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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发展是重要政绩(思想纵横)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

坚持硬道理,完成硬任务,是广大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也对干部考察评价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考察和评价干部,不仅要看他们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和实绩,而且要看他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实绩。

一句话,和谐发展是重要的政绩。

当前,我国既处于黄金发展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

所谓“矛盾凸显”,既意味着矛盾多发高发,又意味着矛盾错综复杂、处理难度越来越大。

一些突出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会成为安定的隐患、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将和谐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那么,如何考核和评价干部和谐发展的能力与政绩呢?看和谐发展的理念树得牢不牢。

就是看能不能把和谐的理念贯穿到谋发展、促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中。

具体来说,应看能否把每一项工作都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去研究部署,能否把加快发展建立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能否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思想上为民、程序上便民、政策上利民、作风上亲民。

看政绩中的和谐系数高不高。

考核干部政绩中的和谐系数,主要是在考核经济发展总量、速度、规模、效益等的同时,考核民主法治、诚信友爱、社会公平、社会活力、安定有序和生态环境等与社会和谐直接相关的指标和因素。

比如,在考核经济效益、招商引资数量等指标时,对节能减排、资源环境保护、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情况进行考评;对那些虽然能一时刺激GDP攀升却对社会和谐稳定留下重大隐患的所谓政绩,进行批评、加以制止。

看解决矛盾的能力强不强。

和谐发展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而是意味着突出的社会矛盾得到了缓和与解决。

因此,考察干部推动和谐发展的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其预防、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进一步说,就是看其是否真心实意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为群众着想;是否善于抓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矛盾;能否正确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否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危机管理机制,对可能出现的矛盾提前做好引导、疏导和化解工作;等等。

看思想与工作作风实不实。

作风扎实,工作才能务实,从而有效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风飘浮,工作必然虚浮,从而影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

从这个角度说,考察干部推动和谐发展的素质和能力,需要看其是经常深入群众、体察社情民意还是高高在上、不问群众疾苦,是注重调查研究、民主决策还是主观武断、靠拍脑门办事,是埋头苦干、心无旁骛地干事业还是追名逐利、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是雷厉风行、敢于负责还是推诿扯皮、敷衍塞责。

这实际上就是提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空头承诺透支政府信用(七日谈·一周热点聚焦一谈)
政府部门和干部的诚信问题不能孤立看待,政务诚信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失信问题。

干部不讲诚信,在老百姓面前就没有说服力;政府诚信缺失,就无法推进诚信社会建设上周的几则新闻,让人们把视线聚焦在社会诚信话题上,而其中地方党政部门及干部的诚信问题尤其抢眼。

年龄做手脚、论文抄袭、简历造假,此类问题不时曝光,引起热议。

因为一些地方拒绝回应或者回应语焉不详,有些问题最后不了了之,但“不管你回应不回应,质疑还在那里”。

个别干部为了捞取私利,抛弃诚信,不顾“官德”,最终都逃避不了党纪国法的惩处。

与这些干部不守诚信的问题相比,地方党政部门诚信缺失的危害更为严重。

山东乐陵市残疾农民万连云想要回被占的承包地,省农业厅认定他有理推动解决,省、市、镇各级主管部门协调形成解决方案,但他从2008年起不停上访,干部不愿碰硬,相互推诿,问题至今悬而未解。

特别是在2010年8月,市委书记亲自接访承诺:“你合法,有理,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保证3到5天内给你办理。

”但后来竟没了音信。

说话不算数,承诺不落实,地方干部如此敷衍群众,损害政府形象,“透支”政府信用。

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十分不满。

应该说,政府部门和干部的诚信问题不能孤立看待,需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不断解决。

需要强调的是,必须看到政府部门和干部的诚信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失信问题。

干部不讲诚信,在老百姓面前就没有威信;政府诚信缺失,就无法推进诚信社会建设。

据报载,云南嵩明县从2007年以来,全县财政收入大部分投入教育,迄今已建成44所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学校,而县委、县政府至今还在上个世纪70年代建的老房子里办公,书记、县长的办公室都是“蜗居”。

