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训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家庭美德

传统家训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家庭美德
在弘揚古代優良道德傳統為我國現階段道德建設服務的時侯，無論如何都不能忽視中國倫理寶庫裏具有悠久歷史的家訓教化理論和實踐。

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家訓文化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

由於傳統政治、倫理特別強調修、齊、治、平的統一，把“齊家”與“修身”、“治國”、“平天下”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以教家立範、“整齊門內，提撕子孫”（顏子推《顏氏家訓?序致》）為宗旨、以家庭倫理道德為價值核心和基本內容的我國古代家訓文化十分發達。

批判地繼承先人們留下的這一極具特色的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對於我們今天的家庭美德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我國古代的家訓（也稱家範、家誡等）一般是父母對子孫、家長對家人、族長對族人的訓示教誨，另外也包括兄弟姊妹間的誡勉，夫妻間的囑告。

雖然至少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時代就有周公誡子伯禽修養德行，禮賢下士等內容的文字資料記載的家訓出現，但真正意義上的全面、系統的家訓是進入封建社會以後才出現的。

正因為如此，傳統家訓雖然涉及領域及其廣泛，但核心始終是圍繞著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開的。

我國古代傳統家訓中的家庭倫理道德的內容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父慈子孝。

“孝”是傳統倫理的基本範疇。

由於封建經濟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然經濟，家長一般是由家庭中輩分最長的男子擔任，加之家庭權力的轉讓、財產的繼承都是由父輩決定的，因而兒子絕對地服從、孝順父親就成為封建家庭道德最為根本的道德規範。

對此，傳統家訓無一例外地都把“孝”放在家庭道德的首位加以強調。

範質《戒從子詩》一開始就提出“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

怡怡奉尊長，不敢生驕易。

”王夫之認為“孝友之風墜，則家必不長。

”（《船山遺書姜齋文集補遺》）不少家訓都將“孝”與“敬”聯繫起來加以要求，認為“養”固然重要，而“敬”更應提倡。

如仁孝文皇后《內訓》中就說：
“孝敬者，事親之本也。

養非難也，敬為難。

以飲食孝奉為孝，斯末也。

”這裏應該指出的是，儘管幾乎所有的家訓都片面強調家長的權威，或多或少地滲透著封建專制主義，但也有不少家訓作者在論述父子關係時，也同時對為父者提出了“慈”的為父之道，要求做父親的在不失家長權威的條件下，對兒女、家人寬以待之，這樣，如仁孝文皇后《內訓》所言，“慈者，上之所以撫下也。

上慈而不懈，則下順而益親。

”否則，“父不慈則子不孝”，最終吃虧的還是為父者。

（二）兄友弟恭，親睦家齊。

傳統家訓論及家庭成員之間關係的調適時，都把兄弟姊妹妯娌之間的和睦相處、團結合作作為一個重要的規範。

認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氣團結”是“家道隆昌”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見孫奇逢《孝友堂家訓》）要求“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

”（方孝孺《遜志齋集》）《顏氏家訓》認為要使家庭和睦，最要緊的是處理好夫妻、父子、兄弟這三種關係，“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特別是兄弟之間由於“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易生嫌隙，因而調整好兄弟之間的關係個為重要。

他還論述了兄弟失和、家庭不睦的危害性，指出：“兄弟不睦，則子侄不愛；子侄不愛，則群從疏薄；群從疏薄，則童僕為仇敵矣。

”被譽為“《顏氏家訓》之亞”的《袁氏世範》開篇一章就是“睦親”，他不僅從正、反兩方面分析了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相處對於“興家”、“齊家”的極端重要性，而且系統地闡述了如何從財產的分配，不受婢妾僕隸的讒言迷惑以及避免姑嫂妯娌間的言行失和等方面保證家庭和睦的具體措施。

（三）正身率下，嚴謹治家。

由於家訓的制定、撰著者均為家庭中德高望重的前輩長者，他們多是深受儒家封建倫理薰陶的人士，深知“其身正不令而行”的道理，因而，每篇家訓在論及治家的道德要求時，總是把家長以身作則、正身率下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

