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读荣新江先生——《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

悟读荣新江先生
——《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
朱鸿君
这个春节没有一丝儿年味的，没有爆竹的喧闹，更见不到拜年走亲访友的人脉。

其实也好，守望着一方清静过得还算充实。

但我的心其实早就已经飞到了任职多年的吐鲁番学研究院，三年多，我都没有去过一次。

首任院长谢辰生先生年前带着百年的收获与付出驾鹤西归了，接下来研究院的许多工作还得继续有序展开，这其中少不了还要麻烦全国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各路人保驾护航。

正想着如何协助新任书记多年好友张勇同志，把研究院的工作再上层楼，就收到荣新江先生一月十五日亲笔题签的，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权威作品集《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

这是天意吗?我真的说不清楚，我记得就是收到快递的那天，整个姑苏城都被满天的雪花淋湿，盼望几年的第一场大雪终于降临了。

水池边上竹林旁那株移植多年的腊梅树开得特别茂盛，满枝头绽放金色的光彩，阵阵腊梅的清香在雪融中不断地扩散开来，逗得几只小鸟在枝头的树丫上跳来蹦去，吱吱地发出悠扬的鸣叫声。

这场大雪掩埋了一切，唯独剩下美丽和宁静。

那一夜，我在书房里一杯清茶沉淀下浮躁的心，伴随着荣新江先生的丝绸之路十八讲，踏进了月氏、斯基泰与丝绸之路前史，在波斯帝国与亚历山大东征的血色月亮的照射下，和荣先生一同见证了月氏及其西迁。

当初我真的搞不懂，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是塞克人、波斯人、月氏人、恹哒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人、蒙古后裔、印度人、吐蕃还是党项人?我真的分不清楚。

正如当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0年穿过里海门户时，中亚西部进入了历史的光照之下。

在战胜并控制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他就转向了大夏与阿姆河右岸地区。

该地区最晚在埃斯库罗斯生活的时代就已经被希腊人所知晓。

当时的疆域扩大靠的就是自己的实力，在亚历山大铁蹄征服之下，伊朗东部各部族，大夏人、粟特人和一些塞克人部落首领们只能被迫接受。

于是就在中亚西部建立了希腊的统治。

反正当时整个人类迁徙、融合、动荡、安息，一切都要看胜利者的笑声落在那一块土地上。

我能够征服你，就应该统治你，不是你服不服的问题!这个大道理不需要解释。

人类生存与发展，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挣脱这个魔咒。

还是回到正题，我们一起来听听荣先生是怎样引领我们走进历史的迷宫，而他把这部大著成型的前因后果作了如下解读：本书脱胎于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多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讲
131
义，这门课是给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有时也叫“古代中西交流史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是比较全面讲述从上古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但偏重于中西的文化交流方面。

我与荣新江先生是多年的好兄弟，他这部作品中的许多重要段落过去我只是知道一些皮毛，但多年来，我是特别关注他所研究的一切成果。

他的文风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早就已经刻录在我的心灵。

在多年的交往中发现，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只要你和他交往多了，就不难从他一些不显眼的丝丝脉脉里感觉到干裂秋风之气象。

多少年里我读他的文字，虽然绝大部分都是如同在生命灵囿里吟味荒寒、属意萧瑟，如古道西风中的寒塘雁迹，每每令人肌骨清凉入冰壶之镜。

特别是历史上许多纵笔无碍的人和道不尽的遗憾与雅事虽然随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在历史的远方化为一片苍茫了，但他在无数个日日夜夜，徘徊在青灯黄卷里，不放过任何一丝一毫的些许影踪，哪怕只是在揣摩经典时掠过的些许疑问，也没有让他停止过思考与探索的脚步。

因为只有他知道，那些被我们后人称为神采的、内涵的、境界的、格调的东西，绝对不是在大学课堂的讲台上一分享，你就能搞明白的。

读了这部厚厚的大著，我才初步体会到，能够做到这一切，是何等的超迈，又是何等的艰难啊!
荣先生在这部书的导论中已经告诉我们：“在构建本书的框架时，曾经反复琢磨，是按照一般教科书那样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地讲述丝绸之路呢，还是更多地依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求全面最后采用了后面的想法，在照顾每个时段东西交往的主要内容之外，更多地把自己若干年来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一些收获融入其中，这和我的《敦煌学十八讲》有些类似，而且更加凸显个性。

