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祠神祭祀空间“旗冶的演成为中心

第35卷第6期2018年12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以祠神祭祀空间 旗”的演成为中心
台文泽
[摘　要]　祠神祭祀空间结构的考察是理解乡村社会空间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㊂田野访谈㊁地方民间文献(碑刻㊁科仪书)及正史资料的系统剖析,呈现了以龙王神崇祀为中心的社会空间 旗”的演成轨迹:它最初源自明代边防军屯中的 旗甲”,属于 军事型”国家基层区划,继而又在 清初改制”中变身为具有特殊政治经济功能的 民里化”基层行政区划,延至民国则在保甲制度推行中被取缔了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区划的身份,从此成为纯粹的祠神祭祀空间㊂围绕这一嬗变历程的讨论与以往证实的明清以降祠神祭祀空间多源于明初建立的基层组织 里社”系统的研究结论形成了对比,揭示了长时间段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对国家军事型区划的继承事实及相关之变动,启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西北境内地域社会以祠神为中心的祭祀圈社会空间建构,既需要在动态的㊁长时间段的疆域史视域中特别重视国家制度因素的潜在性影响,同时也要关注国家制度与地方性㊁民间性因素作用关系的历史呈现与变迁㊂
[关键词]　社会空间;乡村地区;民间信仰;祠神祭祀;基层行政区划
[收稿日期]　20180416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编号16LZUJBWZX001)㊂
[作者简介]　台文泽,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邮编:730000㊂
①　这一学术概念由日本学者冈田谦提出,后在台湾学者施振民㊁林美容等的讨论中被发扬光大㊂
乡村地区民间信仰体系中以祠神为崇祀对象的祭祀组织及其开展的祭祀活动往往会覆盖相对稳定的地域空间,从而对以祠神为中心的崇祀空间结构的考察就成为了理解乡村社会空间建构一个重要途径㊂源于研究台湾汉人移植史而后被广泛用来观察社会结构㊁地缘关系及信仰空间的 祭祀圈”概念可以说最为典型①,但在其被运用于大陆社会研究时也引发了较多的讨论,焦点之一即它对信仰空间的考察偏重地方或民间性因素,比如突出强调台湾闽台移民祭祀圈边界具有的浓厚乡籍色彩㊂在既有的批判性研究中,极具启发性的讨论是郑振满对福建莆田地区神庙祭祀体系的研究[1]33-47,111㊁郑衡泌对泉州东海镇祠神祭祀空间结构的研究[2],他们不仅在长时段历史中描绘了地域社会的自我组织化过程,更重要的则是共同表明:与明初国家基层行政区划 里甲”体制密切相适应的 里社”这一宗教兼社会制度对后来的乡村祭祀空间产生了深刻影响,清晰地呈现了后者对前者即国家制度的继承性㊂基于此,郑振满还特别指出 以 祭祀圈’为标志的地域组织,并不是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普遍历史现象”,而此论可否成立端在 对台湾与内地的 祭祀圈’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㊂”[1]111至此,一方面讨论国家制度等非地方或非民间性因素之于原祭祀圈理论的内涵㊁意义及其修正已然被赋予了特殊价值;另一方面展开对国家制度等非地方或非民间性因素在大陆乡村地区祭祀空间建构中的作用之发掘㊁分析就成了经验证实㊁理论深化之关键㊂而大陆社会历史存在的区域性差异,不仅意味着空间上的讨论延展有助于深化上述基于福建境内历史经验所提供的启发性认识,还是理解特定区域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历史的应有之义㊂以注重历史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结合的历史人类学为研究取向,通过田野访谈㊁地方民间文献(碑刻㊁科仪书)及正史资料的系统剖析,呈现了当下西北小川镇境内以龙王神为对象的祭祀圈空间区划 旗”的演成过程,揭示了长时间段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对国家军管型行政