该县的干部说:“‘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这句话喊了多少年,但真正做到的地方有多少?如果不为老百姓着想,我们盖个大楼让自己办公就是了,何必还要负债盖学校?”孔子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这样坚守为民理念、千方百计确保政策执行的例子,自然会获得群众的肯定与赞扬。

其实,对政府来说,把好政策落到实处就是最大的诚信。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会议强调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政府及其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要起示范带头作用,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升公信力。

政务诚信不仅仅是诚信问题,其与法治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建设密不可分,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创造条件让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执行,加大失信问责的力度,如此方能取信于民。

干部考核看什么(人民观察)
——来自苏浙赣粤渝川六省市的调查
“干部考核增加‘公众满意度’指标”、“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仅考的好,更要干的好、发展好”……当下正在进行的地方党委换届中,各地全面运用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纷纷出台一系列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新做法,成为考准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方向标”。

最近,本报记者到创新干部考核实践开展较早的江苏、浙江、江西、广东、重庆、四川六省市调研发现,干部考核这根“指挥棒”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

多种方式扩大考核民主,提高群众参与度——从“官评官”向“民评官”转变“小区卫生绿化好不好”、“有没有该领低保的住户没有领”、“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一个个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出自重庆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的民意调查。

为客观反映区县领导班子的工作成效,加大百姓满意度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中的分量,2009年3月,重庆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不通知区县、不借助当地力量,完成了22万个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走访了40个区县、111个乡镇(街道)、275个村(居委)的3276户居民。

民调的结果,占当年区县干部考核总分的20%。

2010年,重庆又将这个权重提高到30%。

不独重庆。

2009年,四川省在一些地方开展试点,每年定期开展民意调查,把干部的评价权交给群众,把群众评价结果作为班子调整和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浙江省从今年开始,在对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增设“公众满意度指标”,并赋予20%的权重。

浙江省规定,班子成员会议投票推荐得票未达到半数或民主测评优秀、称职票未达到
2/3的,不列为继续提名人选;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在征求意见中“不同意其提拔使用”得票超过1/2的,不列为提拔人选。

浙江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吴顺江表示:“浙江在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时,将选取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关注度高、感受度强的内容,设置具体、形象、直观的调查项目,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引导领导干部更加重视群众的直观感受和现实需求。

”在江西,群众成为干部考核的参与者和裁判员。

景德镇市就当前乡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向社会征求意见,并以此为依据分类设计逆向民主测评表。

赣州则要求所有乡镇党委班子及每个成员必须进行“实绩公示”。

实绩材料不仅要在政府网站和镇、村公示栏张贴,还要发放到所有群众家中。

“材料上写的事情做没做,老表们平时都看得明白着呢,眼里揉不得沙子。

”赣州南康市龙岭镇邱边村村民张传奎说。

乡镇换届考察实绩公示后,全市受理举报160件次,涉及121名干部,其中有26件反映政绩不实问题。

经核实,对25名存在虚报政绩现象的干部进行了提醒谈话,取消了1名干部的后备干部资格。

民主是最好的监督。

扩大民主测评范围、丰富民主测评方式,各省市同样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重庆将熟悉干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群体作为主要测评范围,重点在单位职工、服务对象和“两代表一委员”中进行。

提前一天发放测评票、党政班子成员逐一登台述职、参评人员分散填票并无记名投票……平均每年参加民主测评的干部群众达4.5万人。

在县级党政正职的选拔任用过程中,江西上饶实行“六点合一、立体聚焦”,把评价权、推荐权、初始提名权都交给多数人。

纵向上,由来自基层的干部群众对现任党政正职“下评下荐”,县(市、区)党政正职“互评互荐”,市四套班子成员对现任党政班子和党政正职“上评上荐”。

横向上,注重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看干部的一贯表现;注重关键时期和重大事件中的表现,看干部的政治素质、意志品质、能力水平。

