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为民,死而后已——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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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去还原魏征,从其生平、诗作、谏言入手,试图还原一个为国为民,以拯救苍生为己任的魏征,以此来反驳目前一些学界评判魏征为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小人的说法,并以此为契机试图分析太宗与其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魏征直谏报国
引言
说起魏征,人们心中普遍存在这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魏征为初唐一代良臣,直言不讳的谏议大夫;另外一种则是,魏征五易其主,见风使舵,唯利是图,扶摇直上的卑劣之人。
学界关于这个问题也一直争论不止,更有学者指出,唐太宗与其的良臣与明君的美谈纯属烟幕,两人关系的实质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太宗利用魏征来安抚山东豪杰,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为贞观之治开创有利条件,而魏征则仗着山东势力来稳定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和势力,从而使自己利于不败之地。
本文尝试借用《贞观政要》中的一些事例以及魏征生前的一些诗作来试图分析一个真实的魏征,一个为国为民的魏征,并试图从中探究出魏征与唐太宗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魏征的简介
魏征,字玄成。
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生于公元580年卒于公元643年,唐朝政治家。
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
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先后跟随过元宝藏,李密,李渊,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等人,以拯救黎民百胜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己任。
他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8岁以前,穷困潦倒,以至于后来出世为道四年。
第二阶段,出家为道后,遇着兵荒马乱,被官兵追捕,被裴晓茵救起。
后遇到元宝藏,李密,李渊,窦建德,李建成等人,不断的更易着主子,为的只是造福于黎民。
第三阶段,跟随李世民,鞠躬尽瘁,为国家,为人民,直谏皇帝,造福苍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此外,魏徵还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 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
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贞观十六年(6 43),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
二.一片丹心为报国
生于乱世的魏征,深深体会到人间的疾苦。
据《随书 食货志》记载,隋朝末年,随炀帝杨广接连地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但都大败而回。
使得“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饥馁,妇女纺织,不足以赡资装。
”以至于后来广大农民“始采树皮叶,或掠篙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相自食。
”“人肉之价,贱于犬豚,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米价贵至数千钱一斛,且无处可买。
”广大百姓不堪重负,终于导致了隋末农民起义。
目睹这一切的魏征,立志于报效国家,拯救黎民百姓。
从他早期的《道观内柏树赋》中便可初见端倪。
赋中序曰:“元坛内有柏树焉,封植营护,几乎二纪。
枝干扶疏,不过数尺,笼于众草之中,覆乎丛棘之下,虽磊落节目,不改本性。
然而翳荟蒙,莫能自伸达也。
此岂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者哉!”从这首短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虽然魏征出家为道,但仍然以报国为己任。
序中表面是写道观内的柏树不甘于淹没在丛草和荆棘当中,实际则表达自己不甘沉沦,不愿碌碌无为了此一生,希望有早一日能摆脱丛草和荆棘即当前困境,屹立于高峰之上从而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理想。
那么是否从这么一首初见其报国雄心端倪的赋就能断言魏征是个一心只想报效国家的志士呢?当然不能。
只是看到这里,笔者想到的是,这样的小序都能体现其报国的壮志,更何况他的其他作品呢?再纵贯其《历朝治要》以及《贞观政要》中对太宗的直言进谏包括名篇《谏太宗十思疏》,无不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在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中协助君主治理国家的苦心,这不是历史文本恰恰给那些诽谤他只为个人私利的人一个最好的答案吗?或者你会说,一个人的作品所体现的精神有可能与其个人是相背离的,比如象朱熹那样的儒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到头来却只为自己母亲的下葬而把别人的坟给挖了。
但是,就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魏征一世为官清廉,为人简朴节俭,不谋私利,自己的家连个正规的客厅和卧室都没有。
在他弥留之际,太宗前往探望,见如此境况,才取消宫中某小殿的兴建,把材料给魏征家里做个像样的房屋。
而在跟随原太子李建成期间,时魏征为太子冼马,有华洲刺史张百成等人向其献礼,求办事开方便之门。
魏征不但没有收受贿赂,而且上报建成,禀报送礼成风之象,后建成下诏禁止送礼,贪佞者之礼没收入宫,清廉者退回原礼。
试问一个只贪图利益,唯利是图的小人可能这样做吗?这不是已个人利益相勃吗?
