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空间视域下的承认政治

边缘空间视域下的承认政治
陈良斌
【摘要】在空间的场域下，边缘压迫会致使“卑贱意识”与“贱民”产生，其症
结在于边缘空间中的种族、民族、性别、群体及其文化价值无法获得应有的承认。

从福柯开始，到多元文化主义，再到后现代激进地理学，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差异性空间的方式来贯彻“为承认而斗争”的战斗口号，以期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空间格局来实现对同一性霸权的替代。

但以差异政治凸现出的承认叙事，其缺陷在于不仅忽略了形成边缘压迫的物质基础与历史过程，而且也回避了个体行动的建构性责任，从而抽掉了为承认而斗争的真实基础，最终造成了一种价值与现实之间的错位。

针对由此而造成的边缘革命困境，西方左派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但都陷入了革命主体的“空场”和行动的“裂隙”之中。

我们的立场在于，回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从根本上扬弃西方意义上的边缘决定论，将边缘空间的承认话语转变为一种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历史实践，从而将对同一性霸权的斗争体现为一种现实的生动。

%Spatial oppression in the margin leads to “despised consciousness” and“subaltern” (Hegel). It is because the race, nation, sex, group and its cultural value living in the margin space cannot been recog-nized.Starting from Foucault , multiculturalism to the postmodern radical geography , they coincidentally take the way of spatial difference to implement the rallying c ry of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so as to construct a new space structure to replace the hegemony of identity .But the defect of recognitive narrative with politics of differences is that this way not only ignore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oppression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argin , but also it avoids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of action .Thus it takes off the real basis of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 resulting in a kind of dislocation between the value and the reality.According to the dilemma of the margin revolution , western leftists put forward several solutions , but all fell into “vacancy” of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and actional “fissure”.Our position is that we should re-turn to Marx's “the science of history”, fundamentally sublate the western sense of margin determinism and change recognitive discourse of margin space into historical practice of breakthrough the “weak link” of capi-talism, thus we can make the struggle to identity hegemony to emerge in a realistic vividness .
【期刊名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00)005
【总页数】7页(P47-53)
【关键词】边缘;空间;差异性;承认政治
【作者】陈良斌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565
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将“空间生产”引入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研究之后，传统左派历史叙事中“时间压倒空间”
的偏好受到空前的冲击，空间视角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从而推动了当前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并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试图以一个具象的空间——边缘作为切入点，
采取思想史的方式，全面梳理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中后结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后现代激进地理学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承认政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未竟
之解放政治规划的当代探索提供一种学理上的借鉴。

一、承认政治的发轫：边缘空间的“他者”诉求
边缘是理解与界划空间存在的一个基本参照。

边缘在界定、区分空间的同时，自身也在生产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即边缘空间。

某种意义上，人们对于空间的认知是从边缘开始的。

边缘是指“远离社会生活中心的区域，包括各种缝隙、角落、边缘等微不足道的空间形式。

它不仅在现实空间中有着特定的位置，而且……它总是对应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契合着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机制。

”这就意味着，边缘“不仅表现为某种独特的空间类型，而且还体现出属于这个空间区域的个体、群体、活动、话语、权益、感受力的诸多特征。

”[1]93但是，边缘空间的存在始终是相对于中心地带而言的，一旦空间的权力中心产生表象或意义上的些微差别，边缘空间就会随之变化。

哪里是中心，哪里是边缘，抑或从中心到边缘的空间秩序，都是由居于中心地带的权力所掌控。

因此，只有中心才具有空间的话语权和定位权。

作为远离中心的边缘便注定成为一种被遗忘和被漠视的“他者”而存在。

福柯较早地提出对于边缘的关注。

早在1967年的《他者空间》*1967年3月14日，福柯应一些建筑学家之约，做了一场题为“他者空间”(Des Espaces Autres)的演讲。

但是，福柯生前并不想将这篇讲座手稿发表，直到他去世前，这篇讲稿才于1984年以“Des Espaces Autres”为题出版。

该文在1986年以“Of Other Space”为题被译成英文在《区别》上发表后，对国外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福柯就试图将线性历史叙事的时间关系转换为中心-边缘的权力规训的空间关系。

