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土地交易和萝卜白菜买卖无异

周其仁：土地交易和萝卜白菜买卖无异
2013年11月25日 04:45
来源：长江日报
“保安在城市里站着就能赚钱，在农村站着就没这种效益，这就是城市的吸引力。

”昨日的第二届张培刚经济学纪念讲座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院长周其仁教授发表“经济发展的空间表述”的讲座，随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严重滞后，这其中土地制度是关键，“应让土地交易和萝卜白菜买卖一样自然”。

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
2001年，张培刚指出“工业化超前，城市化相对滞后”的“中国特色”。

周其仁表示，“12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旧存在”。

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50%，工业化指数高达47%。

周其仁分析，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比率为1.09%，低于南非、印度。

“张老很敏锐，他说这主要是城乡分离的政策，包括户籍、粮油供应、住房、就业等一系列管理制度造成的。

”
哪里堵，哪里就有希望
为什么在城市开个早餐店能赚钱，在农村开早餐店会无法运作，周其仁认为这是城市的集聚效应。

“人们抱怨拥堵、空气质量不好、房价、生活压力，但仍往城市里跑”。

周其仁说，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人均2.4万元，农村7900元。

上海市2012年人均4万，高出贵州的农村人均年收入8.8倍。

“差这么多倍数，农村人口怎么可能不到城市。

”
“一千万的城市早餐就是一个大产业，需求聚集的地方就会产生产业。

”他认为，聚集能产生需求，使分工深化，能节约基础设施降低成本，能降低高度分工和技术进步的风险。

周其仁说，城市化的“推力”和“拉力”都是动力，重要的是城市化的动力要大于禁止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阻力。

为不同城市“定制衣服”
周其仁认为，城市化要定制合身的“行政外套”。

“城市的行政特点，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完全不适应现在的情况。

”他说，全国“行政外套”有的大、有的小，人都迁移了的地方空空如也。

“大多数人聚集的地方，紧身衣太紧，要进行定制，让衣服有弹性。

”
目前，有些“衣服”不够大了，地方政府选了项目要把外套撑大，县改市，扩大市域，城市升级等等。

周其仁直言，“能不能增加一些直辖市，我们的经济现在非常散，应该让它聚起来，找一些‘新衣服’让它穿上”。

“工业化起来、城市化就起来，没有这个事情。

”周其仁强调，制度变量、政府倾向非常重要。

“怎么解决这个制度障碍，争取在一代人手里解决，城乡基本成为一个体系。

”
周其仁认为，我们城乡差别里面有很多历史包袱，要根据不同的城市针对性地进行探索。

“地票”全国通用是大方向
周其仁说，一说土地，大家都紧张，“其实土地交易，应该和萝卜、白菜买卖一样自然。

”制度经历了家庭责任承包制、家庭农场制到现在的土地拍卖。

周其仁教授认为，没有这个体制改革，这些年不可能建成这么多漂亮的城市，建成这么好的基础设施。

但他同时提出，问题在这是一个半拉子的改革，政府拿到手里的地是市场化，拿地的方式是非市场化的。

周其仁说，成都、重庆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将农民土地换成“地票”，让土地为农民带来利益。

“原来是一堆烂房子，一堆占着不用的地，你有这个地，就可以变成资产，一部分农民条件成熟的就带着这个钱进城了，就可以在省城买房子了，可以帮助孩子上学了”。

“‘地票’全国通用，是一个大方向，三中全会可以看到对城市化的实际政策推动。

”周其仁认为，目前“地票”的通用只能在县与县之间交换，这涉及审批和监管，需要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保障。

观点集纳>>>
绿卡、地票解决城镇化难题
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万广华：市民化的关键是福利的可携带性，农村人口才能流动起来。

可实行美国的绿卡制度，实现农村人与城市人社会福利的并轨。

现在在试点区，农村的土地已经成为“地票”，能够流转。

“地票”流转使城乡土地一体化，但目前更重要的是解决跨区域的问题。

如果青海的土地能跟重庆的城建土地进行交易，说明城乡一体化就真的实现了。

（记者耿尕卓玛）
沪汉渝撑起长江经济带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上海、武汉、重庆在长江流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理应撑起这条经济带。

