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恋与逃离——论述路遥的“恋土情结”

眷恋与逃离——论述路遥的“恋土情结”
绪论
路遥是当代著名作家,也是陕北人民的骄傲,更是延安大学的一面旗帜。

他的英年早逝,令所有关爱他的人痛心不已。

在当代的众多作家中,路遥无疑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作家。

在他写作的年代,各种创作思潮风起云涌,但他始终独守着自己的一片天地。

无论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其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浓重的乡土气息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作品因为具有积极向上和催人奋进的内在精神气质，在广大普通读者心目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多次组织的“中国读者最喜爱的20世纪100部作品”的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始终名列前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最喜爱的小说联播”问卷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名列榜首。

[i]“《平凡的世界》从1986年问世到2000年间，在十五年内至少被重印过四次……这部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其生命力已远远超出了同时期的许多精心之作。

”[ii]迄今为止，对路遥的研究也数不胜数,早期主要是针对作品的评论,到《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对路遥的研究形成高潮,不仅有对其作品的研究,对作家自身的研究也很多。

在仔细地研究了路遥的作品及评论之后，我发现好多学者对路遥小说中的“恋土情结”研究颇多，而且不乏各自看法，可是在小说中作者又花很多篇幅在主人公想竭力逃遁农村的情节上，这与“恋土情结”似乎形成了矛盾，但这种矛盾在已有的研究中并不深入，研究著述也比较少，而在他的作品中这种矛盾性的呈现又十分明显。

本文主要结合作品分析路遥的“眷恋乡村”和“逃离乡村”情节的表现，以及结合作者自身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这种矛盾性的“恋土情结”的成因。

揭示这种矛盾性及其成因，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路遥及其作品。

一，路遥“恋土情结”的艺术表现
路遥是吮吸着贫瘠的黄土地的乳汁长大的，是一个地道的土著作家。

他有着对土地的杜鹃啼血般的眷恋，所以他笔下的人物都表现出浓郁的土地意识。

然而作家又将笔下人物赋予积极向上的精神，使人物又有脱离土地的愿望，然而这种愿望始终抵不过他对那片土地的深深眷恋,最终一些逃离的人们又回归到
了土地。

（一）向城求生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面临着经济改革、生活方式更新等等全面改革，由此日渐显现城乡差别。

于是城市物质、精神文明等各方面吸引着农村青年，一股强烈的民工进城热潮直刮至今。

在路遥作品中，也有着一批这样的人物。

城市生活及其文明成为向城市进军去过美好生活的力量源泉，城市更是小说中主人公实现自己抱负的彼岸世界。

对于脱离农村生活大致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种是读书，对于没权没势的农家人来说，唯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改变生活环境。

如《平凡的世界》里面的润叶，先是毕业后做了公派教师，结婚以后又去了黄原地区团委当了少儿部长，后来又被提升为团地委副书记；晓霞在黄原师专上完学，靠个人努力成了省报有名的记者；兰香考取了北方工业大学，又找了条件非常好的吴仲平作朋友，生活前景一片美好；金秀在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省城的医院工作。

还有幸运儿高大年，薛峰等。

第二种是婚姻。

如《月夜静悄悄》中，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女儿兰兰，高中毕业，为了走出闭塞贫穷的农村，嫁给城里的司机而实现了农转非；《黄叶在秋风中飘落》里的刘丽英不惜弃子嫁给教育局副局长；《风雪腊梅》中的康庄为留城里工作，不惜牺牲爱情为代价。

还有依赖于其他途径的，小说中有些人，要么成绩不够好，要么家境贫寒供不起他们，所以他们只能依赖其他途径。

《人生》中的高加林有知识，有才干。

他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仍是他们村的佼佼者。

他在小学任教，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很得心应手，成绩非凡。

本来他在这个岗位上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可是由于“权贵”们的手脚，他回到了土地上，当他不幸地被用不正当手段卸职后，幸运的是他收获了爱情。

但他走出土地的高远理想仍时时在他的心中涌动。

以他的能力，他为什么不去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呢？时机来了，他被他人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到了县委宣传部做通讯员，这是他的理想之所；《平凡的世界》中的农村干部田福军从原西县委副主任一直干到副省长，在政治上逐渐崭露头角；孙少安在一次偶然给县中学拉砖的机会使他开办了自己的砖窑；孙少平少时就经历人生的苦难：少吃没穿，度日艰难。

所幸的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也“熬”完了高中，可以补充家庭劳动力，与父兄一起支撑家业。