司馬光的《居家雜儀》指出：“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禦群子弟及家眾。

”李昌齡認為為父為師要遵守為父為師之道，而“為父為師之道無它，惟嚴與正而已。

”（《樂善錄》）趙鼎《家訓筆錄》特別強調子女多的大家庭的家長更要憎愛不
偏，“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無一毫欺隱，乃可率下。

不可以久遠不慎，致壞家風。

”不少家訓還詳細規定了管理家政的具體辦法，如龐尚鵬的《龐氏家訓》、姚舜牧的《藥言》、袁采的《袁氏世範》等等。

《袁氏世範》的《治家》篇有７２則，詳細交代了周密藩籬、防火防盜、宅基擇選、房屋建造、雇請乳母、管理倉米、置造契書、借貸錢谷、納稅應捐、植種桑果、飼養禽畜等等家務管理的具體事宜。

良苦用心，躍然紙上。

（四）勤勞儉樸，應世經務。

勤勞節儉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這在歷代家訓中都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無論是平常百姓，還是達官貴族，無不在家訓中反復叮囑家人尚節儉，戒奢糜。

幾乎家喻戶曉的家訓名篇－－《朱子家訓》僅五百多字，涉及勤勞、儉樸內容的就不下一百多字。

告誡子弟“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一粥一飯，當思來自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

清代官吏、學者許汝霖在辭官回鄉途中，針對當時的奢糜之風日甚，擬出《德星堂家訂》這篇著名的家訓。

家訓分別規定了“宴會”、“衣服”、“嫁娶”、“凶喪”、“安葬”、“祭祀”幾個方面的禮節、標準，嚴格控制開支。

他規定招待來客不許用“燕窩魚翅之類”；客人如住數日，中午只以“二簋一湯”相待；他要求家人衣著樸素，婚嫁務求儉約，喪葬祭祀從簡，不得“鼓樂張筵”，將省下的錢物去立私塾、濟孤寡、助婚喪。

這些主張，實在難能可貴。

古代家訓在訓誡家人勤儉的同時，還要求子弟學些手藝，習些技術，耕讀並重，反對好逸惡勞、不勞而獲的不良習氣。

如陸游要求兒子自己親自去種植蔬菜，叮囑他永遠不要厭惡農耕，“時時語兒子，未用厭鋤犁”（《劍南詩稿》）。

霍韜《渭崖家訓》中論述了子侄輩參加農耕的重要性，認為“幼事農業，則習恒敦實，不生邪心。

幼事農業，力涉勤苦，能興起善心，以免於罪戾，故子侄不可不力農作。

”他還認為鄉村學校的先生，都應考核學生從事農業生產的情況，凡恥于耕作者應給予體罰，如連犯三次，就不許他再讀書。

紀曉嵐甚至顛倒了自古以來“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向兒子灌輸“農居四民之首，士為四民之末”（《紀曉嵐家書》）的嶄新觀念，這在尊奉“萬般皆
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等級觀念極強的封建社會裏的確是了不起的有識之見。

（五）端蒙養，重家教。

教子與治家同是傳統家訓的核心內容。

由於子孫擔負著延續家族、光宗耀祖的重任，因而歷代家訓都十分注意子孫的教育。

在教育的時間上，他們強調“蒙以養正”，認為“端蒙養是家庭第一關係事”，（《孝友堂家訓》）甚至主張胎教；在教育的宗旨上，他們提倡“愛子有道”，反對溺愛、寵愛，強調以進德修身，貴名節，重家聲，清白做人為重；在教育的內容上，他們著重強調了這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勵志勉學，要求子孫從小讀書知禮，立志成為對國家、社會有用的人才；二是自立自重，淡薄名利；三是謹慎處世，寬厚待人；四是慎重交友，“擇善而處”，“近賢遠佞”。