区划的承继性历史及相关之变动,启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西北境内地域社会以祠神为中心的祭祀圈社会空间建构,既需要在动态的㊁长时间段的疆域史视域中特别重视国家制度因素的潜在性影响,同时也要关注国家制度与地方性㊁民间性因素作用关系的历史呈现与变迁㊂
一㊁地域社会中的 旗”:以龙王神崇祀为中心的乡村空间结构
成县地处甘肃省东南,城西之小川镇为县内第一大镇,下辖19个行政村116个生产社,管理4582户19069人㊂小川镇境内以山地㊁丘陵地形为主,长期以来农业生产是地方的经济支柱和乡民的生计之本㊂由于地处400毫米降水线附近和东南季风的边缘区域,加之青藏高原上空暖气团高压带持续存在的影响,境内一年之内不同季节常有不同程度的旱情与水情㊂在这种水热状况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的现实中,拥有主宰雨水能力的龙王神以最值得信赖之神的身份而得到崇祀㊂每一个村至少会奉祀1位龙王神作为自己的主神,1~3位数量不等的龙王神作为配祀神,当然还有数量众多随侍神㊂最为特殊的是,除2个行政村外,其余17个行政村可依据乡民奉祀的主神龙王神区分为七个龙王会祭祀空间(见表1),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名单位 旗,并通过被称作 老户”的特定姓氏或多姓氏组合方式相互区别㊂至于作为各旗主神的龙王神,有的可能来自区域史上国家敕封之神灵,如卜旗黑池龙王①,有的则是相关姓氏家族的家神,如台旗赤煞龙王㊂
表1摇小川镇境内诸龙王会名称㊁奉祀主神㊁会域及祭祀会期
名称
主神会域会期台旗
赤煞龙王天山行政村(四㊁五㊁六㊁七社)七月十五卜旗
黑池龙王天山行政村(八㊁九社)㊁小川行政村(除东街㊁南街二社外);关山行政村;新兴行政村(四社)七月十二南赵二旗
焦山龙王天山行政村(一㊁二㊁三社)㊁联合行政村㊁草坝行政村(一㊁三社)㊁小川行政村(东街㊁南街社)㊁乱山行政村㊁上峡行政村(团庄㊁后湾㊁郝家旮社)七月初二高栾二旗
黑池龙王西寨行政村㊁周旗行政村的高家窑㊁权湾㊁孙家寨社七月十五宋旗
铁头龙王上峡行政村(除团庄㊁后湾㊁郝家旮旯)㊁下峡行政村㊁阴湾行政村七月十五王旗
棒槌龙王后寨行政村㊁祈坝村㊁水磨沟村七月十五周刘贺三旗黑池龙王贺沟行政村㊁周旗行政村(周旗㊁刘旗社)㊁新兴行政村(一㊁二㊁三社)七月十二 据台湾学者施振民㊁林美容等人的研究,凡一定空间的社会中若具有共同奉祀的主神㊁主神护佑境内所有居民㊁居民都具有当炉主或头家的权利和出资参与祭祀神灵的义务等特征,便可视为一个 祭祀圈”[3-4]㊂以此而言,小川镇境内的七个以 旗”为命名单位的龙王会无疑具备了上述特征,构成了大小不同的祭祀圈社会㊂其一,七个龙王会都有自己专属奉祀的主神作为护佑一境民众的保护神,俗称 老爷”,备受尊崇;其二,每一个龙王会都有祭祀各自主神的固定会期和组织制度㊂从时间上看,会期主要集中在年中农历七月,恰是最重要作物小麦夏收完成与玉米㊁土豆等秋粮即将丰收之间歇,以 传神”为名的祭祀活动流露了乡民感恩与祈求情感的合一性表达㊂从祭祀的组织运作看,则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轮值,凡当年轮值者即为头人并组成一届头人组织,负责从各家收取祭祀费用并代表大家完成祭祀;其三,每年定期举行的祭祀活动还以其具有独特娱乐方式㊁内容淋漓地展现乡民的年度集体狂欢㊂总之,围绕着对各自主神的信仰及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便将相㊃36㊃第6期 台文泽: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①据方志和碑刻记载,邻近礼县 黑池龙王”自晋代至元累受国家敕封,最晚受封见于元至正十六年‘黑池广济王碑“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卜旗的黑池龙王与周刘贺三旗的黑池龙王是名同实异的神灵,民间也称前者为黑