在他看来，相较于中心地带，边缘是一种另类的“他者空间”，比如寄宿学校、墓地、电影院、博物馆、图书馆、军营、监狱、妓院、殖民区、船，等等。

它们的共同之处便是“反常”(deviation)。

这些反常的边缘空间的出现恰恰是现代权力实
施规训机制的产物。

所谓规训，“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2]193，它主要表现为权力逐步转化为一组确立人们的地位和
行为方式，从而成为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决定性力量。

最终，规训在这些他者空间(疯人院、医院、监狱、学校等)中造就了整齐划一的芸芸众生，并使这些驯顺的个体彻底成为权力的附庸者和支持者。

福柯正是根据边缘空间中疯人、病人、罪人、学生形成和处置的历史来揭示现代性之排他性压迫的内在本质，即现代性的权力规训试图让全世界都臣服于同一个普遍真理，迫使所有异质空间都被纳入到一个普遍的规范模式的权力意志之下。

在这种空间政治的权力构型下，边缘完全被漠视，它的价值得不到真正的承认。

多元文化主义及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艾利斯·M. 杨(Iris M.Young)在福柯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于“边缘化压迫”问题的探讨。

杨全面型构了“压迫的五副面孔”，分别是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与暴力。

其中，边缘化压迫在美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资本剥削所带来的压迫，成为最具危险性的压迫形式[3]53。

在她看来，自由主义虽然宣称人人自由平等，但是在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贫民、妇女、儿童、疯人、少数民族等生活在边缘空间中的群体完全得不到基本的尊重，生活、就业没有任何的保障，机会平等的准则、福利救援的体制在这里就成了一派讽刺意味十足的谎言。

不仅如此，边缘化压迫的危险性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还体现在精神层面。

杨指出这种精神压迫才是边缘化压迫中最危险的后果。

被权力中心漠视和不承认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内化至边缘群体的内心之中，这使得边缘群体在中心构图的压抑下自发产生一种卑贱意识，进而带来恶性循环，使自己自轻自贱，最终沦为黑格尔意义上的“贱民”。

对此，不禁令人联想起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在1983年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命题：“贱民可以说话吗？”[4]而今，当我们置身于中心地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展开权力殖民的语境之下，斯皮瓦克的这个命题就变得更加复杂。

“贱民”，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重要命题，用以描绘市民社会与国家两大伦理实体的断裂过程中，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卑贱意识向贱民的现实转化的结果。

黑格尔明确指出，贱民出现在市民社会中。

在这里，伦理存在和人的精神形态要实现精神的现实化，必须通过国家权力与财富这两种世俗形态的中介才能达到。

由此，人与伦理存在的原初的同一性关系转化成两种自我意识，即高贵意识和卑贱意识：“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都与自己同一的意识，乃是高贵的意识”，“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这两种本质性都与自己不同一的那种意识，是卑贱意识”[5]51。

于是，贫富分化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
水平——作为社会成员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
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但是，贫民向贱民的转化不仅是贫富不均的物质过程，更是一种精神过程。

它表现为一种情绪和态度，即对财富和权力的反抗与对立。

“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结合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的内心反抗。

”[6]244如果这种“内心反抗”最终能促成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意识和革命倾向，那么还具有一种积极的改变世界的效应。

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在于，当这种在权力规训的殖民机制下，贱民(边缘人)反抗彻底无望之后，这种“贱”继续蜕变，孳生一种人格和行为的“贱”。

“与这种情绪相联系的是……人也变得轻佻放浪，害怕劳动，而像那不勒斯的游民那样。

这样，在贱民中就产生一种恶习，它不以自食其力为荣，而以恳扰求乞为生并作为它的权利。

”[6]244-245由此，对于贱民的压迫便异化成为一
种恶习乃至人格*对于贱民问题，黑格尔的解决方式是在“主奴辩证法”中通过劳
动是奴隶(贱民)体验真正的自我意识，并最终实现贱民的解放，从而型构起一种“承认现象学”来突破边缘空间的压迫。

