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视角下林语堂的翻译标准研究

语言新探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林语堂的翻译标准研究
袁雅馨天津外国语大学
摘要：当今世界是一个交流频繁的世界，翻译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林语堂曾提出三条翻译标准，即忠实、通顺、美，并且林语堂自身也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

林语堂不仅严格遵循其翻译标准，也将中国文化带向了世界。

本文以林语堂的翻译标准为研究对象，以其翻译作品为例，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探讨林语堂提出的翻译标准在当今一体化世界的适用性，探究三个翻译标准给予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林语堂；翻译标准
一、引言
当今世界，国际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交流涉及各个领域。

翻译的出现，加速了文化传播。

同时，一大批翻译理论家也提出了种种翻译理论，比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等等。

因此，在如今这个文化交流频繁的世界，用合适的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就变得尤为重要。

我们作为时代的主人，有必要接受外国的优秀文化，也有责任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播出去，在这一点上，翻译可以帮助我们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外国文化走进中国。

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的一位大家，翻译作品更是部部经典，《浮生六记》英译本是其著名译作之一。

林语堂不仅在翻译实践方面造诣很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不朽的建树。

他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

”对于每一条标准，他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今天，我们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再度探讨林语堂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定会对我们的翻译实践有所启示。

二、林语堂的三条翻译标准与跨文化传播
(一)忠实—还原中国式形象
林语堂提出的“忠实标准”有四义。

第一，林语堂认为“忠实”非字译。

第二，“忠实”须传神。

第三，“忠实”非绝对。

第四，“忠实”须通顺。

在《浮生六记》的翻译中，林语堂处理了大量文化负载词，代表着中国形象。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妾见市中卖馄饨者，其担锅灶无不备，盍雇之而往”，林氏将这句话译为了“I have seen wonton sellers in the streets who carry along a stove and a pan and everything we need”。

“馄饨”一词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词，林氏采用音译的方式译为“wonton”，既忠实于原文，也还原了中国文化。

还有一例，林氏将书中“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这句话翻译为了“In the winter of that year, one of my cousins(the daughter of another maternal uncle of mine)，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我们可以看到，林氏翻译“堂姊”这个词时采用了加注翻译法，将中国文化中较为复杂的亲属关系称谓清晰地展现给了外国读者。

这种加注翻译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达到翻译的“忠实”标准，旨在让译语读者的感受与源语读者的感受相一致。

林氏巧妙翻译文化负载词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的译文是“While she was learning to speak, she was taught Po Chuyi’s poem, The P’i P’a Player, and could at once repeat it”。

这里林氏用到的是增译翻译策略，因为《琵琶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十分熟悉的佳作，然而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就会感到比较陌生，因此通过增译力求达到“忠实”。

从以上各例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去跨越东西方文化障碍，只为忠实地还原中国文化，这些中国文化融合起来便是我们地中国形象。

林语堂在其翻译实践中时刻遵循“忠实”标准，将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展现给西方。

(二)通顺—表达中国式情感
“通顺”是三条翻译标准中的第二条，林语堂认为译文要达到“通顺”，译者要注意两点。

第一，译者须以句为本位。

第二，译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

我们知道，林语堂是具有双语写作能力的作家，《啼笑皆非》一书就是林氏用英文创作的作品，并且进行了自译。

以下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看看林语堂在翻译中力求译文通顺的方式和方法。

例如，“Peace on earth is an act of faith, and without faith we shall not be saved”的译文是“世界和平，首在起信，信念不存，走投无路”，在原文与译文中我们看出了英语和汉语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因为英语是形合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的语言，那么在这个译文中，林氏就用四个短句译出，使译文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达到“通顺”的标准。

再比如，林氏将“‘A small injustice can be drowned in wine, ’ says a Chinese writer,
作者简介：袁雅馨(1995-)，女，汉族，山西太原人，文学硕士，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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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 great wrong can be restituted only by the sword ’”译为“张山来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不大平，非剑不能消也’”，将原文中的插入语提前到句首来翻译，这样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中国人的写作习惯。

