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精选推荐

一、少年英才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生于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１８日。

湖南是近代中国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曾涌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

蔡锷就出生在湖南中部略偏西南的宝庆（今邵阳）县城东的亲睦乡。

这里山青水秀，潺潺的流水、密密的林丛、巍峨的山岭，如画的风景伴他度过幼年的时光。

正像不平凡的人物大都是从平凡的家境中陶冶出来的一样，名垂青史的护国大将军蔡锷也是从旧中国一个极其普通和相当贫寒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蔡锷的祖辈世代务农，种田
蔡锷的敏捷才思既惊又喜，连连大声称赞道：“神童！神童！”。

这次考试之后，蔡锷被补为县学生，考中了“秀才”。

就在蔡锷考中秀才的这一年，神州大地面临着一场新的震憾，腐败的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不仅侵占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而且还攫取了二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

凡是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对清王朝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为救亡图存，纷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大批维新人士，积极倡导维新变法运动，希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民富国强。

这时，湖南的维新派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新式学校——时务学堂，以谭嗣同为学堂总监，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由黄遵宪、唐才常等轮流教授，积极宣传维新变法主张。

１８９８年３月，年仅１６岁的蔡锷，在湖南督学徐仁铸的亲自推荐下，来到长沙投考时务学堂，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为头班学生。

从此，他不仅与恩师梁启超结下了终身不解的师生之缘，而且，在一大批知名维新人士的教诲、陶冶和影响下，学业和思想觉悟都得到了更大长进。

蔡锷在头班的４０名学生中年纪最小，但他通过认真学习和刻苦钻研，每月月考皆名列前茅，因而受到同学们的敬慕。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南学会的活动，常在《湘报》上发表文章，锋芒初露，引人注目，是梁启超门下的高材生。

湖南时务学堂倡导人人平等，形成了师生共同切磋、探求真理的学风。

这在蔡锷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学校，每当与同学谈到当时的腐败政治，他总是声情激越。

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他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报国志向，期待有朝一日，能像自己的导师梁启超、谭嗣同那样，在救国救民的运动中成为一名勇士。

二、求学东瀛
在腐败的清王朝的统治下，要在中国闯出一条革新救国之路是困难的。

１８９８年秋，康有为、梁启超等在辅助光绪皇帝进行了历时１０３天的维新变法后，即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的镇压，这次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因此失败。

谭嗣同等６人殉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也被解散。

求知心切的蔡锷，在愤疾、茫然和失望中，漂泊江汉，后来辗转来到上海，欲投考南洋公学。

这时，在日本的梁启超已经得悉蔡锷等人行踪，于１８９９年７月来函召蔡锷等人东渡日本。

在日本的唐才常又给他们寄来路费。

于是，蔡锷和其他１１位意气风发的同窗友好，便从上海启程，东渡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涯。

蔡锷到日本后，先进入梁启超和日本华侨共同创办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语，研究政治、哲学，补习普通学科，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耳目为之一新。

学校的条件虽然简陋，但蔡锷十分珍惜时间和这难得的机会，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哲学著作。

后来，蔡锷又进入了横滨的东亚商业学校，继续刻苦地探求新知。

学校的生活尽管十分艰苦，但蔡锷在勤奋学习的同时，时刻不忘关注自己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积极投身于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加入了唐才常创立的“自立会”。

唐才常是维新改良派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他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后，又在
东京发展自立会成员并组织自立军，目的是“保国保种”。

自立会与当时在海外策动革命的孙中山有紧密联系，企图联合当时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共同实现已破产的变法维新。

１９００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日俄等八国联军乘机发动了侵华战争，清政府内外交困。

唐才常认为这是发动反清革命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决定返回祖国，在武汉成立自立军总部，策动武装起义。

蔡锷与同学杨述堂、李虎等１１人闻迅回国参加起义。

由于起义的计划泄漏，准备不够充分，起义遭到了失败，唐才常等２０多名志士被捕遇难。

蔡锷因被派往湖南执行联络任务而幸免于难。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蔡锷得知唐才常和许多其他同学不幸殉难的消息，悲痛欲绝，恨不能也像同学一样壮烈捐躯。

