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西方农学著作的译介优先出版

收稿日期：
2016－02－2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青年基金“晚清官书局再研究”（15YJC770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晓霞（1985-），女，山西运城人，讲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出版文化史。

①熊月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详见《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邹振环《傅兰雅与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张增一《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3期；王扬宗《江南制造局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霍有光《交大馆藏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概貌及其价值》，《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②赵少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晚清西史译介》（《学术探索》2010年第5期）和《略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西史译介活动》（《历史档案》2011年第4期）专门研究翻译馆对西方史学的译介；胡浩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方物理学知识在华传播》（《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研究翻译馆对西方物理学知识的译介。

③冯志杰《晚清农学书刊出版研究》，《中国农史》2006年第5期；潘吉星《清代出版的农业化学专著——
—〈农务化学问答〉》，《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王红霞《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等提及翻译馆的农学类著作。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西方农学著作的译介
王晓霞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社科部，
天津300222）摘要：甲午战争之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着手翻译农学著作。

这一转变与晚清传统农业面临的困境、有识之士的呼
吁、朝野上下自强的呼声有关。

翻译馆共译介了10部农学著作，均为欧美国家较有影响的著作，向时人介绍了近代西方农业的发展成果及较为实用的农学知识。

这些著作的译介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在一定程度上被寄予了政治改革的期许。

关键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农学著作；近代西方；译介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3－0054－06
2016年5月
保定学院学报May ，2016第29卷第3期JOURNAL OF BAODING UNIVERSITY Vol．29No．3
DOI:10.13747/ki.bdxyxb.2016.03.008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晚清时期的官方译书机构，在近代化知识的编译和传播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其所译介的著作涉及诸多学科门类，如船政、工程、格致、化学、声学、医学、算学、史志、电学、图学、农学等。

学界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研究已有较多成果①，但较少学者关注翻译馆与某个具体学科的关系②。

尽管不少学者研究晚清农学时提及翻译馆农学著作的译介③，但目前尚无专门研究的成果。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翻译馆译刻的农学书籍，对翻译馆译介西方农学著作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译介农学著作的动因
同治七年
（1868），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下简称翻译馆）正式建立。

其设立与洋务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设立江南制造局。

而制造“洋枪洋炮”在当时并无专门的人才，曾国藩等官员便开始广纳贤能，访求“晓制造与格致之事者”，以求“考究泰西制造与格致所有益国之事”。

徐寿、华蘅芳等学者应邀入局。

他们建议设立“总办”，以便“考西学之法”，“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
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1]12。

这个建议得到曾国藩的许可。

他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2]5646，
高薪聘请外国传教士，
“在局内所设之编译馆专办译书之事”，翻译馆由此设立。

翻译馆译书采用西译中述的方法。

至于译书内容，似乎是由外国译员提出初步意见，然后由清政府
王晓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西方农学著作的译介
官员包括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南制造局总办等人最后拍板[3]496。

当时所译的书籍，大多是馆内“紧用之书”以及“零件新书”。

傅兰雅说：“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

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为讲求。

”[1]17据研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和刊书最多的一个时期是从开办到1880年的数十年[4]。

其所翻译的诸多著作，“有专门学术之全部，如医学、化学、算学、天文学、矿学、矿务工程学、地质学、造船学、陆海军学、药学等是也”[5]，但并未涉及任何农学内容。

其真正开始翻译农学书籍则最早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翻译馆转而译刻西方农学著作，与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形势的转变有直接关系。

甲午战后，清政府面临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国原材料的掠夺和商品倾销，农村的自然经济受到巨大的冲击，加之天灾人祸的影响，农业生产每况愈下，民生日艰。

以田赋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清政府，陷入了国用匮绌的窘境，“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6]6，传统农业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凸现，例如生产技术的落后，农具笨拙，耕作方法陈旧，农作物品种单一，种植观念落后等等[7]。

