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告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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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
引言
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的理论对此持否定态度。

认为选举会影响社会稳定。

这种理论被视为“中国国情”，奠为我国选举制度的基础。

它成为我国选举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一道门槛。

上述理论是否有根据？中国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这就是*所要探究的问题。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50多年，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太低”还是现实吗？
近20年来，我国选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选举的普遍性、平等、秘密投票等原则基本实现。

只有直接选举，农村由乡镇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发展到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

50年来我们只走了这小小的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民主脚步显得十分迟缓和沉重。

“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大低”今天仍然是许多人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惯常思维。

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北
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组织了一项研究课题，在全国约20个地区发放了2500份问卷，进行了社会学的处理分析。

“[3]*是在广泛进行实地采访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所作的分析研究报告。

调查研究证明”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是站不脚的理论！
一、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

你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站在最前列的大多是那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肯定对政治有较高的敏感性和更积极的参与态度。

当1979年修改选举法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之后，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扩大了直接选举，实行差额选举和广泛宣传候选人的制度。

对这次选举民主化改革，大学生最为敏感，踊跃参加了这次选举，搞差额选举、联合提名、竞选等活动轰轰烈烈，对新的选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忱和积极性。

与知识分子相比，广大市民和农民对新选举法的颁布远没有表现出那幺敏感和热忱。

在对选民选举意识的问卷调查证实了人们通常认为的选民
的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积极性的确有很大的相关性。

选民在回答“您愿不愿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时，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态度有明显的差别。

上述情况表明，公民选举态度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高、中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与中、小学教育程度的参选积极性有一定差别，但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不识字的人参选态度与前面的人有明显的差别，表示愿意参加选举的只有54%，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35%。

可见，他们存在明显的消极倾向。

当然，这种问卷只反映选民对选举的意向性态度，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在另一组问卷调查中，则反映选民对选举更实际的态度。

[5] 在问卷“您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主动积极参加投票”的，为48.5%；是“领导动员或组织要求”去投票的，占19%；是“大家都去，我也去”的占13.3%；是“没有办法才去”，或“有补贴、奖励才去”的约占8%。

[6]
在回答“是主动积极参加投票”的人中：受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最积极，占55.1%；
其次是受小学、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占47.9%；
然后是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占44.3%；文盲最不积极只有29.2%。

在回答是随大流“大家都去、我也去”，或为补贴去投票的人中：文化程度低的人更盲从，文盲为28.6%；
受小学、初中教育的人为25.1%；受高中、中专教育的人为14.6%；
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占20.6%。

以上情况表明，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选举态度更为积极，受高等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选举态度更为消极。

单纯从选民的选举意识看，参选态度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成一定的正比关系。

但是，由于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选民对选举对象的态度和对选举程序的信任程度的影响，参选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关系会发生变化、扭曲、甚至成反比。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有意义的，选举程序是公正、民主的，就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

相反，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程序不很公正、民主，他们会比其它人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

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是选民选举积极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受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参加选举的积极性高，因为，还有其它因素影响公民的选举行为。

在实际中，受教育程度与选举积极性并不成比例关系。

在上述问卷调查中表现的实际参选态度形成“中间高、两头低”的局面，即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态度最积极，投票积极性高于受高等教育的人。

这反映了影响选举因素的复杂性。

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恐怕与这次受调查的地区和对象有关。

由于，这次问卷调查的多数对象在县、乡一级较多，在这一群体的人中，受中等教育的人可能较多的人是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或企业领导，他们对选举表现得更为积极。

受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更
多的是知识分子，他们自主性和独立性强，个人意识和观点较强些，对现行选举可能更主动积极，也可能更被动消极。

文盲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则盲目性大一些，随大流跟着别人去投票的人比例会高一些。

靠领导动员、组织去投票的选民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高，说明受较高教育的人由于对现行选举有较多的不满意，所以不很愿意主动去投票，但由于单位组织、领导打招呼，才不得不去投票，表现得更多是被动去投票。

