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摘要：“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

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

《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

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

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关键词：朱熹；郑声淫；郑风淫；故意歪曲；不合文本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曾说过“郑声淫”，此处之“郑声”主要指郑国的音乐格调，不含《诗经?郑风》作品文本本身。

孔子对包括《郑风》在内的305篇诗歌文本都持肯定态度，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即是。

朱熹则在《诗集传》中提出“郑风淫”一说，与孔子“郑声淫”仅一字之差，其对《诗经》中郑国诗歌作品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由于朱熹的崇高学术地位，这一观点对后世的《诗经》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故而，很有澄清的必要。

一、“郑风淫”的提出及影响
《郑风》共21篇，被朱熹《诗集传》认定为“淫诗”的就有15篇之多。

朱熹讥讽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这在理学盛行的南宋可谓是较为严厉的斥责，似乎《郑风》成了诲淫乱民的洪水猛兽。

朱氏对15首郑诗的具体评价为：
1.《将仲子》：“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

”
2.《叔于田》：“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辞也。

”
3.《遵大路》：“淫妇为人所弃，故於其去也，揽其袪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

’”
4.《有女同车》：“此疑亦淫奔之诗。

”
5.《山有扶苏》：“淫女戏其所私者。

”
6.《萚兮》：“此淫女之辞。

”
7.《狡童》：“此亦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

”
8.《褰裳》：“淫女语其所私者。

”
9.《东门之墠》：“门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识其所与淫者之居也。

室迩人远者，思之而未得见之辞也。

”
10.《风雨》：“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

”
11.《子衿》：“此亦淫奔之诗。

”
12.《扬之水》：“淫者相谓。

”
13.《出其东门》：“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

”
14.《野有蔓草》：“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故赋其所在以起兴。

”
15.《溱洧》：“此淫奔者自叙之辞。

”
由上可见，被朱熹明确以“淫”字定性的有13首，其余2首《叔于田》之“亦”“男女相悦”，《野有蔓草》之“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皆暗含其所谓“淫”义。

另外，朱熹还在《郑风》后序中称：“郑卫之乐，皆为淫声。

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啻于七之五。

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

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

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

”可见，朱熹不仅将“郑声”和《郑风》皆定性为“淫”，而且将“淫”之含义解读为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称其诗歌内容淫邪、放纵、狎昵。

同时还认为，《郑风》之淫远甚于卫风，是淫风之最和淫风标志。

“郑风淫”的观点由朱熹提出后，在一向惟诗序是从的研究传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将《郑风》的大部分诗歌认定为男欢女爱内容，否定了诗序以“美刺”为主的研究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诗序对《诗经》研究的束缚，整体上前进了一步。

但“淫诗”说在否定诗序错误导向的同时又将《郑风》的研究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后世正确认识和评价这部分诗歌的文本性质起了误导作用。

一是引发了古代学者对《郑风》的贬斥，如朱熹三传弟子王柏《诗疑》竟主张将这些“淫诗”全部删除，崔述《读风偶识》斥责郑诗“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等；二是开启了现代以来的“情诗”说，如闻一多《风诗类钞》、《古诗神韵》、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注析》等对郑诗“情歌”性质的判定。

实质上，“情诗”说只不过是在疑古思潮和观念解放的双重夹裹下，今人对“淫诗”说的别称而已。

二、“郑风淫”仅是以“郑声淫”为借口
目前学界多认定朱熹“郑风淫”之说为袭承孔子“郑声淫”而来，其实不确。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说：“放郑声，远佞人。

郑声淫，佞人殆。

”在《阳货》篇中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

”可见，孔子认为“郑声”是“乱雅乐”的“淫”声，要求禁绝之，这里郑声与雅乐对举，并非指郑诗。

随后，《孟子?尽心章句下》说：“恶郑声，恐其乱乐也。

”《荀子?乐论》说：“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心淫；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心庄。