（六）夫義婦順，糟糠不棄。

夫婦關係是“三綱”、“五常”所強調的重大倫常關係之一。

在古代的宗法社會中，夫妻關係的調適是片面地遵照著“夫為妻綱”、“男主女從”的準則進行的，古代家訓不可能不受到這些封建綱常禮教的影響，然而儘管如此，仍有不少的可取之處。

譬如，姚舜牧的《藥言》主張“一夫一妻是正理”，他特別強調婚姻的忠貞專一，告誡子弟“結髮糟糠，萬萬不可乖棄”；“嫁女不論聘禮，娶婦不論奩貲”。

袁采一再叮囑家人不能在兒女幼小時就為他們議定婚姻，以免誤了子女的終身。

蔣伊極力反對婚嫁上的門當戶對、嫌貧愛富的舊觀念，主張“嫁娶不可慕眼前勢利，擇婿須觀其品行”。

特別可貴的是他還一反女子“從一而終”的封建禮教，告訴家人“婦人三十歲以內，夫故者，令其母家擇配改適，親屬不許阻撓。

”（《蔣氏家訓》）（七）和待鄉鄰，講究人道。

在家庭道德規範的闡述中，傳統家訓除了強調調整好父子、夫婦、兄弟姊妹等家庭成員之間的道德關係外，還告誡家人子弟努力處理好與鄉親鄰里的關係，體恤孤寡，救難憐貧。

這裏尤其要介紹一下鄭文融及鄭氏子弟撰寫的《鄭氏規範》。

這篇樸實無華的家訓用了大量篇幅諄諄囑告家人、子孫要“和待鄉曲，甯我容人，毋使人容我”。

家
訓還作了一系列具體規定，諸如：災荒年月借給窮苦鄉親的糧食不得收息；開一爿藥店為無錢請醫生的窮人醫治疾痛；炎夏季節在大道旁設一些茶水站，以濟行路的“渴者”；捐資修橋補路，“以利行客”；族人中無子嗣者，應在生活上予以周濟；設“義塚”一座，以供無地的鄉鄰死後安葬……
因為能立家訓者基本上都是官宦之家或家道小康的殷實之戶，故而大都有婢女僕隸，如何處理好主僕之間的關係，也就自然成為家訓作者訂立家庭道德準則時必須述及的內容。

傳統家訓一方面要家人對僕人嚴加管束，另一方面也從自身利益考慮要求善待他們。

司馬光說：“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

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

”袁采囑咐家人婢女大了要還其父母，僕隸無家可歸者要養其老。

鄭板橋叮囑弟弟將前代家奴的契約債卷燒掉……
上述家訓中的家庭道德的主要內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積極的方面。

由於傳統家訓形成和流傳的特定歷史條件的制約和占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道德的影響，加之這些家訓多出自封建官吏及士大夫之手，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封建主義綱常禮教及唯心主義的糟粕。

比如，不少家訓宣導男尊女卑、“烈女不更二夫”（王劉氏《女範捷錄》）的道德準則，宣揚明哲保身、深自韜晦的處世之道，散佈生死輪回、因果報應、任命由天的宿命論及封建迷信俗見，片面要求卑幼服從尊長的“愚孝”倫理等等。

這些糟粕無疑是應該拋棄的。

二、
為了使家庭倫理道德的灌輸能夠取得應有的效果，傳統家訓在家庭道德的教育方法、途徑上也都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很有特色的見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家庭德教措施。

一是注重家風的薰陶。

家風，又叫門風，是一個家庭在世代生息、繁衍過程中形成的較為穩定的生活作風、傳統習慣、道德面貌。

純樸、正派的家風對於子弟、家人良好道德品行尤其是家庭道德觀念的形成和鞏固有著重要的影響。

陸遊在《示子孫》詩中教育子孫耕讀並重時，談到了家風對這一規範的作用。

詩中寫道：“為貧出仕退為農，二百年來世世同。

富貴苟求終近禍，汝曹切勿墜家風。

”上文提及的留有
《鄭氏規範》的浙江浦東鄭氏家族，據史料記載，從北宋建炎（1127）初年開始就累世同居，同灶而食，人口最多時達三千，其中一支維持了十九世，跨越宋、元、明三代，凡三百餘年。

