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外交官讲述“中国故事”

一个文化外交官讲述“中国故事”
作者：刘源隆
来源：《小康》2017年第33期
车兆和，1982年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配到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他先后在菲律宾、美国、以色列、土耳其、南非、韩国工作，是文化外交领域的专家。

面对《小康》记者，他谈起了自己35年来工作中的各种故事和自己总结的经验。

“我当时所乘的航班上大多是中国人。

”作为1989年后，文化部第一批外派常驻人员之一，车兆和当时被派往我国驻美国大使馆任二秘，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经旧金山入境。

当时的情景，他铭记于心。

飞机上大部分是到美国看望留学生的家长。

家长们为孩子带了许多吃的东西，有方便面、火腿肠、木耳、蘑菇、黄花菜、玉米面，等等。

有些东西是美国海关禁止带入境的，因此所有行李都要打开检查。

当时美国的海关人员对中国人非常粗鲁，高声呼喝，还推推搡搡。

车兆和看不下去，就走过去对海关人员说这些中国人不懂英语，需不需要他的帮助。

这让海关人员很不耐烦，就要检查车兆和的护照。

车兆和拿出一本“红皮护照”交给他，那位海关人员凶狠的表情一下子变得笑容可掬，“先生，您请走这边。

”他指着“外交人员通道”说道。

车兆和大声地说：“请对待他们好一些，他们不懂英语。

”
当车兆和转身离开，他听到那位海关人员对同事说：“今天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外交官。

”
“当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在当时，我们国家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在面对西方国家时是非常弱势的。

车兆和说当时在国外推广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远比现在要难得多。

然而就是当时的
种种困难，使他格外珍爱这本二秘“红皮护照”。

“就是这本护照，让我坚定了在文化外交战线奋斗终生的决心。

”
这一干就是35年。

“文化交流终究要回归到文化本身”
“外交一翼，搭台唱戏，服务大局，文明互鉴。

”是车兆和在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记事时所概括的，“也是不同时期我国对外交文化交流所遵循的原则”。

“外交一翼，尽显神奇。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80年，我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先文艺后外交”指示，文化部配合外交大局，组派中国杂技团、中国京剧团、中央歌舞团等出国访问演出，同建交国家与非建交国家的艺术家和人民接触，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努力打破西方制裁与封锁，扩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

“在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中国政府曾7次组派艺术团，参加在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芬兰等国举行的第2届至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会’。

起到了重要的‘开路先锋’的作用，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
在“文革”期间，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也不乏“闪光点”，比如著名的“乒乓外交”。

车兆和说，“这一时期，因为国内外的因素，导致文化交流呈现‘少而精’的特点。

”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全国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改革开发力度的态势。

“对外文化交流要为经济建设大局服务，于是出台了‘文经结合’和‘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活动，推动经贸，引进外资，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据车兆和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从美国回国，发现很多同事朋友辞职，“下海”经商，“这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生态，而在国外的工作，我们也开始努力开拓海外商业展演市场”。

到了21世纪，文化部贯彻十五大方针，制定了新时期对外文化工作的总体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四个服务’，为外交大局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国家统一大业服务，为文化事业自身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尤其是为文化自身的发展服务，这在之前是不能提的，也是不敢提的。

其实无论是为政治服务，还是为经贸服务，都只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阶段性的方针政策，如果作为长期的方针政策是有失偏颇的，文化交流终究要回归到文化本身。

”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所做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由此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一种更高的视野与更大的格局来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也让我们对于世界其他文化更加理性、不断包容、互相借鉴。

车兆和表示，“‘一带一路’跨越世界五大文明区域，相关国家60多个，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认真学习研究沿线国家的文化，找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切入点，打造沿线国家文化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够做的和必须做的。

”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
2002年，车兆和读到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国情咨文”。

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从遗传基因上说，我们黑人和白人99.9%是相同的。

”这让车兆和感想颇多，“我当时就想，人类的基因99.9%都是相同的，那么是什么让我们有了如此巨大的差异？”
2009年在出任我国驻韩国使馆文化参赞时，车兆和去拜会韩国外交通商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司长。

