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刍议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刍议
郑大华
内容提要“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用法值得商榷，“五四运动”是1919年间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是1915年至1924年间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而言，二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不能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或误读，而是进一步推动和深化。

“救亡”和“启蒙”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相伴而行，它们之间不是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而是相互推动、彼此促进。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救亡启蒙
今年（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但很多学者写的纪念文章，纪念的不是五四运动，而是新文化运动。

因为长期以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一码事，所以常常把它们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成为学术专用名词。

但我认为这一用法值得商榷。

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指涉的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指的是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来的发展（如“六三运动”），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和约告一段落，其性质是主张“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以“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为主要诉求的反帝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指的是发生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到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前，亦即“武器的批判取代了批判的武器”前，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旗帜，以反孔批儒和伦理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输入各种新思想新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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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启蒙运动。

二者虽然有联系，有交集
，“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为“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准备了一批鼓动者和骨干
，“许多在鼓动示威、罢工、抵制日货等活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人，实际上也是那些推动新文学、新思想以及社会改革的新兴知识分子。

他们在思想和行动
上的反对者则或确是或自称是中国固有传统的代表者”
，可以说没有“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
，就不会有后来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发生。

①而“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又推动了“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正是以五四运动为契机，新文化运动不仅从上海、北京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逐渐发展到全国，在内容上也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大，如新的报刊的大量创办，新的社团的纷纷成立，政党或政治力量参与新文化运动等。

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历
史事件，不能把它们合在一起，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而且在时间顺序上，新文化运动在前，五四运动在后，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把“五四”放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在时间顺序上也是不通的。

我也不赞成“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这两个用法。

因为“五四时期”和“五四前后”都是比较模糊的时间概念，“五四时期”和“五四前后”，究竟指的是什么时候？是从哪一个时间点到
哪另一个时间点？没有人做过明确的说明。

但无论如何理解
，“五四时期”和“五四前后”都应以“五四”这一时间点为中心，前后有所延伸，但不能无限制地延伸，否则“五四”就失去了时间上的意义。

所以我认为，我
们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五四运动”
，而不能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或“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
，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时间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从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前，它包含了五四时期，而“五四时期”和“五四前后”
则包含不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要比“五四时期”和“五四前后”的时间更长一些，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或“五四前后的新文
化运动”
，指涉的仅是“五四时期”或“五四前后”这一暂短时期内的“新文化运动”，而非“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

新文化运动的时间虽然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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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近代史学刊（第22辑）
①〔美〕周策纵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第5页。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从而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兴起，但中间又可以以五四运动的发生，尤其是1920年下半年《新青年》群体发生分化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到了后一阶段，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思潮进行论战，是《新青年》群体分化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致力的方向之一，换言之，也是后一阶段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就涉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问题。

目前思想和学术界对此存在不同的争论。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或误读。

我是不赞成此种观点的。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民主与科学，只是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和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有所不同而已。

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宣传和主张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但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十分狭隘或虚伪的民主，只有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民主才是多数人的民主，亦只有多数人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所宣传和主张的科学，除自然科学外，主要指的是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具体来说，指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新唯实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和理论。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虽然重要，但它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和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理论。

陈独秀就曾指
出，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从客观上潜心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
，不应当“天天用冥想的方法从主观上来解决宇宙人生问题”，而“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
据的”。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主张把人从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但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仅停留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的种种表现以及对人的束缚和残害方面，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除继续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的种种表现以及对人的束缚和残害外，还运用他们刚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如李大钊），认为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首先就必须铲除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赖以生存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仅要把人从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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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
从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人的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固然重要，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要争取的首先是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没有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就不会有人的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即使有了也会丧失。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而五四运动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比如他们发表的文章、创办的刊物，使用的都是白话文。

就以上我们对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主张及实践来看，与其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为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或误读，还不如说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推动和深化。

讲到“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必然会涉及所谓“救亡”与“启蒙”的关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说是在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救亡，二是启蒙，
也就是所谓的“救亡与启蒙”之“双重变奏”。

而在此“变奏”中，救亡压倒了启蒙，或者说是不那么紧迫的启蒙任务为迫在眉睫的救亡任务让了路，这也是后来封建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思想没有得到解放的重要原因。

但就发生于“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与“救亡”的五四运动的关系来看，与此恰恰相反，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启蒙运动推动了救亡运动的兴起；
救亡运动的兴起，又进一步推动着启蒙运动的向前发展。

实际上
，“救亡”的五四运动推动了“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时人对此就有很
深刻的感受。

1920年1月，孙中山在给海外的国民党员的信中写道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

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

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

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

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

此种新文化
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①胡适当时也注意到，学生运动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成功，“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
，“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势。

白话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多起来了”。

②1921年4月，一位在美国居住了近十年的中国人第一次回到上海时，对中
6近代史学刊（第22辑）
①②
孙中山
：《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1，第209—210页。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39页。

国思想文化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惊讶
：“我几乎立刻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和气氛所包围。

我感到有一种生命在躁动—
——一种我前几年所不曾见到的‘新的生命’。

我所遇到的人、我与他们进行的谈话、他们所持的态度、所表达的观点、对于当今各种问题所作的判断；我所读到的报纸、字里行间所反映的舆论情绪、所讨论的议题，一切都说明了这种新生命的存在。

一天傍晚，我沿街散步，随意走进各种书肆和报摊，收集了47种各类杂志，包括周刊、季刊、半年期刊等。

我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浏览了一下内容，发现这些杂志中所讨论的问题之新、发表意见之广，是美国报摊上所能搜集到的任何47种期刊加起来所不能比拟的。

