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历史上著名人物概况

广东历史上著名人物概况广东地处祖国的南大门，处于远离中原的山陬海隅。

在古代，它是以百越民族为主体的，相对落后于中原华夏民族的区域，经过漫长的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融合，逐渐变为以迁徙而来的汉民族为主体的社会区域。

广东文明也伴随着民族迁徙经历了从“蛮荒”到中原文明逐渐输入，民气民风渐开，进而逐渐与中原文明同步发展，再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种演变的过程，既有体现移民文化的时代特色，也有受地理环境和外来文明的影响而形成的区域文化的特色，这些特色为层出不穷的人物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从而涌现出一批批既与中原文明有相通、相似之处，又有地区特点的风云人物。

一、古代部分广东地区最早的著名人物，见于文献记载的，从秦代开始。

秦始皇遣军征服岭南后，镇守岭南的任嚣采取战抚并重的策略，以“和辑汉越”为宗旨，从而使祖国南疆顺利地统一到华夏民族的大家庭中。

任嚣之后，署理南海郡尉的赵佗努力调和岭南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的矛盾，稳定社会，建立南越国。

汉王朝建立之后，赵佗虽然对内仍行帝制，对汉却称臣奉贡。

这样，既有利于岭南的安定与开发，也利于中原文明的源源不断输入。

可以说，在岭南早期开发阶段，赵佗在安抚与治理地方、处理与中原的关系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为岭南的和平稳定与开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被称为开拓岭南的先驱。

东汉至两晋时期，中原政权更迭，战祸频仍，中原士族士人为躲避战火纷纷南迁而来。

岭南相对安定的局面和开发中的环境为这批南来士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

如东汉末及东吴时期在交州开展前所未有的学术活动的从政名儒士燮家族，在广州开讲学之先河的虞翻，皆为一时之俊彦。

葛洪在广州写《抱朴子》，总结了晋代以前的神仙理论与方术，又炼丹于罗浮山，成为中国道教史、化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番禺学者杨孚撰写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岭南的地方风物志《异物志》，向世人揭示岭南别具特色的风物与风貌。

从东汉末的纷争到隋朝建立之前，中国政局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动荡。

长时间的动乱或多或少地波及岭南，如政权更替引发地方控制权的争夺，又如卢循起义的冲击。

这一时期为岭南的统一与稳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是冼夫人。

冼夫人处于梁、陈、隋更替时期，中央政权对岭南的控制力削弱，作为一个拥有十万之众的部落首领，她有能力自立山头，但她先是助陈霸先和平统一岭南，继而在陈朝覆灭之时，归依隋朝，并多次平定反叛，维护了岭南的安定。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至达摩一代逐渐中国化，但其由坐而静、由静入定、由定起慧的渐悟禅法对佛教的传播仍有很大的阻碍。

新州（广东今新兴县）人慧能自创家门，建立起佛教禅宗另一门派“南宗”。

慧能禅学的核心是人人都有佛性，人性本觉，皆能成佛，其途径要而言之是“无念”、“正念”。

慧能的这一理论是对禅学的一次根本性的改革，使佛教进一步与中国本土文化观念相融合。

禅宗这一教派理论的风行，影响深远，使佛门日益兴盛，岭南民众愈来愈多地皈依佛门。

此外，慧能的禅学对宋明理学，特别是对王阳明心学的形成，影响极大。

岭南在唐代出了两位闪耀的明星，一位是上述的佛教南宗六祖慧能，另一位是张九龄。

张九龄与姚崇、宋璟并称为开元之世以清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

他主张弘扬王道，反对霸道；注重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在选才用人上循名求实，唯贤是举。

他的一些主张得到了实施，对当时的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主持开辟大庾岭通道，使南北交通大为改观。

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被尊为岭南文学的宗师，其文章高雅，诗意超逸，一些诗作还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到唐、宋时，岭南的百越各族已基本同化于汉族。

但是，唐、宋以前，岭南的文化基础的积淀仍相当薄弱。

唐贞元十九年（803）和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两度贬谪岭南，在阳山致力于移风易俗，教化民众，在潮汕办乡学，影响深远。

北宋的苏轼贬谪广东惠州、琼州长达七年，足迹所至，教化随之，慕名求学者众，文风因之而兴盛。

这些高水平文化人以他们的声望修养、先进的教育方式传授中原文化，对提高岭南地区的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留下了令人钦敬的业绩。

两宋之际，涉足仕途的不少广东人以清正廉明、敢于犯颜诤谏闻名。

如弹劾蔡京等“六贼”、力保李纲而名动朝野的罗孟郊，兴利除弊而有“南张北周”之誉的张夔，处乱世而保境安民、治理有方的崔与之，以及王大宝、李昴英等。

当然，最著名的当属被称为张曲江之后的岭南又一名臣余靖。

余靖与欧阳修等在仁宗朝以敢于犯颜进谏而名噪一时。

他数度出使辽、夏，以机智灵活的外交策略消弭边患，使宋王朝获得了较长期的休息生养的时间。

宋代广州对外贸易有长足的发展，与余靖审时度势、力请免去番舶装船税有不小的关系。

至于广东历史上名人分布，自汉代至唐，察举科举以粤北、粤西为多，粤中次之，其余地区极少。

至宋代，粤中首次超过粤北，而粤东所占的比例也大为上升，元明之后，粤中，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所出的人材远非粤北所能比拟，就是粤东的潮汕地区和客家地区所出的人材，也超越粤北，而成为另两个文化中心。