”他在独自走过认知神灵的漫长过程中，坚持毁誉一肩扛，荣辱寸心知的苦行僧般的探索认知中，放弃尘俗而沉入亘古苍凉的品位，在时空的演化和苦役行程里，常常是伴苍烟落照而息，枕一地寒霜共眠。

多少次野外调研与考察中，苍凉的风吹过来，双眼被滚滚沙尘吹得睁不开，时而风旋尘埃又使他蓬头垢面，就连前方数步之外的荒漠戈壁都朦胧一片，为了古人生命过程中留下的那一瓣心香，他必须前行、不能驻足、停留。

因为他比谁都明白，历史上的许多人与事在万千气象的时光流逝中变得那么脆弱不堪，那么难易琢磨，这种时候没有比展开想象的羽翼更具神秘的感染力了。

许多认知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相互转化着一种无形的情感纠葛，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连许多看似风姿绰约、美女簪花般的婉丽点缀都是多余的，唯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王朝交替更迭，更显水木清华之中原本存在的飘逸遒美。

凡是搞历史研究的，无不是用心血来煎熬人生的旅程!无不以历朝历代文人雅士高贵的灵魂来再次研磨而得以让历史延续，在形成这条粗细不一强弱有别的每一段链接点上，你必须小心谨慎地迈出每一步，一不小心就会被历史淘汰得无影无踪。

即便现在整个社会都进入了计算机时代，你能用电脑毫不费力，飞快地检阅到你所要了解的一切，但众多至今还被岁月和历史雾障遮盖的古典元素和传统文化的核心空间，还需要更多像荣新江先生这样的学人去追赶和把握时间推移中某种精神和灵魂的象征、隐喻。

历史虽然无法挽回，但记忆深处的回声确从来没有断过，彼此的情感距离虽远隔天涯、远隔岁月流转的每一段时光与空间，而超然神会、境生象外的许多妙理之灵气还是鲜活的，此时虽然真假、虚实胶接如梦如幻的感觉，这种时候性灵、气韵、意象、神采、情绪也接踵而至，只要你在精神的投射上稍有分神，多年悟道、探索的锋芒就像强弩之末，再有天大的委屈，也无力穿透这道无形的雾障了!
132
荣新江先生的十八讲，每一讲都是历史事件发生后留在人世间不朽的碑碣，这些碑碣经历了太多岁月和人为留下的痕迹，除了金戈铁马兵戎相见的无奈，更多的是大自然裹挟着四季轮回的千年砥砺中留下的伤痕，故许多地方的字迹漫漶石花残损，让我们普通人根本无法解读，而这些经典元素原真地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一直存活到今天，真的不容易。

有些深埋地下数千年，有些至今还在荒无人烟的原地守望着白云和苦雨，一些幸运者虽然被收藏在各级博物馆，但真正能理解、能珍爱它的人太少了。

荣新江先生是研究唐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著名的学者，这十八讲是作者将多年的研究成果首次集中展示。

难怪柴剑虹、张西平两位先生鼎力推荐，认为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古代丝绸之路简史”!我在对全书阅读的研判分析中深切地感受到，他从宏观的大写意开始落笔，而许多地方又严谨细致地用工笔重彩的手法，以文物与文献相应印证，去揭示出一系列隐秘不彰、斑斓多彩的中外文明交汇的史实，独具匠心的采取新文物与旧文本的互动话题，一步一个脚印地细心阐释，使所有的研究对象更加物质化和精神化。

每一讲里除了实证与妙语兼而有之外，更多的是他借时空坐标的恒博，把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胸襟展现得淋漓尽致!许多章节读之引人注目、导人入胜、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如惠风和畅、精神渴求中寻得一潭清澈见底的清泉。

何不饮之快哉!记得有次和荣先生闲聊时他告诉我，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善于思考并勤于寻觅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从而找到新的“突破口。

岁月如梭中人类的智慧与记忆深处历久弥新的碎片，就是历史进程中最好的链环衔接，而文化互动又延续了这根链条，把十分遥远的记忆变成一个整体。

就比如泱泱大国的隋唐王朝虽然最终在萎靡不振中渐渐走向软化、走向没落、走向消亡。

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崇敬那个时代，虽然崇敬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那个被我们一直崇敬的时代除了开放、包容，更多的却是我们的民族心理。

