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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学说
祖国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人体十分重要的脏腑，共营受纳与运化的功能，胃主受纳水谷，有“水谷之海”之称，是津液、宗气、糟粕所出之处，是气血的根源，又称“气血之海”；有津液气血才能灌溉五脏六腑而生荣卫，故又称“十二经之海”，“五脏六腑之海”；但水谷入胃，其精微之气全靠脾的运化，故胃腑同属于脾脏。

脏腑学说中有关脾胃的论述内容丰富，是祖国医学的重要遗产之一。

一、理论探讨
（一）脾胃学说源流梳理
1、脾胃学说渊源于《内经》
《内经》除对脾胃的解剖有粗略的记述外，对于脾胃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证候诊断治疗均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脾胃学说的根底。

对脾胃病的病因作了多方面的论述：生理功能：《内经》对脾胃功能的论述散见于各篇，但从总体上肯定了脾胃在人体的重要性，在整体上强调脾胃是一个功能系统主肌肉与四肢，开窍于口，其荣在唇，在志为思，连结的经络为足太阴与足阳明；同时通过脾胃的气、味、声、畜等建立与外界的联系，具体图示如下：
脾与胃分属一脏一腑，共营受纳与运化的功能。

《内经》论运化的过程，大略如下表：
然而《内经》有些论述，看来较难理解，特别是与外界联系的部分。

在脏象学说中，的确有其牵强附会的地方，要逐步加以扬弃。

但《内经》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并将脾胃建立在脏腑经络系统中，这个观点已在医疗实践中反复证明确实行之有效。

人与自然界的联系，从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观点来看，也是合于辩证法的。

至于其中有不尽不实之处，则可以批判地继承。

《内经》论脾胃不止于此，但这是中医脾胃学说的根底。

病因方面，在六淫病因中特别突出风湿二邪伤脾而致病，如《素问·气交变大沦》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又如“湿伤脾，牌恶湿”，“湿胜则濡泄”，“诸湿肿满，皆属于睥”等；七情方面,特别突出“思伤脾”、“怒伤肝”致伤脾胃的病变；饮食方面，特别指出“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甘伤脾”，“多食酸则肉胝月刍而唇揭”。

又说：“有病口甘者，名曰脾瘅，此肥甘所发也”，“膏粱之变，足生大丁”。

主张饮食有节，甘淡茹养。

劳逸方面，指出“劳则气耗”，“烦劳则张”，“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成，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可致“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

外伤方面，击仆造成“恶血留内”，也能伤脾。

辨证方面，脾胃病变的寒热虚实，《内经》也有简明扼要的记载。

脾胃的证候，包括有脾病色黄，口味变化，唇舌异常，腹胀、腹痛，肠鸣腹泄，呕吐，呃逆，噫哕，痰涎等。

脾胃病的脉象也有不少记载。

认为辨别脉象之有无胃气，是诊脉的关键。

治疗方面，《内经》以五行学说为指导，根据药物的气味制胜来指导治疗。

如云：“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用甘补之”，“甘入脾”，“淡入胃”，“欲令脾实……宜甘宜淡”，“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指出：“诸小(脉)者，阴阳形气俱不
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同时又用针灸进行治疗，提出“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的针刺原则。

2、脾胃学说孕育于仲景
张仲景在《金匱要略》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之说，含有预防思想。

又根据传统的五脏相互关系，强调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以治未病之脏，重申了《难经·七十七难》治未病的观点，又补充了未病防传的内容，这些观点对后世脾胃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治疗上提出了温补脾胃、滋养胃阴、顾护胃气的治法，并且都创立了相应的方药。

温补脾胃方如附子粳米汤、大建中汤等；滋养胃阴方如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等；顾护胃气方如十枣汤中之大枣即是。

还有健胃和营之桂枝汤，健中补虚之小建中汤，温脾理中之理中汤，润脾泻胃之麻子仁丸等，均体现了张仲景治疗脾胃病的学术思想。

有学者研究《伤寒论》中113方，发现用药93味中，有四分之三涉及脾胃，用甘草70方，大枣40方，人参22方、茯苓15方、白术10方；而《金匮要略》方中则用甘草88方、大枣43方、茯苓30方、人参29方、白术25方。

3、脾胃学说形成于金元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五》中提到脾脏与胃腑病证的诊断及分型并有相应处方治疗，如脾脏病有脾实热、脾胃俱实、脾虚冷、脾胃俱虚、脾劳；胃腑病有胃实热、胃虚冷等病证。

