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

第41卷第3期2024年6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
马春华
[摘　要]　本文基于CSS2021年的数据讨论了务农情境下的工作 家庭冲突㊂研究发现,双向工作 家庭冲突,即 工作对家庭干扰”(WIF)和 家庭对工作干扰”(FIW)不仅存在于非农群体中,也存在于务农群体中㊂务农群体FIW 水平甚至超过了非农群体㊂在不同的情境中,工作 家庭冲突水平不同,影响因素也不同㊂因此,在工作 家庭冲突研究㊁工作 家庭平衡研究和工作 家庭增益研究中,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应该将务农群体纳入研究视野;在政策制定层面,国家应关注务农群体在工作 家庭平衡上的需求,他们不仅面临着工作 家庭冲突的困扰,也相对更为脆弱,更需要政策支持㊂
[关键词]　工作 家庭冲突;务农群体;非农群体;WIF;FIW
[作者简介]　马春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㊂
一㊁问题提出
工作和家庭是成年人生活中最为核心的两个领域(domain),每个领域都提供了研究人类行为的独特视角㊂工作和家庭领域,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在农业社会中曾经合二为一,彼此的界限不那么清晰(Mohandesi &Teitelman,2017:37-67)㊂但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赚钱的生产活动和照顾家庭成员的再生产活动逐步分离,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界限日渐清晰和明确(李洁,2021),工作和家庭领域逐步分离(李原,2013)㊂家庭之外的工作场所越来越多,家庭之外控制生产的组织越来越多㊂当工业化加速时,作为术语的 工作”就成为 就业”的同义词㊂虽然就业和家庭情境是多样的(Coontz,1992),但是总的来说,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作和家庭活动多发生在不同场所㊁不同时间㊁不同的人群之中,有着不同的行为和情感表达规范,以及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期待(Morf,1989)
工业时代的性别秩序随之产生:男性外出工作,从事生产性劳动,赚钱养家;女性在家操持家务,从事再生产性劳动,照顾家庭㊂男性和女性被划分到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㊂因此,即使两个领域有着不同的规范和要求,两性通常不会面临两个领域的拉扯和冲突㊂到了后工业时代,工业化时代的性别秩序逐渐瓦解(Fraser,1994),女性外出工作越来越普遍,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人力资源㊁时间资源开始形成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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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工作和家庭领域开始拉扯和冲突,工作 家庭冲突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工作父母,损害着他们的身心健康㊁工作成就和家庭关系,特别是对承担着主要家庭责任的女性来说(Amstad et al.,2011)㊂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 家庭冲突引起了广泛的注意㊂因此,工作 家庭冲突从研究之初关注的就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关系,而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重叠或融合的工作家庭领域关系则不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中㊂在很多调查研究中,自雇者特别是务农者的家庭 工作互动被排除在外㊂研究者关注更多的是组织化㊁科层化雇佣体系中受雇者的工作 家庭冲突㊂但是,即使是在工业化社会,务农群体在就业人口中依然占据相当的比例,他们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关系应当纳入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视野㊂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20.56%的就业人口从事农林牧渔行业,男性中这一比例为18.63%,女性中这一比例为23.36%㊂也就是说,约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工作和家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工业化之前的状态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有7061万人,其中男性占63.4%,而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比例相对较低①㊂这就导致了农业女性化㊁农村家庭 单亲”化等现象,这些女性缺乏来自配偶的支持,独立育儿的同时参与农业生
产经营,她们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工作 家庭冲突㊂