“参与的干部群众多了,想跑也跑不完;推选权交给大家了,想买也买不到;考察全方位了,过去的历史,想改也改不掉;组织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关键时刻想装也装不出来。

”上饶德兴市委书记的陈荣高说。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考察干部的“官德尺”一量到底要做官,先做人;官德正,吏治清。

各省市纷纷将官德纳入干部考核任用的“硬指标”,并在可量化、可操作、可执行方面进行了尝试。

量化考核指标体系,让“德”字考核考出差别、考出问题——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考察评价办法(试行)》,加强对领导干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全面考核。

今年,浙江省仙居县在拟提拔干部前,首次发放《干部德的情况调查表》,设置了15个反向测评指标,直指“不敢坚持原则”、“热衷政绩工程”、“铺张浪费”等负面现象,由群众“打钩”。

重庆专门制定德的考评办法,列出“贯彻上级部署态度不坚决行动不迅速、学风不浓玩风浓、收受礼金红包”等10种负面现象进行反向调查。

在年度考核时,还专门开展区县委书记形象口碑调查。

在江苏南通,正反两个层面“德”的评价,各占总测评分值的50%。

正向评“德”,分优秀、良好、一般和较差4个档次。

反向测“德”,对干部的“德”设置了“问题严重”、“有较多反映议论”、“偶尔有反映议论”、“无反映”和“不了解”5种评价标准。

各档加权减分作为被测评者该项指标得分,并汇总各子项指标得出总分。

深入调查,认真甄别,让“德”字考评准确、客观——江西省萍乡市将监督考核工作延伸至社区。

在2008年就开始试点的芦溪县华光社区,居住在社区内的所有党员干部的照片、任职情况等信息被公布在“廉政监督栏”,由退休老同志、人大代表、无职党员、普通群众组成的监督员随时监督其“8小时外”情况,并定期向县纪委、县委组织部汇报。

江苏在省辖市委换届考察中,大力拓展和延伸考核面,探索家访、邻访、追溯回访等渠道,广泛听取考核对象身边人、服务对象、曾经同事的意见,结合个别谈话、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等,对干部德的表现进行深入了解印证。

“对德行的方面出现问题的,在选拔任用时实行‘一票否决’”,类似的条款,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地出台的干部考核任用条例中。

浙江省余姚市在日前的乡镇换届考察中,对32名德行评价不高的干部作出组织处理,其中4人被免去现职,2
人退居二线;仙居县对在考核评价中发现的5名德行不好的干部中止提任程序,对反映较多、但又一时查无实据的8名拟提任的干部作出暂缓使用的决定。

强化分类指导,注重结果运用——让干部考核为科学发展“撑腰”今年夏天,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60个省直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综合考核评价成绩单出炉。

翻看这份成绩单可以发现,连续3年排名全省第一的深圳市,得分超过90分,单是“自主创新指数”就超出全省平均得分21.25分;而个别市虽然GDP增速位居全省前列,但由于社会、民生类指标未能与GDP同步增长,排名靠后……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玉妹说:“广东的考核指标体系锁定科学发展。

考评项目不再围绕着GDP增速、投资规模和财政税收等偏重反映经济数量和增长速度的指标设计,而是分为4类42个指标全面考核各地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等方面的发展。

”近年来,各地注重通过考核引导干部注重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改善生态环境。

浙江省全面运用新修订的干部考核评价“一个意见、五个办法”,突出对经济转型升级、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考核,把改善民生、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等指标纳入考核内容。