宋代，钱乙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出发，深入阐明了小儿脾胃的生理与病理，提出了切合临床实际的理论指导原则，奠定了小儿脾胃学说的根底。

指出辨小儿脾胃病证，以虚实为纲，统括寒热诸证，并指出论治小儿脾胃病应从四个方面着眼。

一是先攻下，后和胃；二是先补脾，后攻下；三是明“母子”，论补泻；四是随时令，择方药。

钱氏的这种思想已经渗透在李杲的脾胃学说之中。

南宋陈自明治疗妇科病时重视脾胃，认为“妇人以血为根本”，“但助胃壮气，则荣血生而经自行”。

月经不通，由损伤肝脾而致者，“但资其化源，其经自通”；若脾气虚弱，不能制水，变为肿满者，“当益其津液，大补脾胃，亦可保生”，若暴崩下血不止，“大法当调补脾胃为主”。

张元素对于脾胃虚实病证的治疗有着比较系统、完整的方法。

如他提出：土实泻之，方法有泻子、涌吐、攻下；土虚补之，方法有补母、补气、补血；本湿除之，方法有燥中宫、洁净府；标湿渗之，主要是开鬼门；胃实泻之，主要是泻湿热、饮食；胃虚补之，补胃气以胜湿热、寒湿；本热寒之，主要是降火；标热解之，主要是解肌，等等。

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张氏根据脾喜温运，胃宜润降之特点，分别确定了治脾宜守、宜补、宜升；治胃宜和、宜攻、宜降等治则，这是深得治疗脾胃病之奥旨的。

其弟子李杲，在《内经》理论指导下，在继承张元素学术思想的根底上，独对脾胃学说加以阐发，先后著成《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全面系统阐述了脾胃的生理、病理，提出脾胃为元气之本，为升降之枢，脾胃内伤则百病由生的观点。

并把脾胃升降失常、气火失调作为内伤脾胃病的主要病机。

在诊断方面，提出内伤与外感病的主要鉴别诊断，在治疗方面，提出益气泻火、升清降浊是脾胃内伤病的治疗大法，并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升阳散火汤等著名方剂，使脾胃学说的内容大大丰富，故后人称其为补土派的宗师。

可以认为，脾胃学说发展到李杲时，已经基本形成。

4、脾胃学说发展于明清
金元以后诸家对脾胃学说的发挥，可谓百家争鸣，学术繁荣。

在脾胃阴阳属性认识上，
万密斋、缪希雍、唐容川等医家继李东垣侧重脾阳的根底上，根据“万物负阴中抱阳”之理，进而分析脾胃各有阴阳，重点发挥了脾阴学说，补充了东垣之所未备。

如万密斋在《养生四要》中指出：“受水谷之入而变化者，脾胃之阳也；散水谷之气成营卫者，脾之阴也”。

简言之，是胃阳脾阳主运；胃阴脾阴主化。

两者都以“体阴而用阳”，阴阳互相作用，才能使水谷腐化和运行。

在脾胃与他脏关系认识上，李东垣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重点论述了脾胃病而影响他脏。

李东垣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重点论述了脾胃病而影响他脏。

如张景岳说：“如肝邪之犯脾者，肝脾俱实，单平肝气可也；肝强脾弱，舍肝而救脾可也。

心邪之犯脾者，心火炽盛，清火可也；心火不足，补火以生脾可也。

肺邪之犯脾者，肺气壅塞，当泄肺以苏脾之滞；肺气不足，当补肺以防脾之虚。

肾邪之犯脾者，脾虚则水能反克，救脾为主；肾虚则启闭无权，壮肾为先。

至若胃司受纳，脾主运化。

若能纳而不化，此脾虚之兆易见，若既不能纳又不能运，此脾胃之气俱已大亏，即速用十全大补、六味回阳等剂尤恐不及，而尚欲以楂、苓、枳、术之类冀为脾胃之永赖乎?是以脾胃受伤，但使能去伤脾者，即俱是脾胃之药”，体现了他的调理治五脏即可以安脾胃之理。

在脾胃病的治疗上，东垣重在补脾、益气升阳，后世医家既发展了补脾阳的方法，又补充了滋补脾阴胃阴的治法。

在倡养胃阴上最著名为叶天士，如其门人华岫云提炼叶氏治法为：“阳明阳土，得阴自安”、“胃有燥火，则当遵叶氏养胃阴之法”，故治胃不宜用辛升苦降或苦寒下夺以损胃气，而应用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使津液来复，达到通降的目的，因此叶桂从仲景炙甘草汤和麦门冬汤受到启发，制定了著名的“益胃汤”以甘凉滋润为主，治胃阴不足之证，证见舌红、咽干、口燥、肌热、不饥不纳、心烦不寐、大便干结等，效验神奇。

