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肖特为什么重要——评《奥克肖特在当代西方与非西方思想中的地位》

书 评
奥克肖特为什么重要
——评《奥克肖特在当代西方与非西方思想中的地位》
李昊晟
一个思想家受到关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也许正好触碰到某种社会传统，也可能恰巧成为某个时代的宠儿。

然而，思想家之所以为思想家，还在于他有经得起历史考验与折射着人性光芒的思想。

20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他日益受到当代思想界的关注，这当然要归功于研究奥氏思想的理论家之巨大努力，但当代骤变时势之需求也发挥着作用。

例如，重新抬头的欧洲保守主义势力、美国面临的文化认同危机，以及中国传统的现代化转向。

这些时代问题，正好与奥克肖特的保守气质以及对传统的深刻洞见相触碰。

所以，最近几年跟奥克肖特相关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１)
作者简介：李昊晟，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2016年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多伦多大学合作项目（项目编号：201506190004）的阶段成果。

(１)　自2012年两本奥克肖特“导读”文集（Efraim Podoksik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akeshot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aul Franco and Leslie Marsh eds.，A Companion to Michael Oakeshott，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2）出版以后，五年来，国外奥克肖特的专题性研究成果越
来越多，主要包括Michael Henkel von Michael Henkel und Oliver W.Lembcke
eds.，Praxis und Politik：Michael Oakeshott im Dialog，Tübingen：Mohr Sie-
beck，2013；Terry Nardin ed.，Michael Oakeshott’s Cold War Liberal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David Dyzenhaus and Thomas Poole eds.，Law，Liberty and State：Oakeshott，Hayek and Schmitt on the Rule of Law，Cam-
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David Bakhurst and Paul Fairfield eds.，Education and Conversation：Exploring Oakeshott’s Legacy，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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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凭什么说研究奥克肖特思想的这股热潮不是偶然与暂时的？2017年学术出版社（Imprint Academic）出版的《奥克肖特在西方与非西方思想中的地位》（以下简称《地位》）(１)，试图反思奥克肖特日趋受欢迎的“理由”。

《地位》共收录10篇论文，作者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中国与印度。

其中大部分是2015年在英国赫尔大学（Hull）举办的第6届奥克肖特协会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奥苏利文（Noël K.O’Sullivan）将它们编辑成册并专门撰写导言。

为更好把握每篇文章自身的独特创见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呼应关系，笔者将把11篇文章（包括导言）归纳为四大主题：关于政治神话传说和形塑传统之间关系的洞见；摆脱标签式分类思维而在政治哲学传统中重新定位奥克肖特的政治思想；奥克肖特的政治思想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奥克肖特思想在异于西方历史进程的现实国家中所带来的启示。

一
正如奥苏利文在“导言”所指出的，奥克肖特1947年电台公开广播的《利维坦：一个神话》是把握奥克肖特思想的重要突破口，因为这是“他对自己理论贡献的评价”(２)。

在奥克肖特看来，所谓的文明看起来像是固定与外在的，“但本质上却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梦。

……这个梦的内容是一个神话，一种关于人类生存的想象诠释，关于人类生活之迷的观念（不是解决）”(３)。

简言之，就某个历史时期而言，一种社会文明是一个民族的集体主义的梦，而梦的内容是神话。

欧洲人脑海中自然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神话：人类因原罪遭到上帝的惩罚而无法实现永久和平与幸福，但上帝的恩泽又
(１)　Noël K.O’Sullivan ed.，The Place of Michael Oakeshot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Thought，Exeter：Imprint Academic，2017.
(２)　O’Sullivan ed.，The Place of Michael Oakeshot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Thought，introduction，p.1.
(３)　Michael Oakeshott，Hobbes on Civil Association，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0，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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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类避免在追求欲望时让社会变得支离破碎。

神话折射出的人类骄傲与谦卑的内在冲突是人生的永恒困境，任何时代都无法克服。

霍布斯的《利维坦》将人类堕落的神话改造为个人不断自我创造、展现无限荣耀的故事，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抑制、缓和内心冲动与自负，创造文明的生活，避免社会的混乱。