池疙瘩爷,同时既两神是兄弟说,也有非亲兄弟说㊂
应空间内的乡民整合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与其它祭祀圈相互分立㊂
从作为祭祀圈标划的地域社会空间结构来看,七个崇祀不同主神的龙王会会域空间显现了纯粹的民间性特征㊂如表1所示,很显然七个龙王会会域与现行的国家基层区划设置无一吻合,这意味着作为祭祀空间的 旗”无疑是一种颇具地方传统的社会空间结构㊂再考虑到命名上存在的共同模式 姓氏+旗” 则又为之披上了血缘或宗族性色彩,更突显了祭祀空间的地方性㊁民间化色彩,尽管没有一个祭祀圈以单一姓氏为主,比如规模最小的台旗虽然台姓最多,但包括了台㊁南㊁段㊁吕㊁赵㊁李㊁谢㊁张㊁冯㊁豆㊁韩㊁王等12姓,而卜旗之姓氏则最杂,多达20姓㊂至此,引人注目的关键问题便是 旗”作为一种界定地域社会祠神祭祀空间区划单位是怎么形成的呢?调查到的民间说法既无统一表述,更无确凿之证据,甚至有臆想乱猜混淆视听之嫌,比如有人指出它与清代
八旗”制度有关,是满清王朝运用 八旗”制度于地方之结果,这显然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无法解释作为祭祀圈空间呈现的诸多特征㊂如此,旗真实的历史就被想当然地悬置了㊂此外,民间还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历史记忆: 小川十五旗”㊂即除表1呈现的11个姓氏命名的旗划空间外,还存在其它4旗㊂经深入调查和多方验证,其它4旗确有所指,只是这4旗对应的地域空间并不归属现在的小川镇:小川镇之西的索池镇下辖的李家山村㊁大草湾等地旧称 焦旗”,索池镇下辖的大船坝㊁王寨乃等地合称 下三旗”㊂但民国时期区划地图表明此4旗所在空间俱属小川镇①㊂
二㊁历史进程中的 旗”:一个历经嬗变的基层空间区划
历史学与人类学接触互渗中形成的将官方文献与田野调查紧密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式构成了本文揭开 旗”之谜的基本路径,尤其伴随田野调查对一些相关民间文献㊁历史记忆的发现和梳理㊂
(一)嬗变之源:明代军屯之 旗甲”
姓氏+旗”作为祭祀圈空间命名的最基本特征意味着相关姓氏与地域社会空间的建构存在着某种历史渊源㊂如表2所示,除卜姓②外,其余10姓具有明代 屯军”或 移民”身份,而 明代屯军”者多达7姓,这启示 旗”最可能与 明代屯军”存在历史联系㊂
表2摇小川 十一旗”姓氏渊源
祭祀圈命名姓氏姓氏记忆
台旗台明代屯军㊁四川大槐树
王旗王羌氐汉化㊁明代四川大槐树
南赵二旗南㊁赵赵姓:宋㊁明代四川移民;南姓:明代屯军
宋旗宋明代屯军
周刘贺三旗周㊁刘㊁贺周姓:明四川移居㊁清代天水移民;贺姓:明代屯军;刘姓:明代屯军㊁清陕移民卜旗卜民国后期绝户,来源已不可知
高栾二旗高㊁栾高姓:明代屯军㊁羌人汉化;栾姓:明代屯军㊁四川大槐树
注:据田野调查与‘成县志“中 部分姓氏分布区及来历”制㊂
㊃46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
①②参见张作炎㊁乔荫远.成县要览㊃附记㊃成县图略.民国三十七年石印本㊂
卜姓㊂后引碑刻‘黑池龙王会建庙序“曰: 众会商议,同心协力募捐,台卜二旗众姓资财凑料成斧,将旧庙改为 ”,但碑文未有卜姓人氏见载㊂当地民间有 卜商户”传说,可证卜姓存在㊂
明代成县境内的卫所屯军㊂明初成县沿袭元代行政建置,称 成州”,洪武十年降州为县,隶陕西行中书省,直隶巩昌府㊂明志载: 成县,古成州,旧郡川原平衍而偏狭,民以耕织为业,居食自足 但郊㊁关内外多属阶㊁文㊁秦㊁礼军屯”, 明改为成县,编户六里,后增至九里①㊂”首先,引文反映明代成县境内土地分民地㊁军屯地两类,后者即分散于辖区郊㊁关内外大片由阶州千户所②㊁文县千户所③㊁秦州卫㊁礼店千户所④等卫所进行屯田生产的土地㊂明代成县所归之巩昌府辖区属西北重边之地,时而东犯的西番诸族乃长治久安之大患㊂从客观条件看,成县确有肥沃的土地适宜军屯生产,尤其比之阶㊁文,所辖之小川镇则素有 西大仓”的美誉,故今存诸姓移民屯军的历史记忆自然非空穴来风㊂