在脾胃实证热证认识上的发展，继金元刘河间表里双解法，张子和攻邪法之后，清代随着温病学说的兴起，对阳明实证，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明末吴有性用大承气汤攻下法治瘟疫热结胃腑里证，并且强调“逐邪为第一要义”，颇有见地。

吴鞠通更是将承气汤化裁为新加黄龙、宣白承气、导赤承气、牛黄承气、增液承气五承气汤。

关于脾胃湿热，温病学派总结了一系列治湿热证的方剂，如藿朴夏苓汤、三仁汤、黄芩滑石汤、甘露消毒丹、连朴饮、薏苡仁竹叶散、加减正气散诸方、宣痹汤等，丰富了热性病治疗。

（二）脾胃学说理论探析
1、东垣脾胃论
脾胃学说的代表著作首推金代李东垣的《脾胃论》与《内外伤辨惑论》两书，此两书既继承了前代学说，又提出了新的见解，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直至今天，用这一学说指导临床，确有一定的效果，值得加以发掘提高。

邓老将东垣学术概括为以下几个论点：1．内因脾胃为主论。

2．升发脾阳说。

3．相火为元气之贼说。

4．内伤发热辨。

（1）内因脾胃为主论：李氏认为内在的元气充足，则疾病无从发生。

元气充足与否，关键在于脾胃是否健旺。

《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说：“历观诸篇而参考之，则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

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又说：“至于经论天地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六腑，及形气俱虚，乃受外邪，不因虚邪，贼邪不能独伤人，诸病从脾胃而生明矣。

”就是说，不论外感或内伤杂病的发生，都因脾胃之气受损害所致。

并进一步指出脾胃的受伤，往往由于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劳倦过度、七情所伤等积聚而成。

李氏此说是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四季脾王(旺)不受邪”说的进一步发展。

（2）升发脾阳说：李氏认为脾胃是人身气机升降的枢纽。

脾主升，把水谷精微之气，上输心肺，流布全身。

胃主降，使糟粕秽浊从下而出。

一升一降，使人体气机生生不息。

主张升清降浊以调理脾胃，而升清降浊两者中，主要方面又在于升清。

他认为许多疾病(包括五官疾病)的发生，与脾阳不升有密切的关系，故创立不少以升阳为主的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升阳除湿汤、升阳散火汤、升阳补气汤……等，都以升发脾阳为宗旨。

（3）相火为元气之贼说：李氏认为，饮食不节，寒温不适，足以损伤脾胃。

喜怒忧恐，劳累过度，便耗损元气。

当脾胃受伤、元气不足时，心火可能独盛。

但这种独盛的心火，不是真正的阳火，而实在是阴火，是代替心火的相火，这种相火是下焦包络之火，为元气之贼。

这种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

明代张景岳对李氏这一论点有异议，认为于理不通。

张氏在《景岳全书·论东垣脾胃论》中指出，元气既损，多见生旺的阳气日减，神气日消，怎能反助心火?脾胃属土，得火则生，怎么能说火胜侵犯脾土?为什么不说寒与元气不两立，而反说火与元气不两立呢?并批评李东垣用药多而轻，补中益气汤中加入0．6～0．9克的黄芩、黄连以制火虽然败不了元气，但用2克左右重的人参、白术则补不了元气。

张景岳的理论是较符合中医的传统理论的。

但《脾胃论》中一再提及火与元气不两立，再三提及火乘土位。

考其用方，又往往于升阳药中加入黄芩、黄连，并制订“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

可见李氏的这一论点是有实践作根据的，不过他的分析的确难以自圆其说。

应该说，在临床中往往见脾胃气虚而兼见虚火之证，不应说火与元气不两立。

这类病可能在当时更多，因此，李氏便提出火与元气不两立之说。

（4）内伤发热辨：《内外伤辨惑论》对阴证、阳证、脉象、寒热、手心手背热、头痛、四肢……等详论内伤与外感的鉴别之后说：脾胃之证“与外感风寒所得之证颇同而理异。

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

汗之、下之、吐之、克之皆泻也；温之、和之、调之、养之皆补也。

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

……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

”《内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

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耳，今立补中益气汤。

”用甘温药以治发高烧的病人，虽然这种治法的适应证不算多，但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项理论与经验。