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2-132页。

可见，从边缘的空间压迫到卑贱意识和贱民的产生，其症结的核心在于边缘空间中的种族、民族、性别、群体及其文化价值等无法获得应有的承认。

须知，“扭曲的承认不仅表现为缺乏应有的尊重，它还能造成可怕的创伤，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

正当的承认不是我们赐予别人的恩惠，它是人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

”正是缘乎此，“对于承认的需要，有时候是对承认的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

……今天，代表了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的这种要求，成为政治，尤其是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中心议
题。

”[7]290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自20世纪90年代已降，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等人不约而同地回归黑格尔的承认资源，并重新以一种崭新的理论面貌提出“承认的政治”、“为承认而斗争”等战斗口号，其实质就在于以一种边缘姿态的承认政治来抵抗来自权力(中心)的空间压迫。

霍耐特明确指出，边缘正是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因而产生了黑格尔所谓的消极的情感反应，“这些消极情感反应构成了心理征候，以此为基础，个人才认识到自己被非法地否定了得到社会承认的权利”，这恰好“显示了为承认而斗争借以扎根的情感动机的基础”[8]144。

于是，边缘要求承认抑或承认政治的声音
就构成了当代西方最显著的强音。

二、承认政治的空间“救赎”差异性规划的政治想象
毋庸置疑，边缘的承认斗争力图在消解来自中心地带的排斥性压迫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空间政治规划来实现对于旧有同一性霸权格局的替代。

但是，针对这种替代性的空间规划，从福柯开始，到多元文化主义，再到后现代激进地理学，都给出了不同的方案。

究其实质，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差异性空间的方式来贯
彻边缘的承认叙事。

差异性由此上升为众多空间想象的共同交集，这是由于承认政治本身“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各少数群体发掘自身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性的一种文化政治实践，而这种被发现或被建构的差异性就成为该少数群体内部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同一性”[9]440。

换言之，承认政治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必然是对边缘的诸种独特性的承认，以此来颠覆中心地带的空间政治。

正是在此意义上，差异空间便成为承认政治的一种必然选择。

众所周知，福柯对此提出了一种另类的“异托邦学”(heterotopology)来实施其差异性或异质性的空间规划。

所谓的“异托邦”(heterotopias)，其实是他参照“乌托邦”概念而杜撰的一个术语。

福柯通过异托邦概念所要揭示的是社会空间是多元化、异质性的场所，充满了各种场址和各种关系[10]24。

异托邦的存在总是意味着对于现存空间秩序的改变和突破，展示了力图开辟新的政治地形的一种革命性尝试。

福柯通过对权力排他性本质的揭示，从边缘空间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他者革命”的实现路径。

在福柯这里，边缘不再是一种关于他者的比喻或想象，而是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真实体验。

这种真实性体现于边缘不仅是一个规训统治的场域，而且是一个充满抵抗的空间。

由此看来，异托邦的提出真正使边缘空间成为生产反霸权话语的重要地点和场所。

如果说异托邦是福柯留给左翼激进理论进行边缘斗争的批判思路，那么阿多诺则在其《否定辩证法》中相应地提出一种“星丛”(constellation)的设想作为回应。

“星丛”本来是本雅明的术语，阿多诺用来意指那种无中心、无等级的、不受同一性逻辑支配的集合状态。

阿多诺的“星丛”表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状态，主张的是那种“相安无事中彼此不存在支配关系但又存在各自介入的区别状
态”[11]210，主客体之间实现一种和平的伙伴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有差别的交往，也即“平等的有差别的共在”[12]234。

在阿多诺那里，已经不存在所谓边缘价值的承认，一切中心-边缘的区分都不复存在，一切奴役的关系
都被消解，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真正的平等状态。