晚清以降，有识之士在目睹西方农业现代化之后，改革传统农业的呼声越来越高。

光绪四年（1878），郭嵩焘出使英国时，观察到“西洋树木之葱茂，所至皆然，中国植蓄之方，盖远不如”[8]659。

光绪十七年（1891），薛福成认为“广种植以兴农利，肥田之料，须本西人格致之学”[9]493，感叹近代机械化生产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近年洋货骤赢，土货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

盖其为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10]261。

而改革传统农业从何处着手，有识之士纷纷献言献策，主张欲富国家，必先兴农业。

梁启超说道：“中国患不务农耳，果能务农，岂忧贫哉。

今之谈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富国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图末，无惑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

”[11]129而有识之士认为欲振农业，必译西学，设立农会。

因此，要求设立农会，翻译西书的呼声不绝于耳。

康有为认为：“外国讲求树艺，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择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楛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

”[12]143-144
在有识之士呼吁之下，清廷亦重视农业问题，思考传统农业的出路。

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謇请求朝廷重视农业发展，强调农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说道：“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

”[12]308-309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谕：“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力者尚多，著各省督抚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才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要求翻译农学书籍，“上海今日并设农学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严颁行。

其外洋农学诸书，并著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13]229。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强调农业为立国之本，“中国以农立国。

……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

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针对农业发展停滞不前的问题，呼吁重视农学书籍的翻译，“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

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

查外国讲求农学者，以法美为优，然译本尚少”[14]1436-1437。

在时人看来，农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

只有大力发展农业，引进和学习近代西方农业技术，国家才有富强的可能，才可能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

不惟如此，更有甚者将译书视为国家自强的表现，“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11]123，“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15]52，尤其注重农学著作的翻译，梁启超认为：“欲兴自然之利，则农学为本。

今西人种植之法，粪溉之法，畜牧之法，渔泽之法及各种农具，皆日新月异。

李提摩太谓中国欲开地利，苟参用西法，则民间所入可骤增一倍，补益可谓机大矣。

然旧译农书不过数种，且皆简略，末从取资，故译农书为当务之急也。

”[11]70
由是观之，翻译馆译介西方农学著作是当时社会形势使然，更是时人寻求救国自强之道的强烈诉求。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有识之士寻求救国之道，将目光投向当时日益严重的农业问题，试图从
保定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农业寻求突破口，意欲通过仿效西方设立农会，振兴农业，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清廷试图通过翻译西方农学著作，介绍近代西方的农业技术知识，解决当时农业面临的困境，缓解当时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正是在政府、有识之士、民间多种力量的推动之下，作为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官方编译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始译介西方农学著作。

二、西方农学著作的译介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到底翻译了多少种农学著作？学者们说法不一①。

笔者根据1905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记》、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11年的《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仔细对比分析，认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共编译西方农学著作10部。

以下对各本译作的具体情况逐一进行说明。

《农学初级》，一卷，英旦尔恒理著，秀耀春口译，范熙庸笔述，光绪二十四年（1898）本[16]。

译者依照1878和1897年两版英文著作进行编译，共分10章。

第一章到第五章依照1878年版，其中第二章后附加新版“论种子”，第六章至第十章按照新版著作进行翻译。

书中介绍土壤、植物、肥料的基本构成、种类及特性；制造肥料法；耕地的益处及不同土质的耕地法；轮种法；“善待牲类”的重要性及方法；“农务撙节各法”，涉及到“杀虫法，引阳光法、玻璃罩法，施放电气法，汽机取水，电机犁田法”，被称为“农学所从入手也”[17]。

《意大利蚕书》，意大利丹吐鲁著，傅兰雅、傅绍兰口译，汪振声、赵元益笔述，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

该书原本为意大利文，英国为推广蚕桑养殖，增加国家财富，于1825年将其翻译成英文。

翻译馆选择的《意大利蚕书》来自英国的版本。

全书共分15章，主要介绍“蚕”“桑叶”及吐丝蚕、可食的桑叶的特征；蚕在各个阶段生长、发育、吐丝、“成茧、收茧、存茧与茧减重各事”及蚕子的存放方法；养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疾病及原因，以及“免病法”；养蚕所需工具及房间要求；讨论养蚕的收益及对国家财富增长的贡献[18]。

