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民俗活动集体记忆重构研究——以M村“立春祭”为例

乡村民俗活动集体记忆重构研究
—以M村“立春祭”为例
摘要
新世纪以来，社会飞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扩张、许多传统文化以阻碍发展为由遭到淘汰，传统文化因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另外大量传统村落的逐渐解体也意味着乡村民俗活动失去了根基以及传承空间。

近年来，政府于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倡和发扬各地区、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振兴中华文明。

民俗活动作为乡村集体记忆传承的有力载体，其价值也逐渐被认可和挖掘。

当下许多村落掀起了一股民俗活动复兴的浪潮去重构和再现祖辈记忆中代代相传下来的传统民俗活动，使村落的发展又重现活力。

基于对浙江省衢州市M村的实地调查，将其乡村集体记忆的最具代表性的载体，以“立春祭”为主的民俗活动作为研究对象。

乡村集体记忆的重构不仅依赖于文本、标志性建筑物等物质形式或者仪式等非物质形式的记忆载体，还要依赖于村民、文化精英、政府等多元记忆主体的力量。

因此文章借助“集体记忆”的理论，分析民俗活动集体记忆在M村为何出现失忆，在新时期出现集体记忆重构的原因，并从记忆主体和记忆载体入手分析M村以“立春祭”为主的民俗活动集体记忆是如何进行重构。

最后，通过乡村民俗活动的集体记忆重构规律，尝试性的探索如何才能使民俗活动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从而促进民俗活动与村落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乡村民俗活动；乡村集体记忆；记忆主体；记忆载体
A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OF RURAL FOLK ACTIVITIES
--TAKING THE M VILLAGE "SACRIFICE IN SPRING"
AS AN EXAMPLE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expans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rejection of many traditional cultures have hindered developmen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therefore faced more severe challenges. In addition, the gradual disintegr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lso means that rural folk activities have lost their roots and inheritance space.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building national soft power,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and promo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all regions and nations to revitalize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 powerful carrier of rural collective memory inheritance, folk activities are gradually recognized and tapped. Many villages have set off a wave of revival of folk activities to reconstruct and reproduce the traditional folk activitie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the memory of their ancestors, and revit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Based on th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of M Village in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arrier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memory is the folklore activity based on the “Sacrifice in spr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memory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material forms such as texts, landmark buildings, or non-material forms of memory carriers, but also on the power of multiple memory subjects such as
villagers, cultural elites, and governments. Therefore,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memory", the article analyzes why collective memory of folklore activities has lost memory in M village, and the reasons for collective memory re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analyzes M village from the memory subject and memory carrier. How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folk activities is reconstructed.
Finally, through the collective memory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folk activities, the tentative exploration of how to make folk activities have tenacious vitality, thus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olk activities and villages.
KEY WORDS:Rural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Rural collective memory; Memory subject; Memory carrier
目录
摘要 (Ⅰ)
ABSTRACT (Ⅱ)
目录 (Ⅳ)
一、绪论 (1)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1)
1．研究缘起 (1)
2．研究意义 (3)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3)
1．关于民俗活动的研究 (3)
2．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 (6)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9)
1．研究方法 (9)
2．研究思路 (9)
（四）案例村介绍 (10)
1．传统村落----M村 (10)
2．赏九华立春文化，品三衢节气文明----九华立春祭民俗活动 (11)
二、探寻M村民俗活动的集体记忆 (13)
（一）文字载体 (13)
1．文献史志：追溯立春祭祀的历史之源 (13)
2．口头传说：生根于村落的集体记忆 (14)
（二）实物载体 (14)
1．空间载体：拥有着三百余年历史的梧桐祖殿 (14)
2．仪式活动：拥有着完整的祭祀仪式 (15)
三、M村民俗活动集体记忆的失忆 (17)
（一）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传承语境缺失 (17)
（二）文化承载空间的缺位：梧桐祖殿功能的蜕变 (18)
（三）传承主体的断层：传承执事的中断 (19)
（四）传承缺失下的民俗文化变迁：仪式活动的潜匿 (20)
四、M村民俗活动集体记忆的重构 (21)
（一）民俗活动集体记忆重构的原因 (21)
1．迎合精神文化新需求的实践 (21)
2．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新形势 (22)
3．推动村落发展的特色名片 (23)
（二）民俗活动集体记忆重构的主体 (24)
1．乡村文化精英：促进立春祭祀的恢复、发展、壮大、闻名 (24)
2．国家：主导立春祭祀民俗活动的发展方向 (26)
3．村民：身为立春祭祀活动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27)
4．新闻媒介：肩负着弘扬立春祭祀民俗文化的重任 (28)
（三）民俗活动集体记忆重构的载体 (29)
1．纪念仪式：九华立春祭民俗活动的祭祀仪式 (29)
2．公共空间：梧桐祖殿功能的不断完善 (32)
五、结论与讨论 (34)
（一）结论 (34)
1．乡村民俗活动同乡村振兴密不可分 (34)
2．被发明的传统：九华立春祭民俗活动被赋予新的意义 (35)
（二）讨论 (35)
1．如何使乡村民俗活动具有生命力 (35)
2．如何使乡村民俗活动承载乡村多元性价值 (35)
参考文献 (37)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40)
致谢 (41)
浙江师范大学学位论文诚信承诺书 (42)
浙江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43)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43)
一、绪论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1．研究缘起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似乎有些赶不上时代的脚步，我们看到太多传统文化被贴上落后的标签继而以阻碍发展为由遭到淘汰和抛弃，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张，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文化因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开始日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倡和发扬各地区、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振兴中华文明。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愈来愈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我国也开始大范围实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留住记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同年，我国启动实施了全面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系统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2006年《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节日项目实施保护的论证建议案》中，提出“对分布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中那些最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价值的节日遗产传承给予重点保护，则是极为紧迫的当务之急”。

