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_新兴影评_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_黄莉莉
30年代电影是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
30年代电影是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
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革和发展，影响了后来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向和风格。
下面将从影响这一时期的重要因素和标志性作品入手，来探讨30年代电影是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
让我们来看一下影响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30年代，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对电影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国内正处于动荡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也直接影响了电影产业的发展。
西方电影文化的传入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外国电影通过各种渠道被引进进来，这使得中国观众对电影的审美观念和风格产生了变化。
技术进步也对电影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开始引进全新的拍摄技术和设备，这大大提升了电影的质量和表现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电影制作人和导演，他们在30年代的电影业中发扬光大，也为后来的电影“新潮潮”埋下了伏笔。
他们在电影制作上追求创新和突破，努力探索新的影像语言和题材，由此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代表作。
在这些背景下，《神女》是中国电影中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该片由功力非凡的导演周泽飞执导，不仅在拍摄技术上有了全新的突破，而且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神女》讲述了一个关于女性命运的故事，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刻画，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处境。
这部影片的意义在于，它引入了现实主义以及探索女性命运的主题，打破了以往固有的表现方式和观念，对30年代中国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的电影产业还孕育了一批优秀的演员和导演，他们的作品也成为了中国电影“新潮潮”的开端。
举例来说，《神女》中的女主角王榕搏演技空前绝后，她的表演风格和艺术追求在当时中国电影界具有三个样，也为后来中国电影的“新潮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导演周泽飞以及许多被他培养出来的影视导演，他们的作品也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3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幕摩登女郎的身体演绎现代性思潮
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幕摩登女郎的身体演绎现代性思潮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幕摩登女郎的身体演绎现代性思潮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迅速崛起。
在这个时代，中国电影中出现了一群具有摩登风格的女演员，她们通过自身的表演和形象塑造，展现了一种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对当时社会的性别观念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们的身体语言和演绎方式，不仅展现了一种自由、独立和拥有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更承载了20世纪30年代时代精神和文化思潮的演进。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
推翻封建帝制后，社会风气逐渐开放，西方现代理念影响力的扩大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现代化的迹象。
这种背景下，中国电影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注，特别是中国摩登女郎们的艳丽登场，更是迅速吸引了社会的目光。
这些身披华贵服饰、穿着时尚妆容的摩登女郎们，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表演的媒介，通过舞台和银幕展现自己的气质与风采。
她们的舞姿和动作不再受到传统束缚，灵活自如地展示自己的身体优势和个性魅力。
她们的身体演绎了一种追求自由与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现代性观念的真实写照。
与传统中国女性相比，这些摩登女郎们的展现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女性角色。
她们敢于展示身体的曲线和魅力，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女性身体的遮掩和控制。
她们的表演作品中，性感而自由的身体语言传递了自信与勇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当时时代精神的象征。
尽管20世纪30年代中国摩登女郎的身体演绎处于电影形式的限制中，但她们通过自己的表演和形象展示，唤起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新的现代性思潮。
她们所塑造的现代女性形象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追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她们的形象不仅在电影中有所展示，更通过电影走进了日常生活，成为了当时时尚潮流的引领者。
然而，这种新的现代女性形象的诞生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些传统观念仍然存在，认为这些摩登女郎不符合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规范，对她们的身体表现和行为方式提出了质疑。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兴电影
一：联华影业公司与“国片复兴运动”
罗明佑，早在1918年求学于北京大学期间，他便出于电影“可兼教育、实业之长”的认识创办了真光电影院。此后，他于1927年创立了先后拥有20余家电影院、放映范围覆盖北方五省的华北电影公司。1930年10月，罗明佑在“华北”和“民新”的基础上又合并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上海影戏公司等机构，正式成立了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至此，一个在沪、京、港三地辖有4个制片厂，同时又将宣传、发行、放映纳入一体化经营轨道的新型集团性影业组织，就这样步入了30年代的中国影坛。
（2）1934－1935年的新兴电影创作