《农务化学问答》，英国仲斯敦著，秀耀春口译，范熙庸笔述，光绪乙亥年（1899）刊。

该书共有23章，分上、下两卷，上卷内容包括第一章至第十四章，下卷包括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三章，涉及动植物、土壤的构成元素；光合作用原理；水的组成元素；介绍铁、钾、镁、钙、锰、铝、硫等化学元素在土壤中的作用；深耕的益处；灌溉及土壤增肥法；植物、动物肥料的形成原理、种类及特征；牛乳的组成元素及制作方法等。

另外，此书采用问答的形式，将所要论述的内容分解为不同的问题，有问有答，区别于传统农学著作的写作方式。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书中还配有插图，形象地论述相关问题[19]。

《农务土质论》，美国金福兰格令希兰原著，卫理口译，汪振声笔述，光绪庚子年（1900）刊。

全书分3卷，共12章，“以农务土质为最要之事，以为考求者之指南焉”。

第一卷共分两章，“土之性质、职分、来原、耗费”，“论土之疏密与融合及各种之形”。

第二卷共有四章，“论土内氮气”，“论毛管吸力消化匀布透皮搀和”，“论土内之水”，“论保守土内之水”。

第三卷共有五章，“论植物根如何分布于土内”，“论土之热度”，“论空气与土之相关”，“论田庄开沟泄水之事”，“论灌溉”，“论耕及壅肥之功用”。

书末附有45张插图，较为直观地展示书中内容[20]。

《农务要书简明目录》，英国傅兰雅口译，上海王树善笔述，新阳赵元益校正，光绪辛丑年（1901）刊。

编纂此书是因为，“中国今日搜译西书，莫亟于译农务学书。

盖西国农务各书，大抵浅近而易行、切实而有用也。

然而农务之所包者甚广，分门别类，各有专家，家各有书，详略不等。

西国通人犹且不得遍读，而况中国士大夫之向未问津者乎”，因此“搜辑西国一切农务学书，分类选择，汇其大全”，考虑到“中国购
①张增一在《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中认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总共翻译出版西方农学书籍11种，1896—1909年间出版10种，年代不详1种。

王扬宗在《江南制造局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中列出农学类书籍共有10种，并且详细列出了每本书出版的具体年份。

霍有光《交大馆藏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概貌及其价值》（《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中，在与《新考》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翻译出版西方农学著作共10种。

王晓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西方农学著作的译介
西国图书，往往因不知其价值而惮于搜罗”，编者附上各著作的价格。

书中所列图书，译者按照“原书类列之次第而略更动之”[21]。

《农学津梁》，一卷，英国恒理汤纳耳著，美国卫理口译，六合汪振声笔述，刊于光绪壬寅年（1902）[22]。

全书共60章。

作者在开篇即讨论此书编纂的意义“作是书，特发明耕种之实事，体察生物之情形，使格致家询问农家耕种之法，以资考证，并将其读书有得者告语农人，不致蒙昧以终”，“读书与躬耕二者不能偏废，兼而有之，乃克竟其全功”。

书中详细介绍土壤的构成、灌溉之法，“肥田之法”，耕地之法，培植植物之法，施肥之法，肥料的原料及制造之法，选种之法等。

此书将农业各个方面的内容介绍得非常详实，“与农学初级大同小异而互有详略，学者参观而会通焉”[17]。

《农务化学简法》，一卷，美国固来纳著，英国傅兰雅口译，王树善笔述，蔡澄校对，光绪癸卯年（1903）刊。

该书分3卷，共29章。

作者开篇强调农务化学对农作物成长的重要作用。

第一卷“论养植物所需之生料”，讨论动植物的“原质”，认为动植物由“原质”和“死物质”构成。

其中“原质”为“炭”“氢气”“氧气”“氮气”四种；“死物质”为“钙”“氯气”“镁”“燐”“钾”“矽”“钠”“硫”。

第二卷“论得肥田料之法”，讨论泥土的养分、动物粪便的养料价值，“木灰”的价值，肥料的制造法及“氮气”“燐养”“钾养”收集之法。

第三卷“论考究农务化学得利之理”，不同农作物如苜蓿、水果、蔬菜的种植法[23]。

《农学理说》，美国德怀特·福利斯撰，王汝口译，新阳赵诒琛笔述，光绪丙午年（1906）刊[24]。

全书分上下两卷，共15章，包括“植物体质与生长”，“土之源”，“土之合质”，“选择种子与各种产物”，“动物与动物食料内各质”及“食料性情与合质”，“食料消化度”及“饲食规则”，“种类之理”，“牛乳厂产物与料理法”。

