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典与西方经典的互补性

中国古代经典与西方经典的互补性
作者：唐晓敏
来源：《卷宗》2018年第23期
摘要：中国古代的经典与西方的经典各具特色，西方哲学家重视理性、逻辑；中国古代哲学家追求的是简洁、凝练、让自己思想的表达更富有暗示性、多义性，激发读者自己去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经典；《论语》；类比思维
中国古代的经典，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有自己的鲜明的特点。

与欧洲文化中的经典是很不相同的。

从表达方式看，西方的哲学家常常要对自己的观点详加论证，非常讲究逻辑性。

如康德追求的是知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常常用非常繁复的句子周密地叙述自己的思想，一个复句往往包括好多的单句，黑格尔也差不多。

他们都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大厦。

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德国人性格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抽象的爱好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对体系的爱好”，他说：德国人追求的是知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以至在德国的教科书里，“在对某一词下定义之前，先要列举一下二十个民族对这个词是如何称呼的。

”康德和黑格尔即是典型的例子。

西方哲学家多擅长形式逻辑思维，其哲学著作常常像是一思想的大厦。

正如朱光潜所说：“西方著作无论是哲学科学或是文学，大半有两大特点，第一是篇幅长，其次是条理清楚。

像一座建筑，它有一个架子，柱梁墙壁，门窗户扇，架得起也拆的开，令人望之后一目了然。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人在理论著述中追求的是简洁、凝练、让自己思想的表达更富有暗示性、多义性，其中有许多精彩的看法和感受，但往往是点到即止，不做发挥，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玩味思考。

如《论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但在这里，他只说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

但精彩之处也正在这里。

对此，诗人、文学理论家梁宗岱先生曾做过分析，他说：“大家都知道，那相信宇宙流动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多士关于河流也有一句差不多同样的警辟的话：‘我们不能在同一的河入浴两次’。

不过，他这话是要用河流底榜样来说明他底宇宙观的，是辩证的，间接的，所以无论怎样警辟，终归是散文；孔子底话却同时直接抓住了特殊现象和普遍原理底本体。

是川流也是宇宙底不息的动，所以便觉得诗意葱茏了。

”又说：“‘川流’原是一个具体的现象，用它来形容它底特性的‘逝者’二字表出来，于是一切流逝的、动的事物都被包括在内，它底涵义便扩大了，普遍化了；‘永久’原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用‘不舍’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和‘昼’、‘夜’两个意象鲜明的名词衬托出来，那滔滔不息的景象便很亲切地活现在眼前了。

”朱光潜对《论语》中的这段话也有分析，他认为，孔子的这段话简洁含蓄，意蕴丰富；若是说得很多，说得太明确，比如说成这样：“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

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
呀！”这样的话，明确倒是明确了，但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中国古代的另一部经典《道德经》也是如此。

如“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就说了这么一句，根本不做什么论证。

当代作家王蒙特别赞赏老子的这句话，说道：“我最喜欢看老子的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仙’”，“为什么如‘煮小鱼’呢？你分析不清楚，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这句话一说，你就觉得语出惊人、举重若轻、气概非凡、胸有成竹、神机妙算、深不见底。

” 总之，中国古代的经典往往带有多义性的特点，激发读者自己去思考和探索，这些经典更习惯用类比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思想，这也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因为这更能激发读者想象力。

黑格尔惯于建立自己精密理论大厦的，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著作理论性不强。

受到西方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学界有一些人也只承认西方哲学是哲学，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不是哲学。

如肖川就认为：中国古代经典“大多是些经验感悟的东西，而缺乏充分而严格的论证，这是思维方式上的严重缺陷，这也使得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哲学思想可以用形式逻辑思维来表达，也可以用譬喻—类比思维来表达。

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其特色与优势。

中国古代经典常用的譬喻—类比的思维方式，是更能激发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对此，许多学人都有过论述。

他们指出：譬喻—类比思维的特点是“在非同种非同类的事物间进行形态上或性质上的相似联结，从而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连类生发空间。

”因此，“譬喻—类比思维的能力是构成创造性的一个重要成分。

”“这种类型的思维离开了通常的轨道而开辟了更多的可能性。

”日本首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对中国经典的这一特点深有体会。

他认为类比思维让人能够“把那些在一个领域中形成的关系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中去。

”因此对思想的创新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认为；譬喻—类比思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的一个领域。

”当然，西方哲人的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也是很重要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是相互补充的，而非相互排斥。

西方传统的逻辑推理思维方式是理性的，而中国传统的类比思维则更是联想、想象式的。

西方历史上一直重视逻辑、理性。

但到了20世纪，西方学者也认识到，理性思维也有其局限，与思维相对的“想象”甚至比思维更有价值。

对此，张世英这样说道：“思维总是企图界定某种事物，划定某种事物的界限，但这种界限是不能绝对划定的。

我们应该承认思维的局限性，但也正是思维逻辑走到尽头之际，想像却为我们展开一个全新的视域。

想象教人超出概率性和同一性的界限，而让我们飞翔到尚未实际存在过的可能性。

但尚未存在过的可能性并非不可能，想象的优点也正在于承认过去以为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也是可能的。

想象扩大和开拓了思维所把握的可能性的范围，达到思维所达不到的可能。

思维的极限正是想像的起点。

”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学人著述中的那种富有诗意的表达，倒是更具价值的。

注释
1.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见《乌申斯基教育文选》，第9页，郑文樾编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2.梁宗岱：“说‘逝者如斯夫’”，见《梁宗岱批评文集》，第117、118页，李振声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一卷，第6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4.诺敦·亨特：《人心中的宇宙》，第350页，章益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
5.阿瑞提：《创作的秘密》，第8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6.汤川秀树著，那白苏译，《人类的创造》，第245页，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