2011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传统文化及相关活动的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

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大力度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带动了相关民俗活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面对传统村落的逐渐解体以及乡村文化的日益凋敝导致的集体“失忆”现象，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随后，山东、浙江、山西等地便开展了乡村记忆工程。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强调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民俗活动作为一项传统文化具体承载形式，具有普遍性和集体性的特征，是流行在民众当中关于生活范式、礼仪、习俗和价值观念的传统文化形式。

而民俗活动一般来说更加容易滋生和存活在较小的传统社区中，例如村落。

伴随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
农村的城镇化、新农村建设进程，村落中旧有的传统民俗受到主流文化冲击最为明显，村落社会结构在解体同时许多民俗活动也被抛弃和遗忘，作为广泛形式存在的乡村传统文化也因此在不同程度上瓦解。

中国社会本质是一个乡土社会，众多传统文化归根结底来自于乡土社会，失去了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也终将失去活力。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却加剧了乡土社会版图的日益缩小。

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在不断削弱农村劳动机遇的同时，也带给城市更多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纷纷进城务工，尤其是农村的青壮年群体，这种现象造就了农村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人口稀缺和老龄化社会的局面，乡村社会生机和活力不复存在，传统民俗活动失去传承主体也随之日渐失去活力。

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在笔者广泛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乡村人口在某些时间内也存在大规模人口逆流动现象，即城市务工人员大量且集中地返回到乡村社会，基于某些传统民俗活动的召唤，甚至更多的是乡村生活中凭借集体记忆重构出的民俗活动。

例如L村“剃辫子”民俗活动，人们对此项活动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春节回家的重视，纷纷在举办这项活动时返回农村并开展大范围的宴请活动；M村“立春祭”活动，也是在成群结队农民涌向城市背景下吸引人们返回乡村的民俗活动；H村“羌历年”民俗活动，外出务工人员通过该民俗活动使外出务工人员感受到家乡的号召力，并甚至在更多时间里自愿留在村中致力于村落发展；S村的具有畲族特色的“山哈大席”民俗活动，通过畲族美食和畲族特色表演的有机结合，带动乡村旅游发展；Y村凭借自身环境、资源、文化、民俗活动等条件，开发并建成体现该地区民风民俗的农业休闲村，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一系列事例都在说明民俗活动对于乡村重新凝聚民众力量存在巨大潜力和价值，更是在振兴乡村建设中有待被发掘的巨大生命力所在。