从1934年年初到1935年年底的两年间，进步影人又陆续向观众奉献了《中国海的怒潮》（阳翰整编剧，岳枫导演）、《女人》（史东山编导）、《上海二十四小时》（夏衍编剧，沈西茶导演）、《神女》（吴永刚编导）、《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大路》（孙瑜编导）、《新女性》（孙施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风云儿女》（田汉编剧，许幸之导演）、《乡愁》（沈西苓编导）、《都市风光》（袁牧之编导）等一批优秀作品。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狭义的“国防电影”，虽然数量不算很多，但依然取得了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其中《狼山喋血记》和《壮志凌云》堪称代表性作品。《狼山喋血记》是一部采用象征的手法创作的影片：一个常有野狼作恶的村庄里，村民对野狼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态度——猎户老张和渔户李老爹父女主张见狼就打；茶馆老板赵二认为狼为山神所辖，只能靠画符避之；而刘三虽然亦凭打猎为生，但由于妻子怕狼，一到晚上就闭门不出。后来，狼患越来越严重，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成群结队而来。在李老爹以及刘三的孩子被先后咬死之后，村民们忍无可忍，终于拿起猎枪，合力向狼群开战。影片用寓言的形式，“把最深刻的生存的真理包含在一个极简单的乡人打狼的故事中”，既讽喻了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在面对强敌时的各种心态，也揭示了一种团结奋进的力量。作为狭义的“国防电影”的最初作品，《狼山喋血记》得到了舆论的高度评价，《大晚报》还就此发表了32位进步影评人联名推荐的文章。
摩登、现代性与爱国宣导——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里的“反时尚”叙事
摩登、现代性与爱国宣导——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里的“反时尚”叙事摩登、现代性与爱国宣导——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里的“反时尚”叙事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引入电影、摄影技术和电影产业的摩登观念的时期。
然而，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中国电影工作者开始反思摩登、现代性与爱国宣导的关系。
本文将聚焦于那个时期的中国电影，探讨“反时尚”的主题在电影叙事中的表现。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的摩登观念在年轻人中得到普及。
电影成为这个新生代表达自我和追求摩登生活方式的重要媒介，摄影技术的引进也让中国电影更接近国际标准。
然而，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国家危机的威胁，中国电影工作者开始思考摩登与爱国宣导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摩登与现代性被视为西方文化的象征，犹如标榜自由、个人解放和人权的西方价值观的代表。
而在那个时期，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让中国人民更加关注国家的命运。
因此，许多电影开始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将爱国主题融入电影叙事。
例如，电影《神女》（1934）塑造了一个具有超能力的中国女英雄，她用力量和智慧保卫家园。
这部电影以强大的爱国主题赢得了观众的欢迎。
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工作者也渴望将国际主义和摩登观念融入电影中。
他们希望通过现代化的电影制作技术、前卫的剧情和表现手法，向观众传达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信息。
然而，这些“反时尚”的尝试常常受到保守派势力的嘲笑和抨击。
例如，《桃源乐园》（1937）这部电影通过夸张的形象和情节，展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社会冲突的问题。
尽管这部电影尝试探索社会现实和国家前进的问题，但在保守的大众观众中并未引起共鸣。
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工作者不断探索摩登与爱国宣导之间的关系。
一些电影极力强调爱国主题，将现代性看作是国家强大的象征。
例如，电影《浮城奇缘》（1938）讲述了一个中国女孩在日本侵略时期英勇抵抗的故事。
影片将摩登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让观众看到现代青年成为国家精神的典范。
30年代电影是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
30年代电影是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
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电影“新潮流”的起源。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的时期，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思考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在这个背景下，一批青年电影人开
始探索新的电影创作和表现手法，他们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看待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反
映了那个时代的特有情绪和实际问题，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30年代的电影，有许多经典作品，例如《无情的都市》、《马路天使》、《女儿们》、《苦恋》等。
这些电影作品反映了社会上的各类问题，如城市贫民的艰苦与煎熬，女性的
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恶劣社会环境影响下的青年心理等等。
在这个时期，电影创作开始
具有现实主义的思想和风格，丧失了早期电影的浪漫色彩和空洞情感，走向了真实生活的
深度和广度。
30年代的电影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是国际电影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当时，国外一些电影制作方也具有这种创作方式，例如苏联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和美国的新闻
电影。
这些电影制作方也为中国电影30年代的现实主义风格提供了影响。
此外，30年代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时期，电影制作方开始崇尚技术的进步，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此外，演员表演的标准也提高了，他们不再是面对镜
头朗读对白，而是开始演绎人物、塑造角色。
综上所述，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新潮流”的起源。
这个时期的电影反映了新时期的特有情绪和问题，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和思想。
在这个时期，电影制作方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
提高，他们愈加崇尚真实的表现方式，为后来的电影制作方奠定了基础。
3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新青年”的开题报告
3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新青年”的开题报告尊敬的指导老师，大家好。
本篇开题报告旨在研究3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新青年”形象。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年轻人，被称为“新青年”。
这些“新青年”对于当时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电影中得以充分表现。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30年代中国电影中新青年形象的塑造及其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探究其如何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革。
具体研究内容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新青年”形象在中国电影中的塑造。
在3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新青年形象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经常出现在影片中，并强化了观众们对于新潮思想和时代变革的认知。
