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_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_胡毅

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
胡毅张京祥
摘要：自90年代起，全球化力量“深刻的资本主义地理重组”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的确立，推动了中国大规模的空间重组。

“文化式”的建造与改造成为当今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一种强劲动力。

本文以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文化的两个方面，文化对城市空间塑造的影响和被资本改造的文化空间。

得出文化导向的空间塑造为成为资本对城市空间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有效办法；文化一方面制造了空间繁荣的假象，推崇异质性空间在城市中的塑造，另一方面又营造一种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实则是为资本积累创造空间条件。

在此过程中文化不仅成为控制城市空间的手段，也成为资本创造价值的来源。

同时文化自身也不可避免的被资本所改造，文化被商品化成为符号价值的象征；资本对传统文化生活改造以适应市场性，更好服务于资本生产方式。

关键词：空间生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商品化
1引言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西方国家的工业城市面临后工业社会的城市经济衰退，谋求将传统工业区和码头以历史文化风貌去的形式改造利用为商业和旅游的新经济增长点，传统的旅游度假地必须开发和宣传文化资源以应对更激烈的竞争；世界大城市更是争相以“文化之都”或国际大都会的形式包装宣传自己，以建立更富吸引力的城市意向，确立在和其他城市竞争中所具有的文化优势。

城市建筑、街道、广场上、甚至是霓虹灯都被包裹在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成为吸引人群的符码。

这一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流动效应逐渐渗透到中国，全球化力量“深刻的资本主义地理重组”（哈维，2000）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转型条件下不断加强，“文化式”的建造与改造成为当今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一种强劲动力。

城市经营者将城市以文化的面目包装起来或者以吸引投资、旅游和商业收入，或者以纯粹的商品形式出售。

除此之外，资本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规模的对城市空间进行彻底的改造、生产和再生产的有效办法。

文化的商品化与符号化在创造新的空间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被空间生产所改造，它亦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

本文试图用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运用空间生产理论解读中国大规模空间重组背景下的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探寻文化如何作用于资本的城市空间生产，以及文化自身如何被资本改造。

2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
随着20世纪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积累动态的变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不仅在空间普遍化了，而且使空间本身成为资本积累及其统治的手段[2]（胡大平，2009），在这一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探讨空间生产的当代特征及其影响，从福柯的“异托邦”到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从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再到吉登斯的“时空分延”，“空间”已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的阐述视野。

与早先的将空间视为“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观念不同，新马克思主义者将空间赋予了更多内容，“空间生产”成为当中影响最为广泛的理论。

福柯从知识、权力的空间化角度，认为空间、知识、权利是三位一体的，空间是权利、知识转化为实践的关键[3]。

而权力实践被有意识的运用到塑造空间的技术手段空间规划中才能发挥控制和规训的功能，他提出借助城市的空间布局，无论是学校、医院、工厂等单个建筑还是街区、城市等建筑群都可以设计作为统治使用[4]，进而提出“全景监狱①”的概念。

福柯的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

列菲弗尔则更多将人们的目光从空间中的物的生产转移到空间本身的生产上来，将空间看作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看作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它受历史和自然诸因素的影响和塑造，它实际上是充溢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产物。

他将空间中及空间的物质、精神、社会联系起来，建立了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进而提出了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空间的空间形式[5]。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对后来的曼纽·卡斯特、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等学者产生很大影响，从各个方面继承了列斐伏尔并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

作为早期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卡斯特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地理学引入马克思主义视角产生了关键性影响[6]，他认为，城市是社会对空间的投射，相互作用的人们使空间具有一种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并由此提出了人们的“集体消费”是城市的核心问题[7]，他的研究更多突出了技术变迁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是他之后的“离经叛道②”使得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没有延续。

真正将列菲弗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结合地理学并进一步深化的是大卫哈维。

如果说卡斯特是从消费的角度研究空间问题，那么哈维则是从生产的角度开展，他的重要论断：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条件[8]，深刻揭示了城市空间塑造的内在机制，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被建构的环境，是人为建设的“第二自然③”。

其中，资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的兴衰都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结果[8]，进而提出了资本的三种循
环。

索亚在延续列菲弗尔的“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空间”空间形式，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通过对洛杉矶这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的考察，她重在批判空间生产理论中二元空间论：非此即彼的绝对性，以移民文化在空间中的体现，揭示“第三空间”中不停转换和改变的观念、事件、现象和意义的社会环境[9]。

“第三空间”所描述的不是个具体的空间，而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和意识的状态，是多文化并存下对于个人身份、都市空间的建构。

除此之外，空间生产理论在哲学、地理学、社会学、建筑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学者的研究推动下，形成了多层次、多性质的集合和跨学科视域的发展。

尤其是近年来空间生产理论已经与后现代的文化批判相结合，如哈维把文化变迁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联系起来[1]，揭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逻辑[10]”，索亚在第三空间的研究中由各类社会问题与生活空间的关系探讨由此产生的差异和认同的文化政治，文化批判研究直接深化了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视角。

