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墨子的思想比较研究

第9 卷第4期2009年12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en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V ol.9 No.4Dec.2009
2009-04-24
李占伟（1983—），男，河南漯河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李占伟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摘 要] 柏拉图与墨子分别是中西方具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同处轴心时代的两位哲学家虽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却有着一系列惊人相似的哲学、文艺思想：政治理想的“乌托邦”性、对“爱”的颂扬、文艺追求的宗教倾向等。

对这些相似性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了解中西方艺术审美与功利关系在历史维度上的异同。

[关键词] 柏拉图；墨子；乌托邦；爱；功利
[中图分类号] B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326(2009)04-0071-03
柏拉图与墨子的思想比较研究
A Comparison of Plato and MO Zi's Thought
LI Zhanwei
(Literature School,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Plato and MO Zi are two important philosophers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Although they had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critical times, they are surprisingly similar in philosophic and art view: such as the presentation of "Utopia" in their political ideal, the praise of "love", the religious trend in art pursuit and so on. An analysis on these similaritie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China and western aesthetics and utilitar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Key words: Plato; MO Zi; Utopia; Love; Utilitarian
柏拉图是西方哲学、美学真正源头的象征，墨子是中国科学、哲学发祥的摇篮。

柏拉图与墨子这两个哲学家在轴心时代分别谱写了中西方哲学的辉煌篇章。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不仅要共时地对中西方哲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也要历时地看待中西方文化与哲学的异同。

柏拉图与墨子的思想在“乌托邦”、“爱”的颂歌、审美与功利三个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

比较分析他们思想的相似之处，并努力同中求异，对于更深入管窥中西艺术在历史维度上的异同将不无裨益。

一 、从“乌托邦”出发
在西方哲学史、思想史、文艺史和美学史上，柏拉图的名字曾经如日中天。

美国精神领袖Emerson曾表示，只要拥有一本柏拉图《理想国》，就可以“烧掉所有的图书馆”[1]。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构造了其“乌托邦”世界。

罗素认为“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2]。

柏拉图从国家和处理公共事务的机关到人生基本生活
都进行了美好的设想，在自己的理想国中构造其美好的“乌托邦”：国家的正义，人民的正义，代表智者的哲学家来统治，具有美德的人来卫国等。

然而，在柏拉图所处的古希腊时代，贵族党和民主党的阶级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并且，柏拉图所一直推崇的贵族阶级处于失势的状态。

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其所构造的“理想国”必然是有阶级性的，带有政治光环的，有着“乌托邦”色彩的。

他站在维护贵族统治的立场上，针对代表民主势力的诡辩学者把诗当作寓言的论调，以及民主政治统治下的戏剧和一般文娱活动败坏风俗的罪状，要将诗人赶出理想国，而认为理想国的统治和教育者应该是哲学家。

其实，其所谓的“哲学家”就是代表贵族立场的统治者。

他认为当下代表民主派的统治环境根本就不适合“哲学家”的成长，在《国家篇》第六卷中有这样的描写：“每当民众聚集在会议、法庭、剧场、兵营，或在任何公共集会中，他们就利用这些场合大呼小叫，指责或赞许某些正在做的事或正在说的话，但总是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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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夸大其辞，加上喧哗、鼓掌、起哄，岩壁和会场的回声，使他们的言论变得更加声势浩大。

在这种场合下，你像一位年轻听众的心，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怎么会不活动呢？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个人教导能站得住脚，而不被众人指责或赞许的洪流冲走，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不随波逐流，大家说好他就说好，大家说坏他就说坏，大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进而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吗？”[3]484还有“这些‘教育家’和智者在无法用言词服众的时候就采用行动来强加于人。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用剥夺公民权、罚款和死刑来惩治不服的人吗？”[3]484在以上的描述中很容易看出，作为贵族党代表的柏拉图对于当权的民主党的巨大不满，他从政治立场出发构造其“乌托邦”世界，不能不说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毕竟代表着上层社会利益，因而能得到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和认可。

这也是其“乌托邦”思想能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墨子是从小生产者角度出发构造其“兼爱”世界的，其实在墨子之前的孔子就已经提出了“仁爱”的思想，但孔子的“仁爱”是有阶级性、差别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

所以，孔子的“仁爱”虽有理想性，但却不能构成“乌托邦”。

人们通常认为，被儒家纳入《礼记》中的《大同》篇实际上是墨家的思想。

这样看来，在实际意义上墨家学派才是中国“乌托邦”思想的肇始者，而最能体现其“乌托邦”思想的就是“兼爱”了。

梁启超在《墨学之根本观念——兼爱》一文中说：“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

”[4]这是一个无掠夺、无剥削、无压迫的劳动者们相互帮助、友爱互利的“理想国”。

但要明白“墨子将兼爱，常用兼相爱交相利连讲，必合起来，他的意思才明白。

兼相爱是理论，交相利才是实行这一理论的方法。

”[4]墨家所说的“兼爱”都是建筑在现实功利之上的：“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

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

为贤之道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5]70这看起来似乎矛盾的思想，实际上正是墨子为代表的小生产者从下至上想要为自己争得一杯羹的“乌托邦”理想。