形成经济带，关键是了解，不仅是航运的了解，重要是资源要素上的了解。

中央高层领导多次强调这一点，不同的要素，在地域间顺畅流动，能发挥更大作用。

发改委已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方向进行规范，具体计划两个月内有望落地。

（记者裴道彰耿尕卓玛）
发展市场经济像养孩子
经济学家张燕生：改革开放之初，市场像3岁的小孩，国家就像父母负起责任。

中国加入WTO后，规则改革逐步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性”提升为“决定性”的意思就是“孩子长大了，是时候让市场发挥自身的独立作用了，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都让市场来解决。

（记者陈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博士：
改革突破口就是改政府自己
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博士就提出改革要从六个方面创新，跟三中全会很多内容相同。

昨日，李佐军接受记者专访，就其提出的六个“改革要改革自身六个创新”问题，逐一解读。

李佐军说：“在我看来，改革也有一个科学改革的问题，也有一个自身创新的问题，有一个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问题”。

“第一、改革理论要创新”。

李佐军说，35年中国改革开放，总结了很多改革理论，但以前过度偏重于提高经济效益，注重于经济领域改革。

现在，改革步入深水区，主题更加多元化，不仅仅是经济改革，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各领域改革，更加强调全面改革、以人为本、公平导向、可持续发展等，因此三中全会改革理论有创新。

“第二、改革组织要创新”。

李佐军回顾，最初是国家体改委，后来变成体改办，再后来变成国家发改委，但发改委改革职能弱，已经不能胜任，需要提高改革组织的层级，提高改革的权威性、综合性，甚至包括军队改革，国务院层级已经不够。

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最高层级的改革组织，也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设立的最高级别的改革领导机构，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

“第三、改革规则要创新”。

李佐军说，过去强调大胆尝试，先试先行，但试点成果未上升到法制层面，法制成效不高，不具持续性。

现在，改革要用法治的方式推进，依法按规则进行，最终要变成全国性的规则。

“第四、改革试点要创新”。

李佐军认为，改革需要试点，但很多试点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是争牌子、争项目、争特权、争优惠，违背改革试点的初衷，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这次改革就是要让各个地方、各个主体公开竞争，搞一些“去特权化”的真改革试点，而不搞那些“伪改革”。

“第五、改革的突破口要创新”。

李佐军表示，目前改革对象更庞大，齐头并进改革，效果不佳，要选择突破口，抓住“牛鼻子”。

过去改革是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硬碰硬。

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改政府自己，要放权简政，要打破垄断国企、利益集团固化，以及司法制度改革、土地改革等。

“第六、改革方式要有创新”。

李佐军说，要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要处理好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关系。

首先要优先进行增量改革，以减少改革阻力，但同时也要对存量下决心改革，如果存量不动，那么存量改革也难以顺利推进。

（记者肖年红）
打工族最不愿回乡定居通城十年消失64个村
本报讯（记者朱建华）昨日，第七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在华中科技大学闭幕。

有专家指出，农民意愿与发展小城镇政策存在冲突，打工族最不愿回乡定居，传统的故乡在消亡，仅湖北通城近十年就有64个村自然消失。

随着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会有更多村庄消亡。

省扶贫办对30个贫困县市调查显示，几乎2/3的人都外出务工了。

其中，七成左右每年在外打工时间超过半年，由“亦工亦农”变成“全职非农”。

举家外出务工比例也在上升，2011年占外出务工农民总数的26%。

“下去调研的时候，小城镇一是灰多，二是人少。

”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负责人殷雄飞年透露，通过对来武汉务工的430人调查，他们最愿意留在大城市定居，最不愿意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小镇。

“国家有调查显示，仅0.7%的务工人员在打工地拥有自购房，我们发现，务工人员主要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

秭归县屈原镇九岭头村，是该县版图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贫困程度最深的一个村，但现在的常住人口仅占户籍人口的28.4%，且60岁以上的占一半，80岁以上的占18，3%。

有专家认为，随着人口进一步迁移和老年人自然死亡，这个村将自然消亡。

省扶贫办调查披露，秭归县九畹溪镇十年时间自然村减少了25个，通城县近十年共有64个自然村自然消亡。

专家认为，这些列入扶贫攻坚的县市，会有更多的自然村从县域版图上消失，会有更多的行政村名存实亡。

自然村是自然形态的居民聚落，行政村编一般由若干个自然村组成。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进城务工人员中只有不到2%的迁移落户城镇。

现实中农民转移意愿与发展小城镇政策存在冲突，又该如何发展城镇化？殷雄飞对此希望专家能进行研究。

结合该年会“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主题，多位与会专家提出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须高度重视城镇化模式的选择。

新的城镇化应该是人本的城镇化，或者说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以推进农民市民化为普遍化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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