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民营企业发展与政府间的关系

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强化和改善公共关系
目前，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开始关注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及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任何政策及理念的实施落实都需要一个过程。

面对一个法制环境尚需进一步完善的中国市场环境，企业家们该如何把握新时代的政商关系，仍是很多人的困惑。

民营企业家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同时也是最为脆弱的一个群体。

来自各方面的危机都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甚至企业家的存亡。

在目睹了许多民营企业的兴衰之后体会到民营企业家的坚强与脆弱也感受到了坚定与困惑。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场不相信眼泪”是永恒的定律。

作为一个企业的总舵手，他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随时应对市场变幻。

但在企业的“改革、转型、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处理公共关系的尴尬。

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要注意处理好的几大关系中，“政商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企业发展与政府间的关系是众所熟知，但也却是最难把握，所有的商业关系无不涉及政府，“政商关系”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见。

谈到政商关系，很多企业家都会滔滔不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经验。

“政商关系”究竟是什么，不是简单的“拉关系、跑路子”，而是如何真正在企业与政府间搭建一个沟通桥梁，使企业与政府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一、如何掌握企业家与政府有关领导的关系
中国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出发点的变革，让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公民意识也在逐步觉醒。

当然，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由于政府的资源是逐渐“漏出”，很多政府垄断的领域是逐渐对民间资本开放，因此在经济改革初期，谁先掌握了这些资源，谁就有机会获取财富，造成的结果是，很多与政府官员靠的很近的人，或者善于政府公关的人先富了起来，只因为“中国人最喜欢也最擅长搞关系，有了关系一切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有关系。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关系经”。

谈到如何“与各级政府及领导搞好关系”民营企业并不陌生，每个人在处理这个关系时，都有自己的一套“关系经”。

(一)政商贴面舞，人散尽曲未终
“与政府领导的关系是哥们关系，而日常维系感情的原始股是酒精。

国税、地税工商环保黑社会，一网打尽，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会义气相助。

”按此规律行事的企业老板并不少见。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地方，地方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关系已经异化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有些狂妄的企业家吹嘘，地方政府官员只不过是企业养的一条狗，董事长可以随时呼唤地方政府官员为自己办事。

另一方面，在转轨时期制度的夹缝中，在“官商”情节的笼罩下，中国的某些企业家和某些官员也陷入了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中，靠权力资源发达起来的企业家一方面想摆脱官场力量的纠缠，以示自己的财富干净和透明，另一方面，又怕因失去权力资源，自己的财富变的不安全，害怕别的企业家获得这些资源后迎头赶上自己，处于一种犹疑和彷徨中。

企业家与部门领导“零距离”接触，不可否认会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给予—些特别关照，但同时这也是一种风险极大的投资，当老板和领导亲密无间到一根绳子栓起来，说不定哪天出事也就一同载了进去。

很多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最终还是垮掉了，其原因就是“碰到了一个糊涂妈”。

这个“糊涂妈”能够干涉企业的经营，而企业为了满足她的偏好“做大做强”，涉足不擅长的行业、盲目追加投资。

弄的家底耗尽，苟延残喘。

“官商”关系若即若离，官商之间确立良好动机作为出发点，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二)平日不烧香，难以抱佛脚?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也有很多企业家因为性格、或者是因为具有“明哲保身”的态度等等因素而与政府及政府领导保持着距离。

因为有了这种距离的存在，所以就减少了很多不必
要的应酬和牵扯。

也因为有了这种距离的存在，也就少了一些关爱和机会。

虽然暂且还是很难为这种距离是否真的会产生美下个定论，但是也有企业家表示，这种距离带给自己一些缺憾。

在2003年，谈到企业家灾祸就不能不提孙大午的名字。

孙大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即近不惑之年的孙大午在当地人眼中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

1985年，他和妻子承包了家乡一块被称为“憋闷疙瘩”的荒地，靠养殖1000只鸡、50头猪起家，至今发展成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过亿。

虽然事业上很成功，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这并不能代表他“做人”的成功。

首先，他很“抠门”，在对外交往上，他的公司每年基本没有什么招待费，因为他从来不请客。

就算逢年过节给一些单位送点年礼，也都是十几元一箱的鸡蛋。

因此在当地有个说法，能吃上孙大午送的鸡蛋非常难。

此外，平时孙大午喜欢和学术界的名流交往，“不屑”与政界人土交往，这使一些人感觉孙很清高，很狂。

除此之外，他不愿意苟且，不愿意贿赂别人。

甚至采购他的商品他也不愿给任何回扣。

为此，他也没有少吃“苦头”。

迄今为止，大午集团仅获得两笔政策性贷款共计430~-元。

同为民营企业，徐水县的巨力集团从起步时的2000元发展到2亿元，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是国家金融机构贷款，由县政府出面协调。