明代成县小川境内的军屯㊂仅存的一部明代志书并未记载成县境内的 军屯”布设,但可结合清代方志中的相关记载与田野信息给予澄清㊂据最早的清代方志乾隆‘成县新志“记载,成县境有 民里九”和 县八屯”,也即清初整个成县疆土管理包括民政 九里”与屯政 八屯”㊂所谓 民里九”实沿明朝旧制,但将小川镇所在区划由明代 城西里”改 西里”,而 县八屯”即 张百户㊁任百户㊁朱百户㊁查百户㊁苏百户㊁樊百户㊁徐百户㊁巨百户”,且 徐巨二百户”即在小川境内⑤㊂那么,清代 县八屯”与明代 军屯”有何关系?有两点表明前者对后者有着直接的承继性:其一,清初多承明制,民里系统即承前朝,屯田亦当不例外;其二,与 八屯百户”高度对应的姓氏人口分布㊁历史记忆可做关键之证明,如表3显示,除 樊”姓外,余姓 来历”皆为 明代屯军”,再考明代军屯之策则多移内地之民屯边以寓兵于农,因往往举族同居遂形成 自卫指挥以下,其官兵多世袭”[5]60及 命名常以姓氏”的管理惯例,而清代方志所载 八屯百户”其 授官皆以世”[6]132则是承继前朝管理制度之最直接证明㊂如此,除 樊百户”外,可肯定其余7屯源于明代军屯无疑, 徐巨二百户”也即明代小川境内的卫所军屯㊂
表3摇 八屯百户”对应姓氏的人口分布㊁历史记忆
百户
设屯地点姓氏今日境内对应点姓氏分布情况历史记忆张百户
横川镇,今名红川张张姓主要分布成县红川镇境内等地明代屯军任百户
宜阳川,今名店村任任姓主要分布成县店村乡明代屯军朱百户
拋沙镇,今同朱朱姓主要分布成县店村乡㊁拋沙镇等明代屯军查百户
拋沙镇,今同查 明代屯军樊百户
拋沙镇,今同樊 清代陕商定居苏百户
拋沙镇,今同苏苏姓主要分布成县拋沙镇丰泉村等地明代屯军㊁四川大槐树徐百户
小川镇,今同徐徐姓主要分布成县小川镇明代屯军㊁四川大槐树巨百户小川镇,今同巨巨姓今主要分布成县红川镇,小川镇已无明代屯军
注:据田野调查㊁1994年‘成县志“㊁乾隆‘成县新志“㊁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对比制作㊂ 明代军屯组织㊁管理与卫所制度保持一致,故可从明代卫所制度一窥明代的军屯设置㊂史载: 太祖下集庆路为吴王 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㊁平章㊁元帅㊁总管㊁万户诸官号,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使,千人者为千户,百人者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㊂当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㊂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㊃56㊃第6期 台文泽: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①②③④⑤分别引自(明)杨恩:巩昌府志,康熙二十七年刻本卷七第7页和卷四第8页洪武四年末置阶州守御千户所,属秦州卫,嘉靖二十二年直属都司㊂洪武四年置文州番汉千户所于文县,二十三年更名文县守御军民千户所,成化九年更名文县守御千户所㊂洪武四年置礼店守御千户所,十一年改属岷州卫,十五年改属秦州卫㊂
参见(清)黄泳等成县新志,乾隆十七年刻本卷二第2页㊂
所㊂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成军[8]卷九十志六十六㊂”至洪武七年 审定卫所之制㊂先是,内外卫所,凡一卫统十千户,以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㊂至是更定其制,每卫设前㊁后㊁中㊁左㊁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每百户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8]卷七十六志第五十三㊂”这大体是明代卫所制度形成㊁演变过程,从中可见卫所屯田 百户”之下还有 总旗”和 小旗”之设,统称 旗甲”,其等级规制是:小旗屯军10人, 小旗”1人领之,共11人;五小旗屯军总人数为55人, 总旗”1人领之,凡56人,总旗之上为百户, 百户领总旗二”,两总旗积军人数112人,故1百户=2总旗=10小旗㊂至此,问题便是今日作为祭祀空间区划的 旗”与明代军屯中的 总旗”和 小旗”是否有关联呢?
