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晋商票号败亡的财政性原因

2019年第07期3
茶文化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策略茶文化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对于现代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于意义。

积极的将茶文化科学的融入到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中，对于提升体育教学质量与效果，促进高校体育教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3.1积极融入茶文化，完善高校体育教学体系
目前，高校体育教学缺乏完善的体育教学体系，致使高校体育教学在开展体育教学实践活动时往往只能运用中学体育教学模式与内容进行教学，这与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严重不符。

因此，高校体育教学要注重茶文化的融入，利用茶文化优秀的文化底蕴与思想内容，科学完善高校体育教学体系，形成符合现代大学生成长与发展需求的独立教学体系。

这样不仅可以实现教学内容的创新，还可以推动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从而切合大学生实际成长需求，科学的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有效的提升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实现大学生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3.2注重茶文化内容的融入，完善高校体育教学内容
现阶段，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目的性与功利性较强，只注重培养学生体育技能与身体素质的培养，忽略了大学生的健康教育，这样的教学不利于学生健康全面的成长与发展。

而我国茶文化中注重人的身心健康成长，通过营造轻松愉悦的环境，使人保持愉悦的心情，从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因此，高校体育教学要认识到由于过分强调体育教学的成绩与技巧而造成学生学习压力较大，无法保持愉悦的心情进行学习与锻炼，这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还阻碍着高校体育教学目标的实现。

所以，高校体育教学工作者要注重茶文化在体育教学内容中的融入，促使教学改变教学思维与观念，努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重视学生的健康成长，将体育技能训练与体育成绩作为教学的参考而不是主要目标，这样可以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开展学习，从而实现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更好的完成教学任务，促进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

3.3注重引导学生积极的了解与学习茶文化
高校体育学科与其他专业学科拥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所以，体育教学也可以借助其他学科教学方式，积极开展课后教学，不能将体育教学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也要注重课外教学的延伸。

因此，高校体育教师不仅注重课堂教学中茶文化的渗透，还要注重引导学生在课后对于茶文化的学习与了解，激发学生体育锻炼兴趣，陶冶学生的情操，重视自身身心健康的成长，从而发挥茶文化的重要教学作用，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实现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加快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步伐，实现体育教学质量与效果的全面提升。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高校体育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需求，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因此，要注重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加强茶文化的渗透，利用茶文化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思想内容丰富高校体育教学内容，实现体育教学的改革，这样不仅可以实现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的提升，还可以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我国茶文化，促进现代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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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雷先龙.以茶文化教育为导向的体育教学设计与实践[J].福建茶叶,2016,(08):93-95.
作者简介：王丽珏（1985-），女，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晋商研究、经济史。

收稿日期：2019年3月12日。

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闻名遐迩的地域性商帮，发迹于宋代，兴盛于明清，世界经济史学界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饮誉欧亚，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

清代的票号更是将晋商推向中国商业史上最为辉煌的顶峰。

但雄霸商界500年的晋商却在清末民初迅速地衰败了，其成功的经验学界已有许多共识：诚信经营、仁义为先、股份制、严格管理等等，为后世商界所学习借鉴。

而对于晋商票号败亡的原因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除清末时局动荡、外强入侵、观念陈旧等因素外，来自清政府的财政性侵夺也是加速晋商票号败亡的重要原因。

1苛捐杂税不堪重负
众所周知，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重农抑商的，因此，晋商票号很长时间是在封建专制的夹缝里求生存的。

早在明末，苛捐杂税便使晋商自明初“开中法”以来崛起的富商大贾纷纷破产，自矿税始，“课及薪米，殃及鸡犬”，对晋商无疑是一大浩劫。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战败，赔款累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挽救其封建统治，清政府遂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屠杀，从而在财政上出现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为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清政府便以加税来应对军费、赔款及“新政”之费。

所加之税除田赋、盐税之外，还有专门针对商家的“铺税”，“窃谓铺税一项，似较为捐输尤觉易举。

盖捐输非大有力者不能，而铺税虽中下之户可勉。

捐输为日无几，而铺税按月可收”淤
，显然，这是对商家的又一次盘剥。

浅论晋商票号败亡的财政性原因
王丽珏
（山西工商学院金融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晋商票号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商界翘楚，称雄国内外。

但在清末民初却迅速走向衰亡，个中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以为清政府无止无尽的苛捐杂税、捐输借款等财政性侵夺是晋商票号败亡的重要原因，由此解析晋商票号的衰亡可为学界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晋商票号；苛捐杂税；捐输借款
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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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07期
学术专业人文
茶趣
由于铺税开征引起商家的普遍反对，咸丰三年，取而代之开启厘金制度，这是一种值百抽一的商业税，目的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筹集军费。

开征之初，税率为1%，可之后却不断提高。

本来，厘金只是官府除商税、关税之外为“权宜之计”向商家加征的，曾明令裁撤。

但实行之后不仅没有停征，反而越征越多。

厘金的税率也由最初的1%逐步提高至10%到20%，不但税率高，而且征收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举凡一切贫富
人民由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课征之列”，凡是老百姓生活中常用的烟、酒、煤、粮、药、盐、皮都是厘金项目。

山西从光绪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设厘卡，每年厘金收入由9万两上升到22万两，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35处，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
又增至31万两。

山西的厘金征收比过去增加了三倍还多，致使商家“畏
厘卡甚于盗贼”②。

2摊派捐输，强取豪夺
所谓捐输，本来应该是根据商人财力大小自愿捐献，但实际上却成为政府摊派、巧取豪夺的一种手段。

早在“康乾盛世”时每一次朝廷内外用兵、皇帝出巡，都要商人掏银子，美其名曰捐输，实则假捐献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