这一对比反映出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与移民文化的渐进性。

明代，广东进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时期，广州等城镇的手工业、商业已相当繁荣。

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是文化建设进入兴盛时期，书院星罗棋布，为人材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时期，广东的杰出人物占主导的不再是外来人，或那些迁徙而来的士人的较为亲近的后裔，而基本上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完全本土化的人物。

这批杰出人物表现出有浓重本土特色的文化特征。

自从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以后，二百余年间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界，无人敢越其窠臼。

但是，“自阳明、白沙起而道始乱。

”黄宗羲则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

”陈白沙早期也是尊奉程朱理学的，但他“学贵知疑”的主张，经十余年的探索，终于摆脱了因陈守旧的框框，开拓了新的学风，自成哲学体系，并培养出湛若水、林光等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弟子。

随着文化的兴盛，经仕途出身的粤籍名人越来越多，如一代清官海瑞、名将袁崇焕以及被誉为“岭南第一名臣”的翁万达等，都是享誉中华的大名人。

至若精于治国平天下之道，且文翰灿然，则首推“有明一代文臣之宗”邱浚。

生活于明清易帜之际的反清人士屈大均著述丰硕，却因其反清而被清朝当局视为异端邪说，他逝世后，清帝多次下诏遍查和焚毁其著作，片纸只字不得流传。

然而，他的大部分著作还是被人们千方百计保存下来，成为广东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其他如陈恭尹、梁佩兰，与屈大均并称“岭南三大家”，都是明末清初广东文化界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人物。

毋庸讳言，与中原一些地区历代人材辈出、灿若星辰相比，古代广东在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相对比较少。

且这些杰出人物的主要业绩是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以及管理地方等方面，这与古代的广东受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的制约，以及移民文化渐进性的基本特征相符合。

而陈白沙、湛若水、屈大均等等高层次人材群体的出现，也预示着广东杰出人物层出不穷的时代的到来。

二、近代部分在近代社会到来之前，广东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所受外来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中原。

清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西方列强急于向海外扩张，以寻求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和殖民地，其东扩入侵的锋镝也指向了闭关自守而又盲目自大的中华帝国。

地处沿海的广东，便成为西方列强觊觎和锋芒所指之处，也成了中国人民与西方入侵者抗争的桥头堡。

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时代使命，为当年广东的风云人物提供了表演的舞台。

广东地区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反侵略斗争主要领导人林则徐被称为抵抗西方侵略的第一人。

邓廷桢与林氏同进退，关天培、王连升等将士为守卫国土捐躯，钱江、韦绍光及三元里人民发起了抵御外侮的先声，张维屏、梁廷柟等士大夫痛陈洋祸之害，为救国救民呼号。

此后，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的抗法大捷，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抗日，以及丘逢甲抗日保台等等，都是广东人民抵御外侮的壮丽篇章。

林则徐又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为了解夷情，制定制夷之策而专门派人翻译西人的报刊，收集西方人的情报。

当时广东不少有识之士，包括象梁廷柟这样的士大夫，也加入了开眼看世界的行列。

广东被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这一时代潮流中起到了先锋的作用。

西方势力的入侵，清王朝的日趋腐败，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生活的每况愈下，迫使有志之士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与冯云山一道，从在南粤流传渐广的西方宗教中获得启迪，形成其“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天国在人间”以及“帝妖对立”的思想纲领，成立“拜上帝会”，从而迅速集结力量，领导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农民战争。

十余年间，这场战争席卷了半个中国。

洪秀全和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无法摆脱我国千百年来农民运动的大体相近的规律而最后失败，但它大大地削弱了清王朝中央专制集权的力量，加速了时代变革的进程。

为挽救太平天国政权于危亡之中，洪仁玕曾试图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太平天国进行改革。

他的《资政新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粗具规模的近代化方案。

其中的许多观点，如中央集权与制度及舆论监督的关系；办新式企业，改革交通，开矿业，提倡与鼓励科学技术；承认私有制和雇佣制；发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及法律、文化改革措施等等，在当时都是别开生面、难能可贵的。

《资政新编》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革新纲领，还带有浓重的封建主义色彩。

继洪仁玕之后的另一个广东人郑观应，其所撰写的改良主义专著《盛世危言》，则是一部在当时有着巨大影响的、成熟的改良主义论著。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从道器、体用、本末等方面论证自己的主张，探讨富与强的关系，商与战的关系，将政治改革视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并对教育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它对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的蓝本，就是对洋务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过相当的影响。

清中叶之后，广东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复苏，一批批颇有建树的人物脱颖而出。

其中最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当属爱国思想家陈澧和朱次琦。

陈澧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抵抗外国侵略。

他著述等身，涉及经学、史学、文学以至地理学、音乐、数学等十余个门类，《东塾读书记》荟萃了其毕生治学的精华。

陈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丰硕的著述，还在于他掌教学海堂和菊坡精舍，开一代新学风，引导学生摆脱乾嘉间风行一时的埋头考据的学风的束缚，广泛地研究各学科，为西学东渐铺设了路基。

朱次琦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热爱国家、道德文章皆为人称颂的大师，鸦片战争期间反对投降派卖国。

他在九江讲学廿余年，也是桃李满天下。

康有为曾在朱次琦的礼山草堂学习三年，受朱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颇深。

可以说，陈澧和朱次琦等广东一代大儒以其学问文章和不倦的教诲，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储备了大批人才。

这一时期，外来士宦对广东文化的发展仍然发挥特殊的作用，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阮元和张之洞。

阮元创建的学海堂集教学、学术研究、藏书与印刷出版事业于一体，历时80余年，培育人材无数，对广东的文风、学风的兴盛，起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