由于所受的教育和所具备的文化水平，他不愿在父兄的庇护下在乡村度过以后的人生之旅。

他要出去，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中磨练自己。

于是不顾父兄的劝说，他走上了外出揽工之路。

他的吃苦、朴实、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赢得了曹书记夫妇的敬重。

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到铜城煤矿当了一名工人。

人生之路来了一次“大跃进”。

凭借自己的实力，他不仅在煤矿上干得认真踏实，而且用劳动换得了尊敬和权威……总之，无论男女，无论他们离开那片黄土地的理由和契机是什么，终究他们是着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的。

（二）梦碎城市
城市文明及城市生活是农村青年所向往的，但是作为在农村的土壤上培养出来的人，他们身上始终带有农民的品格，他们厌恶城市的冷漠、自私、功利与虚伪。

他们所遇到的事情，与自己的预想大相径庭，城市的美好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

在《风雪腊梅》中，冯玉琴是典型的黄土地的女儿，当她被地委第一书记的夫人用权力带到城里时，环境变了，但她那种由黄土地培植起来的厚重感情没有变，她拒绝了地委书记儿子的亲事，一心只想着庄稼地里的康庄。

可是，她所热恋的康庄却被书记夫人调到了城里当炊事员，他因贪恋城市的种种对她变了心。

“她愤怒地扬起手，在那张吃喝得油腻腻、肥乎乎的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咬牙切齿地说：‘你滚出去！’……现在，她坐在椅子里，目光紧紧地盯着桌子上那枝腊梅花，思绪像洪水一样在脑子里奔涌起来，她此刻明白了吴所长所说的‘世界上还有更强大的力量’是什么了……”[iii]城市让她痛苦、悲伤，并留下深深的伤痕。

恐怕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高加林（《人生》）了。

高加林虽然是被他人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到了县委宣传部做通讯员，但事实证明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他优美的文笔加上不怕苦、不怕累、不端架子、虚心好学的优秀品质，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领导的肯定。

到此时，他的人生之路似乎很顺畅，奋斗也颇有成效。

没有想到的是，“可惜，高加林目前还站在十字路口，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也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约束自己的行动。

他只凭一股青年人的热情和干劲，去寻找与建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他的盲目性是很明显的。

”[iv]高加林被假公济私的克南妈揭发了“走后门”的事，生活城市的梦想破灭了，而且在他追求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将一份原始、狂热、纯真的爱情弄丢了。

此时的他麻木了，他不知道“是生活开了他一个玩笑，还是他开了生活一个玩笑”[v]。

总之，属于他的那个城市的梦碎了。

（三）情归乡土
路遥过于浓烈的爱乡、恋土情愫，使他迷恋任何一个出生于土地的人，因而心灵深处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对乡土的依恋。

他热爱那给过他温情和力量的故乡。

因此他不愿意那些有才华、有抱负、有志气的青年统统离开家乡，而是希望他们扎根于农村，成为家乡强有力的开拓者和耕耘者，所以路遥在处理笔下人物时带有情感倾向。

孙少安尽管是改革浪潮中农村的最先觉醒者，他不但自己要先富起来，而且要使全村人都富起来。

但孙少安又是一个本分的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一步。

他总是说：“咱们是农民的后代，出路只能在咱们的土地上。

”在孙少安眼里，属于他自己的这块土地上的每一种收获，都将全部属于自己。

他要“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在《青松与小红花》中，吴月琴执着地固守土地。

在《你怎么也想不到》中，郑小芳依然舍弃留校的机会，不顾男友薛峰的强力挽留，独自一人回到了荒凉而贫瘠的沙漠故土。

黄土地就像一位无言而健壮的妈妈，无论儿女怎样抛弃她，“母亲”的怀抱永远是博大而敞开的。

《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在痛苦、震惊、愤怒中毅然离开留下了深刻伤痕的城市，怀着对家乡的一片深情，再次回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山村；高加林带着黄土地的希望走向了城市，他向往知识，向往更高的天空，他抛弃了土地！可是后来，他被开除了公职，又回来了，夕阳中他扑倒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高呼“我的亲人呀”。

土地是我们的生命，她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四）进城与对城市的失望，离乡与爱乡的矛盾
在路遥的小说中，主人公无疑都是一些生在农村，而且有着农村人美好品质的上进青年，他们大多接受着时代的熏陶，有着向往城市的激情。