经过这一事变，蔡锷又一次目睹山河破碎、国势危亡的景况，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

在东渡的船上，他挥笔赋诗，倾吐了自己的激愤心情：“拳军猛焰逼天高，灭祀由来不用刀。

汉种无人创新国，致将庞鹿向西逃。

”“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

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

”字里行间，凝结着蔡锷强烈的爱和恨，更抒发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无限希望。

回到日本，他毅然决定将蔡艮寅的名字改为蔡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未来的征途上，像锷刀那样光芒四射、锋利无比，为国为民，勇往直前。

同时，蔡锷对自己的前程作出了重要的抉择：投笔从戎，弃文习武，改学陆军，以实现自己“流血救民”的宏伟抱负。

蔡锷向他的老师梁启超谈起了自己想改学军事的想法，征询老师的意见。

梁启超看着蔡锷那文弱单薄的身子，不禁笑道：“你以一文弱书生，恐怕难以担当军事重任。

”蔡锷坚决而自信地回答说：“今日讲救国，拿枪杆子比拿笔杆子重要，只须先生为我设法学得军事，将来不做一个有名的军人，不算先生门生。

”梁启超见蔡锷习武之志如此坚定，不禁频频点头，表示首肯。

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以私费进入东京陆军成城学校学习。

蔡锷是抱着“图强雪耻”、“流血救民”的志向而弃文学武的。

在学习军事科学的同时，蔡锷一面关注着祖国的安危，一面悉心考察日本的政俗民情，了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

目睹日本举国上下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的景象，蔡锷陷入了沉思：中日两国，同样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什么３０年间却产生了一强一弱的巨大差距呢？思虑再三，他终于悟出了其关键在于“国体精神”的差异。

一个善学西法，励精图治；一个则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作为“文明之祖邦”的中国，如果不在国体精神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很难由贫弱转为富强，走出落后挨打的困境。

蔡锷进而认为，救国必须先从军事入手，先把握领导和训练国民的实权，再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法。

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蔡锷在课余之暇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活动。

１９０２年，蔡锷追随黄兴等人，办起了《游学编译》杂志和湖南编译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宣传革命和民族独立思想。

１９０３年，为了抗议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蔡锷与黄兴等人在留学生中发起并组织“拒俄义勇队”，进行定期训练，准备为国赴难。

不久，拒俄义勇队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成为中国最早参加革命的学术团体。

为了唤醒国人，蔡锷还积极发表革命文章。

１９０２年，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１．５万字、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救国思想。

在《军国民篇》中，蔡锷首先回顾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失
败后的震颤、奋起及其结局。

他痛心地指出中国仍处于毫无生气的病弱状态。

要改变这种“生气销沉”的局面，就要实行军国民主义。

在蔡锷的心中，军国民主义就是发端于古希腊的斯巴达，而为近代各个列强所继承并加以发扬的“刚武不屈之气”和尚武精神。

进而论述了中国之所以缺乏军国民主义而落下致弱的病根的八大原因。

在蔡锷看来，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中国由弱变强的关键在于“陶铸国魂”，“建造军国民”，最后达到国家的富强。

什么是“国魂”呢？他说：“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

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

”但是，蔡锷并没有指出中华民族的国魂是什么。

蔡锷的《军国民篇》是中国较早宣传军国民主义的文章，不仅在中国国内引人瞩目，而且在日本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章发表后，日本人下河边五郎曾将此文和蒋百里所写的《军国民之教育》一文，合编为《军事篇》一书，先后印行７版。

蔡锷所宣传的军国民主义，是戊戌革新后呼吁改革声音的继续。

蔡锷把军国民与国魂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国魂就是这一时期青年眼中的“祖国主义”，即提倡民主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蔡锷的军国民思想具有民主、爱国主义的内容。