”两者都是对孔子“郑声淫”的阐发。

显而易见，诸子认为“郑声”或“郑音”是“淫”“乱”的，而具有“淫”“乱”色彩的“郑声”“郑音”对修身、治国都有极为不好的影响。

但是，此时诸子之“郑声”还没有显示出即是《诗经》中十五国风之一的《郑风》，也没有将“淫”“乱”之字涉及到男女之情，当然，更未出现“郑风淫”的说法。

两汉时期，典籍中出现的有关“郑声淫”的语句主要有两处：一是班固《白虎通义?礼乐》：“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故邪僻，声皆淫色之声也。

”二是许慎《五经异议》：“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合，讴歌相感，故郑声淫。

”“郑诗二十一首，说妇人十九矣，故郑声淫也。

”此处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郑声淫”与“色”字和“男女”联系了起来。

其二，在许慎的解说中，明确提出了前人所并未明确提及的“二十一首”“郑诗”，“说妇人十九矣”更明确指向《郑风》的文本内容。

至此，“郑风淫”方显端倪。

程子曰：“问政多矣，惟颜渊告之以此。

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

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

由是求之，则余皆可考也。

”张子曰：“礼乐，治之法也。

放郑声，远佞人，法外意也。

一日不谨，则法坏矣。

虞夏君臣更相饬戒，意盖如此。

”又曰：“法立而能守，则德可久，业可大。

郑声佞人，能使人丧其所守，故放远之。

”尹氏曰：“此所谓百王不易之大法。

孔子之作《春秋》，盖此意也。

孔颜虽不得行之于时，然其为治之法，可得而见矣。

”
可见，朱熹释“郑声”为“郑国之音”，全然未提及《郑风》，而引用的三段话很明显是用来说明孔子为何要“放郑声、远佞人”，其原因就是因为孔子认为“郑声”的问题涉及到礼乐，而礼乐又涉及到治国，萎靡的“郑声”对治国无好处。

两
条注释都表明了朱熹对于孔子口中的“郑声”、“淫”、“郑声淫”皆有准确的文字理解能力和清醒的文意认知，并不存在因误解而导致自己做出“郑风淫”的判断的可能。

第三，朱熹有将“郑风”定位为“淫”的主观需要。

这就涉及到朱熹自身的诗学阐释背景。

宋学是我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同步，学术上的思辨之风渐起，并不断扩大，涉及到经学研究上，便是疑经、改经蔚然成风。

《诗经》研究也是如此，如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对毛序的颠覆和指斥。

朱熹的《诗集传》就是在这一环境下著成的。

《四库全书总目》之《诗集传》条云：“(朱熹)注诗亦两易汇。

凡吕祖谦读诗记所称‘朱氏曰’者皆其初汇，其说全宗小序。

后乃从郑樵之说，是为今本。

”《朱子语类》亦自言：“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抵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村野妄人所作。

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遍，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

”可见，朱熹接受了非序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的诗学思想。

而《郑风》则是朱熹的一个发轫点和突破口。

这首先是因为孔子说过“郑声淫”的话，以圣人之言为借口容易服人，并且《郑风》中确实存在有关男女之情的情歌，如《狡童》、《子衿》、《野有蔓草》等。

其次，“诗序之缪，郑风为甚”（崔述《读风偶识?郑风》）。

朱熹便在驳斥诗序的基础上建立他的疑序之说：“‘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

《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

今唤作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

”这也是朱熹为何在面对《召南?野有死麕》中的“有女怀春”等如此裸露的情感，解释为贞洁女子不为强暴所污，但面对“畏父母之言”，“室迩人远”的女子，他却直斥为“淫奔”的原因。

总之，否定诗序是朱熹最根本的出发点。

当他在否定诗序的前提下体会到《郑风》中多有男女之情，核之以其一贯倡导的理学观念,在当时封建社会的价值观中，“郑风淫”便成为顺理成章的结论。

为了给自己的结论找到可靠的依据，孔子自然被其搬到前台。

一方面，他明知孔子所谓“郑声淫”是指郑地音乐的萎靡潺缓，与《郑风》无关；但另一方面，他又在《郑风?后序》中宣称：“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有人。

