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李大钊的儿媳给周总理写信，提及李葆华，总理：接回合肥

1972年，李大钊的儿媳给周总理写信，提及李葆华，总理：

接回合肥

前言

1972年，李葆华的夫人，向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丈夫当时的处境和身体状况。周总理于12月29日，亲自给安徽省当时的军官负责人打去电话，要求把李葆华尽快接回合肥养病。

图 | 李葆华

那么，李葆华是谁？为何受到周总理如此重视？

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童年经历

李葆华出生于1908年，曾用名赵振声、赵升阳。李葆华10岁以前，一直跟随母亲在河北老家乐亭县乡下生活。李葆华的母亲赵纫兰，不曾念过书，却略识文字，是位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那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教书，每年放暑假时回家看望妻儿。

1918年夏天，李大钊在北京回营二号找到了一处房子，把夫人、孩子接到北京，从此，便在北京安了家。

20世纪初叶，中国的大地到处不太平，军阀混战、盗匪猖獗、恶霸横行、地主盘剥，老百姓们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李葆华的少年时代，是在贫困和动荡中度过的。李葆华十四五岁的时候，家境开始穷困起来，而且一年不如一年。

李葆华记得，有的时候，家里几乎陷入无米下锅的窘地。全家人穿得都很俭朴，甚至可以说比较破旧。他听母亲说，家里的钱，父亲拿去干“有用的事”了。啥是“有用的事”，母亲没有说。但李葆华相信，既然父亲要这样做，就一定很重要。

李葆华还看到，尽管家里穷，父亲仍然一如既往地挤出钱来帮助一些穷困的青年。父母的行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李葆华坚信，父亲做得一定有道理，一定是对的。

随着李葆华渐渐长大，他慢慢地懂得了父亲从事的伟大事业。“五四运动”结束不久，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便开始商量建党的问题。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李大钊成为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那时候党组织没有经费，很困难，李大钊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补贴革命事业。在他的带动下，北方党的其他同志也都这样做的。

自从李大钊投身革命，李葆华深切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就再也没安宁过。不断有流氓跑到家里骚扰捣乱，生活被这些坏蛋搅得动荡不安。李大钊只好带着全家不停地搬来搬去，短短几年里，竟然搬了四五次家，并且搬家的周期越来越短。

1924年到1926年，李葆华感到父亲非常忙。为了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经常南下，奔走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每次从外地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工作。

夜里，李葆华醒来，常常看到父亲书房的灯光依旧亮着。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通缉，李大钊转入地下工作，住进了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继续领导国共两党的革命活动。李葆华则留在朝阳里旧居。

李葆华每天负责给父亲送信，并于1925年加入了“cy”（青年团）。

李葆华决心继承父亲遗志

1927年4月6日，谁也没有想到，张作霖突然派兵进入东交民巷进行疯狂的大搜捕。虽然事前曾有人报过警，但李大钊毕竟书生出身，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当天，李葆华和同学们正好在小汤山郊游，在回家的路上，有人告诉了他家中出事的消息，使他躲过了敌人的魔爪。

李大钊的被捕入狱，引起了社会舆论对他的广泛同情。大学生、各界群众、教育界名流、学者，各方都在设法营救。尤其是北方的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去劫狱。

李大钊得知这些情况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过。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这种冒险，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冒险和牺牲。”

党组织同意了李大钊的意见。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遇难，时年38岁。临刑前，李大钊坚

定地高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终将胜利！”

李葆华得知父亲牺牲后，更加挂念母亲和弟妹的安危，他要立刻赶回家去，去承担父亲殉难后，长子应尽的责任。但伯伯们劝他：“敌人现在已经将你家秘密包围起来，正想抓住你斩草除根。你母亲托人带来话，让你立即远走高飞，切不可上了敌人的圈套。”

李葆华在父亲的熏陶下，政治上比较成熟，又是共青团员，他竭力压制住内心的巨大悲愤，立刻冷静下来，决心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他深知自己在北京是躲不下去的，就决定暂别亲人而奔赴异国他乡。

起初，李葆华是想去苏联的，但由于发生张作霖查抄俄国兵营事件，苏中断交，只好改去日本。

李葆华怀着国仇家恨，化名“杨震”，只身流亡日本。他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一面学习，一面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留日特别支部。

图 | 青年李葆华

“九一八”事变后，为抗议日寇侵略我国东北，李葆华和其他留日学生开展了归国运动。李葆华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后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

1932年，李葆华受党的派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到门头沟区开展地下工作。

1936年，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这一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12月底，李葆华离开北平到北方局，帮助彭真工作，北平市委书记由黄敬担任。

李葆华初见邓小平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开始。8月底，八路军渡黄河开赴晋北抗日前线，李葆华奉命来到晋北工作。

李葆华记得，当时晋北党组织在定襄、五台两县范围内，有一个中心县委、十几个支部，党员约有二三百人。

李葆华到了定襄后，依靠党组织发动群众，集合了几百人，准备成立抗日游击队。

10月初，李葆华到五台县城，遇到了舒同（时任总政秘书长）。舒同问他叫什么名字？李葆华说：“赵振声。”舒同听到后说：“总部找你好几天了，赶快去吧！”

第2天，李葆华便急匆匆地赶到了总部所在地——南茹村，见到了邓小平、任弼时。当时，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李葆华印象很深刻，他们两人住在一个胡同的院内，共住一间房。由于是战地，房间内除了土炕、桌子外，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别无他物。

邓小平见李葆华穿着单薄，马上指着放在炕上的一套棉军服叫他换上。那是一套新军装，是发给邓小平的，李葆华推辞不掉就穿上了。

接着，邓小平对他说：“中央决定以五台山为中心，在平汉、平绥、正太、同蒲4条铁路之间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北方局决定让你担任晋察冀省委书记。王平同志已先去阜平了，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也驻在阜平。”

李葆华点点头，欣然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随后，李葆华还在房中见到了将要任晋察冀司令员的聂荣臻。

到南茹村的第3天，邓小平派人给李葆华开了去阜平的路条。整个过程是很辛苦的，先由南茹村派一群众牵上一头毛驴带路，每天六七十里地，到一村庄休息。之后，再由村里派群众带路，约走了三四天时间，才到了阜平，见到了王平和罗荣桓。

至此，晋察冀省委就正式成立起来，李葆华也快速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往后，李葆华回想起来，初次见到邓小平的情景还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在他的印象里，邓小平是个和蔼可亲、不摆架子的好政委。

李葆华与毛主席接触

1940年春，党中央通知在延安召开“七大”，李葆华所在的晋察冀代表团于6月初到达延安。

到了延安后，李葆华被安排住在中央组织部。他当时心里有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何时才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情况，并聆听毛主席对边区工作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