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陪产假何以成“纸面上的福利”

社会SOCIETY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前段时间提交审议，草案中首次提出男性共同育儿假，鼓励单位给男性多放5天假回家带孩子。

也就是说，在目前江苏男性享有15天护理假的基础上，再增加5天假期。

这一消息再次将男性依法请假照顾产后妻子、新生儿这件事情推到舆论前台。

尽管男性共同育儿假有一定现实必要性，但目前连通常意义上的陪产假“落地”尚且面临困难，江苏省这一草案里提及的增加5天假期能否推广，不禁令人怀疑。

在现实中，男性陪产假为何难“落地”呢？
长时间请假影响公司业务
最近几年，男性陪产假是一个讨论较多的话题。

此前，一些地方也设立了陪产假，通常为15天。

以北京市为例，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提到，北京女职工生育后，其配偶可享受陪产假15天。

4个月前，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陆敏成为一名母亲。

陆敏的先生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上班，业务繁忙，加班是家常便饭。

“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先生加上双休一共休息了5天，而且我先生向单位申请的是事假，并非男性陪产假。

”陆敏说。

陆敏的先生所在的公司一直以来都没有男性请15天陪产假的先例，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公司默认的“传统”。

“他在保险公司上班，平时就忙得脚不沾地，休年假时都得加班。

他们公司所有人都没有请过15天这么长
时间的假。

休假半个月，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太大了，领导肯定不会允许的。

”陆敏说。

陆敏有6个月产假，加上1个月晚婚假，
一共可以休假7个月。

在这7个月的时间里,几
乎就是陆敏和保姆共同照顾孩子。

陆敏说：
“当妈妈的第一个月最辛苦了，我年纪大，
身体机能跟不上，先生又请不了假帮我，于
是直接住到月子中心去了，当时花了将近8万
元。

月子中心确实太贵，但是我先生太忙，
也没别的办法。

”
其实，陆敏在生孩子之前也知道男性陪
产假的存在，但是并没有让丈夫向公司争
取。

“五六天和半个月也没差多少，再说本
来他就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得事事都靠我。

他要是一直在家，没准我俩还拌嘴。

最重要
的是，和上班挣钱比起来，请假照顾孩子得
不偿失。

”陆敏补充道。

如果要第二个孩子，又该如何应对呢？
对此，陆敏表示：“共同育儿假还是很有意义
的。

到那个时候，我还是希望我先生的假期能
更长一点，因为二孩的生育压力更大了。

”
企业主管自身更容易请假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宋瑞是一家建筑公
司的部门主管，他和妻子正在备孕。

宋瑞在
公司里的职位已经处于管理层，相对于普通
员工“不敢请假”来说，宋瑞在这方面并没
有太多担忧。

“我肯定会申请陪产假。

15天虽然不算
特别长，但是在我太太刚刚生产完比较虚弱
的那几天里，我能时时陪在她身边，哪怕端
个茶倒个水，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作用。

”宋
瑞说，“我自然希望男性陪产假能更长一
些，如果有共同育儿假就更好了。

就算法律
规定了只有一天，我也会尽我所能去请假，
给妻子减轻负担。

”
当被问到是否会雇请月嫂时，宋瑞说：
“我觉得月嫂只是在生活细节上照顾我的妻
子，我自己的作用更多是在心灵关怀上。

月嫂
怎么能代替丈夫呢？何况，新生儿成长和变化
速度很快，能亲眼见证是很好的事情。

”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郑先生是北京一所
高校的教师，有两个孩子，小儿子刚刚半
岁。

郑先生说因为教师这份工作的特殊性，
具有比其他职业更长时间的假期──寒暑
假，所以他和太太会有计划地让宝宝降生在
寒暑假。

“寒暑假就算是共同育儿假吧，留给
我的时间很充足。

如果像其他职业的上班
族一样，只有一两周，那情况可能会困难
很多。

因为有寒暑假，我和其他教师绝大
多数都会优先选择寒暑假生孩子，所以基
本上不会主动向学校申请陪产假或者共同
育儿假，而且自己也不清楚应该有多少天
假。

”郑先生说。

管理者不愿男性请陪产假
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并非意识不到陪
产假或者共同育儿假的必要性，只是他们也
有难处。

曹振是北京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的门店
经理，他的女儿刚满1岁。

他表示当一个家庭
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应该适当增加父亲
的陪产假天数，因为照看两个孩子的压力要
比照看一个孩子大多了。

曹振进一步分析说，对于私营企业主
来说，有没有陪产假期这个问题不大受制
于企业管理的压力，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企
业主自身。

目前一些私企流行职业经理人
管理模式，如果说职业经理人也算企业管
理者的话，那他本质上还是企业的员工，
仍然要接受业绩考核制度和考勤制度的约
束，不能随意地给自己或者手下员工放
假，所以并非所有企业管理者都能决定自
己或者手下员工的假期。

■文/杜晓 曹明珠
男性陪产假何以成
“纸面上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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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男性陪产假和企业绩效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从公司的日常运作来看，普通员工和企业主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

站在企业主的角度考虑，肯定希望员工的工作时间越长越好，能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员工的假期多，企业承担的成本就多。

从目前来说，大部分企业的员工还是以男性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员工的假期增多，相当于一个企业每年增加5%左右的用工成本。