《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即将自己所确立的“郑风淫”等同于孔子所说的“郑声淫”。

在没有可能存在字义误解的前提下，朱熹依然让两者对等，这显然是一种主观的误解，是在以孔子之说为借口，借助孔子以达到自己诗学阐释的目的。

三、“郑风淫”不符合《诗经?郑风》文本实际
朱熹所指斥的15首“淫诗”是否符合《诗经?郑风》文本实际呢？下面逐一试解之。

【将仲子】此篇朱熹引用莆田郑樵的话说“此淫奔者之辞”是毫无道理的。

读此篇诗歌，确是有关男女之情。

但是，女子三章连呼“无逾我里”、“无逾我墙”、“无逾我园”，显而易见，是在拒绝男子。

姚际恒《诗经通论》曰：“细玩此诗，其言婉而不迫，其志确而不渝。

此必有恃势以相强者，故托为此言以拒绝之，既不干彼之怒，又不失我之正。

”崔述则认为此诗女子本就无情，只是借取父母兄弟诸人为由而婉拒之。

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对该诗的评价是今见最早的解诗言论，更近诗义，云：“《将仲》之言，不可不畏也。

”其借诗中“畏”字，认为该诗揭示了女子对爱情的矛盾心理，她既喜欢仲子，又恐惧家人和社会舆论，所以拒绝了仲子的约会请求。

孔子对女子的这一行为表示了肯定。

很明显，这是一首拒爱诗，何来“淫奔”之说？
【叔于田】【大叔于田】两篇诗毋庸置疑，是在赞美一位“叔”，前篇虚写，
后篇实赋。

毛诗、郑笺都认为“叔”即《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之共叔段，三家诗无异议。

但此旧说并不可信，崔述曾予以驳斥，此不赘述。

朱熹则一面注“叔”为“庄公弟共叔段也”，一面又称“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辞也”，又在《诗序辩说》中怀疑该诗或与共叔段无关。

这明显自相矛盾。

我们认为，该诗应是一首赞美青年猎手的诗。

观诗中之语句，得知“叔”善于饮酒，服马，中正仁义，喜欢狩猎，英勇无比，技艺超群，而且狩猎后要“献于公所”，可知“叔”虽非“共叔段”，也当是一位接近权力中枢的贵族男子。

至于诗之作者，观《大叔于田》一篇，于田猎之事描写得详尽备至，将叔之随从、驾乘、狩猎地点一一点明，对狩猎现场气势的描写细腻生动，能有如此笔墨，非亲临现场则难以再现。

因此，不能排除诗歌的作者有可能是一位男子，或是“叔”的文士随从，也或是“叔”的狩猎同伴。

关键是，我们从两诗中并看不出男女之情。

如陈子展所说：“不知道朱老夫子为什么对于民间男女相悦最感兴趣，本来看不出涉及男女关系的诗，他偏嗅觉灵敏，认出它是男女相悦之词。

”②
【遵大路】此诗是一首情爱诗。

历来对此诗性质的判定大概有三种意见。

《毛序》认为是“思君子也”，并解释为：“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

”三家诗无异议。

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是弃妇诗。

清人黄中松、姚际恒则对前人之说予以否定，认为该诗是朋友相留之词：“此朋友有故而去，思有以留之，不关庄公事，亦不为淫妇之词。

”（《诗疑辩证》）“此只是故旧于道左言情，相和好之辞。

”（《诗经通论》）细品《遵大路》诗歌文本，撇开朱熹站在卫道士立场上对抒情主人公的污称，其对该诗性质的判定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所谓“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大意是说：沿着大路走，拉着你的衣袖口，不要讨厌我，不要这样快地抛弃旧情。

因此，这当是一首描写男女情爱的弃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