利维坦标志着一种现代神话的诞生，“人为”代替“自然”成为思考世界的主导模式。

现代神话繁荣了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成为满足人类欲望的试验场。

但现代神话仍然是神话而不是科学，它只能为人生困境提供更融贯的诠释而非最终解决方案。

“人的命运不再由神所治理（ruled），可是并没有给完美或持续不断的满足留有位置。

”(１)现代科学声称能打破神话、彻底摆脱人类困境不过是“虚假的神话”(２)，它将文明缩减为一种只专注于无尽人类满足的工具，伴随而来的是“可怕的失眠”。

奥克肖特试图要做的不是去打破神话，而是不断呵护与改造神话，使之与现代国家的自由、法治要求相协调。

那么，神话传说与政治存在怎样的联系？登艾尔（Douglas Den Uyl）的《政治的神话》（The Myth of Politics）与瑞安德（Natalia Riendeau）的《传说在奥克肖特政治思想中的作用：实践的与历史的过去》（The Role of Legend in Oakeshott’s Political Thought：The Practical and Historical Past）围绕这个问题展开。

登艾尔指出，在奥克肖特看来，利维坦的神话是一种人造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

人们通过订立契约赋予主权者以绝对权威，摆脱人与人相互斗争的自然状态，进入到相对和平的政治秩序。

为避免政治秩序重新沦为自然状态，必须在权力与权威之间明确划界。

政治中的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权威蜕变为权力呢？登艾尔通过比较霍布斯与斯宾诺莎对权威的不同理解来澄清该问题。

斯宾诺莎认为，无论在自然状态还是政治秩序，政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权威完全来源于权力的占有。

霍布斯则认为，权威并不完全来源于自然关系，它可以通过人造神话而获得。

“神话是政治的诗歌……神话是任何预先设计的缺席；我们关于它的经验区别于利益与策
(１)　Oakeshott，Hobbes on Civil Association，p.160.
(２)　Oakeshott，Hobbes on Civil Association，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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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１)神话使得政治秩序始终闪耀着人性化的光辉，不至于完全沦为权力的工具。

简言之，政治神话将权威与权力区分开来。

神话所构筑的政治文化与道德想象，可赋予政治规则以权威。

比如美国在修改宪法、制定反歧视法案时，都曾诉诸关于自由、个人主义神话。

瑞安德则进一步指出，神话传说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认同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传说使人们有“在家”的感觉而不再处于迷茫不安的状态，比如罗马奠基者罗穆卢斯的传说对凝聚罗马社会力量、增强公民身份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在此须简要交代一下，奥克肖特将经验划分为科学、历史、实践、诗歌四种模式，它们各自具有统一性标准，彼此是不相关的。

瑞安德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是在历史与实践经验之间寻找“过去”这个联结点，改变通常将神话传说直接等同于历史经验的错误看法。

瑞安德认为，任何经验模式都有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的过去（historical past）与实践的过去（practical past）并不矛盾。

实践的过去具有权威性，可以将过去的历史应用到现在的实践中来，实践经验模式似乎“越界”到了历史经验模式。

不过，瑞安德认为，历史的过去虽然难以从实践的过去中解放出来，但这并不表明实践的过去“不合法”。

“对奥克肖特而言，实践的过去并不是人类的敌人，而只是‘历史学家’的敌人。

”(２)换句话说，实践的过去并不是“不真的”，而是“非历史的”。

神话传说不是纯粹过去的历史经验，而是过去的实践经验。

“实践的过去是真实或想象的活生生的过去，是一个社会的成员所归属的地方。

当大量实践的过去被整合起来时，它们将产生关于社会自我及其现存环境的认识。

”(３)因而，政治传说对稳定政治秩序、提高社会认同与个人自觉意识起着重要作用。

在奥克肖特的政治哲学谱系中，传统无疑是最核心的概念。

然(１)　O’Sullivan ed.，The Place of Michael Oakeshot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Thought，p.35.
(２)　O’Sullivan ed.，The Place of Michael Oakeshot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Thought，p.48.
(３)　O’Sullivan ed.，The Place of Michael Oakeshot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Thought，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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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何接近传统往往令人无所适从。

(１)这三篇文章（包括导言）从神话传说来形塑传统是极富创见的。

神话传说不是将政治传统“节略”为某些抽象原则，它们本身直接代表着传统。

作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传说是道德想象与生活艺术，在它们面前人类不是被动的，持续不断地思考、回想神话传说是接近传统的根本途径。

这样的解读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使读者知道奥克肖特的传统思想其实有着“积极主动”的面向。

二
接下来的三篇论文分别是纳迪（Terry Nardin）的《作为道德主义者的奥克肖特》（Oakeshott as a Moralist）、福勒（Timothy Fuller）的《历史主义和政治哲学：对奥克肖特、柯林武德、伽达默尔与施特劳斯的反思》（Historicism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Reflec-tions on Oakeshott，Collingwood，Gadamer and Strauss）与尼尔（Edmund Neill）的《奥克肖特的保守主义本质》（The Nature of Oakeshott’s Conservatism）。