本研究将选取一些代表性的电影作为样本，通过分析影片中的新青年形象，探讨其塑造手法以及所呈现的特点。
二、新青年形象在电影中所表现的时代特征。
新青年形象在电影中的呈现，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反映。
通过对电影中的新青年形象的分析，探究其如何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包括社会经济变革、文化思潮变化、政治背景等方面，从而揭示当时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三、新青年形象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新青年形象的出现不仅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更是为电影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观念。
通过对新青年形象在电影中的分析，探讨其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推进所产生的影响，包括电影主题、电影风格、电影手法以及观众口味及需求的变化等方面，从而深入探讨新青年形象带给中国电影的新生命力。
以上是本人对于3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新青年”形象的研究方向和内容的初步探讨，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1930年代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1930年代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1930年代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序言：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之一。
在这个时期，好莱坞的电影产业达到了巅峰，好莱坞的电影作品也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本文将探讨1930年代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分析其对中国电影产业和艺术的推动作用，并探讨中国电影在此时期与好莱坞的关系。
一、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好莱坞电影开始在中国影院播放，迅速成为观众的追捧对象。
好莱坞电影的高质量制作、丰富的剧情和引人入胜的演员表演都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
通过进口电影公司，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推广。
这些电影公司将好莱坞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并制作对应的宣传资料，以吸引更多观众。
好莱坞电影的宣传手法和营销策略对中国电影市场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影响1. 技术和制作水平的提升好莱坞电影的成功激发了中国电影制作技术的进步。
中国电影人开始学习好莱坞电影的制作理念和技术，致力于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特效和音响效果。
这种学习使中国电影人的制作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中国电影也逐渐发展出了自身的特色。
2. 艺术和创作风格的影响好莱坞电影的剧情设定和艺术风格对中国电影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电影人开始借鉴好莱坞电影的故事叙述方式，注重剧情的悬念和节奏感，增强影片的观赏性。
同时，在影片的美术设计和摄影技术方面，中国电影也开始探索并吸收好莱坞电影的精华，使其作品更具视觉冲击力。
3. 跨文化交流和影片主题的呈现好莱坞电影引入中国市场，为中国观众呈现了全新的影片主题。
观众能够通过好莱坞电影了解到国外的文化、历史和思想。
同时，在这个时期，中国电影也开始探讨和呈现有关自身文化和历史的主题，加深对观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认知。
三、中国和好莱坞的合作与交流1. 导演和制片人的互访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人开始与好莱坞导演和制片人进行交流，相互学习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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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ｏ．４２００８电影这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是随同欧美放映商一起进入中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中国放映的影片有法国片、美国片、德国片和英国片，一战后美国电影的世界霸权开始建立，美国片大量输入并几乎独占了当时中国的全部银幕。
此时，中国电影人才刚刚开始对国产影片的探索。
一、中国早期的电影与左翼电影运动随着《阎端生》《海誓》《红粉骷髅》的拍摄和放映，中国电影结束了萌芽时期，开始了大规模制作影片和建立电影公司的新阶段。
据１９２７年初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１９２５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杭州、成都、汉口等地，共开设有１７５家电影公司。
影片公司的创办人、投资者和负责人中，有买办、流氓、小商人，也有留学归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开设影片公司基本上是为了赚钱，只要有“票房价值”，就趋之若骛，拍什么影片都行。
因而，以耸人听闻的罪案片《阎端生》肇始，以离奇荒诞的武侠神怪片告终的２０年代电影的繁荣不可避免是畸形的，与一些较好的影片同时面世的是大量平庸甚至是有害的影片。
周创云在１９２５年５月出版的《明星特刊》上发表文章，惊呼电影界已面临深重危机，并痛陈了八大弊端［１］。
帝国主义影片的大量输入，国产影片的先天不足，使得中国的电影事业危机重重。
在中国电影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时，出现了“新兴电影运动”（左翼电影运动），促使中国电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成为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在左翼所开展的各项活动中，电影批评尤为突出，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可谓举足轻重。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说：３０年代他与他的战友们在电影界做了三件事，“时隔半个世纪，现在回想起来，这几项工作中做得最成功的是影评工作”［２］。
从１９３２年５月起，电影人陆续在上海各主要报纸开辟了电影副刊阵地。
解读20世纪30年代电影史
解读20 世纪30 年代电影史在我国电影发展史上，20世纪30 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默片艺术不断成熟并到达了历史高峰，同时有声片也在不断地探索与发展，寻求到了最佳的规范标准，并产生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这一时期的电影在题材选择上比较宽广，不再是一些单纯的神怪武侠和家庭恩怨电影，而是题材更加贴近现实，表现多彩的生活场景，传递民生。
同时，这一时期的导演大多数都是在系统进行了系统化专业知识学习，并不断成长，以及国外众多流派及理论知识流传到中国，成长起来的导演更加重视电影特性的表达，自觉对比运用电影语言进行创作与思考，再加上有声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音响调节、镜头调度与画面造型有效结合成为了一种趋势，影片的展现角度进一步拓展，反映了电影综合艺术的造型效果。
于是，《马路天使》《狂流》《十字街头》《神女》等大量典型影片逐渐出现，涌现出大量“贴近社会生活、蕴含人生哲理、洋溢着爱国情怀”的影片，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优秀电影作品涌现的高峰时期。
