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的比较

中外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的比较周婷婷 戴玉才 由于世界范围内化石能源价格反复震荡、能源供应呈现周期性短缺、能源安全问题及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原因，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国家甚至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由此制定了各种关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政策法规。

能源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基础 随着经济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化石能源的缺乏以及由化石能源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而具有自我更新能力且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保证世界未来发展的有效和实用的选择。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人类和环境和谐共存的必然选择。

我国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发展可再生能源所需的资源条件、技术和产业基础、资金积累等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科学性不强、指导性较弱，分析比较总结国内外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研究，有利于提出适合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组合，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国外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动态对国家或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研究 2003年，Howard Geller，Roberto Schaeffer回顾了巴西的能源发展趋势和能源政策目标，提出并分析了巴西为提高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所使用的12种政策选择。

他们从总能源供应和需求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分析了这些政策，认为其将为巴西在能源行业减少投资需求、削减能源进口、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带来一系列利益。

2004年，C. Mitchell，P. Connor指出英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充斥着机会主义、成本限制和连续的调整。

他们认为“非化石燃料公约”（Non-Fossil Fuel Obligation 简称NFFO）没有提供部署，没有创建机制，没有促进多样性，并主要集中在电力，而且一般只对大公司有利。

英国政府在2003年初发表了一个能源政策，指出在2050年将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60%。

对此，C. Mitchell，P. Connor认为，除非政府从其过去的结果、错误和困难中总结经验，明确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原因，然后遵从一个旨在交付、多样性和产生机制的政策上，这一新政策才有可能取得与过去可再生能源政策一样的成功。

2013年，Liam Byrnes指出，在鼓励低碳排放的部署能源发电方面，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政策已经采取了重大举措。

有效的政策和监管框架对于实现长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联邦标准和州标准之间自然存在重大的政策壁垒，这也减少了共同致力于国家部署可再生能源的有效性。

当前的政策格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成熟的技术，即以牺牲新兴选项换取最低的投资风险，这可能呈现更大的效率和减排收益。

新兴技术的缺乏支持延迟了有效部署和高度熟练的人力资本积累。

Liam Byrnes主要概述了政策框架的关键，激励和监管环境，包含了可再生能源领域，提出了临界分析行业面临的障碍。

此外，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每年所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全球现状报告，对世界各国的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状况做出比较分析，详细评价每个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目标、手段及组合，对于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价值。

对可再生能源促进政策不同类别的研究 2001年，Berry and Jaccard提出，相比传统的电力资源，可再生能源具有社会和环境效益，但在严格的财务成本上几乎没有竞争力。

因为传统的资源补贴忽略了所有的污染成本，而且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更新包括更高的成本。

政府使用几种机制来支持可再生能源，包括直接金融支持（赠款、贷款）、间接支持（研发和示范）、传统资源改革的金融资本（取消补贴、污染税）和可再生能源组合配制。

可再生能源组合配制通过对可再生生产商提供激励措施来降低成本，这是受管制的市场与环境目标的结果，并减少政府干预。

2002年，Geels指出，需要在不同阶段采取、制定和实施不同类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在起步阶段需要刺激、实验、学习，在突破和扩散阶段需要制定政策，推广新技术，并帮助其与老技术融合（这可能需要调整的法规，例如可再生能源网络接入），实行补贴措施，新创建的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目前，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主要政策是上网电价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关于这两种政策存在很多争论：一部分人认为上网电价能够区分和辨别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电成本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而另一部分人却认为上网电价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过高，不利于竞争。

有专家指出，上网电价允许非传统的开发商甚至小的生产者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而有的专家则认为，由于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来自大的生产者的竞争和价格标准从而限制了小的生产者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

对国外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借鉴研究 2001年，郑坚平介绍了英国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非化石燃料公约”，使英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得到有效调整并形成正确的市场导向，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他认为，我国应该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合理利用经济杠杆，注重市场化运作，建立重点耗能企业报告和审计制度。

2006年，吴坚介绍了荷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历程，总结了荷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法规，并从荷兰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经历中，得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启示，即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适应国情并要保证政策的连贯一致。