他们都共同指向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何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诸多形态的光谱中定位奥克肖特？
奥克肖特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将其标签化为某种“主义”并不适宜。

(２)这不仅因为奥克肖特并未试图构建一整套理论，而且他对社会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持一种怀疑态度。

更好的理解途径应该是将奥克肖特的政治思想置于他的哲学理论当中，这种倾向在纳迪的论文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他坚持认为，无论将奥克肖特归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不合适，应把他视为一个哲学
(１)　对奥克肖特“传统”概念的系统讨论可参考郭小雨的《传统是什么，如何接近？——论奥克肖特政治哲学的“保守”倾向及其笔下的〈庄子〉》，该文对传统
的特征作了全面总结，强调人类的诗性对话是亲近传统的最佳方式。

但文章旨
在“追问传统和亲近它的方式来理解奥克肖特所青睐的保守倾向”（郭小雨：《传
统是什么，如何接近？——论奥克肖特政治哲学的“保守”倾向及其笔下的〈庄
子〉》，《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1期，第195页），没有涉及到传统对政治的作用
之更具体的思考。

(２)　周明军对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的“主义之争”作了全面概括。

参见周明军：《追求暗示的政治：奥克肖特政治观研究》，世界图书出版社，2016年，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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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１)在纳迪看来，奥克肖特对哲学的理解影响着他的道德哲学。

奥克肖特认为，哲学与实践是严格区分的，哲学并不用来指导实践。

按照这种划分，他当然只应被视作“一个道德的理论家”（a theorist of morality），主要分析道德经验所暗含的逻辑前提，而不应被视为负责作出道德判断、给出行为建议的“实践的道德主义者”（a practical moralist）。

但从广义来看，奥克肖特也可被视作“实践的道德主义者”，他的道德理论旨在理清道德判断的理论前提。

如果奥克肖特的道德理论不能帮助行为者作出好的道德判断，是否意味着他的理论是一种历史主义？“所有人类的思想都是历史性的，因而对于把握任何永恒的东西来说都是无能为力的。

”(２)福勒的文章正试图回应历史主义问题，他指出，奥氏政治哲学既不是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经验，也不直接服务于实践生活。

奥克肖特不赞同柯林武德将所有知识视为历史知识的观点，他坚持相信政治哲学包含着某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永恒的东西。

但奥克肖特同样不认可施特劳斯将普遍真理用于服务实践生活的反历史主义倾向。

在福勒看来，奥克肖特的历史观更接近于伽达默尔，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人们无法离开传统来获得实践知识，不顾及秩序的现实性将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所以，将奥氏的政治哲学定位为历史主义或反历史主义都不合适。

与纳迪的文章不同，尼尔的文章则强调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划分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比纯粹哲学分析更能体现一个政治理论家对待历史演进的态度。

围绕奥克肖特的公民联合思想，尼尔指出，将奥氏政治思想定位为“现代保守主义”最为恰当。

公民联合思想是奥克肖特在批判政治理性主义以后对政治规范的思考，“试图提供一种更真实的、实践的理由去反对政治理性主义与思考最能表征多元个人主义的国家形式”(３)。

所谓公民联合（civil association）
(１)　参见Terry Nardin，“Michael Oakeshott：Neither Liberal nor Conservative，”in Michael Oakeshott’s Cold War Liberalism，Terry Nardin e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p.23－38。

(２)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13页。

(３)　O’Sullivan ed.，The Place of Michael Oakeshot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Thought，pp.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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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联合体的一种理想类型，它以非工具性规则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公民联合的规则不是对个人行为的建议、命令或特殊描述，而是对行为的副词性要求（adverbial），即只对行为的方式而非具体内容作规定。

这就好比交通法规，它没有规定驾驶的具体目的地，而只对左行还是右行进行规约。

公民联合思想的根本动机是要在道德多元事实的前提下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大化。

因而，奥克肖特与伯林、波普尔等冷战自由主义者有很多类似之处。

但尼尔认为，奥克肖特对历史变化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虽然他不像二战后一些保守主义者那样批判整个西方文明，或者重新诉诸自然法理论寻求政治规范，但却认为个人自由是传统的馈赠、多元主义要受到传统的限制。

因此，将奥氏政治思想定义为现代保守主义比自由主义更恰当。

尼尔这篇文章虽然将奥氏政治思想界定为“现代保守主义”，但它把论域放在二战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想的整个发展脉络中，并将奥克肖特最具代表性的思想都呈现了出来。

