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主要传染病简史图

人类史上主要传染病简史图
传染病历史记述在世界历史中，对后世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的传染病。

概述
病原微生物或者病原体(支原体、衣原体等细菌，螺旋体门，立克次氏体，病毒，真菌，原虫，寄生虫)侵入人类或动物的身体或体液定居并繁殖，造成感染，破坏组织，病原体释放毒素对身体造成危害，经过一定的潜伏期后引起疾病。

这就叫传染病。

传染病史与生物的出现及进化史同在，占据了从史前到现代人类疾病的大半江山。

传染病(瘟疫)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巴比伦王国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就已经被记述为四灾厄之一，同一时期的埃及也将法老的威势与瘟疫流行时的瘟神进行比较。

在中国，从公元前13世纪以甲骨文
刻成的考古资料中也发现了占卜瘟疫的文言。

此外，说传染病史是医学史的开端也不为过。

传染病是通过民族及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欧洲世界的扩大及世界一体化等过程而流行开来的。

列文虎克(1632-1723)
人类第一次看到病原体(病原微生物)，形式上来说普遍认为是1684年荷兰科学家安东尼·凡·列文虎克通过光学显微镜进行的细菌观察。

1838年，表示细菌意义的拉丁语"bacterium" 出现；像如今这样判明病原体则是在19世纪以后，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及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对此居功至伟。

尤其是科赫，他在1875年首次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到了拥有感染性的病原体细菌炭疽杆菌，并提出“柯霍氏法则”作为判定传染病病原体的指针，成为了传染病研究的先驱。

日本科学家北里柴三郎、志贺洁也分别在1894年和1898年先后发现了鼠疫杆菌和志贺氏菌。

病毒(virus)在光学显微镜下也无法看到，其发现晚于细菌。

1892年俄罗斯植物学家伊凡诺夫斯基所发现的烟草花叶病毒是第一种被发现的病毒。

弗莱明(1881-1955)
在1929年初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抗生素盘尼西林之前，细菌所导致的传染病都没有根治的办法；而病毒所导致的传染病，其治疗过程至今仍有大部分必须依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

此外，随着抗生素的普及，预防接种的义务化，公共卫生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将传染病只视为过去的威胁，但超级细菌的不断出现及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新兴传染病等新情况的出现，也正在颠覆这种一时的乐观态度。

传染病在漫长的时间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的威胁在人类社会中至今仍挥之不去。

面对灾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虽然采取了形形色色的方法，但通过考察人类的瘟疫观、生死观、信仰、哲学、科学在此背景下的发展进步，便能对人类历史、经济、社会的现状有更深刻的理解。

鼠疫
雅典鼠疫
回溯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公元前429年，一场瘟疫袭击了利用围城战术与斯巴达军进行对峙的希腊最大的城邦
——雅典，造成了众多死者。

这场瘟疫过去曾被称为“雅典鼠疫”，但通过对史料中所记载的症状的分析和研究，现在已经否定了鼠疫说，而认为是天花或者斑疹伤寒，又或者是此二者的同时爆发。

此外，被誉为古希腊最伟大的民主政治家、领导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伯里克利也在这场瘟疫中丧生，最终导致了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败北及提洛同盟的瓦解。

另外，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曾写道，“雅典鼠疫”流行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因此有谣言称是雅典的敌人斯巴达向蓄水池中投毒所致。

查士丁尼鼠疫
查士丁尼1世(483-565)
在有史可循的几次传染病大流行之中，被推测为与现代医学所指的鼠疫具有相同症状的最早的传染病，是爆发于542年到543年年间、查士丁尼一世(在位527年-565年所统治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中的鼠疫，按现代的病理学分类，推测其为腺鼠疫。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自己也受到了感染，因此这场
瘟疫被称为“查士丁尼斑点”或“查士丁尼鼠疫”。

这场瘟疫从埃及向巴勒斯坦方向扩散，更进一步蔓延到首都君士坦丁堡，导致了众多死亡，夺去了帝国近一半的人口，甚至使帝国的机能一时陷入瘫痪。

根据记录，这场瘟疫于542年在旧西罗马帝国爆发，547年扩散到不列颠岛周边，567年蔓延到法国，随后又途经欧洲、近东、亚洲，从其最初爆发到平息为止，大约共流行了60年。

查士丁尼虽然受到感染，但据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症状，在几个月之后就得以痊愈。