在调查受教育程度对选举积极性态度的影响时，我们还设计了直接了解选民对这一问题评价的问卷。

[7]调查问卷列举了：A、受教育程度；B、经济发达水平；C、个人生活水平；D、政治因素；E、个人利益；F、有权力的人。

赞成选举积极性与上述因素成正比关系的，按赞成比例的高低依次为：D、E、F、A、B、C.对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态度相关的认同只排在第四位，可见，不少人认为，受教育程度对选举的影响不如政治、个人利益的因素更影响选举态度。

比如，选民对“文化程度越高越积极”这一问题，表示赞成的人为37.6%，反对者为29.8%。

就已作出回答的人数看，赞成者比反对者要多，但考虑到还有32%的人没有选择此项。

所以，从总数上来看，认同这一观点的人不算太多。

如果把这一因素与其它因素比较，受教育程度的因素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也不是主要的因素。

但是，从对受教育因素与选举行为关系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明显地受到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a回答形成很明显的反差。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支持这一观点的比例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反对者越多。

另外，从职业分布特点看，受过较高教育的职业如法律工作者、教师、在校学生、文艺科技人员比农民、工人、党政工作人员、无职业者和个体劳动者等阶层的人赞成的更多。

[9]可见，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选举积极性越高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受较高教育程度者的自我认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并不认为自己因文化程度较低就影响选举的积极性。

看来社会对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有一种偏见。

从上可见，选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

按人们通常观点，也是调查所反映的观点，受教育程度越高，选举态度的积极性相对越高。

但是，必须强调，受教育程度与选举积极性的相关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主要表现在选举意识层面。

在选举行为层面，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完全成正比例关系。

公民的选举行为肯定有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因此，不能完全以受教育程度高低来判断选民选举的积极性，并以此作为衡量公民参与选举的能力。

二、政治因素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与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相比，公民的职业身份和政治素质对选举态度的影响更为深刻。

在调查中，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政治因素对选举积极性的影响最大。

调查表明，选民的政治身份越强，对选举的积极性增高。

在回答是否愿意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时，不同政治身份者的回答有较大的差别。

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比普通群众的投票积极性要高得多（高达20%）。

从不同职业身份的人回答此问题的情况来看，也说明多数人认为政治身份与选举的积极性有密切关系。

再根据实际参加投票的情况看，也证明了政治因素对选举行为有影响。

问题：您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否主动参加投票？[12]
（1）回答“是主动参加投票的”，其态度积极性依次为：（2）是被动靠“领导动员、组织要求参加的”：我们再看选民对政治因素与选举态度关系的评价。

调查的问题是，“您认为一个人是否愿意参加投票，主要是哪些因素决定的？”选择“政治觉悟越高的人越积极”，赞成的60.8%，反对的12.4%。

[13]可见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选举与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有关系。

从不同政治身份对这一问题的评价看，共青团员的赞成这一观点的比例最高70.1%，其次是中共党员66.1%，普通群众55.1%，民主党派成员48.3%。

从综合情况分析，赞成“政治觉悟越高的人对选举越积极”这一观点的人中，以党团员、青年学生等低年龄组的人比例为高，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对此评价不高。

其原因也
许是由于他们有政治身份，赞成这一观点多少带有些自我评价的色彩。

也许是他们年龄较轻，选举经验较少，对此问题带有主观色彩。

在另一项对选民投票行为的调查中，对被调查者的政治身份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党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比普通群众和无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表现出更明显的积极性。

问卷显示：在选民回答是“领导动员、组织要求去投票”的人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稍低为16.6%，其它都为20%。

在选民回答是随大流“别人都去，我也去”的人中，中共党员比例最低8.4%，依次为共青团员10.4%，民主党派成员13.8%，普通群众为18.6%。

从以上调查问卷的情况来看，政治意识和政治身份对选举积极性的影响非常明显。

各种调查数字都显示，共产党员和党政机关公职人员对选举投票的积极性态度都明显地高于其它非党身份和职业的人。

下面我们将对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与选举行为的关系作更综合分析。

公民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肯定与选举行为是有重要联系和影响的。

但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

文化素质和政治意识要变成政治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可变因素。

这些因素诸如：大的政治环境影响；选民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评价；对投票行为的期望和与现实差距产生的看法；被选举对象能发挥
什幺作用和人们对被选举对象作用的信心；选举行为与选举者利益的关系等等。