民俗活动作为乡村集体记忆传承的有力载体，其价值也逐渐被认可和挖掘。

当下许多村落掀起了一股民俗活动复兴的浪潮去重构和再现祖辈记忆中代代相传下来的传统民俗活动，使村落的发展又重现活力。

现今，村落民俗活动的集体记忆在当下为何涌现出重构热潮，这种集体记忆的重构又是如何完成的，进而对民俗活动的重构行为、促进村落文化记忆的延续、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以及通过集体记忆重构后的民俗活动如何才能具有生命力这些都是亟需研究的问题。

因此，本文将通过对案例的深入
调查研究，探讨M村民俗活动的集体记忆，并且通过分析集体记忆的失忆，引出该村民俗活动的记忆是如何通过主体、载体进行重构，根据重构规律探索乡村民俗活动如何才能具有生命力，从而促进民俗活动集体记忆的传承延续与村落的保护发展。

2．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案例村民俗活动的集体记忆是如何通过不同主体和载体进行重构等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以往研究中注重讨论民俗活动的重要价值而少于探究传统民俗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集体记忆在集体性和社会性特征上发挥的作用，而本文将利用集体记忆的视角讨论民俗活动在乡村中进行通过不同主体和载体进行重构，丰富了集体记忆与乡村民俗活动的相关研究。

在现实意义上，利用重构民俗活动的个案，讨论以民俗活动为承载形式的集体记忆是如何重新构建的。

在此基础上探讨民俗活动如何通过集体记忆的重构具有生命力，民俗活动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及其在推动乡村发展的作用。

从而归纳总结出通过民俗活动凝聚乡村集体具有可复制性的普适经验方法，对振兴乡村道路上如何利用民俗活动的价值进行深入地讨论。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本文对于传统村落民俗集体记忆建构进行相关研究，旨在突出与民俗活动与乡村集体记忆相关的问题，因此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阅读和梳理，将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关于民俗活动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对民俗的关注，早在周代的《诗经》中就有所显示，采风问俗已是当时一种普遍盛行的社会制度。

《山海经》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的神话、宗教、民俗等珍贵资料，但多以传说形式记录。

到了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更加专业于风俗讨论的著作《风俗通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对地方风俗进行专门记载的书籍，如《风士记》、《荆楚岁时记》等。

隋唐以来关于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民间文艺的全域性或地域性的书籍尤其数不胜数。

[1]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民俗，逐渐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的记录偏向科学的讨论，这种学术活动在当代逐渐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考察民俗在社会整
合和集体维系中的内涵和价值。

从内涵上讲具体的民俗事项千差万别，包含了不同的社会生活方面和各种形式，但内在的共同点在于民俗的社会性和集体性，同时它们在时间上是代代相传的，在空间上是广泛扩布的。

钟敬文先生对民俗概念的定义为：“通常是指某个地区或民族中的大众所创造、共享和传承的生活文化，起源于群体生活的社会需要，在特定的族群、时间和空间中形成并不断扩布和演变”。

[2]萨姆纳认为：“个体的行为活动不断重复形成习惯，并且这种习惯在群体中流行便成为了风俗。

如果一项活动不仅不断重复还遵循着严格的程序，即成为一种仪式；如果严格的活动模式还包含着明确的思想道德内容，那么它们就成为社会中的道德规范”。

[3]他强调民俗起源于生活，人的生存活动是民俗产生的根源，且民俗活动一般都具有固定的模式，是相对稳定的。

历史上对民俗概念的理解较为狭义，主要有四种说法：文化遗留物说、精神文化说、民间文学说和传统文化说.[4]随着时代的变化，各时期学者对民俗相关内容的深入研究，民俗概念的定义也更加趋向广义。