而在君士坦丁堡，据说瘟疫最为流行的时候，每天都有5,000人到10,000人死亡，磨面工坊和面包店由于农业生产的萧条而陷入停工.
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鼠疫的流行造成东地中海沿岸地区人口锐减，查士丁尼“通过东罗马帝国复兴罗马”的理想被迫断送，而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西欧世界交通网还不甚发达，在日尔曼民族大迁徙之后又日渐荒凉，因而拥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要素，受到鼠疫的影响相对较轻，从而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4世纪的“黑死病”
14世纪在欧洲肆虐的鼠疫，一旦感染便会在2到7日内出现发烧症状，皮肤上浮现紫黑色的斑点和肿块，因而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

加拿大籍历史学家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称，侵略了中国南省的蒙古军将鼠疫杆菌的媒介——
跳蚤与受感染的老鼠带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因而引起了“黑死病”的大流行。

不过，科学史学家村上阳一郎则认为是起源于中东。

黑死病在欧洲的传播
鼠疫于1320年至1330年左右在中国大肆流行，刚刚传播到欧州时也在马穆鲁克王朝等伊斯兰世界中肆虐。

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陆、商业贸易逐渐繁盛之后，这种疾病于14世纪扩散到了整个欧洲。

当时，威尼、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北部的各个都市以南德意志的银、纺织品、斯拉夫人奴隶等换取亚洲的香辛料、丝织品、宝石等商品，从而获得财富。

此时伊斯兰世界与欧洲的交易中心的，是连接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埃及港口亚历山大港，而这里在当时为马穆鲁克王朝所统治。

1347年10月，鼠疫从中亚经克里米亚半岛传播到西西里岛并在转眼间向内陆扩散。

据说，自君士坦丁堡出航的12艘桨帆船船队到达西西里岛港镇墨西拿就是其开端。

至于其
传播路径，目前的推测是：鼠疫杆菌寄生在藏在运送到欧洲的毛皮里的跳蚤上，跳蚤又感染黑鼠，随着船上的货物顺着海路沿途传播。

鼠疫首先沿着当时的贸易路线，从热那亚和比萨、威尼斯、撒丁岛、科西嘉岛一路扩散到马赛。

到了1348年，阿尔卑斯以北的欧洲大陆也未能幸免，到14世纪末为止，鼠疫出现了三次大流行与多次小流行，疯狂肆虐。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根据推测，当时全世界总人口约有8,500万人，其中欧洲损失了约1/3到2/3的人口，共计2,000万到3,000万人左右；在英国及法国则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鼠疫，有些地区的死亡率甚至超过60%
这场瘟疫到达欧洲数月之后，罗马教皇克雷芒六世从当时天主教会总部所在地阿维尼翁逃亡，但担任教皇侍医长的外科医生基·德·修里亚克则向他展示了留下的勇气。

此外，腺鼠疫的典型症状——淋巴结肿块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痛苦，就连猫狗、鸟类、骆驼、狮子也深受其害
为患上黑死病的圣职者祝福的僧侣(1360-75年，英国)
此时，在这场鼠疫的流行中，犹太教徒的死亡人数较少，
因而传出了犹太教徒在井水中投毒的种种谣言，使得犹太教徒在日内瓦等城市中成为了被迫害及虐杀的对象。

虽然有一种说法认为，之所以犹太教徒的受害人数较少，是因为他们恪守戒律，生活比天主教徒更为卫生，但也有考证称事实上他们在犹太人居住区的生活也并非特别卫生。

黑死病给欧洲社会，特别是农奴制度(从领主的角度来看则是庄园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农村人口的剧减反而提高了农民相对于封建领主的地位。

举例而言，英国为应对劳动者不足的问题，国王爱德华三世在1349年颁布敕令，规定了鼠疫流行之前农民的酬劳。

除此之外，领主也开始减轻地租、认可农民所有地的买卖，努力改善农民的待遇。

黒死病患者(1411年，Toggenburg的圣经插图) 另一方面，部分领主试图通过非经济的强制手段补充短缺的劳动力，并发动了封建反动。

百年战争和鼠疫的流行造成了农村荒废、领主强化农奴制等现象的产生，这些因素又导致1358年法国东北部扎克雷起义的爆发；而1381年在英国发生的沃尔特·泰勒起义，则是为抵抗当时的封建反动而爆发的农民叛乱。

“黑死病”的政治、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

封建领主在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中没落，另一方面王权则不断膨胀，最终转变为了中央集权国家。