第一,从编制来考虑㊂明代小川有 徐巨二百户”,按明代军屯基层编制计算,二屯百户理应有20小旗,而小川仅有15旗,这两个数字之间就存在了出入㊂不过,记载有云 百户有试有实”[6]132,即屯田实际编制与理论编制存在出入,且此种状况在明代极为普遍: 相比于洪武七年的 审定之制’,明永乐三年更定屯田则例,具体规定每百户所(即屯所)管旗军(即屯种旗军)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或七八十名[9]㊂”这意味着徐㊁巨二百户的实际编制并不能从理论上的编制去理解,可能受 郊㊁关内外”空间之限,与理论编制数目接近但又保持些许出入的情况才更符合境内明代卫所军屯的设置事实㊂
第二,从命名考虑㊂明代卫所屯田行世袭,命名皆以姓,百户之下更基层的旗甲系统也不例外㊂清代方志有云阶州境内的牛㊁何㊁苟㊁李㊁桑㊁杨㊁姚㊁罗等 近屯八旗”[6]82就皆以姓氏命名,从地理空间上考虑,明清时期的小川镇正好接邻阶州东北,最有可能是阶州千户所军屯中没有具名记载的阶州 远屯”[6]85-86所在㊂
由上,小川境内以祠神崇祀为中心的基层社会空间 旗”最早应源于明代境内军屯 徐巨二百户”下的旗甲设置㊂谭其骧㊁顾诚㊁周振鹤等曾将明代卫所制度视为与府㊁州㊁县并存的另一套疆土管理系统,即军事型地理单位或军管型政区,主要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①㊂按此,明代小川 徐巨二百户”及其下设之 旗甲”则是最基层的军管型行政区划,承担着一定的军事㊁生产功能,即当下显现为纯粹民间性㊁地方性的祭祀空间 旗”源于一种军事型国家基层行政区划㊂
(二)承继中的嬗变:清季民国之民里化基层行政区划
清初改制使明代 军屯”变为 民屯”㊂清初变革中虽多承明制但又未完全照搬,军事改制上尤为积极和彻底㊂其中,清廷针对明代卫所制度逐渐采取的 撤卫并屯”之策就是一例,目的乃使全国地方体制基本划一而降低管理成本㊂然而,由于各地屯卫情况复杂不一,致使政策实行很不统一,故尽管推行早自顺治年间,但直到雍正初年才 大体上完成了并入行政系统的改革”[10]㊂同样,秦州卫㊁文县千户所㊁阶州千户所也都是在顺治年间纷纷开始 裁卫并州” 裁卫并县” 裁所并州”②,延至雍正五年才最后将 阶州千户所远屯归成县”(见表4)㊂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在时间上印证了乾隆年间‘成县新志“所载的 县八屯”是通过清初 撤卫并屯”由明代卫所 军屯”而来,也进一步支持了前文所作明代小川 徐巨二百户”及其下设 旗甲”为阶州千户所 远屯”的结论㊂但此时,应更加注意到的事实乃清代 县八屯”作为 民化”的 屯田”不再具有 寓兵于农”的 军民合一”性质,改制后 县八屯”中的 百户”及其下设的 旗甲”发生了从卫所军屯系统向民政系统的管㊃66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
①②对明代卫所制度的研究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种纯粹的军事制度并加以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制度的起源与历史演变㊁编制㊁类别㊁军饷来源及成立的历史意义,也有从军户㊁军役㊁军屯作制度层面的研究;另一种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区划与军事性地理单位㊂参见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㊂
参见(明)杨恩:巩昌府志,康熙二十七年刻本卷四第3㊁4㊁9页㊂