一个多元融合的民族鼎盛时期也就那么几百年，却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的反思值得我们至今都还在不尽的体察与醒悟!隋唐王朝虽是由多元文化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它为我们这个民族镌刻了太多大国自信和文化优越的纹理，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崇拜、崇敬的盛世之光，这光芒至今仍然照耀着我们今天这个新时代。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

一部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历史巨著，撇捺飞扬是血脉的史实，不是跟着别人后面爬行，更加不可能亲临当年的现场去体验当时场景，这就需要著作者不断地深入调查研究，感悟、体验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然后通过其它渠道，再严谨求证，锲而不舍地深入调查、研究每一重大历史节点的每一个细节，这才有了娓娓描述当年的各种细节。

许多精妙语言如同“田野调查”中偶然发现，一下能给作者提示出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这里，考古学和文献学虽然学科属性不同，但还是存在众多交接点。

文献、史学要得到考古学的印证与检验，文献记载又是考古学家解读考古发现的重要模式。

古史研究的框架体系内无论是离开了考古内证，还是离开了文献史学的话语背景，仅局限于任何一方的讨论，都只会是片面的。

唯有融合研究的突破，必然需要二者的紧密贴近，方可相互滋润、循环精华。

这里史证、物证相互佐证，一直到真相大白。

荣先生说：“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道路的概念，但不是一般的交通道路，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
133
文明交往的道路，才叫‘丝绸之路’。

相对于其他文明来说，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早期文明，是比较孤立存在的，是比较封闭的。

所以我们的历史学家把张骞通西域，称为‘凿空’。

但从其他文明的角度来讲，这些文明之间的交往是很早就发生的，而且有的时候非常频繁。

从某一文明的角度来说，通过某条道路与域外其他文明交流，那些道路就是丝绸之路。

”
记得前几年在北京家中我约了几位朋友小聚，我的多年好友，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张自成社长，面对甘肃省文物局的马玉萍、嘉林山两位局长当面推荐我为甘肃省写一部纪实性大散文，初定名为《仰望祁连山》，要不是烦人的疫情蔓延势头强劲，我早就完成了。

现在读到荣先生讲述的月氏人与河西走廊之间的关系，让我更明白了这条生命大通道在整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将来写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了。

荣先生的这部大著，跨越了时空的距离，把那些曾经的情感、记忆，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行求法运动，祆教的丧葬礼俗与祭祀、胡天与祆祠一一从河西经两京到河北，萨珊波斯与北朝、隋唐的交往，就连唐朝对萨珊波斯的政治声援、入华波斯商人的商贸活动、波斯人入仕唐朝，都被他讲述得有声有色合情合理。

这其中特别谈到纸的诞生，为早期佛典在丝绸之路上传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并同时又把早期东西方书籍的载体及各种佛典的传播方式，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们一一道来。

他认为：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区域就少不了文明的交融与文化的交流。

各类旅途中的书信、商人的账本、记事簿、买卖契约、公文巡礼、诗文创作等等杂项，构成、丰富了一部壮丽的史诗般的剧情，这一剧情的展现，把商胡、萨保与粟特贸易的网络推广到更深的历史画面。

他从粟特文古信札的解读，而向我们展示了粟特人的故乡、粟特商队和胡人聚落中的商业模式的碰撞，这些入华的粟特人在其中产生了东西文化的交融。

紧接着，他用：条条大路通长安，把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把唐王朝对丝绸之路路政设施的建立与维护，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了解这段历史，也是当前我们的国民精神里急需要弥补的一贴良药。

更多精彩内容展示着，各国贸易、文化往来过程中形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合精神”。

最难能可贵的是多元文化的基因相互碰撞，撞击出的生命火花照亮了大唐盛世灿烂的星空。

“歌者舞之声，舞者乐之容”。

歌、舞、乐三者不可或缺，唐代大曲或者曲都是乐器、歌唱和舞蹈结合的形式。

与歌、乐并驾齐驱驰骋中原艺坛的舞蹈艺术，也是西域乐舞东传后兴盛起来的。

唐代乐舞归结起来有软舞、健舞两类，软舞多系汉风舞蹈，其中也有《伊州》和《春莺啭》两种是西域舞蹈。

至于健舞，如《剑器》《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均由西域传入。

因此，在胡笳十八拍、胡旋舞、狮子舞、阳关三叠美妙旋律的引导下，汉民族的和合文化又与佛教文化融合再次碰撞后产生出不同凡响的旋律。

你不能不承认，当年西域乐舞的东传，不仅把盛唐乐舞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且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创作也起到催化作用。