但在徐水县民间口碑甚佳的孙大年尚未走同这条道路。

尽管曾经担任农信社负责人，但在贷款事项上，孙大午被人讥笑为“迂腐”。

孙大午曾经这样感叹贷款之难，“我的企业固定资产上亿，但我贷不出钱，去年年底饲料厂需要50万，我手头有一个100万三月份到期的存款，差一个月，为了节省3000块的利息，我拿着存单去抵押，想在银行贷50万，银行却需要整个董事会的成员都签字，我说那就算了。

事实上，好多企业根本贷不出钱，因为要有10％到15％的回扣。

三年前我建了一个葡萄园，保定市立项，投资1200万，让我贷600万，我同意了，花几万也值得，但没贷下来，现在我的葡萄都丰产了，但我连一分贷款也没拿着。

”孙大午的率直已经超过许多人可以理解的范围，据他手下工作人员讲：“在葡萄园的事情上，他在别人的劝说下终于忍不住低头走后门，给当地信用社的人送了10000元。

但是10000元太少，没办成事。

按照很多人的生活经验，这钱也就算了，也算是铺铺路。

可是董事长很气愤，非要把这10000元钱要回来，最后终于要回了6000元。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给信用社任何关系疏通，当然，贷款也年年都没有批下来。

”
率直、刚毅、不屈服，这些是作为一个军人的优秀品质。

可是作为一个商人而言，实现企业发展、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是根本，在此要求下学会妥协和让步也是一个商人所应该具备的。

而军人出身、如今又从商的孙大午似乎并没有在这两者之中找到一个恰当的融合。

无论他的这种刚毅秉直对将来意味着什么，眼下看来他却不免要成为以牺牲利益为代价换取。

老一辈传下来的一句老话叫，“平时多烧香，临时才可抱佛脚”。

(三)掀起盖头来，让我看清你的脸
离领导太远，人家不认识你。

和政治缠绕过紧，特别是和个别官员“零距离”接触的企业家，也往往会因此而“马失前蹄”。

和政治过于贴近，就往往忘记了商人的本分，不在商业才能上长进，常想靠权力资源获利撑腰，或许风光一时，却难逃以身饲虎的结局。

就连被誉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尚不能在此道路上全身以退，使胡雪岩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斗争中，成为李鸿章发出了“倒左必先倒胡”的密令，从而使胡雪岩最终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与孙大午的“不合作”态度相反，乔金岭在众多的社会角色间换来换去，长袖善舞，企业的发展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他对于这些相互冲突的角色扮演越是长久，内心的焦虑也越发强烈。

因为很多角色的扮演可能跟自己的道德要求不一致，甚至是内心深深厌恶的。

人的自由并不在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在于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他的“外圆内方”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这便形成了他内心的焦虑和长期的压抑。

也许正因如此，孙大午可以气昂昂走进看守所，乔却在强烈的内心冲突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
代价，官商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短期内就可解决的需要思想转变，更需要制度建设，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应为这场变革承担相应责任。

那么企业家应该如何掌握这种关系。

民营企业的成功与政府及领导密不可分，但是具体到企业家应该如何掌握这种关系。

来自浙江温州的一位老板作了很形象的比喻：“民营企业与政府领导间的关系应该掌握好火候，这一点很重要。

太凉了的时候，就加点热水，太热的时候就加一点凉水。

”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应该若即若离，也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企业家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和动机，才会实现经济环境的良性发展。

二、如何掌握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世界范围内，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为企业家们所重视和依赖，政府和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

100多年前，著名的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开山之父卡尔本茨先生就对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

一些世界知名企业也将与当地政府处理好关系，放在拓展市场的首要工作。

如柯达公司与政府关系使命声明：“和中国各级政府建立友好相互信任和可持续的关系，并利用这种关系促成有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法规和做法，同时增强柯达目前和未来的商业机会以及保护柯达在大中华区的投资。

”同样国内民营企业大多也对这种政府与企业关系非常重视。

来自沈阳的林总说：“我的企业是民营股份制有限公司，在这个行业内能在全国排到前五位。

政府对我们企业也非常重视和支持，给我们解决了几百万的低息贷款，在竞争中我们靠自己的产品质量赢得市场，市场运营环境上则要靠政府为我们解决后顾之忧。

所以我们认为与政府保持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四川内江的老板表示：“企业发展要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依附于政府，企业与政府是发展整体。

政府靠企业给税收，而企业则要靠政府给予宽松的环境。

”
中国民营企业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微妙的，它是民营企业最重要的生死存亡关系。

在面对地方政府“不作为”时，很多民营企业主发出无奈的感慨：辽宁的陈总说：“谈到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我感觉有些地方政府缺乏诚信，在欠款的问题上象个骗子。