“我们谈完正事后，他用不熟练的中文对我说：‘我的祖上来自中国青岛，姓赵。

’”车兆和当时很惊讶，也很高兴。

“我在想：他祖上是中国人，现在是韩国人;或者说祖上是汉族，现在是朝鮮族。

他的这种转变又是什么来定义的呢？”
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从事了35年文化外交工作的车兆和对于文化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

“其实，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文化，是文化真正区分出了民族与人种的不同。

”
“在文化交流当中，首先就是‘文化自信’，没有自信，最后就会被别的文化所同化。

”车兆和对于我国一段时期内曾出现的“文化自卑”现象深恶痛绝，“我国是拥有着优秀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国，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不了解，不学习，毫无底线和原则地盲目崇拜、吹捧西方的文化，这不叫虚心，也并非包容，而是赤裸裸的下跪。

”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当时的人们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所威慑，很多人就认为我们的文化不如西方，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今天。

然而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综合国力稳步提升。

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文化不仅不是落后的，反而
有着极大的优势。

“我们应当自信，更应当把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播给世界更多的人们，让我们祖先留下的杰出智慧、丰富的文化传递给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

”
“我在韩国工作时，正是‘韩流’在中国日渐式微之时。

韩国政府和文化界正为此事着急，韩国媒体和政府文化工作者，多次采访我对‘韩流’的看法，他们总问我如何让‘韩流’在中国保持经久不衰之势。

”
车兆和对此不以为然，他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及各种场合讲话时，反复表述：“作为中国驻韩使馆文化参赞和首尔中国文化院院长，我肩负两个重任，即弘扬中华文化和引进优秀的韩国文化。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单向不是交流，而是输出或输入;输出过多或输入过大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本国或对方国民都会产生逆反心理。

”
“只有双向交流，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

”车兆和肯定地说。

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走破脚皮
“作为一名文化外交官，首先要懂外交，要了解外交政策，善用政策谋略，会交涉，能办事;其次要有文化，要有较深的文化底蕴、较丰富的专业知识，有相当的文化修养;第三要学会把外交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拿在手中、干起来、管起来。

这应成为我们对文化外交官的基本要求……”这是文化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蔡武总结的。

一直以来，车兆和就是按照这样的自我要求去工作的。

“如果文化外交官既不懂文化，又不懂外交，最后只剩下个‘官’字，这不就是个‘小官僚’吗？世人最痛恨不学无术的‘小官僚’，他们可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自己决然不做！”
对于外交，在车兆和看来，是充满技巧的，不能一味地强横，也不能一味地妥协。

“晚清的外交思维就是妥协、绥靖、避让，这是当时的国力所决定的。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步强大，“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既要包容世界，求同存异;也要影响世界，把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
去年9月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去世了，车兆和向记者回忆起了他曾与佩雷斯交往的一段趣事，那时的车兆和还是一名外交战线的年轻人。

1995年，车兆和被派往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工作。

次年，我国驻以色列大使王昌义宴请刚刚卸任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佩雷斯。

“我们原以为佩雷斯会穿正装来赴宴，因此我们都穿西装打领带，衣冠楚楚的。

”
没想到“老佩”出现时上下身穿的是不同颜色的服装，还没有打领带。

“他进来时，我们都很紧张，王大使是讲法语的。

他不先开口，别人也不好说话。

”因此，当时在场的人员尴尬地站立数秒钟，不知说什么好。

车兆和当时站得靠前，为了打破尴尬，他走上前去，靠近佩雷斯的耳边说了句“悄悄话”。

佩雷斯哈哈大笑，然后也凑近他耳边嘀咕了几句，车兆和也会意地笑了。

站在前面的王昌义大使笑着问他们在嘀咕什么。

车兆和当时说的是：“总理先生，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帅气得多！”大使又问佩雷斯说了什么。

车兆和没有直接回答，他面对佩雷斯说：“王大使问您和我说了什么。

”
佩雷斯说，“你若是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就好啦！”这话逗得全场人哈哈大笑。