在中国乡村的聚居模式下,这些家庭可能会获得老一辈的照顾支持,从而缓解农业生产与家庭照料间的冲突㊂同时,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等特征,相较工业化生产更具灵活性,而工作的灵活性被认为是同时满足工作和家庭需求的关键性资源,特别是对于工作父母来说(Hill et al.,2008;Carlson et al.,2010)㊂但也有研究表明,工作的灵活性是一把 双刃剑”,是减少还是激化工作 家庭冲突取决于具体的情境(Schieman&Young,2010;Kim et al.,2020)㊂为工作母亲提供工作 家庭政策支持,包括制度层面的带薪产假㊁工作保障㊁儿童医保㊁休假和病假规定及现金津贴等等(Collins,2020),也包括企业层面的员工休假㊁工作安排和企业为员工及其家人提供的福利等(王永丽等,2015),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父母不可及的㊂务农家庭 工作”和 家庭”的定义与以往工作 家庭研究样本不同,农业生产不仅是工作,而且被看作是独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生活方式(way of life)(Van⁃clay,2011:51-68),他们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相连(Gregoire,2002),工作和家庭活动相互交叠,融入日常生活之中(Trussell&Shaw,2007)㊂ 和大多数家庭不一样,务农家庭的工作和家庭角色是交织在一起的,工作和家庭㊁责任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Melberg,2003)㊂ 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家庭之中”(Sprung&
①国家统计局在2014年之后不再公布 举家外出农民工”数据,2008 2014年, 举家外出农民
工”比例仅从20.36%增加到21.27%㊂
Jex,2017)㊂在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在上面提及的可能成为工作 家庭冲突压力因素或者工作 家庭平衡促进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在以往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务农情境中,个体是否会感受到工作 家庭的冲突?其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基于CSS2021年的数据,试图对务农情境中的工作 家庭冲突进行探索性研究㊂
二㊁文献回顾
工作和家庭作为独立研究领域,在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㊂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的性别秩序逐渐消失(Fraser,1994),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无法维系,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囿于特定的领域: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工作领域也成为女性成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开始分担家务劳动,包括抚育儿童,家庭领域也成为男性成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㊂这导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工作 家庭界面(Work⁃Family interface,WFI)产生浓厚兴趣,试图整合工作和家庭研究,讨论工作家庭领域的压力因素对另一个领域的影响(Burke &Greenglass,1987:273-320;Voydanoff,1987),以及工作 家庭冲突对个体和家庭幸福感的负面影响(Greenhaus &Parasuraman,1987;Voydanoff,1987)㊂后工业化时代互联网等信息科技的发展使灵活的工作安排成为可能㊂对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使员工工作绩效深受家庭领域影响成为共识,企业愿意提供远程工作㊁在家工作等灵活工作安排(王永丽等,2015)㊂工作和家庭领域的相互 渗透”再次出现,两个领域的融合逐步深入,曾经清晰的工作 家庭边界再次开始模糊(龙昱帆,王震,2018)㊂这种情境中的工作 家庭界面是冲突还是增益(enrichment),作为个体和组织为了实现工作 家庭平衡如何进行边界管理,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出现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Greenhaus &Beutell,1985;Gutek et al.,1991;Clark,2000;Ashforth et al.,2000;Calvo⁃Salguero et al.,2012),以及实证研究成果(Golden et al.,2006;王永丽等,2015;Messenger et al.,2017)㊂(一)理论框架:工作 家庭冲突
在理论层面对于工作 家庭关系的探讨,最早源于角色理论(Kahn et al.,1964),它假设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角色稀缺(role scarcity)和角色增强(role en⁃hancement)㊂前者认为参与一种角色可能使参与其他角色变得更加困难(工作 家庭冲突);后者认为一个角色中的能量㊁技巧和资源可能有助于另外一个角色的功能以及促进参与其他角色(工作 家庭增益)(Marks,1977)㊂工作 家庭冲突被定义为 角色间的冲突”:来自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角色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不兼容的㊂满足这些角色要求所需的有限资源通常处于不平衡状态,因此导致基于时间的冲突㊁基于压力的冲突以及基于行为的冲突(Greenhaus &Beutell,1985)㊂这个定义㊃381㊃第3期 马春华:务农情境下的工作 家庭冲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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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明了一种双向的概念化:工作对家庭的干扰(Work Interfering Family,WIF),家庭对工作的干扰(Family Interfering Work,FIW)(Gutek et al.,1991)㊂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两个在工作 家庭冲突研究中影响深远的理论:一个是弗朗