另外，书中还附有不同肥料的元素表。

该书内容详细，“言简意赅，表尤详晰，施之实验甚易”[17]。

《农务全书》，美国施妥缕著，舒高第口译，赵诒琛笔述，宣统元年（1909）年刊。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每编各分16卷，共8本。

该书的读者对象是“年轻农夫并其子弟已明农业而欲深究农务中格致之奥理”，“书院中考农务之士，意欲将来在乡建屋或请求山水园囿者用之”。

上编讲述土地、空气、水与植物之间的关系，耕种的工具及方法，肥料的种类及功效等。

中编讲述肥料的原料来源，施肥之法，钾、钠、镁等化学元素的作用。

下编讲述轮种之法，“灌溉法”，“田地布置”，种植薏仁米和大麦的方法，制作草料和马料之法，牧场的日常打理等。

该书的介绍较为详实，实用性较强，因此出现“肄业生问求不绝”的状况[25]。

《种葡萄法》美国赫思满著，慈溪舒高第口译，江浦陈洙笔述，民国元年（1912）刊。

该书共有12卷，附有14幅插图。

内容包括“葡萄的种类”，葡萄的种植方法（压法、接法），种植葡萄土壤的要求，“选种法”，“葡萄树之病患”，“损害葡萄之虫”，“葡萄虫之历史”，“霜降时保护法”，“修果令稀法”，“令老藤复苏法”，“修葡萄所用器具”等，详细介绍美国纽约、密苏里西、密西西比、“纽墨西哥省”等地种植葡萄、治理葡萄病虫、收摘葡萄以及售卖葡萄之法[26]。

由上可知，翻译馆共译介农学类著作10部。

相比较其所翻译的总量241种①而言，从数量上来说，农学类著作实不属于译书的重点。

可以说，翻译馆介绍的农学类著作十分有限。

究其原因，这与翻译馆自身的定位有一定的关系。

翻译馆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翻译馆的主政者，曾国藩、李鸿章等均认为应译的书当为紧要之书，“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编，固属关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亦有裨实用”[27]203。

对译书事宜常有干预，如傅兰雅所言“中国大宪已数次出谕，令特译紧要之书，如李中堂数次谕特译某书等”[1]14。

尽管局内后期经费有所增加，但翻译馆的规模没有扩大，在人员配备方面，仍是“提调一人，口译二人，笔述三人，校对画图四人”[28]174。

而且，最资深的翻译、核心人物傅兰雅离职，对翻译馆的译书有一定的影响。

即便他不时地来往于中美之间，间有译作问世，但已无法与其在职时相提并论。

在如此翻译规模之下，翻译馆能够译刻10种农学著作，实属不易。

翻译馆译介的农学类著作，原著来自美国5种，英国3种，意大利1种，一本不详。

其中美国的农学
①关于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数量，说法不一。

汪扬宗在《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认为：“翻译馆译书183种，地图2种，译名表4种，连续出版物4种，共193种；他处所刊行翻译馆译书8种；已译未刊译书40种。