那个晚上，整个宴会气氛活跃，轻松愉快，大家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似的。

“在外行人眼里，外交是项很风光的工作，其实不全是。

风光、热闹、体面、尊严只反映了事务的一面，其后面还有艰辛、隐忍、委屈、寂寞和孤独。

”
2002年，车兆和被派往南非，是中国驻南非使馆首任文化参赞。

时任中国驻南非大使刘贵今说，“在非洲工作，就要发扬‘三皮精神’，要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要知难而上地开展工作！”车兆和说起在南非的经历，虽然充满艰辛，但却令他很是怀念，“我们在工作实践中还增加‘一皮’，即‘走破脚皮’。

我们走遍了南非的各个城市，有些地方治安极差，致使我们的汽车被砸、手提包被偷、被抢等。

“文化外交还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学而不厌是其基本要求。

” 在南非常驻期间，车兆和的大部分周末和节假日都是在淘书、看书、译书中度过的。

他曾拜南非作家大会主席奥利芳特为师，在其指导下搜集、研习、翻译南非名家的文学作品;还曾两次拜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莫，并当面请教。

在两位文学大师指导下，他完成了《红宝石——南非短篇小说精粹》的翻译工作。

小标题：把坚持传递给年轻人们“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外交工作有种倾向，即追求‘大’，文化交流项目似乎成了越大越好，过分追求‘大制作’、‘大手笔’，但往往达不到‘大影响’。

”
几年前，在国内盛行以某一艺术形式命名的“年”文化系列活动：国际交响乐年、国际歌剧舞剧年、国际美术年等;以“中国文化某国行”命名的系列活动：中国文化美国行、非洲行等。

在车兆和看来，这些文化活动有时会只追求“大”，而忽略了“小”。

这种现象导致我们对艺术家、学者、小型艺术团组之间的交流等基础性工作重视得不够，在经济投入方面相对也很少。

车兆和表示，举办大型活动的经费投入是惊人的，一场开幕式演出费用少则百万，多则千万。

“举办耗资如此巨大的文化活动是否值得？是否能达到效果？”车兆和说在文化外交领域其实大家也都有共识，那就是“文化的传播交流是润物细无声的。

”可是大型的活动却有增无减。

“庄稼需要‘暴风骤雨’也需要‘和风细雨’。

这两者都需要，但是基础性、长期性的文化交流活动更具长远效果，切不可因其缺乏轰动性就因噎废食，也不能盲目求大，对于活动细节敷衍了事。

”
还是在以色列，车兆和就曾被以色列人對于艺术的严谨所感动。

1996年6月，他收到国内指示：于8月间在埃及举办“中国艺术展览”后，即在以色列举办同一展览。

按照国内要求，车兆和带着展览介绍、作品小样，立刻联系场地，最后锁定特拉维夫艺术馆。

然而，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却以“筹备时间太短，难以承办”为由，予以婉拒。

车兆和并不甘心，邀请了特拉维夫文化局长和特拉维夫市政委员（相当于我国市委宣传部长）一同前往博物馆沟通。

然而面对着政府官员的施压，博物馆馆长坚持己见：“恕我直言。

一，看不出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二，展览前言只是一份广告;再说了，筹备时间太短，只有两个月时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
“当时的气氛很尴尬，那位馆长最后说：‘这样吧，展览可以在两年后举办，我做策展人。

’”就这样，他们三个人扫兴而归。

回到使馆，车兆和反复翻看展品小样和展览前言。

“我越看越生气，气的不是那位馆长，而是我们的策展人水平如此低劣。

的的确确，展览的照片就是大杂烩，其内容与主题关联很小。

这样的展览就算真的展出了，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从此车兆和无论到哪一国家工作都会坚持自己的理念，尽自己全力去推动基础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并要求自己对每一个项目都认真做到极致。

车兆和退休前工作的最后一站是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源于他工作一直以来的坚持，2015年8月24日，为表彰他对中国与南加州文化交流与合作所做出的贡献，美国加州艺术委员会主任格雷格·瓦岑向其颁发“杰出证书”。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自己，它也属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中国文化部和一切为中美文化交流而努力工作的人。

”车兆和希望自己的这份坚持可以传递给文化外交领域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