总之，无论
男女，他们在进城之后，大多站稳了脚跟，并赢得了城市的亲睐与肯定，尤其在爱情上更是如此。

他们的追求者大多出身优越，父母在城里都有很好的地位，但他们都不嫌对方的农民身份，因为他们不仅有姣好和帅气的面容，同时还有着其他可贵的品质。

比如加林和黄亚萍（其父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少平和田晓霞（其父田福军是县委副书记后成为副省长），润叶和向前（其父为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李登云，其母是县医院的书记刘志英），晓霞和高朗（其父为省城市副市长），兰香和吴仲平（其父是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金秀和顾养民（其父是黄原地区师范专科学校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他祖父又是这个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等均是如此情况。

与农村人物的美好相比，小说中似乎是城里没好人。

黄亚萍和巧珍都聪明、漂亮、能干，但亚萍却不如巧珍质朴、宽厚、贤淑和可爱。

亚萍会和加林一起“现代”的恋爱，但她也非常的任性，她大部分是按她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她。

克南妈苛薄世故，连她未来的儿媳黄亚萍也不喜欢她，认为克南他妈——药材公司副经理身上有一股市民和官场的混合气息。

在加林去副食公司的厕所担粪时，克南妈言行苛刻，不讲道理，近乎泼妇。

得知高加林抢走了儿子的心上人，她一边训儿子，一边公报私仇，向地委纪检委揭发控告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

声称有责任维护党的纪律！”（《人生》）身为教育局分配办主任的志明妈貌似公允，实则虚伪枉法。

薛峰托志明找其母帮女友郑小芳留校，他们去见志明妈的经历堪称经典。

（《你怎么也想不到》）县教育局卢副局长利诱勾引憨厚老实的高广厚的妻子，与之结婚后暴露出心胸狭小、恶毒不善的原形。

在听说自己的妹子和丽英的前夫高广厚有些“那个”的时候，便利用职权要将高广厚调到连车也不通、离县城最远的一个农村小学去。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兰香找的是副省长之子，其母十分反感儿子的选择，当她发现这个女孩子一点也不像农村人，而且就读于名牌大学时，才喜欢上了她。

工地上做饭的小翠，饱受工头的欺辱，工头对小女孩连威逼带利诱，对少平的抱打不平，先是冷嘲热讽，而后又是威逼利诱。

（《平凡的世界》）所有这一切都在揭示城里人的冷漠、自私、功利与虚伪，许多人心肠都是坏的。

城市文明及城市生活是农村青年们所向往的，但城里人的行为却让他们无法接受。

较之于对城市的感情，路遥的小说中对乡村的感情表达得更真挚更深厚，充溢着黄土高原粗犷质朴的气息。

作品就是要向人们展示黄土高原乡土的自然朴实的魅力和农民的豁达、宽厚、善良、坚忍的品性，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对困厄苦难的承受与化解。

即使是到了城里的乡村人，或已成为城里人之后，仍深深地眷恋着那一片土地和自己的父老乡亲。

《平凡的世界》中，少安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舍“小家”顾“大家”。

秀莲是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媳妇。

她不嫌少安家穷，奉献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只图少安人好。

兰花那昙花一现的爱情让她付出的是几年如一日的等待和生活的无情折磨，但对“逛鬼”丈夫王满银却从无怨言。

金波一家和孙家的友谊深厚，金波和少平是好朋友，兰香长年借住在金家，少安结婚时，金家又给孙家借钱，解决了大问题。

润生不嫌郝红梅守寡并有一个孩子，处处给她关心和帮助，最终结为夫妇。

润叶对向前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关爱和照料，及儿子田润生与郝红梅的婚姻令其父田福堂心情十分恶劣，他为女儿的牺牲而不平，为儿子的任性而伤心，但最终还是接纳了现实，并和老伴一起去探望两个小孙子。

少平是一个孤军作战的英雄，他拼命挣钱供妹妹读书，帮家里箍窑。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解救了小翠。

王世才和妻子惠英给予少平兄嫂般的爱，王世才去世后，少平也给惠英嫂家人般的关
爱和安慰。

《人生》中，高加林被开除了公职，回到村上，村里的人们反而都
很真诚地安慰他。

在《你怎么也想不到》中，郑小芳毅然回到了荒凉而贫瘠的
故乡。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路遥对农民有一种很自然的认同心理，因为他是
农民的儿子，也曾是一个农民。

因此，他表达得最多的是对生他养他的土地以
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人们的讴歌和礼赞，描写人们离乡与恋土的矛盾冲突。