理性质的嬗变㊂清代的军事制度乃 八旗制度”,加上清代版图扩张背景下成县作为边防地位的下降,上述改革无疑是历史之必然㊂总之,明代成县境内之卫所军屯系统一直延续到雍正年间才彻底被改造,从此以 民屯”进入单一的州㊁县行政系统得以保留㊂至于史载清代 樊百户”由 清代陕商”移民充任当是改制中发生的特殊变动,或可理解为不同于其它7户之从 军户”变身为 民户”,而是由 商户”代替 军户”而已㊂
表4　清代归并成县卫㊁所丁情况[6]85-86
卫所
归并情况阶州千户所
雍正五年,归并阶州千户所远屯归成县,处老亡实活丁六百三十六礼县(原礼县千户所)
接收丁一百四十八秦州(原秦州卫)
归丁三千三百四十八西固所
接收西固所丁三十三,除老亡实活一十八文县(原文县千户所)归并成县境内文县远屯,丁数具体不知
清代 县八屯”以收取 屯粮”为最基本之行政区划功能㊂清初推行 撤卫并屯”政策中,由于卫所 屯粮”的缴纳要比 民粮”高出好多倍,所以才被以 民屯”的性质加以保留①㊂这一改制决策导致丁粮分交的情形在清季民国长期存在: 清朝至民国以来的反动政府,都是这样办,但少数边远的省份,因地方不同,也有丁粮分交的,甘肃即其一例㊂每年小季收获以后,交地丁钱,大季收获后纳粮[11]㊂”在成县境内关于民国时到县上 交银子”叫 民粮”,到户里 收取粮食”叫 屯粮”的记忆是直接之印证㊂ 旗”作为民政型基层区划还可从地方科仪 牒文”中 申文地点”的表述得以佐证㊂科仪牒文开头所具申文地点表述与相应时期的国号㊁地方行政区划保持一致乃仪式标准化实践之最基本原则,既关乎向天庭申告当事人具体情况的准确性,也关乎天庭给予回应的准确性㊂调查所见地方科仪书的最早版本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系当时境内一知名阴阳先生手抄并辗转传给历代弟子,该科仪书所载牒文开头所具申奏地名格式为: 大清国陕西省直隶阶州成县□百户□旗里㊂”而在民国时地方科仪牒文中申奏地名格式更为: 大民国甘肃省成县□百户□旗里,现在地名□庄居住㊂”这两条申奏格式的地点表述说明作为 民里化”基层行政区划 成县□百户□旗里”在清季民国长期存在㊂
(三)落定之身份:纯粹的乡村祭祀空间区划
后保甲时期 旗”的空间区划性质㊂民国23年(1934年)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随之成县境内 八屯” 九里” 保董” 乡约”等旧制一并被取消,代之以保甲制度[12]㊂ 八屯”被取缔自然也意味清初改制后 旗甲”变作民政型基层行政区划的身份宣告终结,实际上也即作为国家制度的身份终结,从此成为了纯粹的乡村祭祀空间区划㊂这一改变随着新中国对地方基层行政区划制度的重新确立及行政空间的重新建构而不可逆转,如前所述以 旗”界划的七个龙王会会域与现行的国家基层区划设置无一吻合㊂相应地,新的基层行政区划与当代政治层面不断塑造出地方民众新的认同意识,而 旗”则成为在民间信仰层面上延续㊁塑造社会认同的制度传统,它的属性已完全民间化㊁地方化㊂
㊃76㊃第6期 台文泽: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①这两种田赋模式最早源自明代两套并存的疆土管理系统,即 民地” 屯地”并存下的 民粮”与 屯粮”㊂民地,一般归州㊁县管,田赋缴给县府, 一条鞭法”实行推动了实物税㊁现役制向货币税以及户丁税向土地税的过渡,到清
雍正时实行 摊丁入亩”赋税改革,将 丁银”摊入一般民地田赋,即 地赋”中,亦即 民粮”,合称 地丁”,统交 地丁银”,完成了赋税货币化改造㊂ 军屯”属于卫所军事系统,以粮食形式交纳,定期交于相应屯田所粮仓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