但是，无论“军国民”还是“国魂”，如果离开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这一根本问题，只是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那么，无论从军事入手，或者是从教育、科学入手，都是无济于事的。

在２０世纪初年，军国民主义虽然是爱国青年为了拯救祖国的一种呼声，然而却不可能真正地挽救中国的危机。

１９０３年１月，他还写了一封《致湖南绅士书》，向故乡父老恳切地汇报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和观感，并呼吁故乡有志之士“报国家而酬万民，御外族而结团体”，表示自己身处异域而心系祖国，时时“瞻望乡关”，“憾不能插翅鹏飞”，与祖国同胞共同担负改造中国的时代重任。

在日本留学的几年中，蔡锷由成城学校的预科生而至兵营的入伍生再至东京士官学校的骑兵科，这一系列的经历大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

随着思想的进步和成熟，他终于觉悟到必须探索出一条新的救国道路，这就是要救亡图存，必须革命；要革命，就要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蔡锷从东京士官学校毕业了，在１００多名毕业生中，他和蒋百里、张孝准的成绩名列前茅，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年底，归心似箭的他便身着戎装踏上了回国的航程。

三、弃学治军
１９０４年冬，蔡锷乘坐的邮轮开进了上海的黄浦江，上岸后，他立即与在上海的革命团体取得了联系，加入杨笃生、章士钊等人发起的“爱国协会”中去，并与黄兴等革命党人相互联络，待机策动起义。

第二年春天，他回湖南省亲。

闲暇之余，常登临岳麓之巅，面对湘江流水，赋诗明志。

他的《登岳麓山》就抒发了精诚爱国的宏伟抱负：“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

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

”这首诗表明了这位青年爱国志士为了祖国安危、民族命运立志横刀跃马，搏击在时代漩涡的峰巅的决心。

蔡锷回国前后，正处各省掀起编练新军、创办军事学堂的热潮之际，急需懂得近代军事知识的人才。

因此蔡锷刚一踏上国土，各省的聘书便纷至沓来。

江西巡抚夏时首先聘请他担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负责培养当
地新式军事人才。

１９０５年初，湖南巡抚端方为了罗致人才编新军，聘请蔡锷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当时的蔡锷，已经放弃了他老师梁启超的改良主张，积极赞成排除满清的革命。

８月，广西巡抚李经羲又奏调蔡锷为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和总教习官，兼随营学堂总理官。

蔡锷见李经羲对自己如此器重又如此诚恳，于是带领自己的学生雷飙等赴广西任职。

到广西不久，又相继兼任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巡抚部院总参谋官，成为广西新军建设的核心人物。

广西地处南疆，防务重要，亟待建设，但广西又是一个财政支绌、人际关系复杂的省份。

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在军事上作出重大的成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蔡锷到广西后，凭借自己的声名和才干，在开始阶段是一帆风顺的，他带去的学生也成为他左右的军事骨干，担任了学堂区队长或教官。

然而，当蔡锷在广西军界声名鹊起之后，种种矛盾也就接踵而来，许多人冷眼旁观，蔡锷为此发出“孤掌难鸣”的叹息。

１９０６年秋，清政府在河南举行规模盛大的新军会操，蔡锷奉令前去观操，并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这时，他本想借机辞去在广西的各职，但新任广西巡抚张鸣歧说什么也不同意蔡锷辞职。

为了表示对蔡锷的信任，他又委派蔡锷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

蔡锷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仍然兢兢业业地投身于广西的军政事业。

蔡锷在广西悉心考察和研究边境防务，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两部军事著作《越南重塞图说》和《桂边要塞图说》。

１９０７年春，他陪同张鸣歧视察边防各地，巡行约４０００余里，逐一记下了边关地区的山势和风土，并亲手草绘略图，还提出修建沿边炮台、整顿边防军备等建议，最后酝酿出关于加强广西防务的完整计划。

