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的后果

宋夏战争的后果、性质及和约的缔结
宋夏战争的后果
这场战争给宋夏双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由于三大战役都发生在宋朝陕西境内，在战争中西夏统治者又实行屠掠政策，因此，这场战争对西夏的影响较小，而对宋朝的影响最大，后果也最严重。

这场战争对宋朝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和后果呢？
首先，它加重了宋朝全国老百姓的负担。

据司马光奏称：“及元吴背恩，国家发兵调赋以供边役……东自海岱，南逾江淮，占籍之民，无不萧然，苦于科敛。

自其始叛，以至纳款。

才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

其中尤以关陕和四川人民负担最重。

“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四川人民除了承担层出不穷的科外，还有和买绢等额外负担。

“两川和买绢给陕西，而蜀人苦于烦敛”。

其次，陕西人民蒙受了屠杀和焚掠等空前的战争灾难。

即以陕西鄜延路为例、史载：“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边、栲栲寨，破五龙川。

边民焚掠殆尽”。

至于宋夏沿边党项羌熟户，经过多次战争的烧杀强掠，“亡失太半”而没有遭到屠杀的也往往迁徙他处，致使陕西人口锐减。

第三，宋朝国库空虚，公私匮竭。

随着西夏入侵宋朝规模的扩大，陕西驻军的增多，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包括钱帛粮草）。

史载：“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

”
这是庆历三年（1043年）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王尧臣，取陕西路用兵前后岁收支财用“会计以闻”的数字。

该数字表明：陕西用兵后的军费开支，比用兵前大约增加了三分之二。

如此众多的军费开支，除了部分由陕西本地供给外，大部分要由中央和其他地区调拨。

由于数量太大，供不应求，国家积聚的财物有限，结果必然要造成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国家元气大伤。

第四，加深了宋朝阶级矛盾的激化。

由于宋夏陕西之战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使宋朝本来就很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宋臣富弼在将陕西之战前后农民起义概况作一对比时指出：“臣代思西贼未叛以前，诸处虽有盗贼，未尝有敢杀戮官吏者。

自四五年以来，贼入州城打劫者，约三、四十州。

向来入城，尚皆暮夜窃发，今则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

……令张海、郭邈山等数人，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泄愤怒之气，在张海、郭邈山等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西京诸州的农民起义相继发生。

“襄、邓、唐、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见盗贼”，一时农民起义“遍满天下之渐”。

大有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之势。

总之，宋夏陕西之战，加大了宋朝的积贫积弱之势，加深了阶级矛盾。

仁宗年间，自庆历三年十月至庆历四年五月的“庆历新政”之所以产生于宋夏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并非偶然。

它与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韩琦等曾经领导过陕西之战，目击赵宋王朝由于长期因循守旧，不思更张而形成的种种积弊，在这次战争中暴露无遗，不无关系。

宋夏三大战役，对西夏来说，虽然达到了掠夺邻国财富，消灭异己（如山遇惟亮等因反对人侵宋朝，被元昊用乱箭射死等），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大夏国家的目的，但总的来看仍然得不偿失。

这场战争不但加重了西夏老百姓的负担，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

“屡有点集，人多失业”“黄鼠食稼，干旱”。

反映战争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

“用兵以来，牛羊巳悉卖契丹。

”反映战争严重影响了西夏的畜牧业。

榷场关闭，“互市不通”反映战争中断了宋夏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和商业贸易。

这些，同德明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了明显的对照。

德明加速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元昊在刚刚立国之初，在西夏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之时，却使西夏人民卷人战争的漩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宋夏战争的性质
关于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的性质，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它是一场反抗宋朝民族压迫的自卫战争。

元昊是西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因此，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成问题的。

实际上这场战争，对西夏来说，其性质是非正义的。

其理由如次：第一，这场战争对西夏来说，自始至终是一场掠夺成性的战争。

史称：“贼来利在虏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

故贼不患不能入也。

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掳人畜，劫掠财货……。

”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除了用武力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西夏国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