还有一个例子，“Where China utterly diff ers from the West are the three contempts: the contempt for the soldier, the contempt for the police, and the contempt for lawyers ”，林氏将此翻译为了“中国与西方绝对不同者有三，一曰排律师，二曰排巡警，三曰排兵卒”，将原文中“soldier-police-lawyers ”的顺序调整为了“律师-巡警-兵卒”，原因很简单，在英文的句子结构中最重要的内容常常放在最后，而在中文的句子结构中最重要的内容通常出现在最前面，因此林氏在翻译时调整了语序，这也符合林语堂提出的“通顺”标准。

林语堂先生的英译汉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新时代的译者应当有能力运用翻译这个法宝将中国式情感表达出来，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学会比较英语与汉语的差异，努力达到“通顺”。

(三)美—创造中国式作品
“美”是三条翻译标准中的最后一条，林语堂认为翻译不仅是用来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创作。

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生活的艺术》在海外十分畅销。

虽然《生活的艺术》是林氏的英文作品，但就其内容而言，书中引用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篇，在一定程度上，创作的过程就是翻译的过程。

那么，在林氏的翻译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林氏将中国经典的文学作品与文化借翻译之手再创造。

我们从以下几个例子深度感受林语堂“美”的翻译。

书中引用到了诗人白玉蟾的诗《慵庵》，有两句是这样的，“丹经慵读，道不在书；藏教慵览，道之皮肤”。

林氏的译文是“I ’m too lazy to read the Taoist classics, for Tao doesn ’t reside in the books; Too lazy to look over the sutras, for they go no deeper in Tao than its looks ”。

我们可以看到译者的创造性翻译，原文“书”与“肤”押韵，译文“books ”与“looks ”押韵，这不仅使得译文更具艺术性，也让外国读者能够通过译文来了解中国的诗歌文化。

还有一例，书中在第七章引用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对于“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翻译，林氏的处理为“Here are gathered all the illustrious persons and assembled both the old and the young.Here are tall mountains and majestic peaks, trees with thick foliage and tall bamboos.Here are also clear streams and gurgling rapids, catching one ’s eye from the right and left ”。

译文的三句话运用的是同一个句型，这样的翻译方式不是译者的凭空想像，事
实上，原文出现的是三个并列关系的意群，即“群贤毕至，少长贤集”、“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映带左右”，那么林氏的翻译确实将原文的内容与风格再现，达到了“美”的翻译标准。

最后一个例子是书中引用《道德经》的一段话，“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

我们来看看林氏的译文，“Fulfi lls his purpose and does not glory in what he has done; Fulfi lls his purpose and does not boast of what he has done; Fulfi lls his purpose, but takes no pride in what he has done; Fulfi lls his purpose, but only as a step that could not be avoided ”。

译文中的每小句均以“Fulfi lls his purpose ”开头，与原文整齐的形式相对应，并且译文的前两小句为一个句型，后两小句为一个句型，甚至比原文的形式更为工整，可见林氏在这里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译文的美感跃然纸上。

通过以上各例，我们看到评判翻译的成功与否不能只停留在“忠实”与“通顺”的层面上，译者能够兼顾“美”才是对翻译的终极追求。

译文达到“美”的标准，才能将原文的内容与风格一并体现，那么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译者只有将中国的经典作品“创作”为“美”的译文，才能够向世界显示中国式作品。

三、启示
(一)强化译者的翻译实践
林语堂认为，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可以通过大量实践提高的。

因此，强化译者的翻译实践是达到“忠实”标准的有效途径。

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大量的翻译实践能够增强译者的翻译能力。

长远来看，大量的翻译实践能够让译者在潜移默化中熟谙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提高双语的表达与转换能力，从而在语言和情感两个层面上做到“忠实”与原文。

在这个文化交流频繁的新时代，译者更应该强化实践，还原一个真实又多元的中国形象。

(二)增强译者的翻译责任
翻译中的误译有时是译者翻译能力有限造成的，有时也是译者不端正的态度造成的。

林语堂曾提出译者的三种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

三样的责任心背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

因此，译者翻译责任的增强是新时代译者的一大要务，责任在心，译文自然“通顺”，中国情感便在译文中流露。

(三)深化译者的文化主体性态度
新时代的译者应以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为己任，我们中国的译者更应时刻谨记作为译者的责任，文化自信应体现在每一位译者的译文当中。