此外,再从魏征跟随李世民期间,所进谏的次数和质量来看,都是该时代最高的。
他的性格耿直,正如太宗所说的:“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
”倘若魏征只是一个贪图利益的势利小人,那么他有必要去刻意犯颜直谏,每每于太宗的欲望、兴致过不去吗?他大可以阿谀奉承,或者直接一味丰盈太宗,只要皇帝高兴,难道害怕没利可图吗?在封禅的问题上,所有文武百官都迎合太宗想借此炫耀大唐国威及他的丰功伟
绩的,而唯独只有他,头脑依然是冷静及清醒的。
直言不讳地向太宗进谏,分析当时国家的情况,战乱之后国家统一还不够十年,人民在开元盛世中刚刚得到休养生息,若要封禅只会劳民伤财,且让邻国看到大唐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民生凋敝,刚开始好转的国家又将走向衰落。
领国看到如斯景象,必可看到大唐实质,外强中干,国库空虚,到时又肯定有一番乱战。
这样逆龙鳞扫皇帝兴致的事情唯利是图的小人会做吗?恐怕只有真正为国为民的人才会出于真心地劝谏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魏征的确是怀着一颗热诚的心为的是贡献自己,报效国家。
三.五易其主为苍生
俗语说“好女不侍二夫,忠臣不侍二君。
”由此说来,魏征曾经的五易其主,能算得上是忠臣吗?他不断的更换着自己所跟随的人,不正正体现了那对于他为趋炎附势,不断攀附的小人的舆论吗?姑且不断当代人对他如何看待,就其时代本身而言,对魏征有这种看法的人也不乏其数。
但是,我们不能仅凭一时一人的看法就判定他是怎样的人,必须从文本出发,根据史实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
那么五易到底是指哪五易呢?五易,其实说准确一点是六易,从元宝藏的书记到李密的文书,从李渊的秘书丞到窦建德的起居舍人,从李建成的太子冼马到李世民的尚书右丞,一次次的更易,一次次的变换,不知道是上天对魏征的愚弄,还是上天对他的特别眷顾,多次成为别人的俘虏又多次成为别人的谋臣。
但在一次次的变换中笔者认为他始终不变的是,他的理想,他的抱负,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这一次次的更易,除了第一次跟随元宝藏是出于自愿性质外,其余都是作为别人俘虏被抓的。
生于乱世的他,是这样的无可奈何。
第一次,是元宝藏为了拉拢与李密的关系,把他呈上给李密的。
作为瓦岗军的书记,他深知道李密一旦杀了瞿让,瓦岗军必然瓦解,但历史终究是历史,他并不能凭借一个之力阻止。
此后李密兵败,投奔李渊,魏征为了跟随李密也投奔了李渊。
但不久,作为山东安抚使的他,又被窦建德抓为俘虏,窦建德以他为贤,欲任为宰相。
但魏征却说,自己已为大唐臣子,不与大唐为敌,凡与大唐为敌的事情概不参与。
于是,窦建德无奈只得封他为起居舍人。
公元621年,窦建德起兵十三万,南下支援王世充,迎战唐李世民大军。
在这生气存亡的时刻,窦建德及其臣子多次造访,仅希望魏征指点一二。
但他依然坚守自己为大唐臣子的职责,为避免三国鼎立局面再次重现,黎民百姓再次遭受战火的洗礼,他宁负夏王,也不负天下百姓,说出求夏王窦建德赐自己一死,来报答夏王对自己的恩情。
窦建德见他如此,也不再强求,也不准手下之人杀魏征。
接着窦建德兵败,魏征回到唐朝跟随太子李建成为太子冼马。
当然不会这么顺利,众人对他的顾虑当然少不了,魏征在朝上,说出当日可令窦建德起死为生,三足再次鼎立之计并没有告
知窦建德,才致窦建德到如斯田地的种种……此后,作为太子冼马,出谋划策的他,一再地帮助建成建立威望(因唐大半江山是靠李世民即秦王打拼回来的,在朝中太子的威望远不及秦王)。
击退突厥,平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发起的山东叛乱,使太子威望直逼李世民。
但也正因为此,引发了玄武门事变,房玄龄、杜如晦出计让李世民以太子叛乱之名除掉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
此时,魏征又逃不过俘虏的命运,他已做好死的准备。
但是,命运总是特别眷顾他,李世民欣赏其才识,不计前嫌,用而重之。
魏征为感激其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成一代明君与谏臣的佳话。
其拯救黎民百姓与水深火热之中的抱负也通过协助太宗治理国家,不断向太宗直言进谏而得到实现。
四.与唐太宗李世民的微妙关系
关于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历史上众说纷纭。
有说两人是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典范,也有说两人其实互相利用的关系。
但无论如何,太宗在魏征生前对他的重用,魏征死后的悲痛以及亲笔题墓碑后又命人砸倒其碑,不久后又命人重新修葺好,并修建寺庙纪念魏征这些都是事实。
从这些反复的行为中,足以见太宗对魏征的情感的矛盾及复杂性。
那么两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玄武门事变之后两个月,李世民登上帝位。
按照自古以来的惯例,象魏征这种敌对势力的余党,得势一方都必杀之而斩草除根。
但李世民并没有这样做,他赏识魏征的才华和胆识,决意留他为己用。