失去了圣职者的教会也陷入混乱，人手不足导致酬劳剧增，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平息。

另外，据说当时有许多人认为黑死病的蔓延是神所降下的责罚，为赎罪而鞭笞自己的身体并成为行者周游各地；医师之中也有人切开肿块，将毒蛇的肉作为药给予患者；此外，还有不少人建议用香草和酒精进行预防。

为了获得免疫，甚至有人试图蹲在粪池中吸入恶臭]。

“Memento mori(牢记死亡)”的标语随处可见，还有人写就了《往生术》，教导人们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为才能顺利上天堂。

黑死病的流行，也为以“死亡之舞”为首的绘画及文学作品的主题带去了巨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早期著名的文学家乔万·薄伽丘于1349年至1353年间著就的《十日谈(Decameron)》中，针对鼠疫如此写道：
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

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
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

《十日谈》以10名富裕的男女佛罗伦萨市民逃到郊外躲避鼠疫，在10天内以每天讲一个故事的设定写就，是一部富于社交、机智、幽默、爱情元素的人文主义杰作，但其背景却是出自对鼠疫之恐怖的心理性逃避。

此外，佛罗伦萨诗人、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所思慕的少女劳拉亦是死于鼠疫。

师从前述的麦克尼尔的约翰·凯利认为，在黑死病的扩散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13世纪蒙古人在亚欧大陆上建起的巨大帝国(蒙古帝国)，驿站制度等通信网的进一步发达扩大了贸易及旅行的范围，而这正是黑死病扩散的起因。

14世纪的黑死病在今日被认为是腺鼠疫，由以老鼠为媒介的鼠疫杆菌所引起，但利物浦大学的克里斯托夫·邓肯(动物学)及苏珊·斯科特(社会历史学)在详细调查研究了天主会的记录、遗言及当时的日记等文献之后，于2004年合著《黑死病的重生》("Return of the Black Death")，提出了黑死病并非腺鼠疫，而可能是由动物传染病所导致出血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不过，凯利以DNA鉴定的结果为依据否定了邓肯等人的见解，作出了黑死病就是鼠疫大流行的结论[。

16-17世纪鼠疫的流行
Der Doktor Schnabel von Rom(为躲避瘟疫而戴上防毒面具的医生，Paul Fürst作1656年)之后，鼠疫也曾多次流行，而17世纪与14世纪同样，欧洲气候由于小冰期而寒冷化，鼠疫再次大流行并造成饥荒，以英荷战争、三十年战争为首的战乱频发，使得人口数量剧减，因而此时期被称为“危机时代”。

另一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也称，16世纪至17世纪间，明末清初时期的华北共计有约1,000万人死于鼠疫，人口数量出现了巨大的变。

在鼠疫杆菌的存在尚未被认识的时代，每当出现大流行，其原因都会被归咎于某些特定人物，出现猎巫行为，尤其是将犹太教徒作为代罪羔羊进行迫害的事件频繁发生。

1665年，在经过清教徒革命后复辟皇权的伦敦所流行的鼠疫共造成了约7万人死亡，后来写就《鲁滨逊漂流记》而成名的丹尼尔·笛福也出版《大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1722年)详细描写了当时的情况。

19世纪末以来的鼠疫
至今为止，鼠疫在世界上曾有过3次大流行。

第1次
始于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并持续到8世纪末；第2次从“黑死病”猖獗的14世纪直到17世纪末，而在奥斯曼帝国甚至持续到了19世纪中期左右。

而第3次，则是从19世纪末到现在。

19世纪末，发端于中国的鼠疫扩散到了全世界。

这场疫情起源于1855年肆虐于云南省的腺鼠疫，1894年经由在香港的大流行而扩散到全世界。

师从罗伯特·科赫的北里柴三郎被日本政府派遣到香港进行调查，随后与他人共同发现了腺鼠疫的病原菌。

同年的几乎同一时间，活跃在瑞士及法国的医生、同时也是巴斯德研究院细菌学家的亚历山大·耶尔辛也发现了鼠疫杆菌，并确定了其与鼠疫的关系。

就此，鼠疫的原因首次得到确认。

北里柴三郎
此后，北里耗费毕生精力确立了以抗血清治疗腺鼠疫的方法，但出血热则至今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此时，爆发于中国的腺鼠疫在20世纪初，经由台湾、日本、夏威夷群岛进一步扩散到了美利坚合众国、东南亚及南亚各地。