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作品在美学和历史意义上，明显超过了30 年代之前的作品，深刻影响了后来甚至如今的中国电影，那个时期的电影在当代一次次被搬上荧幕。
一、多元竞争电影格局的形成20世纪30 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文化领域还算比较自由，电影在这一时期是一个新颖的事物，更加开放自由。
一些外来干涉确保了电影产业运营能够自主化，1923—1925年间，全国共设立了175家电影公司，其中 1 40家便设立在上海，这么多的电影公司，由于专业知识的差异，其拍摄水平差异性较大，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分析得知，电影行业多元竞争格局不断形成。
适者生存便成为了这一时期只有竞争的必然结果。
各大电影公司不断创新，从而在我国电影市场上迅速成长出一些独具特色的电影公司，例如这一时期比较出名的公司：“大中华百合”“明星”“天一”“长城”“神州”、上海影戏、南国戏剧社，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电影行业。
各个电影公司都均有独特的经营理念，例如“天一”的传统保守形象、“大中华百合”的欧化色彩、“明星”的“营业主义加一点点良心”的“正剧”等等，进一步充实了30年代的影坛。
30年代中国电影重点知识总结
30年代中国电影（1932--1937）背景从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五六年中，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段空前繁荣的局面，其原因有两个：首先是9·18事变改变了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
这是对创作者和观众的全面影响。
它不仅限于思想内容，而且涉及整个电影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是由于有声电影的出现等一系列技术进步和国外电影经验的大规模介绍，推动了电影艺术技巧的大幅度发展，使影片的外在形式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左翼电影背景1931年918事变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也是推动者中国电影开始变革。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1932年初，又在中国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上海发生了1·28事变。
这一事变对中国电影的变革产生了直接影响。
广大观众厌恶了那些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和武侠神怪影片，向电影界发出了猛醒救过的劝告。
面对新的局势，电影公司把目光投向了左翼文艺界。
首先是“明星”公司于1·28事变以后不久，邀请左翼作家担任编剧顾问。
1932年5月夏衍、钱杏邨、郑伯奇三人加入了“明星”公司，同时成立了由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
在这前后，田汉和阳翰笙也先后为“联华”公司和“艺华”公司提供电影剧本。
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电影文化运动正式开始。
定义1933年到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统一领导下，在上海开展的左翼电影运动及由此而摄制出的一批反帝反封建影片。
艺术创新左翼电影不仅有着革命的思想意识，而且在艺术上也具有创新、突破的意义。
这些影片多以人民大众为主要对象，面向社会和时代，在内容上“尽量利用大众的真生活”，并“拿大众每天接触的人物做主角”，在形式上则强调“多动作，少对白”镜头画面简捷明快，质朴真挚，使银慕上充满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真实而新鲜的时代生活气息和强烈而深刻的艺术力量。
20世纪30年代“联华歌舞班”的光影之路与当代启迪
20世纪30年代“联华歌舞班”的光影之路与当代启迪于歌子【期刊名称】《电影评介》【年(卷),期】2019(000)001【总页数】4页(P59-62)【作者】于歌子【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正文语种】中文一、时势之下的共赢选择：“联华歌舞班”的成立与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电影业正处于有声片与无声片共存的特殊时期，民营电影机构正在受众口味与新技术引入的影响之下艰难地摸索着有声电影创作的道路。
联华影业公司在摸索中国有声电影的创作方式方面起步较早。
在好莱坞有声电影引进之初，许多电影公司对声音技术的引入持观望态度，有声技术的研制和引进又受到时局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限制，因而造成了中国电影长期共存的特殊局面。
在不断摸索和观望的企业之中，“联华”的老板罗明佑认为有声电影技术将会是未来电影发展的一大趋势，因而决心尽早研发电影声音制作，一方面抢占市场的先机，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对有声电影的探索走出一条联华公司倡导的“国片复兴”的道路——“采用有声电影做复兴的一条新途径，做复兴的一种新利器。
”[1]与此同时，中国音乐界受到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也正处于流行音乐、革命音乐等多个音乐种类交互影响、传统国乐与现代音乐交相辉映的重要转型时期。
此时，国内的电影界与音乐界的互动也使电影音乐创作呈现出了饶有兴味的现代性图景。
中国流行音乐的开拓者黎锦晖在此时期创立的“明月歌舞团”在全国进行巡演，储备了一批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人才。
明月社的演出虽遍布全国各地，但资金周转难以维系，而且人员的变动也较大，在当时的时局之下，演出团体和演出场所的安全也存在隐患，难以稳定发展。
“由于当时党棍政客的霸占，让团体演出的票房入不敷出，再加上黎锦晖刚正不阿的艺术态度，不向权贵低头，也让他们的团体举步艰难。
”[2]在经历了数年的漂泊之后，黎锦晖也在寻求能够使明月社获得长久稳定建设的办法。
同时，“经历过三年的演出后，歌舞演员的技艺和经验都得到充分的锻炼，王人美、黎莉莉、胡茄很快成为较为突出的社员，因而这一阶段也成为了明月社与电影事业遥相呼应的很好契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兴电影
《中国海的怒潮》（阳翰整编剧，岳枫导演）、《女人》（史东山编导）、《上海二十四小时》（夏衍编剧，沈西茶导演）、《神女》（吴永刚编导）、《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大路》（孙瑜编导）、《新女性》（孙施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风云儿女》（田汉编剧，许幸之导演）、《乡愁》（沈西苓编导）、《都市风光》（袁牧之编导）
《野草闲花》（孙瑜编导）、《恋爱与义务》（朱石麟编剧，卜万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导演）、《一剪梅》（卜万苍导演）、《自由魂》（孙瑜编剧，王次龙导演）、《桃花泣血记》（卜万苍编导）
《狼山喋血记》（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壮志凌云》（吴永刚编导）、《联华交响曲》（贺孟斧、费穆、孙瑜等编导）、《青年进行曲》（史东山编导）、《夜奔》（阳翰生编剧，程步高导演）新旧上海》（洪深编剧，程步高导演）、《迷途的羔羊》（蔡楚生编导）、《小玲子》（欧阳予情编剧，程步高导演）、《压岁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十字街头》（沈西等编导）、《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天作之合》（沈浮编导）
试论电视电影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试论电视电影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姚军;王莉莎
【期刊名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8(010)001
【摘要】在电视电影落户中国的短短几年时间中,中国人对它的认识从陌生到熟悉.现在,电视电影已成为大众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电视、电影文化不断走向多元化.电视电影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页数】5页(P67-70,79)