现在我们企业经营难度很大，政府这边的欠款一直要不回来，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

我们刚开始做项目时，政府还很支持，可后来要款了，大家互相扯皮谁都不给，象皮球一样把我们踢来踢去，我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难言。

”另外还有很多企业家表示在投资环境及政府政策的具体落实上，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

浙江台州的黄总说：“企业征地50多亩，但是执照一年才给办了下来。

如果企业大的话，就有可能办得快一些。

”还有些企业家表示“政府有好的发展民营企业的政策，可落实到职能部门时，总是推三阻四，有理由拒绝我们，‘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部分民营企业在原始积累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违规甚至“违法”行为。

这种“原罪”迫使一些民企利用各种手段去拉扰甚至是腐蚀政府的某些人员，而这些手段所产生的新问题恶性循环之后，企业在面对政府时是不平等的心虚，而扭曲的政企关系不仅仅让一些民营企业家日常工作的中心之一是钻营政府关系，不断地处心积虑地去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与保护，与之对应的是企业自身逐步脱离真正赖以生存的市场基础。

三、企业怎样建立与政府的平等关系?
(一)避免与政府问的矛盾冲突，学会与政府谈判
2003年7月5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被逮捕，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最终孙大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执行并处罚金十万元。

”在事隔多日之后，孙大午背负罪名回家了。

但孙大午仍然强调自己不会因为一场诉讼而改变做人的原则，而身边的人则为此感到担心。

行伍出身的孙大午在部队从营职到连职，最后到代理排长，这与其他人的轨迹相逆。

孙大午自1985年开始一手缔造了下辖五个公司、一所中学的大午集团，并在1995年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

有人说孙大午这次出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只是一个导火线，更深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言语上的“不检点”和行为上的“特立独行”。

孙大午的大儿子孙蒙更是直言：“我父亲这次完全是因言获罪。

”大午集团及孙本人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与执法机关多有过节，但孙却常常固执己见。

1997年大午集团与徐水县税务局发生税务纷争，导致两个银行账户被查封，资金被划拨，虽然县委、县政府以“维护安定团结”为由居中协调，但孙大午仍将对集团加收滞纳金的上级地税局告上法院，并举报时任保定市地税局稽查局局长的姜涛滥用职权。

此外，大午集团与当地工商局、卫生局、技术监督部门之间也曾有冲突。

在徐水知道孙大午的人都知道他个性很强，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常常与人意见相左，甚至发生过被人用铁棍打昏并致右手大拇指粉碎性骨折的事件。

另一方面，孙大牛一直关注“三农”问题。

他受邀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讲时，直言现在农村有八座大山，农民和农村企业在发展中受到很多限制。

在一次与专家的座谈中，孙大午更是对银行的职能进行了质疑，认为银行因为担心收不回款，现在根本不给农村放贷，如果银行光从农村吸收存款，而农村又没有自己的造血功能，发展很成问题。

无论孙大牛是因何获罪，他目前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是背负的罪名及罚金，因此事件而受牵连的两个弟弟尚未出来显然是让他更为揪心。

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虽然生性率直的他言称：“并不会因此事而改变做事的风格。

”但这着实让关注他的人为此捏了一把汗。

2003年对于内蒙的于总来说，也是充满波折的一年。

于总的企业在当地也是颇具规模。

当年于总从政府下海，放弃一个安定的生活和官衔，由仕而商让很多人都不理解。

但是凭着自己多年在政府机关做事而练就的一身本领以及良好的人际网，他的企业很快就红火了起来，在当地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此时，于总又收购了市里的一个老商场，将它重新装修后成立一个鞋城分租给个体商户，马上让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商业楼重新焕发了生命的光彩。

正在事业做的红火之时，让于总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会在这个鞋城上翻了一个大跟斗，而且对手还是政府。

这个跟头不仅让他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苦闷的三个月，更让他将企业也搭了进去，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他收购商场后，签约十年，正当商场运营稳定，生意日见红火之时，他却被告之此楼已被转租给一个香港老板，虽是拿着一纸合同却一文不值，生性倔强不服输的他将政府告上了法庭。

法院判决政府赔偿其损失共计两百余万元，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边判决书还没有捂热，他转眼间又由原告变成被告。

因涉嫌偷税、漏税而被拘留。

狱中的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有一种窒息的孤独还有茫然。

大冬天一盆水会从你头上浇下来，狱中犯人的欺压让他尝到了肉体上的苦痛，但对他来说最痛苦的折磨来自心灵，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明自己有理为何到了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刚开始进去时，自己还算清醒可时间久了，竟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忘了。

”
在家人与朋友的帮助下，他被获保释，但是出来之后他并没有丝毫的轻松，判决的款项至今一分未给，商城租户为此跟他没完没了，而另一方又放出消息，只要他再提这事，马上追究他偷税漏税的刑事责任。

