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自我的悲歌_浅析多丽丝_莱辛的_十九号房间_

多丽丝・莱辛（ＤｏｒｉｓＬｅｓｓｉｎｇ）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为当今最丰产的英国小说家，莱辛的创作题材十分广泛，作品形式丰富多彩。

一般而言，她的作品中受到关注最多的是长篇小说，如倍受争议的《金色笔记本》。

其实，莱辛也非常重视短篇小说创作，自称为“短篇小说创作的瘾君子”［１］（Ｐ３７）；而且，她的短篇小说也以其独特的风格而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许。

《十九号房》（ＴｏＲｏｏｍＮｉｎｅｔｅｅｎ）发表于１９６３年，是莱辛短篇小说中的精品。

这篇小说仍然以莱辛一直都关注的女性问题为主题，着重于女性心理世界的开掘，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和陷入的困境。

笔者试图运用精神分析学说中有关无意识的理论来探析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揭示其在现代社会中精神世界自我的迷失、自我的寻找及最终崩溃的实质。

一人类对意识的探索和研究由来已久，在心理学上，意识一般是指自觉的心理活动，即人对客观现实的自觉的反映，也就是心理的反映。

但在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中，有关意识的本质问题也是众说纷纭。

但总的来说，都认为意识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主要决定力量，而很少考虑到无意识对个体内部精神世界的作用。

在弗洛伊德之前的众多哲学家对无意识的问题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无意识问题在赫尔巴特、卢梭、歌德、黑格尔、谢林等人的思想体系里均占有一席之地。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含三个部分，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

意识处于表层，是指一个人所直接感知到的内容。

它是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心理活动，可以用语言表达，并受社会道德的约束。

前意识处于中层，是指那些此刻并不在一个人的意识之中但可以通过集中注意力或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回忆起来的过去的经验。

前意识的功能主要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从事警戒，阻止无意识本能欲望进入意识之中。

无意识是一种本能冲动，它毫无理性，是在意识和前意识的压抑下没有被意识到的心理活动，是人类更深层、更隐秘的心理能量，它包括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和欲望，这些不见容于社会理性的东西往往被压抑在意识阙下，但又无时不在暗中活动，并且从深层支配着人的整个心理和行动，成为人的一切动机和意图的源泉，因此无意识在人的整个心理结构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心灵的核心。

意识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只占很小一部分，无意识却像冰山的水下部分，是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也是意识的源泉。

寻找自我的悲歌———浅析多丽丝・莱辛的《十九号房间》庞书向，徐建纲（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三峡４４３００２）摘要：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十九号房间》，讲述一名职业妇女婚后如何在为妻为母的主妇生活中找寻自我，最终自杀的故事。

文章运用精神分析学说有关意识的理论来分析小说女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发现无意识是其自我迷失及最终崩溃的内在心理动机，从而揭示女主人公心理建构的内在实质。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十九号房间；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弗洛伊德；荣格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３５４（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３５－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１－３０作者简介：庞书向（１９７３—），女，江苏人，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语言文学。

徐建纲（１９６１—），男，内蒙古包头人，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

南昌高专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总第６８期）２００７年２月出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ｕｎｉ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ｏ．１（Ｓｕｎ６８）Ｆｅｂ．２００７３５南昌高专学报２００７年在人类对其自身意识研究的历史中，正是弗洛伊德首次把无意识提高到了首要地位，强调了无意识对意识、对个体精神生活或心理活动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因此认为文学因而惟有深入到无意识的领域，才被认为是达到心理上的真实。

［２］（Ｐ１９）《十九号房》中女主人公苏珊婚前是广告画画家，怀孕之后为了家庭辞去工作，成为专职的妻子和母亲。

在家庭生活中逐渐丧失了自我，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她感到空虚，渴望自由，希望找回真正的“自我”。

她的内心在两种情感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她渴望摆脱家庭的束缚，另一方面，她怀着对孩子和丈夫的愧疚之情尽力去做一个好母亲好妻子。

在种种尝试之后，她终于在一间冷僻的旅馆房间里找到了渴望已久的自由，找回了迷失的自我。

她自己的躯壳在家里扮演着母亲和妻子的角色，真正的自我却留在了旅馆的十九号房间。

然而她的丈夫马修无法容忍和接受这样的状况，疑心重重地雇佣了侦探，找出了她的“藏身之处”。

最后，她只有以生命为代价换取最终的解脱和自由，找回真正的“自我”。

在小说中，莱辛用不断切换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向我们揭示了女主人公苏珊内部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以及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过程。

如果从精神分析学说的角度来看，它展示的是一部现代女性在异化的社会中精神世界自我的迷失及其最终崩溃的悲剧。

从表面上看，苏珊自杀最直接的原因是她无法向丈夫解释她看似荒谬的行为。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挖掘苏珊内心世界的经历和变化就会发现其悲剧的真正原因则是她内部精神世界和外部环境之间矛盾的激化，而这种矛盾的根源又在于苏珊精神世界的内部矛盾和冲突。

当我们一步步深入到苏珊的内心世界时我们就会慢慢地发现她的内心世界其实一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困扰着，这种潜在的困扰一直在暗暗地推动着她的生命历程，这股潜在的无形的力量正是精神分析学说所强调和探索的无意识的动力。