民俗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总的来说民俗文化是即包括农村民俗也包括城市民俗；既包括口承传统文化也包括物质、精神民俗，但不变的依然是与人们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

现在普遍被学术界接受的民俗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

[5]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和语言民俗之间又彼此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和促进，并且会随着时代推进而发生演变。

但总的来说，民俗有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与生活的。

作为文化形态的民俗代表了一种象征符号，是相对静止的，知识或文明的积累和成果的形式为表现。

作为生活的民俗形态，则表现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某种传承的知识的活动的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形式。

高丙中认为两种形式的民俗在实际中是互补的，“民俗既作为文化而存在，也作为生活而发生”。

民俗文化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之于社会生活主要有四类功能，分别是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和调节功能。

[6]民俗文化能够在个体进行社会化时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在不同场合和社会情景中对个体成员的行为方式能够达到有效约束的目的。

岁时节日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在不同的节日里还有相应主题的民俗
活动，并且这些活动以年度为周期，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7]萨姆纳认为，民俗活动的价值只对它所属的群体而存在，民俗是一种生活策略，告诉集体中的个人在何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给人们在进行选择行为是提供了一系列习惯性的共识，使人们习惯性地遵守某种“合时宜”的规范，从这个意义来说，习俗是一种集体性力量，对个体利益提供便利也对个人行为构成约束，以此来保障群体最大化利益。

民俗活动含有多种表现形式，是因为各个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同。

而民间艺术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有着紧密的关系。

民俗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族文化现象，其主要特征表现为集体性、传承性、稳定性和变异性。

本文所要研究的民俗活动是传统村落民俗中的岁时节日活动，这类活动最能体现出村落传统文化，是民俗文化的具体体现。

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强调:“不将民间艺术当作民俗现象来考察，不研究它与其他民俗活动的联系，也就使民间艺术失去了依托，不可能对民间艺术有深层的了解。

”
[8]因此，民间艺术引起了学界高度的关注。

其中，赵全胜对白族特色民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唢呐曲牌进行研究，分析出它的特点及其在当地特色民俗活动中的关键地位，同时促进了白族特色民俗活动的发展与传承。

[9]徐妍通过分析浮山民间剪纸与当地民俗活动，得出其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民俗活动孕育了民间剪纸，而民间剪纸的传承丰富了当地民俗活动。

[10]陈哲通过对客家人民歌的研究，把当地特色民歌与民俗活动相关联，体现出客家人特色的民俗习惯，促进了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

[11]还有学者通过对民俗活动的进一步探究，分析得出民俗活动的本身的含义。

张漩将潮州每年例行举办的游神赛会这一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潮州大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参与群众的态度。

[12]还有些学者对民俗活动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刘婷通过把人的发展与民俗活动的休闲价值进行分析，得出民俗活动的休闲价值划分为显性休闲价值和隐形休闲价值这两类。

[13]徐东明和董希媚在对西藏民俗的社会功能的研究中，依据西藏当地特色民俗文化，民俗与宗教紧密联系的情况，从宗教、文化、教育、政治和经济五个方面将西藏民俗的社会功能分为精神信仰、文化传承、道德塑造和文化教育、政治辅助、经济助剂。

[14]由此可见，关于民俗活动的研究，多着眼于民间艺术和民俗活动功能的分析，缺少对民俗活动发展现状及传承问题和民俗活动与村落发展相关问题的探讨。

2．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
集体记忆的理论源自于法国的年鉴学派，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被普遍认为是集体记忆概念研究的始祖，他第一个将集体记忆赋予了社会学、人类学内涵，尤其强调记忆的社会性。

然而学术界最开始对记忆进行研究的学科是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领域，这些学科关注的记忆偏重于个体记忆层面。

哈布瓦赫认为如果要更进一步地理解人们记忆活动的意义，就不能只停留在个体层面而不结合个体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文化背景。

哈布瓦赫主张将人放置在其身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讨论记忆的意义，反思生理主义与个体主义层面上的记忆论，因此可以说从哈布瓦赫开始才真正意义上对社会记忆理论进行探讨。