因此，在构造理想“乌托邦”上，墨子与柏拉图在思想上有一定的相同之处，而最大的相同之处莫过于都是从功利性政治目的出发。

但由于墨子是从下至上，脱离了氏族血缘的宗法基础，因而其所要求不分亲疏的兼相爱思想便更具有“乌托邦”性质。

虽然墨子表现出了素朴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类幸福的终极关怀，但由于当时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要以暴力、私欲争夺的形式前进，因此，其所要推行的理想是注定没有市场的。

二 、“爱”的颂歌
柏拉图与墨子都对“爱”进行了大量的论述，为“爱”唱了大量的颂歌，但两者所论述的“爱”的实质内涵并不相同。

柏拉图主要是从狭义的“爱情”入手进行论述，而墨子主要是从社会意义“仁爱”的视角展开。

柏拉图的“爱”最终走向了普泛的意义，而墨子所谓的“爱”也内在的包含了狭义的内容。

并且，两者的“爱”在一开始都与善紧紧相连，而最后又都导向了一种宗教色彩。

柏拉图对“爱”的论述主要是在《会饮篇》中展开，其中的论述经历了人之间的爱情—人之间普遍的爱—神的爱这样的过程。

柏拉图对“爱”的论述充斥着其站在贵族立场上那种“爱”的颂扬和人道主义精神，也最为崇高地表达了其内心信念，即不可见的事物是永久的，是最重要的。

柏拉图的“爱”一开始是与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城邦或一支军队如果不是全部由相爱的人组成，它又如何能有一种很好的统治，使人人相互仿效，弃恶从善呢？”[3]214“爱是最古老的神，是诸神中最光荣的神，是人类一切善行和幸福的赐予者，无论对活人还是对亡灵都一样。

”[3]216“爱的威力是完整的，多方面的，强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但仅但爱，无论是天上的爱还是人间的爱，它的运作是公正的，节制的，以善为目的的时候，爱才能成为最伟大的力量。

”[3]225墨子对“爱”的论述主要是体现在《兼爱》篇中。

他也是从善出发来论述“爱”的。

“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

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中；父子相爱则孝慈；兄弟相爱则和调”[5]108，可见，他们都认为“爱”是产生善的原因。

柏拉图与墨子的“爱”最终都导向了一种宗教色彩。

柏拉图通过对神的“爱”的论述来完成，墨子则是通过“天志”来体现。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阿伽松之口说：“我认为此前各位的发言都在努力庆贺人类从爱神那里得来的幸福，而几乎忘了赞美爱神本身，根本就没有说明这位造福于人类的神祗的本性。

”[3]233“我首先要说的是，诸神都是有福的，因为他是最可爱的，最优秀的。

”[3]225从而他把“爱”与神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墨子在《天志篇》中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

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也？子墨子言曰：其上事尊上，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

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

”[5]212墨子把“爱”最终导向“天”，其功利意义是很明显的。

墨子意识到，作为一个小生产者，要想使自己的学说得以践用和推广，找一个神秘的宗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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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说，他们又分别是中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肇始者。

与墨子相比较，柏拉图的“爱”没有停留在善的阶段，而是推进到美的追求。

柏拉图指出：“当原先那种对美少年的爱引导我们的候选人通过内心的观照到达那种普世之爱时，他就已经接近终极启示了。

这是他被引导或接近和进入爱的圣地的惟一道路。

从个别的美开始探求一般的美，他一定能找到登天之梯，一步步上升，也就是说，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从两个美的形体到所有美的形体，从形体之美到体制之美，从体制之美到知识之美，最后再从知识之美进到仅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最终明白什么是美。

”[3]254其《会饮篇》中这样的论述比比皆是。

三、审美与功利
学者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柏拉图在西方是第一人明确地把政治教育效果定做文艺的评价标准的……”[6]学者李泽厚和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中则指出：“在中国美学史上，有关美的本质的各个问题，是在一个有机的历史过程中展开出来的，其中第一个明确提出美与功利的关系问题的正是墨家。

”[7]这样的总结是中肯的，也是符合中西方美学发展史的。

在古希腊，真正的把政治和教育效果定作文艺评价标准的应该说柏拉图是第一人。

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便是这种思想的最集中体现。

柏拉图之所以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诗歌不能给人以真理，模仿的只是影子的影子，它与真理隔着两层。