鄭家以孝義名重浙東，被譽為“浙東第一家”，明建文帝曾禦書“孝義家”賜之。

這個大家族之所以能“九世同居”，舉家和睦相處，恪守封建家庭倫理，不能說不依賴于長期形成的純樸家風。

正是這種家風的薰陶，使家庭道德對家庭成員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教育和制約作用。

二是注重規範、準則的可操作性，易使它們變為家庭成員的具體行動指南。

由於家訓是“教家立范”，供家人、子弟學習、執行的，因此傳統家訓對家人、子弟的教誡既有理論的說服，更有實際的操作指導。

宋代及宋代以後的家訓中尤其如此。

如趙鼎的《家訓筆錄》共31項，其基本內容是講嚴謹治家的，條款非常具體，象談到家庭成員口糧的分配時規定“五歲以上，給三之一；十歲以上，給半；十五歲以上，全給。

”還指出家長要持心公平，子女婚嫁資送要有統一的定數。

這種具體的規定，減少了矛盾，保證了家人之間的和睦相處。

袁采的《袁氏世範》分為“睦親”、“處己”、“治家”三卷，每一卷的論述都極為詳盡。

如“睦親”卷就認真分析了父子、兄弟、夫妻、子侄、妯娌不和的原因、弊害，詳細敍述了正確調整家庭成員關係的途徑、方法。

三是實行獎懲結合、情法並用。

傳統家訓在論及治家教子時有不少都強調了這一方法。

認為“立家之道”，應剛柔相濟，恩威並施。

《鄭氏規範》規定從四十歲以上的家族成員中選出一名為人正派、可以服眾的人作為“監視”，監視負責掌《勸懲簿》，記錄每個家庭成員的是非功過。

同時，制兩塊木牌，一塊刻上“勸”字，用於記錄好事；一塊刻上“過”字，用於記錄壞事。

牌子掛在牆上，“三日方收，以示賞罰。

”包拯立的家訓中強調後世子孫若有貪髒枉法者死了以後也不能葬于祖先墳地。

《龐氏家訓》說“子孫有故違家訓，會眾拘至祠堂，告於祖宗，重加責治，諭其省改。

”宋代以來的家訓中幾乎都列有懲罰、體罰的條規，不少還把家訓與家規、家法、族規結合起來。

如清代麻城（今湖北麻城市）鮑氏家族訂立的《鮑氏戶規》對違背家
庭倫理的子弟乃至家長都要給以杖責或鞭笞。

其中規定不養父母者杖一百；“婦女肆行無忌而亂罵人者及無故罵人者，笞四十”等等。

由於宗法社會中封建統治階級的支持，家規、族法不僅具有道德的勸喻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這在某種程度上也使家庭道德的教育和實施能夠取得更為顯著的成效。

四是注重榜樣的示範、激勵作用。

榜樣人物的事蹟典範，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能使人產生“見賢思齊，見不賢自內省”的道德情感，從而自覺地將自己的行為與榜樣相對照，變成趨善避惡、擇善而從的道德行為。

傳統家訓的作者們都很注意這一點。

早在被歷代學者推為“家訓之祖”的《顏氏家訓》中，顏子推就在對子孫曉喻勖勉的理論闡述的同時，列舉了許多正反兩方面的事例，以加深他們對家庭道德準則的理解和實踐。

司馬光的《家範》在全面論述封建家庭倫理關係、道德規範的過程中，不惜篇幅節錄了不少儒家經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並大量采輯了“自卿士以至匹夫”的“家行隆美可為人法者”的典型事蹟，以供子弟、家人學習、效法。