(Frone)等人以WFC和FWC①为核心构建了 工作 家庭界面理论”(work⁃family in⁃terface theory),它关注的是工作和家庭领域的条件(压力源和投入)是如何溢出影响另一个领域的品质(Frone et al.,1992);另一个是克拉克(Clark)等人提出的 工作家庭边界理论”(work/family border/boundary theory),主要关注个体如何塑造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定义了两个领域的物理㊁时间㊁社会和心理边界;个体如何跨越边界,管理两个领域的范围和边界,减少工作 家庭冲突,实现工作 家庭平衡(李原, 2013)㊂
这两个理论为工作 家庭冲突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视角㊂ 工作 家庭界面理论”识别了成为压力源的因素(Björk et al.,2022),关注工作 家庭冲突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Calvo⁃Salguero et al.,2012;Stoiko et al.,2017)㊂ 工作 家庭边界理论”则关注工作和家庭边界的 渗透性”(permeability)㊁ 弹性/灵活性”(flexibility) (Beach,1989:49-64),个体如何使用分隔(segmentation)和融合(integration)策略来管理工作和家庭领域(李原,2013)㊂前者减少边界的弹性和渗透性,但是增加了个体转换角色的难度;后者增加了边界的弹性和渗透性,减少了个体转换角色的难度,但是增加了角色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个体可能同时面临多种角色的竞争性要求,甚至会引发角色混乱和角色冲突(龙昱帆,王震,2018)㊂
实际上,个人管理家庭和工作领域的策略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体本身的特征(Edwards&Rothbard,1999)㊁分隔 融合策略的偏好(Butts et al.,2015)㊁角色认同(Ashforth et al.,2000)等个体层面因素,更多还是取决于家庭状况(Perry⁃Jenkins& Gerstel,2020)㊁工作性质/类型(Cecchinato et al.,2015)㊁组织工作方式/相关政策供给(Rothbard et al.,2005)㊁国家家庭 工作政策供给(Collins,2020)等更为宏观层面的情境因素㊂比如,和正式组织化雇佣体系下的工作相比,务农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和家庭之间的边界更为融合,家庭和工作领域的边界具有更大弹性,家庭和工作物理边界和时间边界更为模糊㊂这些究竟是工作 家庭冲突的压力因素还是工作 家庭平衡的促进因素,取决于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相互作用㊂本文将综合这两个理论框架来讨论务农情境下的工作 家庭冲突㊂
(二)工作 家庭冲突:务农情境
工作和家庭领域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动态过程,特定的工作性质和家庭状况都会影响两个领域的关系(Kossek et al.,2011)㊂最初引起研究者兴趣的工作 家庭界
①WFC指的是工作 家庭冲突,FWC是家庭 工作冲突,这两个术语与WIF和FIW分别对应,
都是讨论不同方向的工作家庭冲突㊂
面中的 工作”并不包括 务农”,无论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还是以农产品销售为导向的农业生产㊂不同于正式组织雇佣,务农情境下的 工作”和 家庭”有着不同的定义(Trussell &Shaw,2007):务农通常是自雇的,没有嵌入正式组织雇佣体系中,一起工作的多是家庭成员,工作㊁家庭和生活角色交织在一起(Sprung &Jex,2017)㊂从这个角度来看,务农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区分务农家庭和非务农家庭的关键因素之一(Vanclay,2011)㊂工作和家庭领域边界的渗透性和弹性,可能会让务农家庭感受到更多的工作 家庭冲突(Schieman &Young,2010)㊂
虽然现有研究对务农情境中的工作 家庭界面涉及不多,但是研究者们关注的后工业时代出现的远程办公㊁在家工作(常规安排)等情形,其工作 家庭边界性质和务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Kim et al.,2020)㊂对于大多数职业来说,工作 家庭边界的灵活性包括掌控工作的时间㊁地点和时长(Hill et al.,2008);对于务农的个体而言,他们工作 家庭边界的灵活性,主要表现为时间和时长的灵活性㊂他们作为自雇者能够自己控制工作的时间:拥有弹性工作时间(决定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抽时间处理个人或者家庭事务㊂前者更多是一种工作支持政策,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加剧工作 家庭冲突(Kim et al.,2020);后者更多是一种家庭支持和跨界资源,可能减少工作 家庭冲突(Voydanoff,2005;Carlson et al.,2010;Kim et al.,2020)㊂本文将探讨在中国的务农情境下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工作 家庭关系的㊂
(三)工作 家庭冲突:性别差异
