这种后工业社会所强调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挫败了塞林格式的敏感反英雄的浪漫理想[18]1030。

对于别人的“抱成一团”、“统一和简化”，霍尔顿不能认同和参与，只能被迫选择疏离和逃向远方。

《麦》的结尾是开放的，回家后“生了一场病”的霍尔顿，心情似乎平复了许多。

除了在大雨中看着妹妹坐在旋转木马上这种象征性的精神洗礼和做守望者的实现，他开始怀念他人，包括以前所讨厌的那些“假模假式”的人，开始和社会和解。

纵观小说，也可以梳理出作者试图拯救霍尔顿困境的设想。

首先，小说中有三次提到纽约中央公园浅水湖中的鸭子。

“处于本真状态而且憨态可掬的鸭子比任何成人对霍尔顿都具有拯救的可能。

”[19]46回归自然与真实是霍尔顿的浪漫理想之一。

其次，小说多次把焦点放在对儿童的描写上，特别是霍尔顿已经去世的弟弟艾里和现在十岁的妹妹菲苾。

“塞林格着迷于儿童的天真和未受沾染的美并有意识地使其消解霍尔顿
的伤感情绪。

”[19]47“儿童比成人更接近上帝。

”[4]172可以说，塞林格隐喻性地使用动物和儿童本身具有的真实、纯洁、美丽、智力等等的特质给霍尔顿安排一个心灵的归宿。

另外，作者还让主人公梦想着到西部去，构筑自己的小屋，恬淡地生活。

这反映了作者的东方禅宗思想，通过静修、沉思达到关联和平衡，从而带来精神的启迪[4]153。

当然禅宗静修只是作者让主人公远离他人、找到自我的手段而已。

主人公的真正出路在于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不论在虚构作品中还是在当时实际生活里，展示自身的“善感性”都明显是一种自我关注、自我赞美、自我提升的行为。

”[13]325“善感”的霍尔顿更多地感受到自己和他人在价值观上的不同，于是出现了“焦虑”。

“焦虑是个人人格或人际关系出了问题的警示信号。

焦虑可以被视为解决该问题的内在渴求。

”[20]292然而在面对那个单向度的、物质的、理性机械的社会，觉醒的个人只能忍受处于被动的折磨。

“相较于卡夫卡，文学象征处理来得较少的黑塞，却更明显地指出当地人焦虑的来源……他以海勒（Harry Haller）为主人翁的小说故事，作为我们时代的寓言。

黑塞主张，海勒及其时代同胞的孤立与焦虑，是来自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产阶级文化，因为它强调的是机械和理性的‘平衡’，却以压制经验中动态的非理性质素作为代价……海勒的灵魂之病不是某个人
的变态行为，而是整个时代生病了，是海勒所属的整个时代都患了神经官能症……这种疾病……正是要严惩那些精神坚强、天资聪颖者的疾病。

”[20]8可以说，霍尔顿正受着这种“疾病”的惩罚。

“世界上大部分的罪恶，一般说来，都是当人类处于昏昏沉沉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旦渐渐有所知觉了，我们便会和此罪恶根源搏斗。

”[21]217按照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观点，霍尔顿“搏斗”的最终出路只能是自我与他人的“合作”，也就是重新树立价值体系。

“所有失败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堕落者、娼妓——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从属感和社会兴趣。

他们在处理职业、友谊和性等问题时，都不相信这些问题可以用合作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22]7，8可以说，霍尔顿只有超越本身稍许的自卑感（和弟弟、妹妹相比），调整看待他人和社会的视角，寻求积极正确的合作途径，融入社会，在为别人的奉献中找到自身的价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的精神危机。

Robert M. Slabey在论述《麦》时引用了W.H.Auden的一句诗，“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or die”来阐释霍尔顿的出路[23]。

总之，爱、奉献和合作才是走出困境的不二法门。

四、结语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对于霍尔顿式的敏感、早慧和人道主义情怀要加以肯定和弘扬，但对其沉沦颓废和精神绝望要加以引导和矫正。

作为个体，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济天下，更要有施展抱负的舞台。

“但他（霍尔顿）学会了怀疑自己的眼光，学会了欣赏别人的好处，学会了理解学校教育的意义，更学会了理解成长。

所以他的确长大了。

”[24]作为他者的社会，要及时地调整价值观，顺应形势，能够容纳、认可这些本身有缺点和不成熟的“异类”青年，让他们保持健康，不要失去勇气。

对于霍尔顿的困境，有的学者比较悲观，“现代人注定是精神上孤独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鲁滨逊的困境以一艘船的到来而结束，而霍尔顿的船又在何方？作者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只好不了了之地结束霍尔顿的漂流。

”[25]有论者把《麦》和威廉·戈尔丁的《蝇王》相提并论。

《蝇王》的结尾描写了主人公拉尔夫的状态，他失声痛哭：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

诚然，人尤其是年轻人与社会并不是总是那么和谐与合拍，这就更需要彼此的打量、妥协与合作。

“世界是不完善的，或者可以理解为正走在一条通向完善的漫长道路上。

”[26]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别有一番境界，“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而是要像破晓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

”[27]同样，梁启超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指出，“使举国之少年而果
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
也。

”[28]700诚如诸公所言，以此作结。

注释：
① 本文所引用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文均来自施咸荣的译本，“译林名著精选·插图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__，为方便核对，主要引用的地方均注明页码。

中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