唐代诗人李颀《听安万善吹筚篥歌》、李贺《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琵琶行》《霓裳羽衣歌》《柘枝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孑舞剑器行》、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胡笳歌送真卿使赴河陇》、张说《亿岁乐·苏幕遮》等。

就连后来的宋词元曲也是依隋唐文脉而传承下来。

我在收集《仰望祁连山》相关资料时，曾多次路过河西走廊，这一次次的探索让我明白：历史的经典演绎只能搭配在战争的间隙里，唯有此时，文化的博大精深才如同奔流不息的滚滚黄河流动起来。

唯有这种时候，中华文化就像骑上草原骏马，鞭呜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通
134
向大唐之路绝不是一个单向的传播过程，而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

今天又从荣先生的大著里，知道了当初胡人在长安多元文化的演绎中的众多舶来品，是怎样和汉民族的和合精神融合在一起。

因此，我认为这部经典之著，早就超越了时空的对话，其中许多鲜活的例子，不仅仅向我们展示了大唐盛世，更多的用史证、史实、唤醒了我们这个民族已经丢失了的记忆。

荣先生在第十一讲里，提到《兰亭序》的西传与唐代西域的汉文明，并把传播的途径与接受者是谁，都作了明确的解释。

在这里，艺术如风，这是我越来越觉得比较合适的一个形容。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義之与谢安、孙绰、郗昙、支遁等四十一位当时的文人雅士，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祓契之礼。

雅集时与会者饮酒赋诗，汇编成《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即《兰亭序》。

据说王羲之当时乘醉意，信手写就的美文《兰亭序》，返回后一直耿耿未安，以为即兴之作多有闪失，便濡墨重来，精心创作了数幅，岂料一幅一世界，却无一有当初挥洒时的林泉趣味。

人的心性是何等的敏感易变啊!观涛江渚，听雁沙汀，浮槎清波，停车枫林，都会在心田荡起各色涟漪;而贬谪升迁、得志失意，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更是在腕下露出一道道痕迹。

唐时的孙过庭就是一个明眼人，他一眼洞穿王羲之的情绪嬗变和内心隐秘，他认为王氏笔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

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起;私门诫誓，情拘志惨”。

孙氏不愧是位懂书道情缘之人，居然从王氏铁划银钩中看出书写者心灵深处的变化。

这是何等洞察世事如棋的功夫?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别强，而书法艺术作为一门特定的艺术门类，早就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演绎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书道所展示的线条无可逆性、无重复性和无合作之可能，他们只是用抽象的线条来表现万千气象的人生!这些笔法、章法、墨法等技巧，在“锥画沙”、“屋漏痕”、“折股钗”等妙理之灵的基础上，沿着线条蜿蜒飞舞，让你绝对可以抚摸到书写者的情绪律动是那么的涨落不一。

他们的这些运笔流畅的技巧都是在漫长的砥砺中，而臻于炉火纯青。

历史没有忘记告诉后人，这四十一人的兰亭雅集，或悟言一室之内，或放浪形骸之外，结果成诗三十余首，成就了一篇千古绝唱的《兰亭序》。

在第十二讲里，荣先生从“西安府景教碑”开始，讲到阿罗本人入华传教。

这其中许多故事还知道一些，特别是他谈到吐鲁番高昌回鹘王国的景教，当然更知道的相对多一些，毕竟我在那块厚土上工作生活了这些年。

因为，高昌故城遗址作为西域大都会，她原本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座丰碑式的古代城池。

魏晋时期（公元220～420年）沿袭汉制，派戊己校尉驻此，管理屯田事宜。

（公元327年）前凉张骏在那里设高昌郡。

（公元460年）以后，阚氏、张氏、马氏和麴氏统治时间最长达一百四十年之久。

这些高昌王均受中原王朝的册封，高昌王麹伯雅还曾到隋朝长安朝觐，并娶华容公主为妻。

当时高昌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佛教、建筑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高昌城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域政治中心和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