3全球资本的文化建构
索亚认为全新的后现代文化的崛起，它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幻想，而且已经作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继第一次帝国主义制度扩张和第二次国家市场扩张之后的第三次具有独特性的大扩张[11]。

每一次扩张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特性，生成了与其动力相适应的各种新的空间形式。

因此文化在现代城市空间的塑造中已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文将围绕文化对空间生产的作用过程进一步讨论。

3.1文化：空间塑造的隐秩序
由索亚看来文化已经成为控制城市空间扩张、创造新空间形式的有力手段。

正如借助旧上海文化展现近现代风貌的上海新天地在全中国的模式生产和复制，它与空间塑造相叠合，赋予空间一种历史与现实场景、艺术与真实感受的绝佳体验，文化为何会成为空间塑造的有效方式？其一是文化的地域独特性，它与特定的城市空间生活密切相关，是与久居于此的居民对空间意象、生活记忆相关的城市体验；其次，文化更符合后福特主义灵活积累的弹性能力[12]，它既可以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展示历史特色，也可以在面对全球化潮流与其进行叠合，创造出新的空间和场所，满足现代人的求异需要。

第三，文化也与资本追功逐利的本质恰如其分的联系在一起，文化是固有的，不需要付出创造的成本，可直接进行改造利用。

这些，都是单纯的经济开发所无法达到的。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的经营者越来越热
衷于提升城市空间的文化形象，争相通过大事件的策划与举办，完成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空间开发活动。

它吸引的并不仅仅是投资与旅游者的金钱，更是由“资本”带来的日益膨胀的“空间”需求。

而在这之中，文化不过是个象征，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意义和真实性。

这样的文化已经走向物化的、大众化的现实[13]，并且融入到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动力。

3.2全球文化身份的想像
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发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的全球化。

城市化、全球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物象’的空间结构或者人们‘选择’的空间造型，但本质上不过是这一时代的资本的空间存在样态。

资本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在城市或全球空间上进行布展[14]。

根据2010年的调查，全国有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③”。

每个城市都加入到全球空间的体系构建之中，高速的发展和与世界接轨的欲望，令不少西方的、现代的空间意象在中国成为现实空间的再创造。

而西化的生活和西方文化的想像，移植到中国，往往被杂交和本土化，生产出带有显著西方特色的中国式文化，引发了本土的重组和拼贴。

拿南京来说，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城市群体系中的重要城市，不断涌现的世界级高楼成为其全球化身份的代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南京所孕育的怀旧文化才会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由民国建筑承载的是肯德基、咖啡厅、酒吧这样的舶来品，体现传统手工艺的小店也可以有着异国情调的洋名。

两者的矛盾碰撞正是体现了，在对全球文化身份的想像中，文化演变为一个空间符号。

本该是由日常生活体验所构筑的文化变成了一个空间现实，融入全球化和保持地方化的意识形态积聚在由空间制造的文化幻像之中，历史与现代、异国情调与地方传统交织，文化发生了时空的错位，成为被想像并制造出的事实。

3.3同质化空间的塑造
文化一方面制造了繁荣的假象，推崇异质性空间在城市中的塑造，如上文提到的仿民国建筑的消费空间，但另一方面又营造一种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空间内容：酒吧、咖啡、小憩的休闲文化在城市中的蔓延，以及类似消费空间、创意园区在城市间的复制。

遍地开花的文化空间创造看似在城市内部塑造了统合历史与现代的特色空间，实则已经超越了每个地方的历史特殊性形成了各城市统一的文化样态。

尼尔·史密斯的《不平衡发展》中提到“资本主义总是以自己的形象改造空间[15]。

”由于城市空间被普遍物化，空间已经成为了商品，可以用资本进行交换，因此城市空间一旦具有可交换性，就会创造出巨大的同化力量以满足资本积累的条件[8]。

这样，资本积累一方面不
断创造同质化的空间形态，另一方面，同质化的空间形态反过来又会极大促进资本在更大规模上的积累。

这就不难解释资本虽然利用不同的历史文化，但却仍然缔造着城市现代空间的相似性。

同质化的空间生产已经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普遍共识，例如索亚所言“置身于购物中心和纵横交错的交通系统中，感觉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视相似的”[16]。

4文化的被生产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空间塑造运动中，文化担当了重要的角色，抑或是同质性文化空间的塑造，抑或是对地方文化强调下的空间生产，但其自身也不可避免的被这场运动所改造，以适应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资本控制下的空间。

3.1被符号化的文化
文化“更多的是作为当地居民生活的一种体验”才能真实存在，而融入生活的文化体验在当代却为资本所征服，地方文化传统仅仅被怀旧的文化情调所代替，成为一种“想像的怀旧”符号，这种“想像的怀旧”作为空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所利用。