在我随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访问、对各种听众的发表演讲、在四五所大学执教过程中，我对
这种在我看来不断发展的‘新生命’愈来愈感到兴趣。

”①周策纵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写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这
一章时，其标题用的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②他写道：“尽管在这几个月中（指五四运动—
——引者注），知识分子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是有限的，他们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成功。

在这段时期里，新知识分子与社会上的其他团体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的联系。

以前躲在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现在不得不走出来投身到公众集体中去。

各种事件使他们获得了与商人、职员、城市工人、实业家以及职业政治家和政党工作人员交往的经验。

通过这些冒风险的经历，新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必须制定‘到人民群众中去，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长远和广泛的计划。

这导致紧接着的一个
时期中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③实际上，就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来看，主要存在两种
模式，一种就是“五四模式”
，即启蒙运动推动救亡运动的兴起，救亡运动的兴起，又进一步推动启蒙运动的向前发展；另一种是“戊戌模式”
，即救亡运动推动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运动的兴起又进一步推动救亡运动的发展。

维新变法思潮首先是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潮兴起的，
这就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
，在从事“救亡图存”的宣传过程中，维新思想家们认识到，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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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刍议
①②③刘延芳1921年5月在天津的演讲，讲稿发表在基督教在中国的英文期刊《中国记录者》
上，转引自〔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第253页。

〔美〕周策纵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37页。

〔美〕周策纵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29页。

必须对他们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因为中国之所以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民智”未开，即中国人民还处于愚昧状态，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不高。

早在1895年，亦即“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兴起不久，
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便指出：国家救亡运动应以收权练兵为“标”
，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本”。

不治标“无以救急”，不治本则治标“不久亦将自废”
，如果本治好了，“标将自立”。

第二年他在修改此文时又进一步指出
：“民智者，富强之源，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开民智”也很重视，梁启超一再强调：一个国家如果不开民智，不育人
才
，“虽其举国而兵焉，犹之亡也”，反之，“虽无兵焉，犹之强也”。

①所以，“开民智”始终是维新思想家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创办报刊、成立学
会、兴办学堂、翻译西书，从广义而言，都是为了“开民智”。

而民智的开启，又对“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比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所宣传介绍的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对于唤醒国民奋发图强、自强保种的民族意识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而民族意识的唤醒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推动了“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五四模式”也好
，“戊戌模式”也罢，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救亡”与“启蒙”的关系，都不是谁压倒谁、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推动、彼此
促进的关系。

“救亡”与“启蒙”的这种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关系，实际上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由此决定的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反映。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二，一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受此矛盾所决定的近代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一是反帝，二是反封建，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过程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之过程的历
史。

如果说反帝是为了“救亡”的话，那么反封建就必须进行“启蒙”。

反帝和反封建，也即“救亡”和“启蒙”
，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
在某一时期或阶段
，“救亡”或“启蒙”的任务更突出些，比如九一八事变2
6近代史学刊（第22辑）
①梁启超
：《续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第11页。

之后尤其是七七事变之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这时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社会最主
要的矛盾，与此相一致
，“救亡”也就成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最主要的历史任务。

但这并非“救亡”对“启蒙”压制的结果，更非某个个人、某个政
党、某种政治力量的主观选择。

而且即使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
，“启蒙”也没有被“压倒”
，相反它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如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
”、“新启蒙运动”以及七七事变后文艺界掀起的“抗战文艺运动”等，都具有启蒙的思想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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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刍议
but they all experienced back-and-forths betw een idealistic pursuits and challenges in real-ity.Looking into the M ay-Fourth intellectuals experiences of marriage，w e not only reconstruct the thought processes tow ards their respective decisions .These histories of individual lives also shed new lights on the M ay-Fourth N ew Culture M ovement.
Keywords:M ay-Fourth M ovement;N ew Culture M ovement;Intellectuals;M arriage
Humble O pinion on N ew Culture M ovement ， M ay-Fourth M ovement and M ay-Fourth N ew Culture M ovement Zheng Dahua
Abstract:The usage of the M ay-Fourth N ew Culture M ovement is debatable.The M ay-Fourth M ovement w as an anti-imperialist patriotic movement in 1919.T he N ew C ul-ture M ovement w as an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movement between 1915and 1924.Fundam-entally speaking，they are tw o historical events of different natures and cannot b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the M ay-Fourth N ew Culture M ovement .After the M ay Fourth M ovement，the spread of M arxism and Chen Duxiu，Li Dazhao and others became early M arxists，w hich w ere not negated or misunderstood by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but further promoted and deep-ened. Salvationand Enlightenmentare tw 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y alw ays develop together，and there is no one w ho over-w helm or replaces another，but improves and promotes each other.
Keywords:N ew Culture M ovement;M ay-Fourth M ovement;M ay-Fourth N ew Culture M ovement;Salvation;Enlightenment
The N ew Culture M ovement and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 econstruction of Q u Yuan's Image W ang Yuhui
Abstract: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ulture，Q u Yuan's image experienced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aning of change from ancient to modern.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the image of Q u Yuan is related to the kingship and is defined as the loyal minis-ter .This image has been questioned since the late Q ing Dynasty.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 ew Culture M ovement，along w ith the Sorting out the N 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thoughts，Q u Yuan's image of loyal minister w as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ed.At the same time，Q u Yuan w as rebuilt as a person ，especially as a great man as a literary giant，poet，and littera-teur.The change of Q u Yuan's image reflects the alternation of old and new idea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and also w itnesse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sources .
Keywords:N ew Culture M ovement;Q u Yuan's Image;Culture Transformation;Decon-68
2近代史学刊（第2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