李氏的脾胃学说经过明清以来医家的批评与发扬，得到了发展。

例如叶天士指出李氏着重升发脾阳而忽视养胃阴。

叶氏的养胃阴说，即在临床实践上丰富了脾胃学说。

2、脾胃升降论
升降出入运动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普遍现象，是物质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内经》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李东垣运用自然界气机规律表征人体的气机方式，他认为人体气机升降出入与一年四季之气同理。

人以胃气为本，其运动变化，有如四季。

如其在《脾胃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中说，“万物之中，人一也，呼吸升降，效象天地，准绳阴阳。

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

”但又认为脾胃应土，在季节上无所主之正季，而以十八日寄予于四季之末，以湿为本气，而又兼温、凉、寒、热之性，以咸为本味，而兼味辛、甘、酸、苦，脾胃兼化的这一特点奠定了其调控四脏的根底，故脾胃的气机特点不是
单向的升或降，而是升降兼有，输布精气于上行春夏之令，升已则降，浊气归膀胱和大肠，由下而走以行秋冬下行之令。

叶天士也认为李东垣脾胃中最详升降：“夫脾胃为病，最详东垣，当于升降法中求之”（《临证指南医案·脾胃门》）。

李东垣认为脾胃是人身气机升降的枢纽。

脾主升，把水谷精微之气，上输心肺，流布全身。

胃主降，使糟粕秽浊从下而出。

一升一降，使人体气机生生不息。

主张升清降浊以调理脾胃，而升清降浊两者中，主要方面又在于升清。

在他提到脾胃病四因中有三个原因与脾不升清相关：“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病从脾胃生者二也”、“胆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

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

胆气不升，则飧泄肠肠澼不一而起矣。

病从脾胃生者三也”、“上焦升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气或乖错，人何以生。

病从脾胃生者四也”，也就是说当脾胃不和，升清不及，水谷精微下流；胆气不升，协助脾胃升发之力不足；上焦宣发失常，气机逆乱这三种情况均可导致脾胃病的发生，而脾不升清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李氏同时也认为只升不降亦是致病之源：“若夫顺四时之气，起居有时，以避寒暑，饮食有节，及不暴喜怒以颐神志，常欲四时均平而无偏胜则安。

不然损伤脾，真气下溜，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脾胃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

李氏将内伤病归纳为两种病变，一种是升发不及而沉降太过；另一种久升而不降，而其根本原因均在于脾胃的升降失常。

这样，脾胃升降失常则成为内伤病的主要病机之一。

基于脾胃在人体气机升降运动方面的重要作用，升则上输心肺，降则下归肝肾，因此只有脾胃健运，才能维持人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正常生命运动。

李东垣认为脾胃升降正常与否与脾胃功能强弱有关，他指出升降衍序，皆由脾胃之弱，而脾胃俱旺而复于中焦之本位，则阴阳气平，如果脾胃气虚，导致脾不升、胃不降，阴阳反作，升降失常，则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九窍，都会发生种种病变。

所以，李杲于《脾胃论》中专列《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一文，强调九窍病变均可源于脾胃气虚，升降失常。

其论内障眼病时曾说：“元气不行，胃气下流，胸中三焦之火及心火乘于肺，上入脑灼髓，火主散溢，瞳子开大。

”对于内障之病，一般多从肝肾不足入手，而李杲从脾胃升降失常加以阐发。

对于体内脏腑病变，李氏亦重视升降失常的病机。

故而，在《脾胃论》一书中，他提出了肺之脾胃虚与肾之脾胃虚的病变，认为由于脾胃虚衰，元气不足，升降失常，上可影响于肺，下可影响于肾，甚至表现出上热如火、下寒如冰之象等等。

至于内伤出现的一些症状，李杲也往往从升降失常角度加以阐发。

如以恶寒一症为例，李杲在《内外伤辨惑论·辨寒热》一文中说：“饮食入胃，其荣气上行，以输于心肺，以滋养上焦之皮毛腠理之元气也。

”即指出了由于脾气之升，才可使荣卫之气上荣皮毛。

如果荣气不升而反下流，就会心现“心肺无所禀受，皮肤间无阳，失其荣卫之外护，故阳分皮毛之间虚弱，但见风见寒，或居阴寒处，无日阳处，便恶之也。

”说明清阳之气不得上升外达，则是恶寒症状出现的根本原因。

至于内伤发热的出现，李杲认为其与外感发热不同，也是由于“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所致，亦属于清阳不升，阴火上冲，升降失常之故。

