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版考前三个月(江苏专用)高考语文二轮复习系列——第6章 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点训练 含答案

题点训练筛选并概括文中重要内容
筛选并概括文中重要内容题的命题特点与答题技能考情回顾
①×××(传主）的
真题例示
(2015·全国Ⅰ，1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朱东润自传
1896年我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失业店员的家庭，早年生活艰苦，所受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波折.21岁我到梧州担任广西第二中学的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
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从此我就成为大学教师.那时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是闻一多教授，他看到中文系的教
师实在太复杂，总想来一些变动。

用近年的说法，这叫作掺沙子。

我的命运是作为沙子而到中文系开课的。

大约是1939年吧，一所内迁的大学的中文系在学年开始，出现了传记研究这一个课，其下注明本年开韩柳文。

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么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在当时的大学里，出现的怪事不少，可是这一项多少和我的兴趣有关,这就决定了我对于传记文学献身的意图。

《四库全书总目》有传记类，指出《晏子春秋》为传之祖，《孔子三朝记》为记之祖，这是三百年前的看法，现在用不上了。

有人说《史记》《汉书》为传记之祖，这个也用不上.《史》《汉》有互见法，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常常需要通读全书多卷，才能得其大略.可是在传记文学里，一个传主只有一本书,必须在这本书里把对他的评价全部交代。

是不是古人所作的传、行状、神道碑这一类的作品对于近代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呢？也不尽然。

古代文人的这类作品，主要是对于死者的歌颂，对于近代传记文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这些作品,毕竟不是传记文学。

除了史家和文人的作品以外,是不是还有值得提出的呢？有的，这便是所谓别传。

别传的名称，可能不是作者的自称而是后人认为有别于正史，因此称为“别传”。

有些简单一些,也可称为传叙。

这类作品写得都很生动，没有那些阿谀奉承之辞，而且是信笔直书，对于传主的错误和缺陷，都是全部奉陈。

是不是可以从国外吸收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呢?当然可以,而且
有此必要.但是不能没有一个抉择.罗马时代的勃路塔克是最好的了，但是他的时代和我们相去太远,而且他的那部大作，所着重的是相互比较而很少对于传主的刻画，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略而看不到入情入理的细致的分析。

英国的《约翰逊博士传》是传记文学中的不朽名作，英国人把它推重到极高的地位.这部书的细致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是的确也难免有些琐碎。

而且由于约翰逊并不处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其人也并不能代表英国的一般人物，所以这部作品不是我们必须模仿的范本。

是不是我国已经翻译过来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可以作为范本呢？应当说是可以，由于作者着墨无多，处处显得“颊上三毫”的风神。

可是中国文人相传的做法，正是走的一样的道路，所以无论近代人怎么推崇这部作品，总还不免令人有“穿新鞋走老路"的戒心。

国内外的作品读过一些，也读过法国评论家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理论，是不是对于传记文学就算有些认识呢？不算，在自己没有动手创作之前,就不能算是认识.
这时是1940年左右，中国正在艰苦抗战，我只身独处，住在四川乐山的郊区,每周得进城到学校上课，生活也很艰苦。

家乡已经陷落了，妻室儿女,一家八口，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写出一本来。

我写谁呢？我考虑了好久，最后决定写明代的张居正。

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

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他
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自传和传人,本是性质类似的著述,除了因为作者立场的不同,因而有必要的区别以外,原来没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在西洋文学里，常会发生分类的麻烦.我们则传叙二字连用指明同类的文学。

同时因为古代的用法，传人曰传，自叙曰叙，这种分别的观念，是一种原有的观念，所以传叙文学，包括叙、传在内，丝毫不感觉牵强。

(朱东润《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词》）
②朱先生确是有儒家风度的学者，一身正气，因此他所选择的传主对象，差不多都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有为之士。

他强调关切现实,拯救危亡，尊崇气节与品格。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傅璇琮《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
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
朱东润的传记文学观是如何形成的？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案①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传记作品,如《史记》《汉书》《约翰逊博士传》《维多利亚女王传》等，并比较它们的异同；②深入研究传记文学理论，辨析不同概念，如阅读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理论，分辨史传、别传、自传、传叙文学等；③进行传记文学写作实践，如给张居正写传。

解析本题从把握文章内容要点的角度考查对文本的分析概括。

分析朱东润的传记观是如何形成的，要结合朱东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努力和具体实践进行分析。

首先要确定答题区域，仔细分析该答
题区域，找出最切题的语句作答即可。

如第4、8、9段中，广泛阅读《史记》《汉书》《约翰逊博士传》《维多利亚女王传》等古今中外的传记作品，并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

第6段和“相关链接①”中对史传、别传、传叙等文学的分辨。

第11段，亲自给张居正写传以进行传记写作实践等等.
如何用好“点面结合”答题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忆夏志清
夏志清走了,在2013年的岁尾。

随着他的离去，一个文学批评的夏志清时代似乎正在隐退。

夏先生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

这是一本很有态度的文学史。

在冷战时期，夏志清没有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而完全依据文学审美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在他看来，文学的判断力至关重要。