于是，在这种同一性的爆裂中，边缘真正获得了一种彻底的、非同一性的新生。

相对于阿多诺的“星丛”，艾利斯·杨所倡导的“差异政治”方案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意。

所谓差异政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要清除政治领域中体现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群体文化的程序、象征及准则，体现在中心-边缘的空间格局下，就是要打破中心地带的霸权秩序；其次就是承认边缘或少数群体的文化身份与主流多数文化具有相同的意义和地位，赋予边缘或少数群体以更多的文化权利，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第三要排除当前社会决策过程中的简单多数决定的原则，因为“一个民主的公共制度应该为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提供有效的承认机制和独特的代表制度。

”[3]184由此，政策的结果应该以对那些边缘群体的尊重以及他们的幸福为前提，而且在涉及一些意义重大的政策制定时，边缘群体应该拥有主动的决定权。

沿着这条差异政治的理路前行，我们就会发现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其实很早就将杨所勾勒的“差异政治”方案明确地落实为一种“差异空间”的规划。

他认为边缘作为资本逻辑之下空间格局的一种差异性的典型，既是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反抗可能突破的一个缝隙。

他向我们揭示了边缘空间与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

作为空间生产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抽象的空间，这种生产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严峻的空间矛盾，具体地体现为在“使决策中心集中的同时又产生了依赖于边缘的殖民地：在中心的周围只有屈服、依赖及被剥削的空间，即新殖民地”[13]85；“可再制者为取向的空间”所采取的同质化和重复性策略与“不可再制者”以及差异性空间的矛盾[14]51-52。

为了克服和超越这种矛盾，列斐伏尔提出了著名的“差异的空间”概念，这成为他迈向社会主义空间的一种重要的革命路径。

列斐伏尔的弟子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将列氏的“差异空间”放大为一种
“第三空间”的设想。

索亚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将“第三空间”拓展为一种“创造性的重新组合”，它既不同于基于真实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也不同于基于空间性想象来阐发现实的“第二空间”，但又包容两者且又超越两者。

在第三空间中，“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能够同时讨论而不是扬此抑彼；那里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是结构主义者又是人文主义者，受学科约束同时又跨越学科。

”[15]6-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亚将多元文化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生态主义都整合进第三空间中来，试图实现一种受到中心霸权压迫的各种主义和群体的松散大联盟。

总之，从福柯到多元文化主义，再到激进地理学，他们在解决边缘空间的承认问题上，都主张实施一种“差异政治”，以实现真正的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边缘承认的本意是反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平等，用多样性、异质性来摧毁同一性和均质性，但是这种美好的理论愿景并不能带来圆满的现实后果。

这是由于边缘的承认斗争一方面会产生诸如“丛林法则”那样的绝对冲突，另一方面边缘在追求承认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悖论，边缘在试图瓦解权力中心地带时，却又深深依赖于权力中心。

这恰恰不是去否定同一性的霸权，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因此边缘的承认斗争注定会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中去：要么就是作为“战斗的特殊主义”(雷蒙·威廉斯语)在丛林中战斗到死，要么就是放弃特殊主义而默许事实上的同一性霸权。

三、承认政治的真正扬弃：边缘革命论的超越
显而易见，立足边缘承认的斗争道路已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如何摆脱困境成为拯救边缘的当务之急。

对此，一种突围的方案就是坚守传统左派的革命立场，将边缘的抵抗进行到底。

美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就是一个典型。

她坚信边缘的抵抗绝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她认为我们不是在边缘的呐喊中寻求既有霸权中心的承认，而是去寻求对同一性霸权
本身起到实质性颠覆的力量。

对于被压迫、被剥削、被殖民的人民来说，认识到边缘乃反抗之所以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只是把边缘看做一个符号，看做是对我们的痛苦和贫困、无望和绝望的标示，那么浓厚的虚无主义就会大行其道。