对于不熟悉奥氏政治哲学的读者来说，此文可谓入门津梁。

同时，文章从“立”而非“破”来解读奥氏政治哲学，将奥克肖特视作一位积极探寻政治规范的当代政治思想家，展示了一幅不同于往常的奥克肖特肖像。

可以看出，以上三篇文章都不再简单地为奥克肖特重新贴上标签，而是具体地从哲学内部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从政治哲学史的理论与历史的关系、从政治理论思潮中不同流派的差异来分析他的理论特征与贡献。

不再拘泥于他“做过什么”，而更注重分析他“怎么做”。

不会因为奥克肖特讨论过个人自由、传统、历史、道德，就给他简单贴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历史主义、道德主义的标签，而是深入到奥氏思想的具体论证以及与其他思想家的对话来进行客观评价。

三
政治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合法性，即政治权威如何能够在以现代意义的个人作为构成基础的社会得到证成。

个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与之相伴随的现代政治之最大特点是法治而非人治，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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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而非集权，国家对个人良善生活的选择保持中立。

服从权威不再是自然之事，而是理性思考之后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面临着现代性危机，即政治权威不断被理性所质疑与侵蚀。

《政治的去政治化：危机与奥克肖特、施米特和柯赛雷克理论中的批判》（The Depoliticization of Politics：Crisis and Critique in Oakeshott，Schmitt and Koselleck）由伯谢尔（David Boucher）所完成。

他指出，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为政治的去政治化，即文化、社会与道德不断地影响政治，进而缩减果断行使主权的能力。

通过比较奥克肖特与施米特（及其追随者柯赛雷克）对“政治”（the political）的不同理解，伯谢尔认为，他们对待现代性危机的态度存在巨大差异。

在奥克肖特看来，只有当国家采取公民联合模式（civil association）时才能“化成政治状态”（civil condition），其根本特征是公民赞成与维持非工具性规则的可欲性（the desir-ability）。

去政治化是国家在采取事业联合模式（enterprise asso-ciation）时的集中表现，它使个人自由屈服于实质性的社会共同目标。

施米特则将政治理解为敌我之间的对抗关系，认为限制权力的行使就是去政治化。

所以，伯谢尔指出，奥克肖特坚持捍卫个人主义与法治，而施米特相信个人主义将导致无政府主义，法治将妨碍主权政治的统一。

伯谢尔的文章专业性较强，对其中涉及理论的背景知识缺乏必要的说明。

不妨将它与他的另一篇文章《施米特、奥克肖特以及我们时代危机中的霍布斯遗产》(１)结合起来阅读，以便能更为准确、全面地理解奥氏法哲学思想。

奥苏利文的《奥克肖特与施特劳斯的宪政、合法性与现代性思想》（Constitutionalism, Legitimacy and Modernity in Michael Oakeshott and Leo Strauss）则分析了奥克肖特与施特劳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不同方案。

施特劳斯认为，当代宪政制度无法为个人的
(１)　David Boucher，“Schmitt，Oakeshott and the Hobbesian Legacy in the Crisis of Our Times，”in Law，Liberty and State：Oakeshott，Hayek and Schmitt on the
Rule of Law，David Dyzenhaus and Thomas Poole 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12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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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由提供充足的道德理由，克服这种相对主义威胁的唯一途径是恢复古代的政治智慧。

奥克肖特与施特劳斯不同，他认为，宪政民主的危机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将宪法理解为一种实现某种目的之工具（包括关于好社会的解释），以至于混淆合法的权威与任意行使的权力。

解决这个困局的方案是维持一种基于公民联合理念的宪政，把宪法视为获取政治身份认同的非工具性规则体系。

但正如奥苏利文在结论所说的，公民联合的合法性基础在工具理性滥觞的当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看，奥克肖特不是未来的预言家，而更像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当历史发展开始远离公民联合时，他为我们澄清了合法性的宪法要求”。

(１)奥氏公民联合思想似乎无法逃避消极悲观的结局。

小科奥狄西（Wendeall John Coats，Jr）的《奥克肖特作为“创造性”的哲学家》（Michael Oakeshott as Philosopher of “the Creative”）一文的态度则显得比较积极。

小科奥狄西指出，西方文明当中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智识传统；另一个是圣经的“创造性”传统。

前者认为，人类的思考与制作活动都与普遍的、先在的目的相关联；后者则相信，理智活动不能与它所处的偶然性处境进行明确区分，人类创造物是非目的性的。

自中世纪以后，理性主义智识传统在西方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奥克肖特的整个学术历程旨在唤起长久以来被遗忘的创造性传统，识别人类经验的创造性结构。