如果这样说过于抽象，那么不妨关注一下旧城改造中的居民拆迁问题。

体现南京明清历史文化的老城南建筑本是居民居住许久的物质空间，但这空间中承载了太多的记忆，拆迁补偿时却没有将这部分记忆作为文化进行补偿，但当空间被资本改造后，文化却成了赤裸裸的广告，历史的文化、历史的建筑、历史的风貌曾经的怀旧记忆都被资本当作价值来炫耀，文化的符号价值就这样产生了，并使之人性化。

文化的空间生产，看中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隐喻的价值，即符号价值。

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在文化符号化和资本美学化的过程中，被损害的往往是都市弱势群体的利益[17]，而资本运作的结果却是用中产阶级的美学趣味或者文化价值重新书写空间原有的文化意义。

这样一来，文化作为一个保留物，被剥离了其原始的附着物，而成为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正演变成为新的商业利益增长点，文化的价值进一步成为其新的附着物的符号价值的来源，文化被当作，也仅仅是被当作一种符号而存在。

“一旦我们进入符号价值消费的领域……物和符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18]” （鲍德里亚，2000）。

就如同南京的1912和上海新天地为代表的现代消费空间，1912真正所代表的民国文化已经与现实的酒吧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中共一大的会址也被淹没在上海新天地的现代喧嚣之中。

3.2对日常生活的规训
中国的城市空间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空间再开发运动，这之中，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
新区开发，都不可避免的伴随着原著民的搬离，精英阶层延伸了其对空间的需求，当旧有的居住街坊随着新使用者的要求被改造成办公楼、公寓等时，贯穿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文化逻辑已经被替代。

文化本是体现在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空间被改造，内部固有观念和模式也随之改造。

空间生产的目标就是让本地居民也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员，通过对其身体和生活方式的规训，为资本积累扫清障碍；或者将无法适应资本生产的人驱赶出境。

因此对这种文化“体验”的改造，不仅仅是资本对文化的重塑，也是对人的征服、对生产关系的改变。

留下（或回迁）意味着日常生活要被改造，不留下（被安置）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生产不仅仅是生产着空间中的物品，而是把这种生产过程全部投射到了日常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9]。

资本借助空间完成了其从外到内、从物到人的全部生产过程，改造了原本存在于原著民生活的所有文化逻辑。

3.3追随空间的现代性流动
如果说早期空间变迁因为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表现出较长的周期，在进入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的背景下，空间生产的速度不断增大，城市面貌的更新速度随之越来越快。

在今天，空间的变迁不只是现代性规划征服空间与理性安排空间的一般结果，它已经与资本积累弹性动态直接联系在一起[20]。

空间，就如商品和时尚更替那样呈现出越来越快的速度，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空间就是商品的事实。

文化植入空间生产领域，其自身也不可避免的被加速的空间生产所改造着。

在今天，每一时刻所创造的文化，还来不及等待被认识，就追随空间的快速生产和流动匆匆过去。

北京奥运所带来的“奥运文化”还来不及消退，“世博文化”就接踵而至。

“用时间消灭空间”、“时空压缩④”的资本生产原则，让文化不得不去适应由电子、电讯、各种交通方式改变了的时空关系，西方学者用“速度文化”（the culture of speed）这样的术语来描述。

高速度的文化，在总体上，人们感觉到，文化也越来越被“通过淘汰而进行的创新、变化和替换”支配着[20]。

5结语
文化在被认识之前就已经存在，在被解读之前就已经被生产。

只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文化已经脱离了“广泛”的文化范畴，而是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在资本的改造下，得以迅速发展的被商品化了的文化。

所讨论的空间也不再单单是空洞的物质载体，而是充斥了各种社会关
系的总和。

中国正处在快速化城市阶段，城市更新与大规模城市扩张两种相互交叠的空间运动，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此过程中，文化一方面受到规训以适应资本空间生产的市场性，创造价值，另一方面也由此开启了在传统规划中不可能实现的新的空间表现方式和文化选择。

只是人们往往沉浸在由文化和资本共同拟造的光鲜虚幻的空间表面，忽视了它本质不过是资本征服空间，改造文化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实。

注释
①全景监狱：福科提出监狱是统治空间的集大成者，体现了权力空间化的原则。

而现代社会，空间成为权
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它以不同形式来主宰和安排人们的生活。

②离经叛道：指卡斯特的研究思路由马克思主义者走向综合社会理论。

③哈维曾提出了关于空间的概念，“第一自然”为社会空间起源所依赖的自然基础，“第二自然”为受人类改
造，被各种社会关系所建构的空间环境，索亚明确提出现代空间已经完全被“第二自然”空间所替代。

“全国有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来源：人民网。

④时空压缩：这是哈维对有关空间后现代性的核心概念。

他认为现代道后现代转型中最重要的文化变化就
是人类实践和空间的变化。

“一般的趋势是朝向周转时间的加速（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世界，都倾向于变得更快）以及空间范围的缩减（就是由于现代交通技术带来的变化）”电子、电讯、各种交通方式改变了时空关系。

比如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在很短时间可以遍及全世界，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瞬时可以通过电视传递到人们眼前。

这种时间-空间维度势不可挡的变化被哈维称为“时空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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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毅（1984—），女，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