在此基础上,温州市建立起县(市、区)和市直单位两套考绩体系,弱化GDP考核指标,扩大民生性考核指标比重。

重庆变过去简单的述职评分为算账评绩,围绕民生导向发展思路,不断加大民生改善考核力度,60%权重直指民生,群众收入、就业保障、教育卫生等成为考核重点。

对区县的实绩考核,以31个市级部门提供的发展数据为准,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进行计分,一笔一笔算账评绩。

四川省在换届考察中,将实绩分析指标和评价项目设置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重点工作五大类27项。

为突出考核重点,增强考核针对性,各地在设定考核指标时,还合理划分考核主体,因地因人制宜实施分类考核。

江苏对苏南的考核重点围绕经济转型升级,考核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环境保护等指标;对苏中,重点围绕实现快速崛起,考核先进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沿江沿海开发等指标;对苏北,重点围绕跨越发展,考核沿海开发、现代农业、民生保障等指标。

广东引导各地立足优势协调发展。

21个市按照GDP、常住人口、土地面积的综合比重等被划分到4个区域中,不同的指标或权重,引导各地找准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江苏、浙江突出考核结果的刚性运用,加大考核奖惩力度。

对不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办事,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造成不良影响的,对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发生严重问题的,严格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进行诫勉谈话和严肃惩戒,必要时实行组织调整。

科学的考核向各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传递压力,提供动力,形成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倒逼机制。

(本报记者施娟、魏贺执笔赵京安、刘裕国、崔佳、江南、邓圩、卞民德采写)
人民网评:“为民争利”才能万众追随
和追随。

彭德怀曾指出,“升官发财,这是过去的国民党。

当官不发财,一心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共产党。

否则就不是共产党,或者说是假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

代表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才能带领亿万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的胜利。

利益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原始驱动力。

邓小平多次强调,“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人民走上了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

为成就欢呼的同时,也不能轻视汹涌的“暗流”。

在社会财富“蛋糕做大”的背景下,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如何防止一些人利用‘身份’或‘权力’的优势多吃多占”,“如何防止强势部门、垄断行业与民争利”,成为执政党必须回答的紧要问题。

从近年的情况来看,政府部门与民争利的现象,多发生在房地产、交通、教育等民生领域。

有的地方政府强制拆迁,激化干群矛盾。

有的地方政府从老百姓手里低价拿地,转手以几十倍的高价出售。

有的交通部门乱收费,把公路异化为牟利工具。

有的地方政府挪用惠农资金,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有的地方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承诺,成为“空头支票”。

有的垄断行业依靠资源优势攫取超常规利益……
与民争利,后患无穷。

民众的利益和权益受到侵犯,常常成为“导火索”,引发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这些教训警示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能忘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既要弘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又要加强反腐败斗争,坚决纠正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与民争利;既要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确保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又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福利。

“为了谁”,是执政党先进性的“试金石”。

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证我们党不褪色、不变色,才能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每周一评:“实用主义”与文明底线
为招徕生意,湖北一家民营医院打着“免费体检”的幌子,欺骗数百名妇女做了妇科手术;为追求“破案率”,河南商丘柘城一名警察故意隐匿证据,致使五位无辜公民被关三年零四个月。

案例有些特殊,逻辑却并不陌生:“只要对我有好处就是真理”、“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近年来,从山西“黑砖窑”,到陕西“华南虎”,再到云南“躲猫猫”乃至湖北“牵尸要价”,背后若隐若现的都是这种“实用主义”,至于正义和良知,则被作为“交易成本”抛却了。

有时这种“抛却”可能并不那么刺眼,甚至还因涂抹了“正义”色彩而显得理直气壮,搭上了文化班车而看上去“人性十足”。

个别地方扫黄打非,卖淫女被游街示众、裸照被媒体公布;地方名人争夺战中,西门庆也成了金字招牌,山东阳谷竟要复原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幽会地点。