“奥克肖特的所有作品可以统一于这个方面：经验的诗性或创造性结构。

”(２)在他看来，每种经验模式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形式原则，不被外在目的所事先安排，经验模式之间没有共同的主题。

奥克肖特要唤起的不是“将预先存在的模式无聊地复制到思想与行为中”(３)的政治倾向，而是既没有实质
(１)　O’Sullivan ed.，The Place of Michael Oakeshot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Thought，p.157.
(２)　O’Sullivan ed.，The Place of Michael Oakeshot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Thought，p.130.
(３)　O’Sullivan ed.，The Place of Michael Oakeshot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Thought，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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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目的，又能保证多元活动得以共同展开的公民联合思想。

换句话说，将公民联合视为一种创造性传统，而非外在于政治实践的规范要求是理解奥克肖特政治思想的关键所在。

理解公民联合思想时应避免形式先于内容的理性主义倾向，即将公民联合理论概括为某些抽象原则来比照现实与指导实践，这种思考方式不但会陷入到困惑、无力的状态，而且将容易沦为权力辩护的工具。

更合理的进路是将公民联合视为描述性的，一旦发现当中站得住脚的要素再转化为规范性要求。

四
对非西方国家的读者来说，《地位》中最值得期待的应该是最后面两篇文章：张楚勇（Chor-yung Cheung）的《奥克肖特、哈耶克与中国自由主义的保守转向》（Oakeshott, Hayek and the Con-servative Turn of Chinese Liberalism）与马哈赞（Gurpreet Ma-hajan）的《奥克肖特在印度：适当不适当？》（Oakeshott in India：At Home or Out of Place？）。

这两篇文章的创见不在于它们的最终结论，而是奥氏政治理论在当代非西方政治社会的创造性应用。

正如复旦大学张汝伦所指出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是高度理性主义的，他们不容易接受奥克肖特怀疑一切理性计划的观点。

第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努力打破一切固有传统，提倡科学、民主、自由等理念。

在他们看来，改变现实中国的出路不是传统，而是具有普世性的理性价值。

第二，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改革目标与路线是必须的，这就跟奥氏所提倡的没有实质性目标的公民联合思想相违背。

(１)
不过，张楚勇在文章中指出，以上观点并不是中国自由主义“故事的全部”。

在二战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经历着保守转向，试图将传统与自由民主结合起来。

奥氏思想对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转变
(１)　参见张汝伦：《欧克肖特和中国自由主义》，载张汝伦：《政治世界的思想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113页；Zhang Rulun，“Oakeshott in China，”in
Michael Oakeshott’s Cold War Liberalism，pp.13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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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很有价值。

在奥克肖特看来，我们不能超出自己的实践传统来重新开始理性规划，就像“法国革命更密切地与旧政权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洛克或美国联系在一起”(１)。

五四运动与西方普世性价值其实并没有紧密的关系，它更多地源自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整体主义传统。

“如果让奥克肖特来看五四运动，激进知识分子的‘全盘否定’（totalistic iconoclasm）是对中国主流传统的整体性思考方式之模式化，它所强调的是抽象观念而非具体实践经验。

”(２)所以，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果民主与法治不能直接从中国传统中找到，怎样做到既接受有利于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与实践，同时在此过程中又不丧失自身的文化认同？这就需要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比如可以将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想与西方的自由人文主义相结合。

张楚勇进一步指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既需要奥氏所强调的“追寻传统的暗示”，也需要自由价值的“指引”。

这种“受指引的追寻暗示”（guided pursuit of intimations）在哈耶克那里更容易产生共鸣，因为他不像奥克肖特那样完全反对理性计划与政治目标（自由市场、经济繁荣）。

但在张楚勇看来，奥克肖特与哈耶克对于理解中国自由主义的保守转向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方面，根据哈耶克的观点，将自由民主视为预先独立的目标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正如奥克肖特所提醒的那样，我们要克制工具理性的过度使用，将更多注意力放到实践理性，使行为传统朝向自由、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可以说，张楚勇的文章全面、深刻地展现了奥克肖特在中国的境遇，也有力回应了奥氏思想不适用于解释中国政治的质疑。

但美中不足的是，文章没能回应另一个批评与困惑：就奥氏理论自身（尤其是公民联合思想）而言，它如何能够“指引”当下中国政治的发展。

马哈赞的文章或许能为中国读者开启这扇窗户，它分析了奥(１)　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２)　O’Sullivan ed.，The Place of Michael Oakeshot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Non-Western Thought，pp.167－168.
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