【作者】姚军;王莉莎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4;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902
【相关文献】
1.发展中的电视电影——试论电视电影的特点及建立独立艺术审美品格的客观要求[J], 张珺华
2.《2010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出版权威发布2009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业发展情况 [J],
3.《2009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出版权威发布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业发展情况 [J],
4.《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出版全面发布2007年中国广播电影电
视发展状况 [J],
5.发展是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永恒的主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张海涛副总局长在’99第七届中国国际有线电视设备展览会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 [J], 张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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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叙述与展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叙述与展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叙述与展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承扬女性形象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电影逐渐摆脱了外国电影的影响，开始探索自己的风格和方式，也更加注重对女性形象的叙述和展示。
这种现象的背后，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变革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揭示了中国电影与时代的紧密联系。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行业还处于摇篮阶段，注定了电影制作水平的有限。
然而，电影工作者在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勾勒出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形象。
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往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一方面，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对于女性形象的理想化和崇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电影行业在创作中展示女性力量和美丽的渴望。
《神女》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一部有声电影，也是唯一一部在20世纪20年代被认为有声电影之父孙瑜导演的作品。
影片讲述了名为“夜白”号的神女救中国于危难之中的故事。
影片中的女主角“夜白”被描绘成具有超能力和智慧的存在，她的形象形成了中国电影中一个不同寻常的女性形象。
这种形象经过中西方的融合，意味着了电影对于女性形象的开放和探索。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行业逐渐走向成熟，电影制作水平有所提高。
这一时期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叙述和展示，更加多元化。
电影中的女主角不再只是完美无瑕的仙女，而是真实的人物，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例如，陆小曼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塑造了一个活泼开朗，聪明伶俐的女孩，成为了当时中国电影中的一大代表形象。
她以她的风采深深打动了观众，也启发了很多后来的女演员。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电影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通过女性形象的叙述和展示，提出了对于女性权益和解放的呼吁。
例如，电影《赵一曼》讲述了一个女杀手为了革命牺牲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坚强而勇敢的女性形象。
电影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了女性独立自强的力量，也呼吁社会对于妇女解放的关注与支持。
声音的生意——20世纪30年代的国语、粤语与电影界(1930—1937)
声音的生意——20世纪30时期的国语、粤语与电影界（1930—1937）20世纪30时期是中国电影进步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时期，声音成为电影界的一大冲破，电影产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篇文章将以国语和粤语为主线，探讨20世纪30时期中国电影界在声音时代的进步和变革。
1930时期初，电影声音技术的引进成为中国电影界的重要事件之一。
在这之前，由于早期电影的技术限制，电影一直是无声的。
而电影声音技术的引进使得电影的表现形式得以丰富和拓展。
国语和粤语成为了电影院售出的唱片，推动了新的市场需求。
电影制片人们纷纷开始尝试探究如何将声音融入到电影当中，开启了中国电影声音时代的序幕。
在这个时期，上海成为了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心。
上海电影界进步迅猛，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电影制作中心之一。
电影工作者们开始努力进修和运用电影声音技术，将电影配音从传统的默片时代转变为新的有声电影时代。
并通过电影院业务、唱片、放映技术、影片制作等多种途径将粤语和国语的电影推向市场。
国语和粤语在电影领域的进步方向有所不同。
在这个时期，上海以国语电影为主导，进步得相对较多。
国语电影充分利用新的声音技术，开始涉及更加现实生活的题材，呈现人物性格和情感，增强了电影的表现力，更贴近观众。
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国语片，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的佳作。
而在广州和香港，粤语电影也经历了快速进步。
香港电影更重视对当地观众的反映，更具本土特色。
粤语电影通过自己的进步方向，成为了中国电影进步的一支重要力气。
喜剧、武侠、爱情等不同题材在这个时期的粤语电影中都有涉及，并逐渐形成了自己奇特的风格。
随着电影声音技术的引进，广播剧、音乐片等不同类型的电影也开始涌现。
不同类型的电影都利用声音来增强观众的体验和代入感。
电影音乐的运用也为当时的电影增加了更多的艺术性和观览性。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电影产业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
电影界的进步为社会带来了经济效益和文化影响力。
新中国电影史述对“30 年代电影”的“左翼化”修辞
新中国电影史述对“30年代电影”的“左翼化”修辞
西南大学文学院 刘宇清 教授
从1931年到1937年，中国电影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毅然参与救亡图存的斗争，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对这段风云变幻、辉煌繁荣的历史，最惯常的命名和叙述方式，就是“科学地”称之为“30年代电影”。