所以，边缘既是镇压之地，也是反抗之所[15]124。

笔者以为，胡克斯虽然看到了革命斗争的方式对于实现边缘承认的重要性，但是她并没有解决边缘的斗争究竟如何开展的问题。

同时，尽管胡克斯高调主张回到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立场上来坚持反抗斗争，但这种边缘承认的斗争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革命的主战场已经由无产阶级革命转为文化心理上索要承认的呐喊。

在确切的意义上，这歪曲了马克思阶级政治的初衷。

对此，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坦言，“今天复兴批判理论事业的人们面临着一件令人沮丧的任务……他们面对一种‘(左派)乌托邦的能量耗尽’和一种去中心的社会运动的增殖滋长，……不同于他们的先驱，今天批判理论的阐释者也不可能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有影响力的依托”[16]150。

因此，这就使得边缘斗争日益诉诸心理层面的承认逻辑，其目的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物质基础的根本诉求转换为文化领域内虚妄的变革。

而最关键的是，“这种向承认的转变巧妙地与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相吻合”[17]124，这就充分反映出“承认”转向为标志的左派所推动的再激进趋势是一种“伪激进”。

文化革命的外衣已经难以掩盖它早已为主流中心所招安的实质。

承认政治的症结在于它不仅忽略了形成边缘压迫的物质基础与历史过程，而且也回避了个体行动的建构性责任。

鉴于此，美国著名激进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坚决拒斥边缘式的激进主义话语，并试图终结边缘空间对于为承认而斗争的革命想像。

他揭示了那些来自边缘的声音并不比中心地带的激进主义的在道德目标和政治承诺上更为高明，更加关键的是，边缘的抵抗彻底地抛弃普遍性计划是极为有害的。

这会导致大家都像福柯那样偏爱那种“总是局部的和地方的”计划。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边缘空间的声
音就完全一无是处，相反，差异性抑或特殊性的设想依然是值得边缘斗争去坚持的一种现实选择，只是应当抛弃边缘决定论的特殊性立场，走向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实践态度。

同样，普遍性也应当被“看做一个具有细微差别的构造，它嵌于在完全不同的时空规模上运行的过程中”，从而“重新置入与特殊性、位置性和集团差异的辩证关系中”，“在辨别重要他者和非重要他者、差异和情境性之间的差别，……在相似性而不是同一性基础上促进联盟的形成。

”[18]416-417否则，我们就会把差异政治和普遍性的规划中具有建设性的“婴儿”连同资本主义所强加的那种同一性的“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在笔者看来，哈维试图在后现代碎片化的情境中寻找一种包容特殊性的“相似性联盟”方案，究其实质，是倡导回到启蒙现代性以来的解放政治规划中去。

但哈维的问题在于由解放规划而联合起来的特殊性力量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边缘群体大联盟背后却是诸种利益群体的糅合与博弈。

当面临现实的考验时，就注定会表现出缺乏真正的革命动力。

对此，现实中的一个绝妙例证就是发生在2011年末的那场沸沸扬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运动兴起之时，来自社会边缘与底层的各色人群风起云涌，声势之大，震动寰宇。

而今，当喧嚣散尽，纽约街头最终只留下“一地鸡毛”。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2012年4月24日的英国《卫报》上齐泽克对该运动做出的一个精彩短评，其标题就是“占领华尔街——然后呢？”这一句俏皮的发问实在耐人寻味！“然后呢”的背后意味着革命主体的“空场”和行动的“裂隙”，它昭示着边缘的斗争正像1968年的“红五月”运动一样，最终沦为一场革命的“嘉年华”，除了情绪和快感的一时宣泄，对于世界的改变却微乎其微。

可见，哈维的政治地理学规划由于把“应该”错识为“是”，把想象误认为实在，从而抽掉了为承认而斗争的真实基础，最终造成了一种价值与现实之间的错位。

这也是整个左派政治在“后1968时代”所面临的共同尴尬：那就是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之后，革命的主体无以为继，因而只能通过边缘承认这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