因此如果要深入地探析苏珊的心理世界，我们就必须追踪她精神世界里这股无意识的暗流的根源，探寻其在苏珊精神世界逐渐崩溃的过程里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得以真正透析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心理动机和奥妙。

正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所说：无意识是毫无理性的，它暗中支配着意识活动，意识虽然是清醒的理性的，却对无意识无能为力；无意识虽然是混乱的盲目的，却有着巨大的支配力，它能导致人的行为的怪诞和失常。

《十九号房》女主人公苏珊的精神世界不仅存在着意识的活动，同时也被无意识的潜流主宰着，她的精神世界始终充斥着意识和无意识的对峙，而这两者之间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苏珊内部精神世界的失衡，使她陷入了自我迷失的世界。

弗洛伊德在早期的著作中指出，无意识主要来自个人早期生活中那些受压抑被遗忘的心理内容，是受压抑被遗忘的心理内容的集合场所［３］（Ｐ１７）。

无意识的这一特点也正在苏珊身上得到了体现。

在故事一开始，叙事者即断言：“这个故事，我想，是个理智发挥不了作用的故事，因为罗林斯夫妇的婚姻，是以理智为基础的”［４］（Ｐ２１８）。

在小说中，叙述者一再强调“理智”二字，苏珊和马修的结合是非常理智的，处理婚姻和生活的态度也是理智的，为了家庭，放弃工作在她心目中是正常的、理智的，但家庭生活越来越让她迷茫的时候，她就会理智地劝服自己，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要尽好母亲和妻子的职责。

但同时，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和自我价值的思考不时地和理智发生着冲撞。

另外，苏珊最理智的行为莫过于她对马修婚外情的态度。

得知马修在一次聚会后送一个女孩回家并和其上床一事，她并没有大吵大闹，而是选择了理解和原谅。

尽管内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但还是试图说服自己，马修和别的女人上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件事不会影响他们的婚姻，她决定把这件事抛到一边，继续过他们以往正常的生活，有意识有计划地进入未来。

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苏珊理智过人，其实对苏珊来说，那些被她抛在一边的对自由的渴望和自我价值的思考以及对爱情婚姻的质疑已经成为了她内部精神世界中无意识的主要构成，只不过暂时被她的自我意识压抑在精神世界最遥远阴暗的角落里。

这种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冲突对苏珊的命运起着巨大的影响，也在无形中一直控制着她的心理历程。

在小说后半部，被苏珊用理智压抑在精神世界深处的无意识与意识的冲突愈演愈烈，她极度渴望找到一份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安静，不用去考虑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职责，想找到真正的自我，这股无意识的潜流一直被她的意识压抑着无法浮出水面，可是从根本上说这股内在的动力始３６第１期终在推动着她的意识和行动，她通过努力试图让马修认为她是理智并正常的，可是事实上她根本无法真正做到。

在她思想深处的无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她的个人无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最终使得她的内心世界彻底失衡，这种矛盾和冲突成为她最终走向死亡的缘起。

二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在弗洛伊德意识和无意识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学说。

他虽然也承认无意识这一概念，但却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是毫无理性的性本能冲动的观点。

他在临床实践和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从神话以及他的病人的梦和幻想中，发现许多现象似乎源自原始社会的集体经验而不是个人经验，因此他相信所有的人不仅都有着“个人无意识”，而且也都具有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他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加以拓展，将它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所谓“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它既不产生于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个人后获得的，而是生来就有的”［５］（Ｐ２８７）。

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情结”构成，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

荣格认为原型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范式，是一种先天固有的直觉形式，它决定着人类知觉领悟情感想象等心理过程的一致性［６］。

如果我们用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理论来阐释苏珊内心矛盾和心理动机的根源，那么对于她在小说后半部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直至最后走向死亡的过程，则需要使用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分析。

在小说接近尾声时，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在苏珊的精神世界里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在追寻自我价值和自由的过程中，她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理智地面对家庭与社会。

“理智”是苏珊夫妇本人以及他们婚姻生活的信条。

“理智”要求苏珊放弃她的工作，成为尽职尽责的妻子和母亲；“理智”要求她容忍丈夫的婚外性行为，不能哭泣，争吵；“理智”的要求使她不能也不敢如实地表达她内心的感受，因为它是不理智的。

由此，“理智”实际上就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对女性的漠视。

苏珊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渴望自由的女性，按照男权社会的要求，履行着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她要求自由的权利却得不到尊重；她没有权力在家里给自己安排一间自己的房间，要由孩子和丈夫商量决定；去威尔士山区度假，虽然远离家庭，但还是被无形的线牢牢地缚在家里。

而且，她提出的对自由的正当地要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不为社会所认可的。

当她提出她要更加“清静”，她说出她感到不自由的时候，她的丈夫马修的反应是怀疑，不相信和恐惧。

更让人觉得可悲的是，在这样的“理智”的控制下，她自己也认为她的自由是不可取的，对丈夫和孩子充满了内疚，她自己也认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长久以来，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女性的存在既没有自我的价值意义，也没有独立的个性，更没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