凡是通过西域传入大唐的各类宗教都在高昌故城遗址留下过或多或少的痕迹。

除了佛教，摩尼教及景教都有壁画、泥塑、木雕及石雕、佛像残块，佛教、摩尼教及景教经典写本，汉文和回鹘文等不同文书面市。

1882年，吐鲁番的一个挖宝人曾经在高昌故城的一个可汗堡东南角掘出一方北凉承平三年（公元445年）沮渠安周造寺的功德碑。

1902年德国人格伦威德尔来吐鲁番考察时听说了此碑，就以低价从挖宝人手中购买去了，收藏在柏林
135
民俗学博物馆，直到我国清代著名金石收藏家、官员端方赴德考察时，在博物馆中偶然发现才认出这件国宝。

最后与馆方协商，才获得一张半拓片，此碑对新疆的历史文化和丝绸之路研究具有重要的史证价值、史实价值、研究价值，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吐鲁番和全国各地一样，我国众多无比珍贵的文化记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为止还躺在别人家的博物馆中被无奈收藏，此遗憾至今仍是世界难解的真实现状。

吾辈只能望天而叹!
先生所讲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收藏在西安碑林第二室。

西安碑林所收藏的历史，可追溯到五代和唐末，经历了沧桑变化。

我曾从一些文人骚客所记载的文字中发现，宋朝之后的金、元、明、清各代，对碑林虽有修葺扩建，碑石也有所不断增添，但有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管理不善，遂使碑林殿宇破损、碑碣零乱，成为鼠蛇穴居、鸟禽栖息之地，呈现一片凄凉景象。

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的展陈、建筑都是建国后，人民政府拨专款修整后的形象了。

现如今六座陈列室和七个游廊里，排列着一千多块碑石，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汉、晋、隋、唐碑石，以及晋、魏以后各年代的墓志，都是以后不断收获增补进去的。

此碑我不仅见过，还曾有心作过一番粗略的研究，碑呈竖方形，高279厘米，宽99厘米，三十二行楷书，行六十二字。

碑额上楷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上三角形处，莲花座上刻十字架。

此碑是为基督教在中国流传而立。

碑文内容记载了景教的教规、教义和在中国唐代传播的情况，说明景教由叙利亚随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往来传入长安的经过。

碑中还刻有叙利亚文字的职名。

是中外驰名的碑石，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和叙利亚、伊朗等国文化交流，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也为古代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的称呼。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

五世纪创始于叙利亚人聂思脱里，又因称聂思脱里派。

此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后，即传布于波斯。

唐太宗贞观九年，波斯教僧阿罗本来长安。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就在长安义宁坊建寺，度僧二十一人。

诏书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

天宝时唐玄宗诏书也称“波斯经教”。

‘大秦’之名见于中国史书，或者是“波斯经教”的改称。

景教是由波斯人传入中国的，故原称义宁坊之寺为波斯寺，天宝时改称大秦寺，这是因为景教起源地是在东罗马的缘故，因此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

此碑在历史上历尽磨难，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建立，但在唐武宗灭佛时，也是跟着佛教一起遭到打击，大秦寺被毁，好在有心人的暗中帮助，将此碑埋入土中，直到明天启年被无意中发现，一些传教士即将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注意。

欧洲一些学者，在认识此碑的价值后，遂造舆论，主张将此碑移到欧洲。

于是丹麦人荷尔姆遂熊熊来西安，企图用三千两白银收买后，运往伦敦。

此时正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

我们今天还能从《续陕西志稿》上找到：“按此碑明末出土长安城西，即就竖于金胜寺。

清季有西人访得此碑，依式模刻，以重贿赂僧，欲以新刻者易原碑。

僧大骇，鸣诸官而止。

且以城外难于防护，乃移置碑林，西人运新刻者以去。

”虽然这段文字过于简略，但却真实地记载了欧洲文化强盗真实的卑鄙之心。

我们吐鲁番学研究院，曾经联合相关专家、学者对本地区除了高昌故城遗址范围内的佛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遗址作了详细的认定外，在吐鲁番盆地其他地区也根据文献资料找到了好几处包括景教在内的其他教派遗址。

木头沟一带的佛教寺院遗址，规模宏大，真实地反映了西州回鹘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