那么，译者的文化主体性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始终以中国文化为核心。

译者的文化主体性态度具体说来便是在翻译中追求“美”的标准，再现中国式作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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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本文以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分析林语堂的翻译标准在新时代的适用性，探究得出三条翻译标准均在新时代有新的内涵。

“忠实”标准旨在让中国的译者尽力去还原中国形象，“通顺”标准旨在让中国情感和中国态度为世人所晓，“美”的标准旨在让中国的优秀作品走向世界，以新的方式再创中国作品。

在探究了内涵之后，我们也得到了启示，作为译者，翻译实践有待强化，翻译责任有待增强，文化的主体性态度也同样有待深化，做到了这些，译者才能在当今这个新时代中身体力行林语堂的翻译标准，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327－332.
[2]林语堂(译).浮生六记(汉英对照)[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Lin Yutang.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M].New York：John Day Co.，1943.
[4]林语堂，徐诚斌.啼笑皆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越裔汉译.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
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西方有普罗米修斯偷取火种的故事，中国古代也有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传说。

毋庸置疑，“火”对于上古时期是非常珍贵又重要的，是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同时也是人们敬畏的对象。

因此，用“火之燎于原”来说明煽惑民众的严重后果就像火燎原一般无法挽回。

(二)哲学动因
文学活动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观念息息相关，哲学就是对世界的熟悉和认知。

“哲学观念对语言的建构有着深入骨髓的浸染和影响，是这些深远的世界观念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进而决定了语言结构的构建样式。

”[5]《尚书》中的有些修辞格就是受到当时哲学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早期的氏族社会时就已经出现了“太极八卦”，太极的图像就是一对阴阳鱼，它们组成了一个圆形的太极八卦图。

这种图像表达了中国自古以来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

《易经》记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古人信奉占卜之术，用其测算大事凶吉，更认为吉凶是对立的两面，这也符合了汉民族对宇宙的辩证统一观念。

“乃惟自鞠自若，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

”(《盘庚》)乘舟简单快速，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工具成熟度来看，人们对船的使用和对水的认识并不像今天那么熟练和透彻，因此乘船必须快速向目的地行使，否则就会产生危险。

福祸相依、凶吉对立，最终汇形成一个整体，这也反映了任何事物都可分为不同的两面，从不同角度看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这也就是早期社会中的辩证统一思想。

(三)认知动因
认知语言学将语言称为是一种认知活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语言，语言运用的过程就是人认知世界的过程。

人类语言的产生与人类认知密不可分。

“认知”是一个媒介，连接了语言与现实两个世界，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观察角度和观察重点的不同，大脑中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取向，同时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受到主观作用的干预，人类使用语言也会受到感知作用的影响。

在隐喻结构中两种通常看来毫无联系的事物被相提并论，是因为人们在认知领域对他们产生了相似联想。

”[6]这种“相似联想”正是比喻格形成的重要动因。

“(比喻)这种认知和思维方式在人类社会各民族的原始语言中都有表现。

”[7]《尚书》记载了整个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以农耕经济为主，先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将抽象难懂的哲理与平凡浅显的生活连接沟通，找出相似之处。

用已知信息取探究未知领域，这是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

“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

”(《盘庚》)旧都比作“颠木”，新都比作“由蘖”，好像倒伏的枯树又长出了新枝，被砍伐的残余又发出了新芽。

在这个比喻中，盘庚想表达“只有迁都才有希望”，但对于愚钝的先民们来说理解这样抽象的概念有一定难度，因此用人们所熟悉的“颠木”比作旧都、“由蘖”比作新都，重叠的部分便是“希望”。

参考文献：
[1]袁晖，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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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柱.中国散文史[M].上海书店出版，1984：19.
[4]杨树达.积微居金石说[M].科学出版社，1952：148.
[5]单春樱.试论先秦哲学观对辞格构建之影响[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
[6]赵艳芳.认知语言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01
[7]赵艳芳.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述[J].语言文字学，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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