除此之外，蔡锷在广西的重要活动是为当地培养军事人才。

他在广西的主要职责就是训练新军。

在担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时，更是对学生进行严格训练和严格要求。

广西陆军小学共办了四期，先后毕业的学生有数百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后来名噪一时的人物，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创办陆军小学，是蔡锷回国初期所从事的军事活动中耗费精力最大的一项事业。

陆军小学是培养陆军军官的预备学校，他认为陆军小学的学生都是有为的青年，是将来编练新军的骨干，决心尽全部心血将它办好，为军事救国培养人才。

开办陆军小学时他只有２６岁，但立志坚决，办事认真。

他聘请的教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具有进步思想，德才兼优。

陆军小学是当时的一流学堂，生活待遇优厚，投考陆军小学的条件十分严格。

蔡锷不循私情，严格把关。

据说李宗仁考上了第二期陆小，仅因为入学报到时迟了１０分钟，即被取消了资格，延至第二年，考取了第三期，才得以入学。

一位姓唐的学员由湖南来投靠第一期陆小，途中耽搁了十几天，误了考期。

其父与蔡锷的父亲是世交，请求通融入学，但蔡锷坚持按规章制度办事，拒绝通融。

由于蔡锷严格办学，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使广西陆军小学成绩斐然，名声大振。

学生毕业后，多考入各地的陆军中学。

关于蔡锷在广西陆军小学任总办的情况，李宗仁回忆说：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敬若神明。

蔡将军文武双全，仪表堂堂。

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身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几步时，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住马臀，一纵而上。

这匹昂首大马，看起来已够威风，而蔡将军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更
是惊人。

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蔡锷为人处事一向比较沉着冷静，对重大问题，不轻易表态，也不任意行动，但广西政界军界的复杂情况，使蔡锷的工作进行颇为不易，也曾遭受挫折。

１９１１年春，蔡锷受已调至云贵任总督的李经羲的聘请，启程赴滇，继续激流勇进，揭开了自己戎马生涯的新篇章。

四、云南革命
蔡锷来到云南以后，目睹云南人民革命情绪高涨、云南革命生机勃勃的形势，心情为之一振。

当时，由于英国于１９１０年公然派兵侵占滇缅边境的片马等地区，挑起事端，云南爱国军民奋起抗争，群情激愤。

与此同时，云南当政者从留日的士官生中聘请了大批人员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职，这批教员中有许多是同盟会会员，或者是倾向革命的热血青年，这就为云南发动革命准备了人才和重要的活动场所。

同盟会还在云南不断传播革命的种子，扩大革命的影响。

为了站稳脚跟，蔡锷与云南军政界的当权人物竭力周旋。

在任新职之初，受云南第１９镇统制钟麟同之托，编写一份向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文稿。

于是蔡锷伏案著书，编成了一本颇有影响的兵书《曾胡治兵语录》。

在书中，蔡锷分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１２章，将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治兵格言，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整理，每章之前加按语，着重阐明这一章的主旨和它的现实效用，实际上是抒发蔡锷本人的治军思想。

蔡锷编撰《曾胡治兵语录》的目的，是为了“厉兵秣马”，对付外国的侵略。

此书１９１７年在上海出版后，对中国军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１９２４年，蒋介石将此书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作为黄埔军校学员的军事教材。

１９４３年八路军曾将这本书翻译成白话文，作为八路军将士的军事读物。

蔡锷在此书中阐述的许多军事思想，是中国军事文库中的宝贵财富，对后来的新式军人的成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１９１１年７月，蔡锷担任云南新军第１９镇第３７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后，开始按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进行新军的改造和训练工作。

同时，更是想方设法同云南的革命势力保待联系。

蔡锷任职的云南第１９镇，由于大部分中下级军官都接受过讲武堂的训练，官兵的素质比较好，武器精良；而且军中弥漫着革命的情绪，军官中许多人是同盟会会员，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都参加了辛亥云南起义。

在全国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第１９镇的军官中的问盟会会员态度更加激进，活动越来越频繁。