这或许是对当下“实用主义”异化的一个隐喻。

“异化”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渐进完成的。

比如,那些开着宝马领低保的人,从面带羞惭“红着脸”、到佯装镇定“绷起脸”、再到无所顾忌“笑着脸”的转
变;那些先是不给红包不认真做手术,后来给了红包也不认真做手术的医生,无不是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在“实用主义”的自我辩护中,一步步远离良心的责任,一次次放胆穿越着道德的栏杆。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应该承认,从高蹈的禁欲主义,到对利益的肯定承认,不仅是务实选择,也是一个进步。

然而,正如水的底线是零度,如果低于零度就不成其为水;象棋棋子情势再危急也不能越出棋盘底线,否则游戏无法继续。

“实用主义”也应有其文明底线。

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强调“道德是最终和最高目的”,而功利主义鼻祖边沁追求的也是最大多数人的善。

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人都知道,在轮船即将沉没之际,从船长到乘客都不约而同做出了的选择:妇孺优先,这一幕在“9·11”事件中再次重演。

即便在生死考验面前,文明的底线依然被勇敢守卫。

一个社会肌体的健康,离不开这种守卫。

很难想象,如果人人都去信奉“有用即真理”、“有奶便是娘”而不择手段、不顾他人,我们的社会生活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当医生不再信奉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而死死盯住病人的钱包时;当商人不讲诚信,而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大赚昧心钱时;当政府公职人员不去恪尽职守,而寻觅各种商机、把做官当作生意来做时……社会良知和社会秩序将不复存在。

从不题字的朱镕基,却破例给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这就是对底线的重申。

这种底线,就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法律义务,就是让人之为人、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常识。

你生产奶粉赚钱,但不能含有三聚氰胺;你给别人做手术,但不能把纱布留在别人身体里;你伸张社会正义,也不得进行刑讯逼供;你打击非法黑车,也不能搞“钓鱼执法”;为了公共利益拆迁,也要维护别人的生存权。

经济的高速发展固然可喜,但如果文明的底线模糊不清、得不到敬畏坚守,那么这样的繁荣就会十分脆弱。

正如文艺复兴揭开了欧洲近代历史的序幕,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不仅要有物质基础,更要有精神准备,首要的一点,就是在滚滚的物质红尘中捍卫文明的底线。

快评:如何看待“十二五”经济目标年均增长7%
2011年3月5日上午9时,温家宝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了“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温家宝说,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增长7%。

7%这个数据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温总理日前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就首次透露“十二五”的经济增速目标拟定为7%。

这一数据备受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两点,其一,众所周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39.8万亿元,“十一五”年均增长11.2%,从11.2%到7%,降幅可谓明显。

其二,这一目标也低于“十一五”规划拟定的7.5%,而且是近20年来各“五年规划”中较低的一个目标。

经济增速调低是件好事,这是对GDP的淡化。

当然,适当地放低速度,不是不再追求GDP,而是更加追求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

换言之,不单纯追求数量,而更讲究质量。

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和转方式、调结构互为一体,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哪怕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慢了一些,从长远看也是值得激赏的好事。

因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正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吕本富认为,“(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是比较粗放的,靠拼资源、大量消耗土地、搞人海战术获得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


旧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了!如果片面追求经济增速,后果显而易见,用总理的话说就是,“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盲目铺摊子,那样就会造成产能过剩,环境资源压力加大,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总理的话是烛照现实的肯綮之谈,因为这样一来,即便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代价最终必然由老百姓承担,近年来一些地方环境遭到巨大破坏,当地居民身染疾病,就是教训。

片面追求经济增速,还会导致一些官员患上GDP崇拜症。

在有的官员看来,GDP就是指挥棒,GDP上去了,政绩就有了。

为了追求GDP,甚至不惜造假。

国家发改委在给全国人大呈递的报告中就提出:“近些年来,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


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没有道理,如果发展带给老百姓的不是福祉,而是伤害,或者伤害大于福祉,让老百姓感到痛苦、受到折磨,没有幸福感,那么这样的发展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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