《袁氏世範》、仁孝文皇后《內訓》、王劉氏《女範捷錄》、康熙皇帝的《庭訓格言》等也都很注意引用榜樣、先賢的格言警語、傳說故事教誨家人。

五是家庭倫理教化具體方法、形式上的多樣性。

為了使家庭倫理道德的教育能受到較好的效果，家訓作者們結合實際提出了不少具體的方式方法。

除上文述及的獎懲結合、榜樣示範外，還有這樣一些：
(１)召開家庭會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

《龐氏家訓》規定，每月的初十、二十五兩天（“遇大寒暑、大風雨則暫免”）的日暮時分，闔家老小，不論尊長卑幼，都來聚會。

開會時大家各人講述自己半個月來的經歷見聞，“或善惡之當鑒戒，或勤惰之當勸免，或義所當為，或事所當己者，彼此據己見次第言之。

各傾耳而聽，就事反觀，勉加點檢，此即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之意。

”這篇家訓還規定，家庭聚會由大家輪流主持，不拘形式，“為便於聚談為貴”。

凡無故不到會者，則是“自暴自棄之人”。

這種家庭會議類似於今天的民主生活會制度，它對於強化家庭成員的道德觀念，教育激勵家庭成員抑惡揚
善，形成良好的道德習慣的確不失為一種好方法。

(２)填寫“功過格”, 以“日日知非，日日改過”。

袁黃在《訓子言》中介紹了自己用填寫“功過格”的方法加強道德修養的方法，其具體做法是：將“功格”和“過格”各分為五十條，每一條都標有應得或應扣“分數”，如“收養一無依”“准五十功”；“遇一病告救不救”“准五過”等等。

“每晚於本日格下明注功過”，一月一累計，看善多惡多。

(３)刻石立銘，時時對照檢查。

如呂坤《孝睦房訓辭》將他為家人制定的居家做人的簡明道德準則刻在“戒石”上，要他們“朝夕誦思”。

左宗棠在給兒子孝威的信中要兒子將他信中關於讀書、做人等的訓示貼在牆上，“日看一遍”，檢查反思。

此外，家訓中還有念先人遺訓，抄摘家訓語錄，背家訓歌訣、箴言等方式方法。

三、
源遠流長的祖國家訓文化是中華傳統美德寶庫中的一塊瑰寶。

本著“古為今用”的原則，科學地評價傳統家訓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倫理文化的歷史地位，剔除其封建綱常禮教及唯心主義的糟粕，保持其民族性的精華，對於我國當前的家庭美德建設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家訓文化對於家庭生活、社會生活的穩定和發展起著獨特的重要的作用。

中國傳統倫理極力提倡修、齊、治、平的統一，強調家齊是國治、天下平的必要前提，所謂“治國之道，實由家治也”（張九齡語）。

因而，家庭的教化就至關重要。

正如魏象樞所言：“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

教化既行，在家則光前裕後，在國則端本澄源。

十年之後，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從此中出，將見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

”正由於家訓在家庭教化中的重要功能，故而為歷代統治階級及社會上的廣大有識之士所重視，有些封建帝王甚至還親自撰寫家訓。

象李世民的《帝範》，明仁孝文皇后的《內訓》、康熙的《庭訓格言》、《聖諭十六條》、雍正的《聖諭廣訓》等等都是家訓名篇。

自第一部系統、完整的家訓著作《顏氏家訓》問世以後，被認為“凡為子弟者可家置一冊，奉為明訓”（陸奎勳《訓家恒語序》）而幾乎歷代刊行。

司馬光的《家范》、陸遊的
《放翁家訓》、鄭文融等的《鄭氏規範》、袁采的《袁氏世範》等名篇都被作為家教範本而廣泛流傳，朱柏廬的《治家格言》甚至被作為兒童的開蒙教材。

我國南方的客家人（其祖先是中原大族，因逃難避亂到南方）常把祖先的骸骨與家訓、族譜帶著一同遷徙，別的東西都可放棄，只有此三件東西不可丟失。

他們在祭祖時，由族長在祖宗牌位前領頌家訓，以示牢記祖先的遺訓。

對於家訓文化的這種獨特的功能，在我們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設中仍具有極大的借鑒價值。