鼠疫的世界性扩散所投射出的背景，是殖民主义
的展开所带来的交通体系的发达化及商品流通的活性化，以及人口的迁移所造成的各地联系的不断紧密化等等。

另一方面，感染症状的有无也催生出了“洁净”与“不洁”的观念，此观念日渐普及，从而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检疫及入境限制等等。

1902年，东京、横滨也发生了鼠疫，因而政府出台了以5钱(后改为3钱)收购1只老鼠的措施，清除作为传染媒介的老鼠。

横滨市内收购老鼠的事务由市政府卫生科、卫生组合事务所、警察局、巡逻派出所等所管辖，根据国民报的资料，截至1905年3月，用于收购老鼠的总金额就突破了4万日元。

从1910年到下一年1911年，清朝末期的满州爆发了肺鼠疫。

俄罗斯帝国与日本企图以防治鼠疫为借口进一步打开满州的大门，但清政府于1911年在奉天召开了奉天国际鼠疫会议，除日俄之外，还邀请了美利坚合众国、墨西哥、英国、德意志帝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匈帝国等众多外国代表参会，降低了日俄两国的影响力。

这也是在帝国主义下将传染病及其防治政治化的典型案例。

在鼠疫的第3次流行中，最大的受害国是印度。

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印度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1,200万人以上。

此外，1994年印度又发生了鼠疫，并一度引起恐慌。

日本则是在明治之后受外国侵略而导致了鼠疫的第一次流行。

二战之后疫情虽然暂时平复，但在1960年代的越南，
也曾出现一年死亡1万人的情况。

越南战争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是促使传染病蔓延的典型例子。

另外，阿尔贝·加缪在1947年发表了以被鼠疫袭击的阿尔及利亚奥兰市为舞台的小说《鼠疫》。

麻风病
历史上曾被称为“癞病”的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所引起的传染病。

该病传染性较弱，病情的加重也较为缓慢，会侵袭皮肤及末梢神经。

除了皮肤上会出现白色斑点之外，患部还会产生变形。

由于该病会导致脸部变形、手指缺损等症状，因此虽然传染性不强、致死率也较低，但在世界史上还是给人类带来了恐怖。

《新约圣经》中记载了耶酥基督接触麻风病患者并将其治愈的奇迹，描述了耶酥无条件的爱(Agape)。

在日本则流传着光明皇后设置医疗设施“施药院”，每年令各国收购草药，致力于预防麻风病的传说。

罹患麻风病的Richard of Wallingford(1292–1336)
13世纪，该病在欧洲的流行达到了颠峰，各地都建立起了隔离设施。

公元300年左右，罗马教会为救济患者，取拉撒路之意建立了名为“拉撒雷特(音译)”的设施，开始收容并救济患者。

此后，拉撒雷特随着日尔曼民族大迁徙等活动而遍布于欧洲世界。

在中世纪欧洲，麻风病被称为“米泽尔·兹伏特”(贫穷而不幸的病)。

虽然教会在许多地方设置了“麻风院”，但在法兰克帝国查理大帝的敕令下，也开始实施起了强制隔离政策。

此外，当时罗马教会也常常依照旧约圣经实施严格的“死之弥撒”及“拟似葬礼”等仪式。

亚西西的方济各1181・82-1226 据说是他生前的肖像另一方面，1209年组建的方济各会在阿西西建起了“麻风村”。

在那里，以共同自治为目标，依照圣经的精神进行着救济。

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为照顾罹患麻风病的士兵而在巴勒斯坦组建起了圣拉泽罗骑士团，并在耶路撒冷的麻风院救治患者。

此外，以英明杰出而闻名的耶路撒冷王国国王鲍德温四世也是一位麻风病患者。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日本，这种疾病被认为是神谴而导
致的霉气，并有将发病者列入非人身份的不成文规定。

因此，城市里的重症患者会被送进各地的悲田院及京都的北山十八间户、镰仓的极乐寺等致力于“救济非人”的忍性僧人所开设的设施里。

战国武将大谷吉继是有名的麻风病患者之一，他用白色头巾包覆脸面上战场的事绩广为人知。

此外，吉继因感激石田三成在茶会上对待自己的态度而决意在关原之战中协助三成的轶事也脍炙人口。

到了江户时代，亲人常常会让发病的患者前往四国八十八个所或熊本的加藤清正公祠等灵场去朝圣。

因此，有许多患者在这些地方乞讨定。

旅费用尽时就会被集团所驱逐，一边乞讨一边在附近的灵场朝圣直至死亡，或是与其他患者共同结成集落，以行乞维生。

有时，他们可以与贫民共同生活，这时就会少受到一些歧视。

以横滨为首的乞食谷户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此外，各地还有一种迷信认为，带上患者就能常常捕到鲔鱼，因此也有不少患者被带着从事渔业。