2007年，李俊峰提出，欧盟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很大的成就，成为了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领先者。

他分析了欧盟提出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政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动态策和新行动，指出中国应该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思维落实到行动上，建议明确提出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能源的战略目标，编制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借鉴欧盟建立国家级可再生能源协会。

2009年，熊良琼通过分析世界上典型国家（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丹麦、日本、巴西、印度）的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比较了各国实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异同，提出中国应该持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研发投入，加大可再生能源的财政优惠力度，增强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国内学者也积极探讨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

1999年，张正敏从可再生能源的强制性政策、经济激励政策、研究开发政策、市场开拓策略和措施4个方面比较了中美可再生能源政策，得出一个认识，即中美两国在推动可再生能源进步方面已经尽其所能，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可再生能源的长期发展还需要两国（尤其是我国）总结国内外经验，进一步补充、完善各自已有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我国主要省份和城市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研究 2005年，舒彤通过介绍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典型政策，如配额制度、政府定价制度等及主要的经济政策，如转移支付、政府补助等，借鉴德国的风电经验，提出上海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以仿效德国，直接补贴有潜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形成上海的主导产业，同时量化目标，落实配套设施。

2009年，王侠分析山东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太阳能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生物质能技术领先，风力发电和地热能开发活跃，尤其是具有潜力巨大的海洋能。

但是尽管山东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迅猛，依然存在整体水平不该坚持产学研结合，坚持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的原则，突出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支柱产业的带头作用，促进其他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大力发展。

康承熹提出四川水能资源得天独厚，小水电产业发展迅猛。

但是四川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市场份额、上网调度、电价制定等问题，因此，在明确可再生能源发电总体目标的基础上，采取优先调度和制定电价补偿政策等方式建立一套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规模化和商业化的发展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2012年，叶堂林分析了北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指出北京可再生能源的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巩固太阳能高端制造优势、提升风电设备集成能力、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生物质能等领域，并对北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出了完善法律体系、加大财政支持、实施规划保障的对策建议。

对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研究 随着农村的社会、经济及其能源供需结构形势的变化，我国农村能源的“十六字”方针已不符合现时和未来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003年，翟辅东提出了农村能源发展的“十八字”方针，即“因地制宜，生态兴能，市场调节，讲求综合效益”，并逐一对新方针中的论点进行了阐述。

2005年，李景明认为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体系，对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建设中面临标准数量不足、质量有待提高、缺乏与国外同类标准的沟通等问题，因此建立健全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已势在必行。

2007年，朱四海分析中国农村能源政策的变迁，并提出，当前政策的关键是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在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保障农民的交易权力，提高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2009年，程胜通过分析农村主要能源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农村能源消费变迁的制度性解释，对农村能源可持续消费提出了对策建议。

2010年，卢旭东从国际能源危机大背景切入，分析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潜力和发展趋势，阐述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有关政策，同时结合国外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做法和经验，提出我国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对策建议：坚持因地制宜，加强研发投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整体性研究 2004年，张正敏通过分析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理由、障碍、优势、总体战略及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提出当前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目标亟待进行的工作。

2005年，谢治国回顾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历程，对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提出中国有政策手段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是整体上尚不到位，并且经济激励手段不足，因此应该加大财政支持并有选择的进行优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2009年，戴玉才分析了发展可再生能源政策组合，在对单项政策进行分别阐述之后，从政策组合角度，以发展可再生能源整体政策，利益相关者、需求侧管理、供给侧管理等视角，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组合进行了实证分析。

与单项政策相比较而言更具科学性、可操作性并更具有指导意义。

2011年，姚梦媛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探讨了强制性指令的法律工具、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工具、基于信息交流与规劝的信息工具这3种政策工具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作用，并构建了以这3种工具为基础的基本政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评价分析现有政策工具的问题，构建具有针对性的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选择机制，提出可行的政策创新路径。

李虹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可再生能源综合评价体系，从经济、技术、资源和环境4个方面设置核心指标，最终耦合为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