全国革命的形势和新军中酝酿的革命情绪感染和影响着具有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蔡锷，蔡锷对革命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使他在云南中下层官兵中建立了威望。

但是蔡锷仍然十分沉着，不露声色地等待着革命时机的到来。

当时在蔡锷手下供职的朱德同志后来回忆说：“蔡锷虽不是同盟会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

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蔡锷盼望已久的革命时机终于来到了。

辛亥武装起义在湖北武昌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

昆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蔡锷参与了４次秘密会议，并审时度势，坚决主张迅速举旗。

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参与会议的同志的赞同。

在１０月２８
日深夜举行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１０月３０日深夜（即农历重阳节的晚上）发动起义，蔡锷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于是，蔡锷以总司令的身分，同大家最后商定了比较严密的暴动计划，对起义部队作了详细部署：蔡锷统帅３７协所属步兵第７４和７３标，以及炮兵第１９标为起义的主力。

７３标负责攻占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以军械局和五华山为主要目标；７４标负责攻占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的地区，以巡防营、南门城楼、督署等为主要目标；炮标轰击目标为督署、五华山和军械局；讲武堂的学生则负责打开省城各个城门。

此外，还规定了革命军的口令和标志。

１０月３０日晚８时许，昆明北较场７３标第３营的官兵在抬子弹为起义作准备的时候，被北洋派的值日队官追究，群情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几个反动军官，于是起义提前几小时发动起来。

７３标的起义官兵立即攻破北门，进攻玉华山和军械局，并向其他起义部队举火为号。

当时蔡锷正在昆明城外巫家坝的７４标本部召集军官会议，部署起义的行动。

会议还没有结束，只见昆明城内大火冲天，形势突变。

蔡锷见形势发生变化，立即传令鸣号，集合７４标和炮标军官，果断地宣布起义。

蔡锷发布了进攻的命令后，为严肃军纪，临开拔之前，还明确规定：“各军不得妄杀一人，不得妄取民间一物，必须保护居民，防辑霄小。

”再三叮嘱之后，蔡锷帅起义将士迅速向昆明城内跑步前进。

重九之夜，昆明的战斗异常激烈。

云贵总督等企图顽抗，在城内层层设防，组织力量进行反扑，作困兽之斗。

起义官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

蔡锷率领起义军以强大的攻势，终于在午夜１时３０分攻进了南门。

进入省城之后，蔡锷在江南会馆设立起义军司令部，亲自指挥战斗，把矛头直接指向敌军盘踞的五华山和军械局等。

战至第二天中午，起义军终于攻上昆明城内的制高点五华山，占领了总督署，重九起义宣告成功。

在这场彻夜激战中，先后有１５０多名革命志士献出了生命，３００多人负伤，以巨大的代价，迎来了胜利。

重九起义的成功，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昆明光复的第二天即１１月１日，革命将士及各界代表在昆明五华山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组织成立了“大中华民国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起义军总司令蔡锷为云南军都督，负责云南的军政大计。

蔡锷在一片欢呼声中，郑重地宣布了云南起义的宗旨以及军政府的施政纲领，声明云南起义的宗旨是“铲除专制政体，建设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

同时，云南军政府发表了《讨满洲檄》，重申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声明：“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

”可见，蔡锷是按照孙中山所制订的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从事云南的革命与建设的。

云南军都督府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省政权机构，组织上比较完备和稳定。

在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各省政权中，是比较具有权威的。

新的政权成立以后，没有出现过大的乱子，更没有出现其他地方发生的“政变”事件。

省都督府内部机构的变化和官员的更替，都是通过正常的手续，或由会议决定，或由都督和有关部门任命。

从蔡锷在这时期留下的诗中，可以看出他兴奋的心情：“东风吹彻万家烟，迎面湖光欲接天；千载功名尘与上，碧鸡金马自年年。

”
蔡锷在成立了云南军都督府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带有民主色彩的改革。

他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大到军政措施，小至规定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