今天的家庭還是社會的細胞，利用家訓這種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倫理教育，調整家人之間的道德關係，以收睦親齊家之效。

其次，家訓文化中有關家庭倫理道德的準則、規範的內容，可以為我們概括、提煉、制定社會主義的家庭道德規範所用。

上述家訓文化中有關家庭倫理道德規範的內容，基本上都可以吸收來為我們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設服務。

當然，這裏要注意這樣幾點：
一是這種吸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根據今天的現實進行取捨、改造，保留積極、合理、有價值的東西，擯棄消極、落後、腐朽、不合時代要求的部分。

二是特別注重吸取傳統家訓可操作性極強的特點，在家庭道德規範、準則的制訂上力戒我們過去那種大而空的做法，使其真正可遵可循，起到規範家庭成員行為的作用。

三是借鑒傳統家訓形式多樣、言簡意賅、生動活潑等特點。

傳統家訓中的家庭道德規範在內容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形式則多種多樣，既有家訓、家範、家誡的長篇專論，也有家書、詩詞、箴言、格言、歌訣、碑銘等簡明訓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規勸，也有道德律令式的家法、家規、家禁。

尤其是一些詩詞、箴言、格言、歌訣對仗工整，押韻整齊，通俗易懂，便於記誦，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象孫奇逢的《孝友堂家規》，康熙的《聖諭十六條》，陸游、曹端的示兒詩，龐尚鵬的《訓蒙歌》，朱柏廬的《治家格言》、佚名的《教兒經》等等都屬此類。

這種形式深受兒童、青少年的喜愛，比板著面孔的說教更能為人們所接受，我們的家庭道德規範、準則的制定完全可以利用這種人
們喜聞樂見的形式。

第三，在家庭道德教育的途徑及方式方法上，傳統家訓的許多做法都是可以學習借鑒的。

傳統家訓的家庭德教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注重日常的灌輸、教化。

孫奇逢的《孝友堂家訓》就是其兒孫們收集他平日的教誨訓示而成的。

他還將先人平日常對他訓誡的內容，結合自己的理解整理成十八則“家規”，以時時教誡子孫，並將“與子若孫所常言”的周公、孔子、馬援等人的六句格言警句“隨筆錄之”，要子孫時時記取這“千萬世用之不盡”的話。

因彈劾奸相嚴嵩而下獄被殺的楊繼盛臨死之前還在遺書中諄諄教誨兩個兒子持家、做人的道理，並叮囑兒子每月初一、十五要在他的靈前將這“居家作人之道”“從頭至尾念一遍，闔家聽著，雖有緊要事也休廢。

”用心實在可贊可歎！由於兒童青少年身心發展的特點，耳濡目染的教育、經常的提醒對於他們良好家庭道德品質的形成是十分必要的，我們今天的家庭德教也應該注意對孩子的耳提面命，以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家庭道德教育、道德修養最根本的方法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

這方面不少傳統家訓的作者不僅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了，而且還加以強調。

姚舜牧《藥言》就明確指出：“言貴行，行方是道，不行，雖講無益。

”袁黃在《訓子言》中更是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談了進行道德踐履的經驗教訓，告誡兒子“凡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

”在家庭道德實踐上，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傳統家訓特別重視家長的模範帶頭作用，認為“立家之規，正須以身作範”（《孝友堂家規》）。

所以，幾乎每一篇家訓都強調家長的率先垂範。

我認為我們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設更應強調從家長自身做起，家長以身作則、表裏如一，就能對子女產生極大的感染作用，德教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至於上述傳統家訓的其他方法，如親情感化、情法並用，榜樣示範，召開“家庭民主生活會”，填寫“功過格”，張貼銘文以自勉等從史料看都是行之有效的，可以參考採用。

當然，其中的消極方面是要注意拋棄的，比如“棍棒主義”的懲罰等等。

揚棄傳統家訓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家庭倫理文化為我們今天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