而他的判断，除了欧洲古典主义、英美形式主义的评价尺度外,还体现出敢于裁断、挑战流俗的批评勇气和言之成理、落笔审慎的批评态度。

夏志清是在阅读了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现代小说之后再看五四小说，眼光颇高,他也没有像一般的史书那样四平八稳、缺乏观点，而是在书中明确表达了喜欢与不喜欢，好小说与坏小说，甚至鲜说“之一”。

夏志清的学生之一、著名学者刘绍铭曾说：“《中国现代小说史》让人佩服的地方倒不在其史料丰富，而在于夏志清作为一位文
学评论家的见识。

他当年盛赞的几位作家——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后来的文学地位日渐被重视，到今天仍然有许多读者。

”
2007年底，学者李凤亮曾在朱崇科的陪同下去夏先生纽约寓所与其作了数小时学术访谈，事后整理成两万字长稿，从洛杉矶寄给他。

一个月后李凤亮接到夏志清的修改稿，夏先生对访谈中一些过头话都作了认真仔细的修改.朱崇科回忆说：“当时已经86岁的夏先生精神矍铄，是一个坦率机智的人,‘童’言无忌。

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他都口无遮拦。

他经常毫无保留地自我表扬，他经常重复的话是‘我聪明得一塌糊涂’.”
夏先生自哥伦比亚大学退休，选中了青年学者王德威为接班人.夏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对他爱护有加,大力栽培,两人情同父子。

2013年12月11日，王德威去疗养院看望了夏志清。

王德威回忆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吃东西,抱怨三明治太不好吃了.这时医生来了，他当着大家的面直截了当问医生：‘我到底怎么样？’医生说：‘你很好.’他说：‘你别讲假话了，我们都是现代人，我不相信这套的。

我已经永垂不朽了，因为我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

哈哈！’”
夏志清的离去，留下文学批评史上一段绝唱。

正是因为他激越不羁的批评个性，形成了他批评的独到发现与巨大冲击力。

今天文学批评界所缺的,不是裹脚布式的长篇大论，恰是那种批评的真诚甚至偏见。

文章是从哪两个方面追忆夏志清先生的？请作简要分析。

“点面结合"是实用类文本阅读答题中很重要的答题方法，尤其适用于筛选、概括类题目，题干中常有“表现在哪些方面"“哪些方面表现出来”“……追忆……”等词语。

所谓“点”,就是一个个具体答题点；所谓“面”,就是能够把“点”合并在一起的概括角度。

用此法的模式为“先‘面'后‘点’”。

1．会用“上位概念”来概括，就会使“面”不“大”也不“窄”.
把筛选出来的信息加以删、减、截、留、换,还只是叫“整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概括。

概括要求把有关内容提升到它们的上一层次的概念，即上位概念之中,如把对天空、山川、植被等的描写称为自然景观的描写，把对建筑、道路、碑刻等的描写称为人文景观的描写等。

概括，不是简单地罗列文段中的重要词语，重复文段中的某些内容，而是有所提升，使用较高层次的概念来概括.如已故的香港名人邵逸夫生前在电影界中建设影视基地，拍摄了不少人们喜闻乐见的电影;又投资电视领域，开设电视台,拍摄风靡一时的电视剧。

如果对他这些成就进行概括,那就可以用“上位概念”——“影视领域成就卓越”概括。

“上位概念”概括法在实用类文本中用得特别普遍.
这个“上位概念”哪里找？有时文段内自有这种概念，摘取出来当然好。

更多的时候是用自己的语言组织的，这就特别需要整体把握，高瞻远瞩，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还要注意多个内容的相同点、相异点，这一“同”一“异”往往就是“上位概念”。

2．概括要善于因事见理、化事为理,具有一定的理性认知能力。

因为无论是传记还是其他实用类文本，其一大特点是立足于事实，事情的叙述在文本中占有很大的篇幅。

要善于透过事实,用理性的认知加以分析，概括出传主的人格、品质特点，因事见理、化事为理的能力在这类题型中特别重要。

3．筛选信息一定要准、全，这是使用“点面结合”法的基础。

没有信息“点"作基础，就无法支撑起“面"。

一般而言，一个“面"有多个“点"，“点”要列全，且“面”“点”一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

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

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

”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

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

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
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

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

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

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

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

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

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

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

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

先生听了我的
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

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

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

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

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

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

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

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节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1．王瑶教授的弟子为什么把他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请简要分析。

答:
2．王瑶教授指导学生的方法很特别，文本中有哪些体现？请简要概括。

答：
对点规范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杨绛的亲情守望
云之端
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只有杨绛一家。

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
“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

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

“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回忆说，“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

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
判。

”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

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个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两个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

杨绛在“菜园班"，当时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

钱钟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看他的妻子,杨绛把自己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看。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还对大家说“文革"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只是有一次，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大家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

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钟书也走了.“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

照顾人，男不如女。

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钱钟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绛一根一根剔掉的。

有段时间，钱钟书在北京医院，女儿在西郊，杨绛这么大年纪两边跑.一家三口人，后来一下走两个，尤其是女儿的走让她毫无思想准备，这个打击太大了！“我们仨失散了。

”但是她居然非常坚强,一滴泪都不掉。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仿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稿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却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举重若轻。

(摘自《时代报告》，有改动)
1．杨绛对钱钟书的“亲情守望"有哪些具体体现？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
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

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

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

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

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

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

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

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

”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

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

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美学著作。

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
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

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的分析、鉴定，恰切的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

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

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

很多学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