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盛京时报》的宣传策略

“九一八”后《盛京时报》的宣传策略
作者：齐辉李晶晶
来源：《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7期
《盛京时报》是日本在华创办的影响较大的中文报纸，被称为“东三省日人报纸之领袖”。

该报为日人中岛真雄创办，发行达38年之久。

学术界对《盛京时报》虽有论述，但对其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研究却暂付阙如。

作为日本在华宣传的重要报纸，《盛京时报》是如何报道和评论这一事件的，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偏袒日本的倾向性报道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先后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两次事件中，《盛京时报》竭力为日本辩护，对事件性质颠倒黑白。

在“万宝山事件”中，该报指责中方称，“是中国官员和地主的压迫虐待鲜人所致”。

在“中村事件”中，该报则连续发表“中村大尉虐杀事件，日侧急速解决方针”，“日上院与虐杀事件，各派均重视该事件”等消息，叫嚣“此次虐杀事件，为中国对日本傲慢态度之结果……切望当局(指日本当局1采取断然之处置”为日本侵略张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该报在9月20日报道了事件过程，是最早报道该事件的中文报纸之一。

《盛京时报》身处事变发生地，其报道被日本视为“权威”和“详实”，为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辩护。

对事变经过，该报以“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为题如下描述：“18日晚间，北大营一部分官兵炸毁柳条沟附近之南满铁路，因而引起中日两军之大冲突。

”在另一则报道中该报又以“炸路之华兵，曾被击退一次”为题报道称：“18日午后，北大营西方，突然有中国正规军，依将校指挥之下，炸毁南满铁路，并向日本守备巡逻兵一齐开枪攻击……华军遁走于北方”，“华军后又大举逆袭，亦被日军击退尾追，直冲北大营”。

在近百字的事件描述中，《盛京时报》的文字耐人寻味。

首先“炸路华兵”作为报道关键词被以大字方式突出。

其次，报道强调此事件是“将校指挥”下的北大营“中国正规军”所为。

最后报道称日军是在抵抗中国军队“逆袭”中，才冲人北大营的。

无论是文字编排形式还是内容，都意在说明九一八事变为中国军队有计划、有组织的寻衅行为，而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出于“自卫”，为日本占领沈阳提供了“合理依据”。

二、倒蒋反张，诱逼中国接受“直接谈判”
九一八事变后，《盛京时报》力图离间蒋张，用舆论动摇张学良和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基础。

《盛京时报》把“蒋、张”二人视为中日冲突的祸首，该报称：“九一八以前，中日悬案……达三百余件之多，交涉停顿，解决无期”，“时军阀与党人勾结，狼狈为奸，眼中并无日本，谓须将日本在东北之势力，彻底驱逐，诉诸武力，亦所不辞。

”对日本“中国方面早已取绝交之态度……迫使日本出于武力解决之一途”。

该报连篇累牍地批评蒋介石和张学良“丧城失地”，“不负责任”，“拱手无抵抗断送东三省”，“让国人蒙羞”。

事变中张学良、荣臻等地方将领也以“不抵抗为唯一护符，丝毫不负责任”。

对日政策是“无抵抗、无责任、无办法”。

《盛京时报》批评蒋、张的目的旨在搅乱国内政局，利用舆论压力迫使蒋张下野。

1931年底。

国联提出“锦州中立”案，日本诱逼中国直接谈判。

排斥国际干涉愿望更加迫切。

此后《盛京时报》对张学良的攻击更加激烈。

当张学良电令荣臻组织锦州防卫后。

该报称“小张之左右军阀，在遁逃之余……在锦州设立偏安的省政府”，“长此以往，彼此冲突，不可免，学良采取抵抗主义……锦州兵力只有五万，而在北平用以自卫之军十五万”，暗指张学良拥兵自保，锦州防卫不过为“蒙蔽国人”，用道听途说的谣传，破坏抗战将领的政治形象。

三、契合国人心态的“放言高论”
应当看到，《盛京时报》之所以能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崛起”。