现有工作 家庭领域研究成果确认了大量的工作 家庭关系的压力因素㊂虽然传统上工作 家庭是进行性别分工的,但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工作 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且这些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㊂有些研究支持 性别相似性假说”(Hyde,2005):工作和家庭角色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相似(Barnett &Hyde,2001),工作 家庭冲突水平相似(Grzywacz &Bass,2003)㊂如工作时间长㊁工作压力大㊁把工作带回家等工作特征,较少的决策自由和工作支持㊁有5岁以下的子女等家庭特征,以及工作 家庭多线任务处理等因素,在预测男性和女性的工作 家庭冲突方面呈现相似的模式(Stoiko et al.,2017)㊂而更多研究认为工作 家庭冲突存在性别差异㊂古泰克(Gutek)等研究者发现女性报告FIW 的更多,而男性则是报告WIF 的更多,他们用理性模型(rational model)解释了这个结果:女性在家庭领域花费了更多时间,而男性在工作领域花费了更多的时间(Gutek et al.,1991)㊂后续的大量研究证实了理性模型(Byron,2005;Calvo⁃Salguero et al.,2012;张春泥,史海钧,2019),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了相反的情况(Eagle et al.,1998)㊂Gutek 等(1991)进一步提出了性别角色期待模式(gender role expectation model)解释这种结果:两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内化了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男性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因此女性对WIF 更加敏感,而男性对FIW 更加敏感㊂这一解释模型获得多项研究结㊃581㊃第3期 马春华:务农情境下的工作 家庭冲突研究
㊃681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果的支持,如在工作时间相似条件下,女性会经历更多的WIF(McElwain et al.,2005: Calvo⁃Salguero et al.,2012)㊂
研究者认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增加决策自主权有助于缓解性别角色期待引发的工作 家庭冲突性别差异㊂研究表明,在性别越平等的国家/地区,工作 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越小,两性感受到的工作 家庭冲突越少(张春泥,史海钧,2019)㊂以中国为研究样本亦发现,平等的性别观念能够大幅减少女性感受到的FIW和WIF,以及男性感受到的WIF(张春泥,史海钧,2019)㊂增加女性的决策自主权㊁在她们承担家庭责任方面给予更多支持等推动性别平等的措施,也被证明是减少女性工作 家庭冲突的有效路径(Stoiko,et al.,2017)㊂
上述关于工作 家庭冲突研究中探讨的女性基本不涉及务农女性,莫拉-格雷罗(Mora⁃Guerrero)首次将性别差异和超越正式雇佣组织的社会文化影响纳入研究,他基于智利农村女性的研究发现,在务农的情境下,工作和家庭边界高度融合,这些女性不得不同时处理多重任务㊂虽然她们采取融合策略,试图在时间和空间上整合家庭㊁照顾需求和生产任务,但是过重的任务负担,多重任务的角色和需求的不一致,成为她们体验到工作 家庭冲突的关键因素(Mora⁃Guerrero et al.,2023)㊂这些女性和普通受雇女性一样,过长工作时间㊁孩子年幼都是工作 家庭冲突的压力因素,而家庭支持和婚姻状况也是工作 家庭平衡的促进因素(Stoiko,et al.,2017)㊂在中国务农情境下的女性是否会体会到不同于男性的工作 家庭冲突?
(四)工作 家庭冲突:政策的影响
大量研究使用大型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证明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后工业社会,工作 家庭冲突普遍存在(Gornick&Meyers,2003;Budig et al.,2012;Glass et al.,2016)㊂但柯林斯(Collins)的研究表明工作 家庭冲突并不是当代生活不可避免的特征,而是公共政策和文化态度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塑造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领域的欲望㊁期待和行为(Collins,2020)㊂国家通过实施不同的工作 家庭政策,反映并强化了与其特定历史和文化相关的性别意识形态(Lewis,1993;2009),塑造了女性和男性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被期待的行为方式(Hobson,1990),甚至两性中不同群体的行为方式(Mandel,2012)㊂
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各个国家被访者报告的工作 家庭冲突水平,无论是FIW 或者WIF(张春泥,史海钧,2019),还是工作母亲的报告(Gallie,2003)都存在显著差异,这源于各国工作 家庭政策的不同(Hegewisch&Gornick,2011;Budig et al., 2012)㊂灵活工作时间㊁远程办公或者减少办公时间等工作领域的支持政策,能够减少工作领域的压力因素;育儿津贴㊁带薪休假㊁公共托育机构等家庭领域的支持政策,能够减少家庭领域的压力因素㊂这些都可能减少工作 家庭冲突的水平(Mandel& Semyonov,2005)㊂但是,各国的工作 家庭政策并不是惠及每一个工作群体,甚至在优待某些工作女性的同时,会对其他工作女性产生不利影响(Mandel,2012)㊂
三㊁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年的数据,该数据包含了对务农群体的工作 家庭冲突的测量㊂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概率抽样入户调查,每两年一次㊂CSS2021是CSS 开展的第八期调查,共回收了10136份有效问卷,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㊁直辖市)592个村居㊂被访者的年龄为18~70岁,其中男性占比为44.1%㊂工作 家庭冲突相关指标测量从2019年开始纳入调查㊂
(二)工作 家庭冲突水平测量