一个一米八几、体重二百多斤的汉子，一个在政府工作多年的自认为深谙政府关系的人，在如此境地下，也不得不屈服：“我现在也算知道了，民不与官斗，当初根本不该这样义气用事，或许还可以有别的解决方式，也不至于落到今天下场。

”只是还在忐忑不安的等待着是否予以追究法律责任的日子里，他已犹如惊弓之鸟，不要说做企业，日常生活中也是慌乱无终，未来的路在哪里应该如何走下去，对他而言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应该说国家与政府现在是非常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仍有部分地方政府在一些地方，政府职能仍处于一个高度“人治”状态，这使得政策不能顺利实施，这种高度集权又使企业与政府之间处于一种微妙境地。

我们的地方官员思想及政府职能必须转变，但同时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更应考虑在这种环境
下，如何能够避免损失尽可能达到“双赢”。

近来国内一位区域经济学者指出，“官”、“商”关系十分融洽是浙江民营企业能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业内人士进一步分析说，浙商们的政治立场稳健可靠，态度谨慎。

不过激也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

浙商在领会贯彻方面重实效而不赶时髦。

浙江的私企党建是全国的典型，与地方政府保持有距离的融洽关系。

同时，浙江地方政府也比较开明。

因此，浙商中间因为政治上，政策上出问题的相当少见。

对于以上两个案例凸现了所出现的问题，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民营经济是“领导干部观念转变”经济，民营经济是老百姓的经济，哪里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

民营经济是短缺经济，同时民营经济也是候鸟型经济，哪里的投资环境好民营经济就会飞到哪里去，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真正为民营企业所想。

同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应该认识到，我国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心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但在具体的政策落实、思想理念的转变上仍需一个过程，而我们民营经济应该是沙漠中的一棵大树，经风雨抗干旱，大树多了成为树林，又会进一步改造沙漠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应学会站在政府的立场想他所想，思他所思，惟有这样才能有可能影响政府的思维和决策。

正如一个企业绝对不能背弃顾客一样。

对政府来说也是如此。

处理好与政府间的矛盾，首先要避免与政府之间造成矛盾。

这需要民营企业家学习和了解政府政策及政府各级的运转模式。

其次要学会与政府谈判。

大连韩伟企业集团董事长韩伟企业家认为“作为企业家当然要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我认为我们之间应是一种共同利益关系。

打个比方，我是董事长，有个部门经理，他老是抱怨发牢骚。

我只能炒掉他，他会抱怨说意见总不被采纳，我也会说他没有水平，我们各说各的道理，而一个优秀的员工，会主动把他的想法和老总沟通：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做讲道理摆事实来说服老总，其实每个企业的发展都需要更好的建议意见。

一个企业能做成绝对不是一个董事长能行的，它靠的是团队的力量和作用。

现在，地方政府都在绞尽脑汁发展经济，我们要争取到它的支持，只有把企业做好事情做好了，地方政府肯定会关注我们，这个企业不错啁，很好的苗子，然后再争取政府的支持，政府是一种公共资源，谁都可以去争取，获得它的支持。

关键是怎样获得，当然不能通过抱怨发牢骚去获得了。

”中国的民营经济虽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不断传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贵州民营企业新源公司本来是一家负债累累的国有商场，商场从1996年到1998年通过职工现金购股，分两步改制成私有企业，其改制经验还被省领导充分肯定。

但是七年之后，当新派公司还清了改制前商场欠下的74万元贷款，消化了原商场积压的42万元商品后，贵阳市政府却于2002年1月14日，将新源公司收编为国有控股企业。

当企业与政府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如何解决?多数企业家都认为，宁可“舍小为大，息事宁人”。

浙江温州的李总说：“做企业就要学会‘好汉要吃眼前亏’在处理与政府等的关系上，则要夹着尾巴做人，始终保持谦虚低调。

”浙江台州的张总也表示“企业与政府间没有大的碰撞，就不要与政府打官司”“商不与官斗，躲躲避避不要直接接触是上策”民营企业的发展要靠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互动来实现。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权力不是谁给的，而是利益主体争取的。

落实到具体问题上，需要民营企业自己来争取。

过去，解决利益冲突采取的是比较隐晦的办法。

比如通过政府内部的渠道，通过一层层上报、一层层讨论来解决。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在前一阶段体制条件下解决各种问题的一个过程和方法。

随着未来中国法制化的逐步完善，逐步会把许多事情公开化，进行讨论把问题摆到法庭上解决。

在与政府发生利益冲突时，避免与政府的直接冲突。

民不与官斗，但不是说要不保护企业权利，而是要讲究策略。

在处理与政府矛盾，避免硬碰硬：“学会与政府谈判”。

假设于总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能够与政府进行协商通过资源的置换来得到补偿，也许不失为上策。

“孙大午案”眼下尚未有定论，大午集团的命运也很难预测，作为孙大年代理律师的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