不过，最富深意、最具启迪的命名和叙述，却源自某种“运动”的逻辑，或者某种“修正”的愿望，比如：左翼电影运动，新兴电影运动，电影文化运动。
革命文艺活动家夏衍是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推助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
同时，夏衍也是对这段历史进行叙述时最重要的推助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
换言之，夏衍既参与了历史的发生，又参与了对历史的叙述，这很可能会在史实和叙述之间，造成某种神奇的张力。
本文考查上世纪60年代官修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夏衍在各个时期的回忆，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成果，以及30年代的电影文本和文献，发现新中国的电影史述对“30年代电影”采取了“左翼化”的修辞策略。
在某种程度上，“左翼化”的修辞，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对“30年代电影”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可能遮蔽了中国国民党的作用，以及“党外”人士的努力。
换言之，“左翼化”修辞的结果，很可能将“30年代电影史”变成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而不是超越党派的全民族文化史的一部分。
下文将通过新中国电影史述对“电影文化运动”和“电影文化协会”的叙述来证明这个观点。
透过中国三十年代电影发展探寻现代电影道路
电影透过中国三十年代电影发展探寻现代电影道路陈孜四川传媒学院摘要：伴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大环境的高速发展，观众的审美需求发生了改变，这对于电影产业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在此前提下现代电影的发展就有许多值得思辨的地方。
三十年代电影作为中国电影探索道路上的变革时期，可以为现代电影的艺术探索之路提供宝贵经验和思路。
关键词：三十年代电影；审美需求；艺术性；商业性一、30年代电影的探索之路30年代中国时代的变革同时也带来了电影产业的变革，从1932年的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五六年中，中国电影迎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①这种繁荣一方面来自于国内政治形式的动荡所导致的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中国电影界觉醒，摒弃初期鸳鸯蝴蝶派作品和武侠神怪影片，开创了中国电影的革命现实主义。
另一方面国际上一系列的技术进步(比如有声电影的出现)和电影经验开始涌入中国，由此推动了电影艺术技巧的大力发展。
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电影历史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在“30年代电影”的探索道路中，中国电影不仅在外在形式面貌上作出探索性改变，更重要的是针对中国国情，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找到了合适的定位与出路。
其中不少艺术家们能够以独到的眼光和手法去观察和表现生活，艺术形式上的多元化创新与创作思路上的转变无疑成为30年代电影的突出特征，而这也恰好为中国现代电影的变革提供了思路。
二、中国现代电影的“新革命”将30年代电影作为现代电影发展道路的经验来源，是因为这两个时期电影发展所面临的境况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这两个阶段的电影发展背景都处于社会大变革中，而时代的变革必然导致观众审美需求的改变，也就意味着电影人要探寻新的电影发展出路。
另一方面两者都面临技术的变革，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国电影产业也面临更多的挑战，在世界电影的发展中，中国电影明显在技术上有待进一步提高。
现代电影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社会环境改变带来的观众审美需求变化。
30年代电影是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
30年代电影是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摘要】30年代电影是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对我国电影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从30年代电影的背景和特点、思想艺术突破、技术革新、实验精神、对新浪潮的启发以及创作理念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展开探讨。
30年代电影为我国电影“新浪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电影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电影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通过深入研究30年代电影，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精神，为今后的电影创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关键词：30年代电影，新浪潮，起源，影响，背景，特点，思想艺术，技术革新，实验精神，启发，创作理念，表现形式，基础，深远影响，里程碑。
1. 引言1.1 30年代电影是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的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经历了一场新的变革，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电影的“新浪潮”。
30年代电影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对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30年代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和思想解放。
通过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和对人性、情感的探索，30年代电影为后来的“新浪潮”电影奠定了基础。
30年代电影在摒弃传统艺术桎梏的也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和技术，为中国电影“新浪潮”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意。
30年代电影鼓励了青年导演和影人的挑战精神，为后来许多杰出导演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30年代电影是中国电影“新浪潮”的源头，其意义不仅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电影艺术风格，更在于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1.2 30年代电影对我国电影“新浪潮”的影响在我国电影发展史上，30年代电影被认为是我国电影“新浪潮”的起源，对后世电影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0年代电影不仅在思想艺术上进行了突破，同时也带来了技术革新和实验精神，为我国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0年代电影的创作理念和表现形式对我国电影“新浪潮”产生了启发。
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大胆探索社会现实，展现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引起了观众对自身生活和社会环境的思考。
浅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浅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作者：尹丽鸿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7期摘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时期生产的电影在制作技术、艺术内涵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进步。