这就是说，一个受教育程度高、政治意识强、民主知识多的人在理论上比受教育程度低、民主知识少的人会有更强的民主渴求和更积极的投票行为。

但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一个所谓“高素质”的公民未必会有积极的投票行为，因为他们还受其它因素（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的影响。

下面许多调查统计表明，所谓“高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大学生、教师、文化科研人员在许多情况下选举积极性，比所谓“低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农民要低得多。

以所谓的公民素质高低来认定选举积极性高低是没有根据的。

受教育程度和政治意识与公民的投票行为有一定关系，但公民的投票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其它因素。

研究历史事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多少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人，他们没有什幺文化知识，也不谙国事，但他们为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奋起而斗争，甚至不惜献身。

可见，普通平民百姓一点也不会忽视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他们更多地用行动来投票，而不是用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来投票。

如果按受教育程度或政治意识决定选举行为的理论，我们就很难解释，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认为最落后的中国农民，手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可阻挡地走向投票站，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选举或罢免自己的村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地书写“民主”的时候，而被认为有较高素质的城市居民从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起就躺在法律赋予他们民主选举的投票箱上呼呼大睡了50年。

这使我们看到选举远不是由政治因素和受教育因素决定的，而是比政治意识和文化程度更重要的因素在决定着人们政治参与和投票行为。

三、农民与其它群体的选举行为比较
中国农民长期以来被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扩大民主选举，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说农村太落后、农民素质太低。

如果事实能说明中国农民不但有选举的热忱和积极性，而且有能力搞好民主选举，那幺在中国还有什幺地方不能搞民主选举的呢？所以我们特别要对农民的选举态度和行为与其它群体作一比较分析。

通过这一比较分析，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选举行为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复杂性。

从而透过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的假象看清决定选民选举态度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幺？调查表明，农民的民主意识和选举积极性远远被低估了。

根据对农民选举意识和选举的调查和分析，我们意外地发现，在各种类型的选民意识和选举行为积极性的调查数字都反复显示，农民表现的选举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城市居民，在对不同职业的选举者的态度调查中，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于其它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中国农民的素质与我们许多人想象的情况完全相反，他们远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些不懂民主，缺少行使民主权利能力的、
愚昧的一群，而是有很强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能力，对选举相当积极的一群。

调查表明，大学和知识分子对当前的选举是比较消极的。

在选举态度积极性调查中，按不同职业身份进行统计分析表明，表示“愿意参加选举”的按积极性高低排列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企业领导、教师、农民、自由职业者、文化科技人员、在校学生、工人、离退休人员、个体劳动者、无职业者。

农民选举态度的赞成率为80.9%排在第5位，大学生为71.4%排在第8位，文化科研人员为75.9%排在第7位，工人为68.4%排在第9位[15]农民比文化科研人员高出5个百分点，比在校学生高出10个百分点，可见，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是相当之高的。

在同一问题的调查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选举积极性要高得多。

在对选民选举主动性的调查中，把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对比，农民的选举主动性也大大高于市民。

表5调查问题：您愿不愿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
村民主动参加投票的为62%，市民只有40.9%，高出20多个百分点，比流动人员高出36个百分点。

在调查选民“是否愿意当人大代表”的态度时，把农村村民与城市居民对比，农民的想当人大代表的参政意愿比市民高出14个百分点，比流动人员高出30多个百分点。

农民不仅对现行选举积极参与，而且对选举改革抱着更强的要求和充满信心。

在调查问到“您认为是否具备扩大代表直选的条件”时，认为具备条件的：
农民为44.1%，城市居民为33.6%，流动人员为31.9%。

在调查问到“您认为什幺时候可以扩大直接选举”的问题时，从居住地的特点看，认为“现在就可以”的农村居民为36.4%，城市居民为27.3%，农民比市民的比例高出近10个百分点；从职业特点看，法律工作者、无职业者和农民认为“现在就可以”的比例较高（分别为43%、38%、37.6%），其它职业的包括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赞成的比例‘只有20-30%之间，农民的积极态度排列第三。

回答要“等经济发展以后搞”、“等中国人素质提高以后再搞”的职业中，以教师、党政机关人员、文化科研人员、离退休人员的比例为高，都达60%以上，而农民对此问题回答的比例最低，只有44%。