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正式面世之前，也已经有很多学者讨论过关于“集体记忆”的相关概念。

卢梭曾经出过“集体性”的观念，这种主张后来对涂尔干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上“由社会成员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在交往中因共同利益、共同需求的共同价值评价等而形成的共有思想观念”；“集体欢腾”则认为宗教观念本质上诞生于欢腾本身，因为“唯有集体思想具备这种效力，要创造一个观念的世界，并使经验现实的世界通过它而发生变形，就必须得有一种智力的过度兴奋，而这种过度兴奋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才能实现”。

[15]之后玛丽•道格拉斯针对这种观点出质疑，如果欢腾这种习惯性行为活动成为一个时代的秩序，那么除了这种过度兴奋时期，在平淡无奇的时间里，是什么力量将人们整合在一起的？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后来对玛丽•道格拉斯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存在于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之间的明显空白，事实上上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着的，这种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英雄壮举的形式出现。

” [16]实际上涂尔干也并非认为时代秩序的维持只靠集体欢腾，在另一层面上，涂尔干对图腾的研究恰恰说明他认为在长期平淡无奇的时间里，图腾崇拜维持了社会的秩序。

而在哈布瓦赫这里，则用集体记忆来说明对社会运行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希望重构民俗活动相关集体记忆来更好地发挥出促进村落发展的作用。

在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中，他首先想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如何需要记忆？哈布瓦赫认为社会之所以需要记忆，是因为记忆赋予社会的“过去”一种历史的美丽，把最美好、神圣的事物贮藏在与现今相对的另一个维度里。

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并非像个体主义理论宣称的那样能够
时刻发挥自己的独特个性，恰恰相反，个体成员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文化的约束，每一种行为动机的背后都蕴含着一整套社会文化逻辑，社会正是在这种方式下才得以为继——让个人充分在他人中体验到社会的个性，但社会又通过这种方式把个人囚禁在他所建立和身处的重重关系之中。

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每个成员都必然会形成对他人的依赖，这种对他人的依赖形成了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而在记忆里，这种强有力的约束似乎变得模糊和弱化。

所以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的建构是基于社会束缚的压力上个体成员心智上的一种解脱方式：“对过去的崇拜，没有使人们的心灵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实际上说将它们彼此分离。

” [17]人们生活在充满束缚的现实社会里，却希望通过记忆的建构对现实加以完善和润饰。

哈布瓦赫的研究将微观的个体心理与社会现实连接，明确集体记忆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和结果。

但随后几十年间的集体记忆研究却停滞不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康纳顿出版《社会如何记忆》中明确提出了“社会记忆”。

不同于哈布瓦赫，康纳顿认为“有关过去的回忆或者形象，或多或少是在仪式的操练中传送和保持的”，[18]他不仅将哈布瓦赫关注的具体群体拓展到宏大的“社会”范围，还认为哈布瓦赫过于关注集体记忆当下的建构而忽略了保存和传承，为此他研究了两种重要方式：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因此，在康纳顿的描述中，社会记忆在重大的历史时刻通过纪念仪式来传承，而在平常的生活中则通过潜移默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经验来沉淀。

相对于哈布瓦赫以个人作为研究中心和落点，康纳顿则将“社会”作为研究主体。

权力范式下的记忆研究取向有很强的政治和现实意义，已成为当下社会记忆研究的主流。

在20世纪90年代，阿斯曼夫妇对哈布瓦赫思想的复兴中提出的“文化记忆”的概念，他们强调了文化体系中的“凝聚性结构”：一种文化、一个族群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它是持恒的、抽象纵深的，与群体“交流记忆”共同构成集体记忆。

[19]
国内对集体记忆的关注在最近几十年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主要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

其中，王汉生等归纳出集体记忆研究的三个主要内容：一是记忆的再现；二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三是记忆再现过程中的权力关系。

[20]景军将社会记忆划分为四大理论类别，分别是集体记忆研究、民众记忆研究、想象记忆研究和公共记忆研究。

同时，对“苦难记忆”的研究也被他提出。

[21]在刘亚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