而魏征也感激其知遇之恩,鞠躬尽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治理这个奄奄一息的国家上,不断的劝谏太宗,防止太宗有丝毫的差错,开创了贞观盛世的局面。
由于太宗的地位是根据武力夺取回来的,并且于玄武门事变的两个月后就登上帝位,他并没有象李建成那样接受身为一个国家储君的教育,无论在政治修为还是学识上都是相当缺乏的。
太宗清楚地知道,打拼国家靠的是武力,军事上的才华,但是治理国家靠的缺失政治上的修为以及学识。
正如他在贞观二年对房玄龄所说的:“为人大须学问,朕往日为群凶未定,东征西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
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
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
古人云:‘不学,面墙,董事惟烦。
’不徒言也。
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
”此后,贞观九年他又谈到:“朕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正理之源。
”所以他必须要礼贤下士,虚心纳言,因为他深深明白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政治。
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这个道理。
而魏征恰好是二者兼备的,尤以德行突出,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太宗不计前嫌,用而重之,并有心以魏征为师,向他求教。
魏征每有上谏,太宗都从之,虽然有时魏征不知趣,每每扫太宗的兴,但太宗并没有因此而怪罪处罚他,相反还经常的奖赏他。
有些学者提出,魏征与太宗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太宗因为山东问题才一直对魏征忍让三分,对他言听计从,而魏征则是仗着山东势力的支撑来每每犯颜上柬。
这里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魏征是山东人氏,曾跟随窦建德在山东共事过,那里有很多他的旧友及旧同僚。
但是,太宗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派他往山东安抚的吗?那些豪杰归顺的并不是魏征,是大唐!他们都怀着济世救民的抱负,只是欠缺施展的平台,他们要报效的是国家,而不是魏征!而魏征举荐他们也并不是因为个人交情,而是因为这些的才学!再者,如上文所述,太宗是因为政治修养不足,才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因为魏征的才识能大大的协助他拯救这个奄奄一息的历经多年战乱的国家。
而魏征是为报明主的知遇之恩,才鞠躬尽瘁,明知山东之行路途险恶,还这样拼命为李世民效力。
此外,李世民在魏征死后,因太子李承乾的叛变,而辅助他的人正是魏征举荐给李世民日后匡扶太子的人,让李世民感觉到魏征有结党营私之嫌。
而此时,史官褚遂良又说出魏征生前曾把自己历次劝谏唐太宗的谏言,私下整理了一份名曰:“前后谏诤言词往复”的文稿,魏征曾经把这份东西拿给他看,以待死后,用以贬低李世民,太高自己,为自己树名。
由此两件事,引发李世民终停止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征长子叔玉,并命人砸掉自己御笔为魏征提的墓碑。
但是,不久之后,太宗冷静下来,终觉对不起魏征,不应听信谗言而错怪良臣。
于是,又命人重新修葺魏征的墓碑,并修建庙宇于旁以纪念魏征。
从太宗前后矛盾的行为,以及太宗死后,匡扶新皇的不是别人,正是长孙无忌和告发魏征的史官褚遂良,不禁令人怀疑“前后谏诤言词往复”存在的真实性。
况且,太子承乾谋反并不是因为魏征为太师以及其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而是因为太宗见太子不成器,而魏王泰战绩累累,深得太宗赏识,致使他作出一系列欲换太子的举措,从而使承乾不安,重蹈太宗覆辙,举兵叛变以自保。
故两人互相利用之说无从谈起。
纵观二人的关系,两人共事17年,彼此互相了解,互相珍惜,一个虚心纳谏,一个直言进谏,虽然期间波折不断,但两人的确是古代君臣关系的典范。
结语:
魏征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折不断,六易其主,终究找到自己的归属。
为报太宗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协助太宗治理国家,使黎民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开创开元盛世的局面。
本文试图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去还原魏征,试图反驳目前一些学界的说法,但只是从其生平、诗作、谏言入手,而其他方面涉猎比较少,所以对人物的分析可能存在偏颇性,还未够全面和深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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