综上所述，李杲认为，脾胃气虚而升降失常，可以产生多种病证，因此对于很多病证李氏多从调整气机升降入手，形成独特的治疗风格。

3、脾阴学说
脾阴一说，《内经》虽无提及，但后世学者认为书中提到的“脾藏营”及营阴的概念蕴含脾阴的雏形；《伤寒杂病论》中关于脾约一证，清·程郊倩《伤寒论后条辨》在注释脾约证时云：“脾约者，脾阴外渗，无液以滋，脾家先自干槁”，可见脾约为脾阴损伤所致；元代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提出脾土之阴的概念：“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

直至明清时期另有一批著名医家根据“万物负阴中抱阳”之理，进而分析脾胃各有阴阳，而正式提出脾阴学说，并在临床上进行一系列有效的探索。

生理上脾阴的功用表现为在脾胃主体功能的根底上，脾阴对应的作用更趋细化。

万密斋认为脾阴是水谷精微转化为营卫的关键：“受水谷之入而变化者，脾胃之阳也；散水谷之气成营卫者，脾之阴也”（《养生四要》）；曹庭栋《老老恒言》中认为脾阴与人体抗邪能力强弱相关：“胃阳弱而百病生，脾阴足则万邪息。

”唐容川则认为脾阴与精微的化生、脏腑的濡养、血脉的滋养等功能有关，《血证论》中提到：“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譬如釜中煮饭，釜底无火固不熟，釜中无水亦不熟也”、“脾为阴中至阴，盖五脏俱属阴经，而脾独名太阴，以其能统主五脏，而为阴之守也”、“经云脾统血，血之运行上下，全赖乎脾，脾阳虚则不能统血，脾阴虚又不能滋生血脉”。

脾阴不足的证候常为脾胃病证与阴虚证同时并见的症候群。

明代缪希雍认为如饮食不进、食不能消、腹胀、肢痿等不能只责脾胃气虚，而往往却是“脾阴不足之候”，其在《神农本草经疏》有云：“若脾虚，渐成腹胀，夜剧昼静，病属于阴，当补脾阴”。

吴澄亦在《不居集》指出：“虚损之人多为阴火所烁，津液不足，筋脉皮骨无所养，而精神亦渐赢弱，百症丛生矣”。

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也云：“阴虚未复，夜寐未安，热退不清，仍宜养阴。

自云腹中微微撑痛，此属中虚。

治当补益脾阴，兼清心肺之热。

”温病医家也在温病过程中观察出脾阴虚的症状，如薛生白《温热经纬》讲“脾阴虚则便溏”，吴鞠通《温病条辨》言：“哕，脾阴病也，……泻而腹满甚，脾阴病重也”。

而脾阴虚的脉象亦有医家提及，如明·周之干《慎斋遗书》“肝脉弦长，脾脉短，是为脾阴不足”；陈修园谓：“其脉甚数者，宜滋养脾阴”；《医学衷中参西录》进一步说：“盖以脾脉原主和缓，脉数者必是脾阴受伤”。

脾阴虚的治疗诸家虽众说纷纭，但在脾阴治疗上有独到见解者首推缪希雍、吴澄、胡慎柔三位医家，分别代表着脾阴治疗之甘凉益阴、芳香甘平及甘淡实脾三法。

缪仲淳说“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虚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

指出以“甘凉滋润”酸甘化阴，为治脾阴虚之大法。

常用药物为以石斛、木瓜、牛膝、白芍药、酸枣、枸杞、生地黄等甘寒益阴之品，并创立滋脾名方资生丸，药用山药、芡实、莲米、扁豆、薏仁、茯苓等甘淡理脾之品，配以参、术、草益气健脾，佐加陈皮、神曲、山楂、麦芽砂仁、蔻仁、桔梗、藿香行气消导以运脾，黄连清热以健胃，诸药合用，通补得当。

吴澄在脾阴治疗上颇有建树，其批评前人治脾多用四君、四物等滋腻厚味治脾，治阴多治在胃而少及脾之阴，而另辟蹊径，倡导治脾阴当在甘淡平的根底上参与芳香醒脾之品，在《不居集》中提到：“芳香甘平之品，培补中宫而不燥其津液”，故其选药多以人参、山药、玉竹、扁豆、莲肉、茯苓、甘草、荷叶、玫瑰花、香豉、广皮、白芍、紫河车、陈米等为主，并自制中和理阴汤、补脾阴正方、资成汤、理脾益营汤等9个治疗脾阴的效方。

胡慎柔倡导甘淡法，《慎柔五书》指出：“四君加黄芪、山药、莲子肉、白芍、五味子、麦冬，煎去头煎不用，只服第二煎、第三煎，此为养脾阴秘法也。

”唐容川对胡氏脾阴汤剂煎服法有注文曰：“取燥气尽去，遂成甘淡之味。

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