”[vi]虽然他们对故土乡亲是这样的热爱和眷恋，但如果让人物再回到农村去生活，他们又是万般不情愿的。

尽管他们“从来没有鄙视过任何农民，但又从来没有
当农民的准备”，他们“渴望离开贫瘠落后的地方，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

要求从土地上走出去，走进城市，由简单劳作走向层次较高的精神价值创造，
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生存观念。

”[vii]农村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
是人物尽可能地疏离农村、从农村生活中逃遁出来的根本原因。

“人们纷纷逃离，在感情上，在行动上，这片土地逐渐被抛弃。

……它一方面显示了城市的
魅力，另一方面揭示了农村现状并不尽如人意。

”[viii]我们很难说作品中人物的愿望是完全不合理的，它的确潜藏着对于因循守旧的古老生活方式的一种反
抗力。

高加林是无力回天，只有回到黄土地。

黄亚萍最终也没有勇气嫁给一个
庄稼汉。

孙少平宁肯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流浪，也不会再去过庄稼汉的生活。

并且在给妹妹的信中告诫她说：“但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

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
孙少平若要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就只能走出农村，走出家庭。

就只能走一条比当一个普通农民更苦的道路。

”[ix]不难看出，小说中在城市乡村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

一面是热爱向往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但却深深地厌恶城里的人，对城市充满失望；一面是对
乡土精神上的归属与首肯，但却无法继续那种贫穷困顿的农村生活。

“作品表
现出对农村生活的天然认同和对城市生活的理性向往，从而造成一种矛盾复杂
的态度，这实际也是作家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矛盾心态的反映：从理性上对城市和工业化是认同态度，这是文明和进步的表现；从感性上来说是对农
村和黄土地又有割舍不断的深情与眷恋，比如《人生》、《平凡的世界》。

”[x]这种对城市和农村既爱又恨，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成功地揭示了作品中人物生
活的一种内在矛盾性。

但这样的矛盾，在路遥的精神世界里早就有了情感偏向。

他对黄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和强烈的执著。

二，眷恋与逃离的“恋土情结”的成因
一方面是对乡土的眷恋，另一方又是隐忍的逃离，可最终还是情感占据了上风。

这样的结果不得不让人深思，影响着他的因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作家自身经历和思想导致
作家所持的思想和所拥有的人生阅历往往会对他的创作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只不过“艺术家借艺术去‘体验’的生活和人们实际的生活经验有所不同：实
际生活经验在作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取决于它们在文学上的可取程度，
由于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观念的左右，它们都发生了局部的变形。

”[xi]但不论怎样变形，这种作家主体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在路遥的作品中，他自身的思想观念和人生经历对作品的呈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作家自身经历的影响
路遥在西北地区一个偏僻而贫穷的农村出生,并在那里读完了小学,以后到
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

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光,路遥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他“十七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路遥返乡劳动,并在当时的一所农村
小学任教，当时他已经开始了以生活环境为背景的创作，后来他也进了城，当了作家。

从此进入了“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也对他产生了影响，他这样评价道：“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xii]这一经历导致作品中人物对城市文明的向往，有了逃离乡村的举措。

先是农民身份，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通过各种途径来到了城市，各方面都纳入了都市生活的轨道。

可以说，他的创作“详实地记载了该时代的集体记忆，它对那个时代的述说其实就是在述说自己。

”[xiii]然而路遥作为一个在农村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注定难以彻底挣脱对乡村文化、伦理道德的情感认同，其创作心理始终缠绕着沉重的恋土情结。

“故乡的一切和作家的心灵凝结成了血肉般难以分割的整体，又在稳定的空间里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从而在心灵深处郁结为极其深厚的情感积淀。

”[xiv]路遥生前最爱吟咏的是艾青的脍炙人口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他与农民在苦难中建立起来的感情不仅深深地扎根在心里，甚至渗透到血液中。

这种强烈的恋土情结，使路遥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对乡村文化产生情感倾斜。

路遥始终深情地关注着农民的生存状态，由此，农村生活构成了路遥小说中最主要的艺术奇观。

在这种关注中表达了对农民最无虚饰的爱，同时也以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感悟表达了对农民的最透彻的理解。

他说：“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作我的父辈和兄弟姊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

”[xv]无疑这是这样的感情终究造成了作品中矛盾性的恋土情结的呈现。

2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与传统农本思想的冲突
路遥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他对“生于斯”的乡土“长于斯”的人民怀着深沉的热爱。