[22]以上各个不同方面的调查，都充分一致地表明，农民对选举的积极性、参与选举的主动性和对选举改革的态度和信心等方面都很强，排在很前面，有时还是最积极的一类，比城市居民和大学生、知识分子等群体要高得多。

这不是一、二个方面的数字表明的，而是调查中几乎绝大部分的情况都不约而同地证明这一点。

为什幺农民的民主意识、选举积极性和选举改革精神比大学生和市民还要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近些年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激发了他们的民主意识，使他们尝到了选举的利益和甜
头，这种民主选举实践就是最好的民主教育。

而城市居民和大学生参加的是与他们几乎毫无关系的、形式主义的选举，他们被这种形式主义的选举所厌烦。

大学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可以靠精神生活、能生活在理想中的群体。

社会中的普通选民，特别是农民、市民选民生活在现实中，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态度和对政治行为的参与则完全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化。

、所以，他们不会对空洞没有实际利益的选举感兴趣，不会凭空洞的政治宣传去投票，而是凭看得见、体验得到的利益投票，看投票选举是不是与自己的利益有关。

如果选举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就会积极参加；如果选举与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大甚至无关，则不会积极参加。

这一点从我国的选举实践中也能看得很清楚。

在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程序有不小的民主化改革，但社会上的市民、农民等并没有看到这种选举能带来什幺实际利益，也就始终没有表现出什幺热忱。

然而，当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制度在农村实行后，农民看到真的可以选举自己的当家人的时候，农民马上喷发出巨大的热情和比任何城市居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还要高得多的积极性、创造性。

可见，行使民主选举的素质和能力主要不是受教育程度高低和政治意识强弱决定的。

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政治意识与能力会对它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个人利益才是它的决定因素。

对高知识的人来说，也许对选举行为的激励因素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政治知识在起作用。

但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普通农民和市民对选举的激励因素最根本的是利益机制。

如果不了解、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认识和解释正在中国农村大地卷起的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浪潮。

如何看待中国农民的素质，长期以来对农民缺少认识和理解。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就常常发生。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高度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被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不
屑一顾。

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农村如火如荼的时候，陈独秀等相当多的领导人根本看不起农民，认为农民太落后，不相信他们革命的热情和能力，下令解散农民武装。

只有毛泽东等少数领导人认识到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广泛发动农民，把他们组织起来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农民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和牺牲精神投身了伟大的中国革命。

没有哪一个阶级象中国农民那样理解中国革命，并为之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我们怎幺能说中国农民素质太低，政治觉悟不高呢？今天当我们共和国进行民主建设时，又有人把农民视为民主发展的绊脚石，说农民太落后，素质太低，让农民背上了黑锅，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四、经济发展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才会要求民主，有了中产阶级才会建立民主制度。

民主程度受经济
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看来是没有太大疑问的。

人们很明显地看到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是要有钞票的。

很多研究成果和民主发展的实例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可以举出我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发展的例子。

似乎从心理学的人类生物需求理论也能找到根据。

但我不太赞成民主必须建立在金钱之上，不认为经济发达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如人类社会早期的民主有“贝壳放逐法”，在奴隶社会，有古希腊和古雅典的民主制度，那时经济并不发达。

到了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了，却出现了专制。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但不一定是非要达到一定物质基础才能建立民主制度。

问题是经济因素对民主到底起什幺样的作用？怎幺发挥作用？我们的调查是从个人的经济状况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两个角度考察经济因素与公民选举行为的关系，看看这两个因素对选举到底产生什幺样的影响。

事实并非人们想象的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选举就越积极。

相反，在许多情况下，高收入者和经济发达地区对选举反而冷淡。

我们先分析经济收入对选举行为的影响。

在对选民关于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和是否愿意参选人大代表的选举意愿调查中：关于参选人大代表的意愿。

表示“愿意参选人大代表的”，按态度积极性由高至低的顺序排列为：月收入在401-800元、400元以下、801-1500元、1501-2500元、2501元以上的选民。

这一顺序与回答前一问题的顺序相同。

月收入401-800元的中低收入者与月收入2501元以上的高收入者态度差别明显，表示“愿意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