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邦与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

陈达邦与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 2020年第26期
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币值、图案、工艺等
都几经变迁。

但是，无论如何变化，人民币正中的显著位置始终印有其发行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

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字样的题写者正是抗联烈士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

去国万里结缘赵一曼
1900年，陈达邦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门第。

后来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
任弼时与陈家是姑表亲，陈达邦因此与他相识。

在两家父母的包办下，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与
任弼时早早就定下了婚约。

任弼时和陈琮英觉得黄埔军校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便联名写信
动员陈达邦报考，投身革命。

在接到妹妹和妹夫的信后，陈达邦兴奋不已，立志从军报国。

根
据信中的指引，他联系了湖南的党组织。

在组织的帮助下，他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

1927年，陈达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背叛革命。

为了保存实力，同时培养革命干部，组织上决定选派一批党
员去苏联学习。

作为其中的一员，陈达邦与其他几十人一起踏上旅途。

这批学员每十人编为一组，陈达邦是其中一组的组长，负责组内成员的工作、学习、生活等事宜。

1927年秋，陈达邦乘坐的轮船从上海出发，出发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一位女学员因晕船而
呕吐不止。

这位女学员就是赵一曼，当时是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学员。

“七·一五”政变后，她伪装成逃难的农妇来到上海，很快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被安排前往苏联。

身为组长的陈达邦开始主动关心赵一曼。

他为她端茶倒水、递毛巾、送来饭菜和晕船药，
并清理呕吐物。

为了缓解赵一曼的情绪，陈达邦还给她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并劝她要多吃东西
以增强体力。

这让赵一曼倍感温暖，对细心宽厚、温文尔雅的陈达邦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于是，在这去国万里的漫漫旅途中，陈达邦与赵一曼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们经过了约一个星期的航行后，又转乘火车，在大约两个星期后到达莫斯科，入读中山
大学。

这所大学成立于1925年，是苏联为了纪念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孙中山先生而设立的，旨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在中山大学，陈达邦与赵一曼不在同一个班，但二人已在旅途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到校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遇到问题都是互相商量。

尤其是赵一曼当时俄语成绩很不好，并为此
苦恼。

而陈达邦的俄语则非常出色，陈达邦主动和赵一曼交流学习俄语的心得，赵一曼的俄语
成绩有了飞速的进步。

这使赵一曼对陈达邦的好感进一步加深，觉得陈达邦性格好、热爱生活，由此萌发出爱情。

性格果断、敢爱敢恨的她便常常约陈达邦散步聊天，并主动表达爱意。

陈达
邦对赵一曼也产生了感情，于是，二人情投意合，很快走到了一起。

1928年的五一劳动节，陈
达邦与赵一曼在同学们的祝福下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喜结连理。

1928年9月底，国内的党组织发来电报，称需要一批学员提前回国工作；尤其是在白区，
需要一大批妇女干部前去。

赵一曼的名字就在回国的名单上，此时的赵一曼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

怜惜妻子的陈达邦知道赵一曼性格坚毅，为了革命事业可以抛弃个人一切，他最终选择尊
重妻子的决定。

在临行前，他送给赵一曼一块怀表和一枚戒指，让她在遇到难处时变卖救急。

1928年11月，赵一曼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赵一曼回国后，辗转各地开展地下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党组织决定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工作，赵一曼主动请缨。

1931年，赵一曼曾给陈达邦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儿子已经平安降生，一切都好，不必挂念。

信中还寄去了一张赵一曼和儿子的合影。

陈达邦将合影放在床头，每天反复看，更加思念
妻儿。

陈达邦曾想打听妻子的下落，但没有任何线索。

为了躲过国内的审查，赵一曼的信没有
写详细的地址。

这令陈达邦无从查找，而赵一曼此后也再未来过信。

1935年11月，已在东北
抗联任政委的赵一曼为掩护战友而被日伪军俘虏。

1936年8月，赵一曼被杀害。

赵一曼牺牲后，陈达邦也曾在报纸上看到她的事迹。

但实际上，赵一曼本名“李坤泰”，前往东北工作后才改
名“赵一曼”。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达邦都不知道这位抗联女烈士就是自己失散多年
的妻子。

加入人行主持印钞
1950年10月，任弼时因突发脑溢血逝世，陈达邦以亲属身份前往北京悼念。

在京期间，
他见到了在巴黎时期的老领导吴玉章，还见到了当年在重庆时打过交道的董必武。

吴玉章和董
必武正在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发愁，又想到陈达邦当年在巴黎和重庆从事印刷工作时表
现不俗，就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南汉宸正缺人手，便立刻批准将陈达邦调往
人民银行总行，任印刷局综合科科长，负责人民币印制事宜。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多方面还不健全，其中就包括人民币的印制。

第一套人民币开
始印制于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1948年，存在许多不足，如面值种类太多（12种）、面值太大（最大的为5万元）、纸张质量差、防伪技术水平低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在1950年1月上报了人民币改版方案，以求全方位提高人民币的质量。

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还难以印制出完全符合要求的人民币。

但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提高人民币的质量又显得
刻不容缓。

经过反复权衡，中央决定邀请苏联代为印制3元、5元和10元纸币。

在得到苏方同
意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任处长，并主持印钞事务。

1952年4月，陈达邦随南汉宸等赴莫斯科，与苏方洽谈人民币印制事宜。

洽谈结束后，陈
达邦留在莫斯科，与苏方就具体技术问题进行对接。

而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中
央领导同志对人民币的印制高度关注。

毛泽东、周恩来等均对人民币的文字、图案等作出指示。

这让陈达邦更加不敢怠慢，紧张地进行着正式印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一个巨大的障碍出现在眼前。

苏方认为中国国内制
作的人民币票版不符合技术要求，必须由苏方重新设计并制版。

而在设计过程中，发现没有新
版人民币上汉字题字的墨稿，无法制版。

请示国内后，得到的答复是在保留原有风格的基础上，由技术人员灵活处理。

于是，具有一定书法功底，善写隶书和魏碑的陈达邦便亲笔仿写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字体。

自此，印制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此后，陈达邦还解决了其他一些技术问题，如国内只提供10元纸币的版票图案，技术人员需要根据图案直接制版。

陈达邦根据已印制出的钞样，对版样上的文字作灵活处理，确
保了制版的成功。

印制完成后，陈达邦又参与了人民币的清点、装箱、运输等工作。

所有环节
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

根据南汉宸的指示，陈达邦认真贯彻各项制度，确保了人民币的安全
交付。

1955年3月，包括苏联代印的三种面值纸币在内的第二套人民币正式发行。

这是新中国
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

作为这一套人民币的题字者，陈达邦为它倾注了大量心血，尤其是题写
的汉字字体，此后的第三、四、五套人民币都在使用。

（摘自《团结报》顾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