在鸦片战争之前，晋商就被多次勒索，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次年乾隆皇帝巡幸五台山，河东商众捐输银3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太原等府州为金川用兵捐输银110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捐输银2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再次捐输银50万两以支持后藏用兵；嘉庆年间曾赏收“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100万两。

《清仁宗实录》卷11载：“嘉庆时“晋商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清廷的军费开支愈加庞大，捐输勒索也更加常态化。

为方便向晋商摊派，咸丰三年十月，御史章嗣衡将自己所知的山西商人悉数列出，呈报皇帝。

据此，至咸丰三年底，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献的银两超过270万两，将近占了全国商民捐款的一半③。

同治三年又因新疆用兵，筹饷艰，解运难，山西商人在迪化州城的资财已经耗尽，但清政府仍不放过，以山西商人在伊犁、喀什噶尔、古城等处皆设铺户为由，又令山西商贾将上述地方商资
兑充军饷。

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④。

清
廷几乎将晋商票号视为其取之不尽的提款机，每当朝廷入不敷出，便会要求晋商捐输。

不难看出，晋商捐输之频，数额之大，已成为山西商民的沉重负担。

当然，晋商票号在清政府近乎勒索性的捐输中也并非一无所获，按照清廷的规定，他们可以根据捐输银两的多少，换得大小不等的官职。

如“程清泮，日升昌局商人，山西平遥县俊秀报效七百五十两，核与常例报捐监生加捐布政司问衔并请封典其祖父母银数相符，拟请尝给监生并布政司理问衔，准其冊封”；“祁县国子监典籍职衔乔致广捐银四千二百两，拟请议叙员外郎职衔并加一级”；
“平遥县李箴视由知府职衔捐银四千两拟议叙知府职衔”⑤。

不过清廷所授官衔皆为有名无实的空衔，并
无实权，而晋商票号所付出的却是大笔大笔的真金白银。

就这样在清廷一次次敲骨吸髓的压榨中晋商不断被瘦身、弱化。

3清政府向晋商票号屡屡借款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庚子赔款的发生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晋商票号在此国难之际也饱受战乱之苦。

庚子事变时在北京开当铺的晋商，原在北京有200余家当铺，每家资本七八万两，少则也有三四万两。

但在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90%以上被抢劫一空。

而清政府不仅没有把晋商当成国家的经济命脉来扶持，反而当成了可以任意宰割的一块肥肉，尤其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之时，更是将目光盯在了晋商身上。

1894年8月9日，户部上奏《酌拟息借商款章程折》，户部奏称“因思中华之大，富商巨贾岂无急公
好义之人，若以借洋款之法，施诸中国商人，但使诚信允孚，自亦乐于从事”，于是提出“息借商款”的建议。

户部提出，借款利息7%，发给印票，每张印票金额100两，由户部遴选委派廉干司员亲自办理，不许胥吏经手。

”此次借款得以实行，筹集资金大概1100万两⑥。

1898年清政府又发行了“昭信股票”用以偿还甲午战争赔款，其实是以政府为名义发行的债券，表面上看“昭信股票”章程比“息借商款”要完善，不但规定了债券面额、偿还方式、借款用途、筹款数额、借款期限和利息、公债发行机构，还规定禁止强行摊派，允许流通等。

虽然“昭信股票”的上谕有“不准稍有勒索”，章程有“倘各州县印委及经手劝集之人有借端扰累勒掯，准人告发。

或别经访闻的确，即分别治罪”，但在实行执行中商人只能任其宰割。

最终昭信股票筹集的资金数目大约有1000万两之多。

强行摊派，敲诈勒索，借机谋取私变得司空见惯，而晋商票号则是清政府强索的主要对象。

据《山西票号史》记载：“京师友人来函云：都中统计汇票庄共四十八家，目下闻该商号等业经共同集议，每家认购一万两，综计认领四十八万”。

除了这些大笔的借款之外，清政府还利用票号汇兑官银屡屡要求票号垫借银两。

“同治十三年份京饷案内，原拨浙海关洋税银二十万两，又添拨银十五为万两，现已解过银二十万两，尚欠解银十五万两。

兹据护理浙海关宁绍台道顾文彬详称：洋税征存银两为数无多，委实不敷批解，但款关要需，自应于无可筹拨之中极力设法，暂饬号商措垫银十万两，解充京饷以供支放。

”光绪六年正月，浙江巡抚谭钟麟上奏称“计不敷银二十一万四千两，均由号商辗转设法借垫……若再饬令号商筹凑，
而前垫未还，委实力有不逮。

”⑦
诸如此类的垫款不胜枚举，常常是借新
还旧，甚至拖欠不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晋商票号不断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如
日升昌票号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分号被抢劫的白银达五十万两之多。

天下易帜后，清政府所欠晋商票号的巨额银两根本无人承
担，由此晋商所经营的票号遭遇灭顶之灾。

1914年“天下第一票号”日升昌宣布破产，随之晋商票号犹如多米诺骨牌纷纷破产倒闭，在中国金融史上叱咤风云近百年的晋商票号从此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

由此可见，晋商票号的败亡与清政府的财政性劫掠有直接的关系，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和庚子赔款、日俄战争，每一次应对战费赔款都会让晋商票号大出血，倾其所有难填清政府财政亏空的无底深洞，所以晋商票号的败亡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宿命。

注释：
①见《惠新王绵渝等为尊旨复议筹饷的奏议》咸丰三年八月十八日
②见《申报》光绪六年二月初一
③见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④见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⑤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2002年增订本54页⑥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2002年增订本56页⑦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2002年增订本10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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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6]田玉川.晋商鉴经[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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