总计已刊未刊各种译著共241种。

”
保定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著作占了一半，傅兰雅翻译了3种。

在当时言必称仿效日本的情况下，翻译馆译介的著作仍然坚持英美原版翻译，这一方面，显然与译者本人的语言习惯及能力有一定的关系。

傅兰雅、秀耀春、卫理等译者多来自英美国家，擅长英语，且拥有丰富的译书经验，谙熟翻译之法，因此译本选择倾向于英美原版著作。

其中《意大利蚕书》原著虽为意大利人，但其译书的版本仍沿用的是英国版的《意大利蚕书》。

另一方面，从译本的选择来看，翻译馆在农学类著作的选择上是比较谨慎的，有较为严格的标准，多选择在国外知名学者、在社会上较有影响力的著作。

以《意大利蚕书》为例，该书是19世纪欧洲蚕桑学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一经出版在意大利产生很大的影响，被法、英等国争相翻译，并广泛实践，尤其对英国的蚕桑业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9]。

又如《农务化学问答》出版后曾获得英国科技界的一致好评，并多次再版。

三、译介农学著作的影响
翻译馆译介的农学类著作向时人介绍了近代西方较为先进的农学知识、农业研究和发展的成果，如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实用的农业知识等，便于国人了解近代西方农业的发展状况，认识先进的农业技术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思考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首先，介绍了近代西方农业发展的优秀成果。

翻译馆所译介的农学类著作均属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较有影响力，知名度较高，获得学界和民众认同的著作。

翻译这些著作，无疑便于当时国人了解西方近代化农业的优秀成果。

《农务要书简明目录》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农业的最新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地对著作内容进行简单介绍，列出各书的价格，便于国人了解近代西方农业的发展现状，方便读书人购买农学类著作。

《农学初级》和《意大利蚕书》两书被徐维则的《东西学书目》收录，后者又收入王韬的《近代译书目》[30]118-127。

这成为时人及后人了解西方农学、研究农业发展的必要参考资料。

其次，介绍了西方农业的现代化知识。

农学类著作中涉及不少现代农业知识，如土壤的构成要素、各元素在土壤中的作用、化学肥料的制作及原料、温室内植物的培育、较为科学的灌溉法等等。

这些多属农学普及类知识，内容浅显易懂，操作简单，配有插图，实用性较强。

以《农务化学问答》为例，“首次将西方农业化学新成果及理论原理传入中国，使农家能知其所以然之故，自觉以化学方法实行科学耕种及饲养”[31]。

最后，农学类著作介绍的近代农业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农业知识的修正和“改造”，这在时人的眼中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味，暗含着他们对政治改革的诸多期许。

不少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对传统农业进行改头换面的“改造”，“嫁接”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进而实现国家富强。

陈洙认为之所以“民生艰蹙，国脉动摇”，是因为“当轴者不知效欧美各国政府之奖励农民，振兴林业，力为吾民开拓利源，以维国本”，因此欲振兴国家，需要学习西方的农业知识，发出呼吁：“今值建设伊始，新旧递嬗，此犹种葡萄者取新枝接旧树，令变佳种之时节，其必务芟弊政，培根本使国力如嘉树之荣茂丰蔚，然后吾共和国之政治可得良效果而无难。

”[26]从这个层面来讲，翻译馆农学类著作确实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翻译馆的农学类著作的种类和数量，自然无法与当时较有影响的农学会编译的著作相比；其所传播的农学知识，与《农学报》传播的农学知识在时效性上也还存在一定差距。

要之，翻译馆的农学类著作是甲午战后，官方主动译介西方农学著作的结果；在知识界有识之士的倡导和舆论影响下，这些著作的译介起着并非仅仅介绍西方农学知识的作用，更有政治层面的关注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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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西方农学著作的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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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农学理说［M］.上海：江南制造局，1906.
［25］农务全书［M］.上海：江南制造局，1909.
［26］种葡萄法［M］.上海：江南制造局，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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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Department of Kiangnan Arsenal and the Translation of
Agronomy Books of the West
Wang Xiaox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Tianjin300222,China)
Abstract:After Sino-Japanese War,Translation Department of Kiangnan Arsenal began to translate agronomy books,which is due to the plight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the appeal of open persons,the voice of self-improvement.It translated ten agronomy books,which were important books in the west,and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ore practical knowledge.They were with a strong political overtones,and expected to political reform expectations.
Key words:Translation Department of Kiangnan Arsenal;agronomy books;modern West;translation
（责任编辑张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