可以说，路遥的根在乡土，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对中国乡土文化有着较深的文化积累和心理沉淀，在他的骨子里涌动着一股自觉的儒化意识。

从哲学思想来看，儒家思想的主导是“入世”的，主张重视现实，力求改善现实，最终达到世界大同。

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要想改变身为农民的卑微处境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在中学毕业之前，路遥从未出过延川县（他家乡的所在地），当时，延川县是他到过的最远的“城”、“最大的城”。

就是这个相对落后的城对他仍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他忍饥挨饿，拼命读书，就是为了要跳出农村，再也不想像农民那样艰辛地生活。

由于路遥思想的“根”在农村，他也自觉地认同和接受了儒家的农本思想。

在路遥的作品当中，儒家所信仰的“农”的文化特征无处不在，“重农”思想、“农本”观念贯穿在他的作品之中，特别是农耕文化的群体性与和谐性特征表现的尤为突出。

到了路遥写作的时代，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想过要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命根子。

作品中不止一次地表达着这样的观念：任何时候只有土地不会嫌恶农民。

高加林再次回到农村的时候，他是“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人生》）高立民辜负了姐姐杏儿的真情，在雪地里爸爸对姐姐的劝慰是“……好雪啊，这可真是一场好雪……明年地里要长出好庄稼来的，咱们的光景也就会好过罗……噢，这土地
是不会嫌弃我们的……”（《姐姐》）他的精神之根，思想之根，文化之根却仍在农村。

于是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与传统的农本思想在作家内心又形成一种矛盾的冲突。

“在作者的思想深处，其实存在着二律背反式的矛盾：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尊敬并推崇农业文化中的宽厚、温情、淳朴，农民身上的坚忍和刻苦，把它看作精神栖息的家园；另一方面，在意识上，他对世世代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又持否定态度，期待农民母体诞生新的分子，创造另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

”[xvi]这一矛盾直接导致了作品中人物恋土和离土的矛盾与冲突，那些被教育和城市唤醒的农村有志青年、小知识分子就有了积极入世与留守土地的失衡与痛苦。

不是他们不热爱生养他们的土地，而是这土地已经不能给他们梦想与激情，所以他们还是要去追寻更好的生活、更远大的前程。

比如高加林对乡土离开——回归——再离开——再回归的精神历程，孙少安放弃学业在土地上奋斗的成长历程，以及孙少平不顾一切地出去寻求一种不同于农民的新生活的绝决态度，都饱含着恋土与离土的矛盾冲突。

尽管种种矛盾充斥着内心，“但由于路遥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感，使他不可能从理性上达到揭示农民意识的更高程度，巨大深沉的乡土意识笼罩着他整个的精神空间，使他往往从情感上为他的乡土人物抹上了一道浓重而动人的光环，而总是让人觉得缺少了一点冷峻—一种对乡土的峻切审视。

”[xvii]强烈的恋土情结的情感战胜了理智。

（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
路遥崇尚现实主义，他用注入自己全部心血的创作实践证明现实主义有蓬勃的生命力，他在现实主义攀登中展现了现实主义的新风采。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讲求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源泉关系，作家通常采用写实的手法，通过对生活的集中、提炼，在作品中对作品外的客观的社会生活进行能动地反映，描写生活中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讲求真实性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写作，是现实主义的首要审美原则。

”[xviii]那么，路遥所处的社会时代是怎么样的呢？应该说城乡的二元对立及人们对城乡间禁锢的打破是路遥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实际生活状态，也是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城市慢慢波及到乡村的，形成了一个繁荣而又复杂的局面。

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与古来生活方式的冲突，新思想意识与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时生活的一些及其重要的内容。

于是在城市物质、精神文明等各方诱发下，一股强烈的民工进城热潮直刮今日。

在作家创作心态中，与浓重的恋乡情结相连的是对城市文化那种既嫉又恨又向往的矛盾心态。

路遥在学生时代时，就在城市文化的沉重压迫下与城市的绝对优越下感受着自己和乡村的卑微与低贱。

路遥痛恨使他感到压抑、难堪的城市，他不愿意那些有志青年都投入到城市的怀抱。

但是，相对于贫困落后的故土，高高在上的撑死风景又是他拒绝不掉的诱惑与梦想。

真诚的路遥无法违背自己的真切感受。

时代的发展又加快了城市文明对农村的冲击，作为一个经受现代文明洗礼的敏感作家，路遥必然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

于是路遥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中：“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脚走向新生活彼岸时，我们对生活的黄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的斩断？这是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