在明治维新结束、进入近现代之后，为了解决患者聚居在寺院周边的情况而建立起了以疗养所进行隔离的制度，其中更滋生了以“治疗”为名、以另一种方式持续到近代的对患者的迫害。

在明确了此传染病的感染性较弱、治疗方法得到确立，甚至是患者已经痊愈、只是还残留有身体的变形等后遗症时，对患者的强制隔离政策等非人道的人权侵害也还在继续。

2002年，小泉纯一郎首相为此正式道歉，承认了
国家在治疗方法确立之后仍然进行强制隔离之事上负有责任，也最终达成了与原患者的和解。

不过，时至今日，人们依然缺乏此疾病的正确知识，还有许多人为后遗症所带来的歧视所苦。

哥伦布大交换与梅毒
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一词，特指1492年后所发生的东半球与西半球间、包括植物、动物、食物、奴隶在内的大范围交换活动，其名来源于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史实。

其结果，玉米和土豆成为了18世纪欧亚大陆举足轻重的农作物，花生和木薯则被引进东南亚和西非，是世界生态、农业、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然而，在这场大交换中，许多传染病也得到了交换。

1498年的医疗插图
梅毒的原因被认为与占星术有关
这也就是说，霍、流行性感冒、疟疾、麻疹、鼠疫、猩红热、昏睡病(非洲锥虫病)、天花、结核、伤寒、黄热病等疾病从亚欧和非洲被带到了美洲大陆。

对这些传染病没有免疫力的原住民因此而骤减。

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首，众多来自欧洲各地的殖民者远渡美洲大陆，但西班牙王室将支配原住民的权利赋予了殖民者，按照征服者及移民者的功绩和身份分配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供他们奴役一段时间，以此为条件课以他们保护原住民并使其改信天主教的义务。

这就是所谓的监护征赋制。

不久之后，殖民者驱使原住民(印第安人)在矿山中掘出了金银，并开始在加勒比海域种植甘蔗。

这一切都并非为了当地人，而是为满足欧洲大陆的需求而生产的。

原住民因恶劣的劳动条件及传染病而剧减，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状况。

为补充缺乏的劳动力，欧洲人到非洲大陆寻求黑人奴隶的奴隶贸易便应运而生。

此时，连结西欧、西非、南北美大陆的人与货物的贸易连锁，即所谓三角贸易正式确立，在围绕大西洋的4块大陆间形成了被称为大西洋经济的世界体系。

另一方面，美洲大陆上的查加斯病、梅毒、莓状血管肿、黄热(American strains)等传染病也被带到了旧大陆。

一种普遍观点认为，梅毒原本是海地的地方疾病，因哥伦布一行与当地女性发生性行为而被带回欧洲。

瓦斯科·达
伽马一行在1498年左右将这种疾病带到印度，日本则据说是在1512年由倭寇传入。

徳川家康的二儿子结城秀康也罹患有梅毒。

该病在日本本土传开之前曾在冲绳有过大流行，花柳界中的情况尤其严重，而该病自古以来多为此道中人所患，患者乃是古人，因而“古血”成为了冲绳方言中表示梅毒的词语。

此外，16世纪的意大利战争将诸多欧洲国家卷入其中，梅毒也因此扩散到欧洲各地，因而也常被称为“那不勒斯病”。

“哥伦布大交换”是美利坚合众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en:Alfred W. Crosby所提出的用语。

如上所述，该大交换包括了欧洲与美洲大陆之间流行病学条件的同化，而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埃马钮埃尔·勒华拉杜里(fr:Emmanuel Le Roy Ladurie)则将此解释为“细菌所带来的世界统一”
欧洲疫病在新大陆上肆虐的最为严重的例子，是1545年到1548年间发生在墨西哥(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内的传染病，据说当时墨西哥中部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死亡率约有8成。

经过估算，墨西哥被征服一个世纪之后，其原住民数量据说只剩下被征服前的3%[24]。

关于梅毒的治疗，以提倡化学疗法的德国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及在他的研究所内负责药学实验的日本医学家秦佐八郎于1910年所发现的有机砷化合物——洒尔佛散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