工作 家庭冲突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和因变量㊂如何测量工作 家庭冲突水平,是从工作 家庭关系研究发轫时就备受关注的问题,但是早期的测量没有区分工作 家庭冲突的方向(Mesmer⁃Magnus &Viswesvaran,2005)㊂工作领域对于家庭领域的影响(WIF /WFC)和家庭领域对于工作领域的影响(FIW /FWC)在概念上是不同的(Greenhaus &Beutell,1985;Gutek et al.,1991),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种冲突的前因和后果,研究人员开始使用双向的概念来测量工作/家庭冲突的水平(Frone et al.,
1992)㊂Gutek 等人(1991)使用的是科普曼(Kopelman)等人于1983年开发的用于评估WIF 的量表,而评估FIW 量表则是由Burley 1989年开发的,其题目与前者平行㊂在每个量表的八个原始题目中,作者选择了其中的四个㊂一项关于WIF (WFC)和FIW(FWC)测量的元分析研究显示,Gutek 等人(1991)从这些量表中选择的题目是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并且是最能够区分工作 家庭冲突两个向度的题目(Mesmer⁃Magnus &Viswesvaran,2005)㊂Carlson 等(2010)经过汇总和评价最终形成了18道题的量表㊂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12年选择了其中的四道题来测量工作 家庭冲突,让受访者回答这些情况在自己生活中的发生频率(张春泥,史海钧,2019)㊂CSS 采用了ISSP 使用的四道题来测量工作 家庭冲突: 我下班后回家很累,没有精力再做家务(照顾孩子)” 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做家务(照顾孩子)” 做家务(照顾孩子)要花很多时间,我没有办法再工作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因为要做家务(照顾孩子),我很难集中精力搞好工作”㊂这四种情况的发生频率从低到高选项分别为 从未发生” 三个月中只有一到两次” 一月几次” 一周几次”㊂前两题分别从压力和时间冲突上测量工作对于家庭的干扰程度(WIF /WFC),后两题分别从时间和压力冲突上测量工作对于家庭的干扰程度(FIW /FWC)㊂量表的α系数,WIF /WFC 为0.799,FIW /FWC 为0.860㊂我们对WIF /WFC 量表和FIW /FWC 量表分别使用了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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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分析,构造了工作对家庭干扰程度得分(WIF/WFC得分)和家庭对工作干扰得分(FIW/FWC得分)(张春泥,史海钧,2019),作为本次研究的因变量㊂
(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是工作 家庭冲突,因此把研究对象界定为18~70岁的在业已婚(同居)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5730个㊂其中,男性占比为48.2%,女性占比为
51.8%㊂加权后,男性为55.8%,女性为44.2%㊂
不同工作状况的群体是本项研究关注的重点㊂CSS2021数据中已婚(同居)在业者目前所从事的工作, 非农”占比为45.3%, 非农为主+务农为辅”占比为9.4%, 务农为主+非农为辅”占比为7.2%, 务农”38.1%㊂加权后,比例依次为55.0%, 9.9%,6.6%,28.5%㊂为了方便分析,本文根据主业将被访者分为 务农”和 非农”两个群体㊂
本研究控制的被访者个人特征主要是性别㊁年龄㊁受教育程度㊁主观个人社会经济地位㊂从表1可以看出,务农群体中,女性占比较大㊁年龄较大㊁受教育程度较低,和非农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群体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异㊂两个群体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测评都是处于 中”和 中下”之间,但务农群体的自我评价反而稍高㊂
在家庭特征上,CSS2021的调查没有家庭分工等和家庭领域的劳动直接相关的变量,因此只能用孩子和老人的数量从侧面衡量家庭的照料需求㊂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老人的数量还是孩子的数量,务农群体和非农群体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㊂但是照顾需求更大的学龄前子女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㊂老人的照顾需求还取决于其年龄和健康状况,在一些情形下,老人还可能成为工作 家庭平衡的促进因素,而不是工作 家庭冲突的压力因素㊂
CSS2021还使用了很多主观问题来展示家庭的特征,包括子女抚养㊁老人赡养和家庭经济情况㊂如表1所示,务农群体家庭遇到相关问题的概率更大,特别是 家庭收入过低” 家庭无业㊁失业或工作不稳定” 子女费用过高”等㊂务农家庭往往没有办法通过市场化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解决工作家庭在时间㊁压力上的冲突㊂尽管客观上无法确认务农家庭有着更多的照顾需求,但是主观上更高比例的务农家庭认为 养育子女负担过重”和 赡养老人负担”过重㊂
就工作领域的特征来说,CSS2021并没有包含太多的变量㊂配偶的职业影响着被访者的职业状况,无论是务农群体还是非农群体,配偶的工作状况均以非农为主,这和被访者的就业构成类似,也和全国三产就业分布类似㊂CSS2021以月为单位测量被访者的工作时间,无论是每月的工作时长㊁每月工作天数还是每日的工作时长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相关的㊂比较而言,每日工作时长两个群体差异不大,非农群体是8.94小时,务农群体是8.72小时;每月工作天数差异比较大,非农群体是23.58天,务农群体是17.98天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