第二，发生在陕西的三次大战，每次都是元昊主动挑起的。

他在经过一番战争准备之后，总是先发制人，发动对宋军的进攻，然后屠掠而行。

因此，元昊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决不是什么自卫者，而是人侵者、掠夺者。

第三，宋人也认为曲在元昊。

北宋著名的史学家苏辙在评价这场战争时指出：“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唯恐在后，虽捐躯中野，不以为怨，兵民竞劝，边守率固，而‘中国’（宋朝）徐亦自定，无土崩之势；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祸，朝廷之所不得已也。

顷自出师西讨，虽一胜一负，而计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宝元之多也。

然而边人愤怒，天下咨嗟，土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已之兵也”
苏辙以时人对战争是否支持为标准，对比元昊时期的对宋战争与宋神宗的五路伐夏，认为前者曲在元昊，后者曲在宋廷，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当不失为中肯之论。

宋夏和约的缔结
元昊在对宋战争中，虽然屡战屡胜，但由于西夏是小国寡民，人力、物力有限，连年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

史称：“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

在此情况下，为了巩固新建的封建政权，不如乘战胜之威，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富裕的宋朝提出缔结和约。

通过谈判，从中捞到经济上的好处。

元昊在三川口之战获胜后，就向范仲淹作出和平姿态，他一面“使人于泾原乞和”，同时又释放宋塞门砦主高延德，让他回到延州，转达其希求和平的愿望。

范仲淹也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和平是有条件的，只有元昊同意宋方提出的要求，和平才会到来。

他写信给元昊道：“高延德至，传大王之言，以休兵息民之意请于中国，甚善。

……大王果然以爱民为意者，言当时之事（指称帝建国），由众请莫遏，以此谢于天子，必当复王爵，承先大王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大王之贤。

……况宗庙有先大王誓书在，诸路之兵，非无名而举，钟鼓之伐，以时以年，大王之国，将如之何！他日虽请于朝廷，恐有噬脐之悔，惟大王择焉”。

这封信的意思很清楚，即恢复和平的条件是取消皇帝称号，依旧向宋称臣纳贡。

否则，只有继续战斗下去，一旦宋胜夏败，那时再向宋朝提出取消帝号和称臣，以换取和平，那就成为不可能而后悔莫及了。

因为条件苛刻，加上元昊又取得了好水川的胜利，态度强硬，只好暂时作罢。

庞籍知延州后，宋政府处境艰难，曾密令庞籍寻求媾和途径，“会帝厌兵，因招怀之，遣籍报书”，公元1042年九月爆发的定川砦之战，宋朝又遭失败，更加迫切需要和平，酉夏因“久不通和市，国人愁怨”，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于是双方又恢复了和谈联系。

公元1043年，元昊派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与文贵到汴京（今开封市）进行和谈，因西夏方面坚持元昊“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未能得到宋朝同意，接着宋仁宗派邵良左，张士元、张子奭、王正伦前往西夏首都兴庆府商议，“且许册为夏主”，因元昊不肯让步，和谈未能取得进展，于是元昊再派如定、聿舍、张延寿、杨守素到汴京继续谈判，这样，双方你来我往，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和约终于成立。

宋夏和约议定后，元昊于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五月，向宋进“誓表”（接受议和的保证书），而宋仁宗也给元昊颁降了“誓诏”。

同年十二月，宋朝派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张士元为副使，前往西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夏国主印”，至此，完成了宋夏和约的全过程。

宋夏和约的主要内容，根据《长编》、《宋史·夏国传》等有关史书的记载，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六条：
（一）夏主对宋称臣，奉正朔（按指循奉宋朝所颁历法）。

（二）宋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并承认西夏现有领土。

（三）宋岁赐夏银七万二千两，绵帛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

总数为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

（包括净赐二十万，回赐五万五千）
（四）置榷场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及高平砦，（宋属镇戎军，在今宁夏固原）但不通青盐。

（即西夏青盐不得远销宋境）。

（五）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追逐。

（六）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听筑城堡。

六条主要内容，除了第四条对双方有利，西夏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尤其是第三条宋朝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换取了什么呢？西夏对宋称臣，奉正朔，而这点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西夏名义上虽然对宋称臣，但他们在实际上照样称帝，国号大夏，设置州郡，“自置官属”，一切同宋朝几乎没有差别。

正如宋臣韩琦、范仲淹所指出：“（元昊）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

（选自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