本文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好莱坞与中国电影各自的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运用电影比较学的观点，将研究重点放在这一时期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上。
关键词：好莱坞；中国电影；左翼电影运动；影响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142-01从电影被传入中国之日起，美国电影的影响就如影随形。
美国电影在1897年7月最早登陆中国上海，当时放映的一些短片在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
但那时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影响力远不能与欧洲电影抗衡，直至一战后，美国才得以全面进军中国电影市场。
如今，好莱坞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电影业正在面临新的考验。
电影比较学和比较电影史是电影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和研究方向，尤其是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对这方面的研究尤为必要。
本文尝试通过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以探讨这一时期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影响的问题。
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好莱坞真正意义上的兴盛就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美国经济遭遇大萧条，华尔街将大量资本投注于电影业，八大电影公司形成了垄断局面，好莱坞电影生产完全进入大工业生产体系的时代。
电影技术的进步又成为这一时期好莱坞电影发展的助推剂，主要表现在有声电影的日臻成熟和彩色胶片的广泛使用。
1932年左右，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完成了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的过渡，声音技术的革新带来了电影创作的大跨步式发展。
1935年，世界第一部彩色电影《浮华世界》同样诞生于好莱坞，世界彩色电影开始普及。
类型影片在三十年代也获得了充分发展，像制作精良的歌舞片《四十二号街》、妙趣横生的爱情喜剧片《一夜风流》、堪称完美的西部片《关山飞渡》都是那一时期的经典类型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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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ｏ．４２００８电影这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是随同欧美放映商一起进入中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中国放映的影片有法国片、美国片、德国片和英国片，一战后美国电影的世界霸权开始建立，美国片大量输入并几乎独占了当时中国的全部银幕。
此时，中国电影人才刚刚开始对国产影片的探索。
一、中国早期的电影与左翼电影运动随着《阎端生》《海誓》《红粉骷髅》的拍摄和放映，中国电影结束了萌芽时期，开始了大规模制作影片和建立电影公司的新阶段。
据１９２７年初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１９２５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杭州、成都、汉口等地，共开设有１７５家电影公司。
影片公司的创办人、投资者和负责人中，有买办、流氓、小商人，也有留学归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开设影片公司基本上是为了赚钱，只要有“票房价值”，就趋之若骛，拍什么影片都行。
因而，以耸人听闻的罪案片《阎端生》肇始，以离奇荒诞的武侠神怪片告终的２０年代电影的繁荣不可避免是畸形的，与一些较好的影片同时面世的是大量平庸甚至是有害的影片。
周创云在１９２５年５月出版的《明星特刊》上发表文章，惊呼电影界已面临深重危机，并痛陈了八大弊端［１］。
帝国主义影片的大量输入，国产影片的先天不足，使得中国的电影事业危机重重。
在中国电影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时，出现了“新兴电影运动”（左翼电影运动），促使中国电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成为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在左翼所开展的各项活动中，电影批评尤为突出，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可谓举足轻重。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说：３０年代他与他的战友们在电影界做了三件事，“时隔半个世纪，现在回想起来，这几项工作中做得最成功的是影评工作”［２］。
从１９３２年５月起，电影人陆续在上海各主要报纸开辟了电影副刊阵地。
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８日，蔡叔声（夏衍）、郑平子（郑伯奇）、张凤吾（阿英）、洪深等１５人联名发表《我们的陈诉，今后的批判》，提出了今后电影批评的方针和任务。
在思想内容方面，“如其有毒害的，揭发他”，“如其有良好的教育的，宣扬它”，“社会的背景，摄制的目的，一切要解剖它”；在艺术形式方面，“指出它的技术上的好处与坏处”，“给它以分析的详密的研究”；在批评的方法上，“采用集议方式，让一切的意见尽量审慎地讨论之后再发表”［３］。
这篇声明的发表，标志了左翼电影评论队伍的形成。
为了指导电影理论批评工作的开展，１９３２年７月８日，左翼电影工作者创办了自己的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杂志，它旗帜鲜明地标明了自己的宗旨：“公开的斗争，客观的批判，理论的研究，学术的介绍。
”此后，电影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便蓬勃开展起来，包括夏衍、尘无、阿英、郑伯奇、洪深、凌鹤、唐纳等左翼电影工作者在内的一批拥有新观念和新方法的电影批评家，从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出发，将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结合，使中国电影批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种新兴的电影批评，促成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中国电影整体性的艺术巨变。
郑正秋在《如何走上前进之路》一文中赞许道：“靠着前进批评家的努力，便造成了新的环境的需要。
它这种力量，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
”二、“新兴影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一）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电影垄断１９３２年７月，美国资本家看到中国在“一・二八”后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认为这是独占中国制片业的良机。
于是，以中美合资名义，筹组了“美国注册中国第一有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注册联合电影公司”。
这个所谓“美国注册”的“中国好莱坞”的计划，使中国的电影事业面临严重的威胁。
为了挽救中国的电影事业，以左翼电影工作者为核心的中国电影界，向这个侵略计划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７月２１日，洪深首先在《晨报》的“每日电影”副刊上发表《美国人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办电影公司摄中国片》，指出：“不久的结果，中国资本的影片公司，因为财力不如美国资本的公司来得雄厚，不但不能不断地添购机械，开辟映场，而且原有的人才，必然陆续地都被大公司以重价厚酬收罗了去，势必至绝对无法再和大公司竞争，不是消灭，便是被吸收并吞了。