私营企业主当然希望尽可能节约开支，追求更多利润。

老板想要省钱，员工想要多放假，这就是矛盾根源。

”曹振说。

尽管曹振属于管理层，但他依然认为将男性陪产假或者共同育儿假上升至法律层面很有必要。

他表示有些企业管理者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会主动给员工放陪产假，但如果法律有明文规定，这些管理者就只能遵从。

普通上班族的数量肯定多过管理者，所以应该尊重多数人的利益。

■文/江山
糖丸爷爷的“艰苦战争”
敌人消失18年后，顾方舟才彻底停止“进攻”。

他从31岁开始，努力在中国消灭导致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为此花了40余年。

他在中国研制出首批脊灰活疫苗，并把疫苗包裹进糖丸中，以便送到农村和偏远地区。

因此，他被人们称为“糖丸爷爷”。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时，顾方舟曾作为代表在证实报告上签字，但他从来没有因此就放松警惕。

他研制的糖丸已经被证明可以明显降低小儿麻痹症发病率，但去当时的卫生部开会时，顾方舟依然担心活疫苗的有效性，建议引入一针死疫苗。

在一次访谈中，年近八旬的顾方舟说：“中国为了维持目前状态，孩子还得要服用疫苗，进行普遍免疫，要在全世界消灭这个病谈何容易，路还很长。

”
他也准备好了要走很长的路。

即使身体日渐虚弱，他依然每年坚持查询各地疫苗使用后的情况。

直到2019年1月2日凌晨，这位老人在昏睡中辞世。

在上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疫情带来的恐惧是肉眼可见的。

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大规模疫情，1680人感染，其中466人死亡。

为躲避病毒，7月的暑天，广西南宁家家户户紧闭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

从苏联考察归来的顾方舟，就在这时开始着手研制疫苗。

第一批疫苗试生产出来后，顾方舟拿自己做试验，以确保安全。

但要找7周岁以下的儿童试服并不容易，于是他把疫苗给自己未满1周岁的大儿子服下，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吃，这不大仗义”。

第一批试验成功后，1960年，当时的医学科学院决定在云南设立猿猴生物站和医学生物研究所。

为表明决心，顾方舟举家南迁，带着母亲和妻儿去昆明。

输送病毒，温度不能超过4℃。

培养病毒，温度则必须在35℃以上。

有人回忆，虽然昆明四季如春，但生物所“一天有四季”。

来了一批做组织培养的血清，全所工作人员必须加班加点把工作做完。

顾方舟还在生物所制订出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只要疫苗生产检定过程中出现问题，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相关人员都要记过和受罚。

在工作之外，这个所长没有太多“脾气”。

只有在涉及疫苗时，他才会绷紧一根弦。

1964年，在全国进行脊灰活疫苗流行病学
同样作为管理者的宋瑞也表示，无论是在国企还是私企，尤其是小单位、小公司，很多职位都是专岗专职。

女员工休产假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果男性再休陪产假，公司的运作很可能就断了。

“所以一般最后都是公司给一些加班补助，男员工请几天事假代替陪产假，双方各退一步。

”宋瑞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
访对象均为化名）
（摘自《法制日报》2018年1月2日）
调查期间，生物所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到全国各地开展调查。

他们联合当地的检疫站工作人员，对几万户人家的儿童进行粪便和血液的采集、调查工作。

顾方舟会经常打电话询问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

试服者的血样、粪便需要采集4次，没有按规范采集的样本，只得重来一遍。

一次，一个装有疫苗的大铁罐指示剂不见了，里面大约有几万人份的疫苗，而这个标有pH值等指标的指示剂，可以证明疫苗的合格状况。

有人推测是指示剂掉进了罐子里。

平时一向和气的顾方舟这次十分严肃，下令将这罐疫苗立即销毁，重新生产装罐。

疫苗保存有着严格的标准，没有冷链保存技术，顾方舟和同事就想方法，将略微带些苦涩的液体疫苗装进糖丸，这样就能在广口暖瓶里保存一个星期，方便赤脚医生上山下乡为村民送药。

免疫，在顾方舟眼中，是一场战役。

“光有武器，有枪、有炮，怎么打？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战略就不一样。

”脊灰活疫苗使用的策略，就是在7～10天内让一个县的适龄儿童口服率达到95%，建立起强大的免疫屏障。

他曾见识过病毒肆虐的后果。

幼年时，顾方舟在海关工作的父亲就因在检查轮船货物时感染黑热病去世。

母亲为拉扯4个子女长大，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助产士。

1944年进入北大医学院读书后，18岁的他听着同学有关考察矿工卫生状况的讲述，决定从临床医学转到公共卫生领域：“当医生一年只能救有限的病人，我们国家这么苦，正缺少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呢。

”
顾方舟工作很忙，女儿顾晓曼童年时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每天睡觉前都看到他在昏黄的灯光下伏案写材料。

在他过世后，儿子发现家里堆放着几大本厚厚的实验报告，都是顾方舟生前用钢笔一笔一画记录下来的。

“当今社会，人们总习惯去做加法，无穷在做加法。

而我们应当明白，应从顾先生身上看到，凡事贵在专，贵在坚持不懈。

真正的人生应当是做减法，甚至是除法。

”在顾方舟追思会上，中工院副院长王辰院士评价道。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