既不是它偏袒日方的倾向性报道。

也不是对日本占领“合法性”的种种宣传，而是该报在此间利用国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

“适时”地引导和利用舆论，对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放言高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人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开始深刻反省国难成因，一时形成思潮。

在讨论中《盛京时报》将国难形成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国民党政治败坏。

该报指出：“中国不幸乃官吏风气太恶”，“一切祸源，由此而生”，“现在吏治，较清末尤败”。

而吏治的败坏在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不能容纳异己，开放言论。

该报指出，“常年戒严之下，言论丧失自由，官吏藏私狼藉。

而社会莫不敢言”：民国政府“税收奇重，亲民之官皆以民为鱼肉，尤须登报颂其政绩”，但当“天灾一至”则又“不负责任，无人敢言”。

该报还激烈抨击国民党政府执政能力低下，指出：“近年来有军而无党，吏治腐败更在想象之外”，国民党“以改革为号召，动辄以建设廉洁政府为言，政权之责任在谋国家与人民之谋利，而仅日廉洁则置木偶与殿座廉洁有何用?”针对政治改良的对策，该报提出：一、要言论自由，在舆论的监督下“贪官无利，赂有所畏，而俭达”；二、开放党禁“唯有容纳反对派”一切政党“请按竞争。

各寻正轨……许其存在对立，互相督责”；三、要“以法治国”，“与一切腐败，作殊死战”，“人人有怀刑之惧，则贪官污吏鲜”。

唯有如此，才能“创立新风气，表现新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盛京时报》将改良国内政治与对日问题联系在一起。

该报对国民党中的亲日分子颇为重视，指出目前国家面临“空前的压迫和外交困难”，若不实现派系和解，则“中华民国的寿命也要断送”。

派系和解方式是让国民党亲日派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分享政治权利，对“广东国民政府”，应一体“公正”对待，实行“廉洁政治”。

四、九一八事变与《盛京时报》的扩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利用《盛京时报》报业规模迅速扩张。

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创办各类报纸近20家，而同一时期国人自办的报纸也有20家。

如考虑到日本报刊中部分为日文报纸的因素，国人自办报刊在数量上应略占优势。

事实上，早些年《盛京时报》在东三省扩张势力曾遭到中国报人的抵制。

1922年，《盛京时报》在哈尔滨开办《大北新报》，哈埠报界联合呼吁“不租房给该报馆”，“禁送贺词”，“不看该报”，“不充当其员役”。

在华报竞争下，1921年《盛京时报》发行量仅2.5万份，难以垄断东北报业市场。

到九一八事变后，《盛京时报》则挟日本侵占东北之势，迅速扩张。

事变发生前，奉天发行的华文报纸《东三省民报》、《新民晚报》、《东北民众报》、《醒民报》等报纸就收到不许发表反日言论的恐吓。

事变后这些报纸或是关闭或被捣毁。

其中《新民晚报》作为《盛京时报》在奉天的主要竞争对手，曾驳斥过其不真实电讯。

九一八事变中该报即被日军接管。

日军占领吉林后，吉林省军政机关报《吉长日报》也因销量大减而关停，其市场空间被《盛京时报》所挤占。

1931年冬，《盛京时报》原会长佐原笃介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会晤，指出“目前满洲舆论界正处在危险时期”，希望本庄繁能采取对策控制东北舆论。

此后日本成立统管新闻宣传的机构弘报会，依靠《盛京时报》“向四千万民众晓以建国的理想，使其对未来抱希望”。

在弘报会领导下，1937年《盛京时报》兼并《大亚公报》、《民报》、《奉天公报》、《奉天日报》、《民生晚报》等华文报纸，成为东北第一大报纸，销量达18万份，对东北报业形成了垄断性控制。

结语
九一八事变前后《盛京时报》的言
论和报道充分表明该报是实行日本文化侵略的殖民机构。

它契合国人心态的舆论宣传极具迷惑性、隐蔽性和鼓动性。

根本目的是搅乱国际视听，颠覆国民党的政治权威，在民众中制造思想混乱，从而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