”［３］接着，“每日电影”连续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电影艺术》杂志在７月２２日出版的第１卷第３期发表长文《美国资本进攻中国电影界后怎样突破目前的危机》，号召中国电影界人士团结起来，突破这绝大的危机，要“打破过去人自为谋的自杀政策，重新开诚地联合一致，在技术、剧本、演员待遇上，彻底三十年代“新兴影评”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黄莉莉摘要：评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新兴电影运动”中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影评活动。
认为左翼作家的“新兴影评”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及其电影垄断企图，促进中国电影人电影“意识”的觉醒，推动中国电影技术水平的提高，维护和引导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中国新生电影创作，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由于将思想政治标准作为评判作品的首要标准，“新兴影评”便难免存在简单化和概念化的问题。
关键词：左翼电影运动；“新兴影评”；国产电影中图分类号：Ｊ９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９９９（２００８）０４－０１０８－０２作者简介：黄莉莉（１９８１－），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９）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思想文化。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０３改革”，要求电影从业人员“坚决地不为名利诱惑，一致地拒绝参加它们的合作”［３］。
在这些评论的影响下，许多知名的爱国电影工作者都拒绝同美合作，郑正秋坚决回绝了“第一有声片股份有限公司”的“礼聘”，“联华”主要创作人员孙瑜、史东山等也表示决不参加他们的公司。
结果，美国人企图建立“中国第一有声片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合电影公司”的计划最终破产了。
左翼电影评论工作者领导的这场斗争，摆脱了中国电影事业面临的威胁，促进了电影工作者的进步和觉醒。
除了从性质上揭露帝国主义电影的文化侵略，新兴影评还就《有夫之妇》《慈母之爱》等２０多部好莱坞的电影作品进行了集中的分析和批判。
尽管新兴影评的斗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垄断性份额，但毋庸质疑，这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电影在中国第一次遭遇如此明晰而又大规模的抵抗。
（二）维护新生电影的发展可以说，《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等一批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新生电影作品，便是在新兴影评的指导维护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影片《狂流》在公映之前已经引起各方面注意，公映以后更是在批评界引起强烈反响。
茅盾、郑伯奇、柯灵、苏凤等均发表了评论，对影片的“编剧及其意识”、“导演及其技巧”、“主题”、“故事”和“技术”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高度评价了《狂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如柯灵指出：“《狂流》能够抓住这样紧迫的现实题材，而以这样准确的描写，前进的意识来创作，不仅在中国电影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且是‘中国电影新的记录’。
”苏凤指出：“对于镜头的运用的灵活，以及运用的适当，导演程步高先生在《狂流》中的确是替国产影片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４］随后，对《春蚕》《姊妹花》《上海二十四小时》《城市之夜》等影片的集中探讨，为新生电影的发展奠定了相当坚实的舆论基础。
当然，“新兴影评”并没有盲目地全盘肯定和赞扬，而是毫不避讳新生电影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
这种价值取向在集中探讨《狂流》和《春蚕》时就已经表现出来，在对《铁板红泪录》的批评中则有更充分的体现。
１１月１３日，《晨报》“每日电影”发表了由舒湮、克尼、黑星、唐纳、常人、江天６人联合署名的《〈铁板红泪录〉六人合评》以及鲁思的《〈铁板红泪录〉评》和凌鹤的《评〈铁板红泪录〉》等批评文章，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基础上，不吝惜严厉指责和批判。
对新兴电影作品，以集体讨论、合写或分写及个人专论等方式，予以相对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开阔了电影工作者的视野，提高了影评界和创作界对文艺思想和电影理论的认识深度。
新兴影评对新生电影的批评和维护，与新生电影创作产生了良性互动，促进了新生电影的发展。
（三）与“软性电影”的论战除了对新生电影作品进行集中的分析和研讨，新兴影评还与“软性电影”论者进行了尖锐的论战。
１９３３年３月，黄嘉谟、刘呐鸥和黄天始等人发起创办了《现代电影》杂志，其宗旨是宣扬一种所谓“纯艺术”、“纯娱乐”或“艺术至上”的后来被称为“软性电影”的理论，实质是反对和扼杀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新生电影。
刘呐鸥在《现代电影》第１期发表《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对进步的国产电影进行了攻击：“统观现代的国产片，在许多症状中，最大的毛病我看就是内容偏重主义。
”“软性电影”论者还以尖刻的语言对新生电影进行谩骂和攻击，他们称新兴影评下创作的影片成了“头重体轻的畸形儿”，称“新兴影评”作家是“带有一点马化风味”的“批评家”，认为新兴电影工作者“喊着‘向左转’的口号”，“在他们空想而不着实际的故事中，处处带有推翻上层阶级，鼓动下层革命的倾向。
利用这种浅陋的赤色元素，想来表现摄制家的头脑新颖”。
面对这种观念方面的挑衅，“新兴影评”工作者给予了严正的批判与抨击。
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０日，唐纳在《晨报》“每日电影”发表文章《太夫人》，首次点名批判软性电影论。
６月１２日，唐纳又发表《〈民族精神〉的批判：谈软性电影论者及其他》；同一天，尘无以笔名“向拉”在《民报》“影谭”上发表《软性的硬论》，尘无还写了两首打油诗，给“软性电影”论者以迎头痛击。
唐纳和尘无的文章，揭开了新兴影评向“软性电影”论者全面反击的序幕。
接着，唐纳的《清算软性电影论》，罗浮（夏衍）的《“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的正体》《玻璃屋中投石者：再答“软性说教者”》《白障了的“生意眼”：谁戕害了中国的新生电影》，尘无的《清算刘呐鸥的理论》等文章，集中而系统地对“软性电影”论者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
在《清算软性电影论》一文中，唐纳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呐鸥的文章是“企图削弱观众对于新生电影的拥护”，“在艺术的香气的烟幕下进行了对于新生电影的虐害”。
在《“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的正体》一文里，夏衍从“软性电影”论者最“狺狺不休”的两个问题，即“不满意于影评人的要求影片须有进步的意识”和“反对制片者的摄制以社会黑暗面为题材的影片”入手，直接揭示了他们的观点的实质。
同时，新兴电影工作者也在不断反省自己的批评武器。
尘无在《清算刘呐鸥的理论》中指出：“只有从最正确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艺术理论的见地，只有先揭示艺术的本质，才能够正确的指出刘呐鸥先生理论的本质是百分之百的反动性的。
然后才能够进一步地指出他在万花缭乱的烟幕之下是怎样来进攻中国新兴电影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