二是从对青少年的教育出发，对一切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诗歌，要禁止流传。

三是诗歌对人产生伤风败俗的影响，容易激发人性中非理性的成分，摆脱理性的控制。

柏拉图指出：“爱情、愤怒，以及心灵的其他各种欲望和苦乐与我们的所有行为相伴随，诗歌在模仿这些情感时对我们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当我们必须让这些情感枯萎死亡的时候，诗歌却在给它们浇水施肥；当我们必须统治情感，以便我们可以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糟糕、更可悲的时候，诗歌却让情感统治了我们。

”[3]630这里的诗歌包括史诗、悲喜剧、抒情诗、音乐等。

柏拉图对诗歌不满，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对悲喜剧和音乐的仇恨。

因为在柏拉图时代，希腊戏剧虽然已渐近尾声，但仍然是希腊公民的一个消遣方式，柏拉图对它非常不满，认为它迎合群众的低级趣味，伤风败俗。

在《法篇》中还造了一个“剧场政体”词来表现观众的势力，认为它代替了古老的贵族政体，危及到了贵族的利益。

柏拉图不但从维护贵族政治统治的立场出发，还从教育的观点出发，将诗歌否定，将诗人“撒上香水，戴上桂冠”送出了理想国。

在先秦，首先把社会功利的观点运用到美学和文艺上的应该是儒家，而不是墨家。

但儒学强调的是美与善的统一，美是善的附属物。

而墨子则是第一个从对立的角度，把审美与功利问题尖锐地提出来的人。

其实，墨子并不是不知道文艺的消遣、娱乐的功能。

《非乐上》曰：“是故子墨子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

”[5]270但为何墨子又要反对它们呢？这便是墨子在功利主义上的明显体现罢了。

墨子着眼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着眼于君王政治统治，在《非乐上》中从各方面申述了“非乐”的理由。

一是进行音乐活动时要制造乐器，而制造乐器就必须搜刮老百姓的财富。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

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

’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

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5]271二是乐器造好之后，进行音乐活动时不论欣赏还是弹奏，都会花去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给社会和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

“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

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

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

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绞丝＋壬）之事。

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5]273-275墨子的“非乐”，从社会的审美和文艺活动的领域有力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贫富对立、剥削与被剥削的尖锐矛盾，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其站在实用功利立场上，对文艺的全部否定，又不能不说是其小生产者局限性的体现。

柏拉图自上而下的代表贵族阶级的文艺美学观点，虽然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但他毕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因此，他还是被重视和被推崇的，加之在柏拉图那个时代又正好是文艺向哲学过渡的时代，又为这个西方本体论哲学的肇始者提供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平台。

所以，不论在古希腊还是在后来的西方，柏拉图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也正是因为它的巨大影响在某些方面局限了西方文艺、美学的发展。

（下转第77页）（上接第73页）尤其是柏拉图为文艺确立的政治教育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艺术的自律性和审美性，束缚了西方文学艺术上千年之久。

直到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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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占领地区的战略支援责任的丧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三个条件组合成了力量均势破坏的重要条件。

唐朝、吐蕃、天竺几大政权的友好合作与交流是公元7—8世纪青藏高原边缘地带政权关系的主流，而战争与对峙是支流。

将战争与对峙列入支流并不能否定研究这一支流的重要意义。

正是研究如何避免战争与对峙，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才能够使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关系稳定、持久地占据主流地位，促进和谐世界的到来。

徐 亮：茶镈
和罗城战役及唐贞观年间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力量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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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责任编辑：陈增杰]
在一定程度上为文艺脱去了沉重的枷锁和桎梏。

相比较之下，墨子是从下至上的代表小生产者利益。

那么他就无法迎合统治者的利益。

这也注定墨家学派无法以主流意识形态推广。

但墨子以功利的标准来评判文学艺术的思想的影响一直潜在地进行着，尤以他在《非命上》中提出的“三表”为典型。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非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5]283他强调立言著文要考虑客观上对于政治的实际效果，这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后世的“发愤著书”、“文艺载道”等是墨子思想的延续和引申。

墨家对中国政治、经济、科学、逻辑学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方的文学艺术在一开
始的批评标准都是“伦理”先行，只不过中国是潜在的、委婉的，融进情里边的，而在西方则是外在的、直接的，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的。

总之，柏拉图与墨子，这两位同处于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几千年前在不同地域里表达了这一系列惊人相似的思想。

但他们的思想由于所处的地位及社会背景的不同，遭到了不同的待遇。

对两者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仍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管窥中西方艺术审美与功利关系在历史纬度上异同的平台，仍然会给我们带来不少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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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责任编辑：曹小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