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皖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历史原因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浅析皖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历史原因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历史上皖北曾一度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内商摘要贾往来，经济发达，社会安定，文化繁荣。

然而，皖北地区自明以来经济发展却严重滞后于全国的其它地区。

究其历史原因，皖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动荡不断，尤其清末百余年的动乱更给皖北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即使在和平时期，统治者无休止的剥削也经常使百姓罄竭膏脂，流离失所。

解放后，国家和地方宏观经济政策的屡屡调整都没有给皖北地区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准确的经济定位。

最终造成皖北经济发展的滞后。

关键词：皖北，经济滞后，历史原因关键词Analysis of the history reasons for the northern of Anhui Province‟s economy lagging behind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the northern of Anhui Province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conomy centre and economy centre and economy was flourishing and culture was thriving. However, economy in the northern of Anhui Province had lagged behind very much since Ming Dynasty. Made researches into this area‟s history causes, in the northern of Anhui Province natural calamities were frequent and the wars happened usually, especially, in the hundred years of the last of Qing Dynasty loss of disturbance were unable to be assessed especially. Even if in the period of peace, non-stop exploitation of the rulers enabled the common people to become destitute and homeless. After liberation nation and local area‟s economy policy adjusted time and again, but they didn‟t give this area enough support. Ultimately, these reasons contribute to fall behind in economy of local area. Key words: The northern of Anhui Province，Economy lagging behind ，History reason -1- 皖北地区是指今天安徽省淮河以北的区域。

包括亳州市、淮北市、阜阳市、宿州市、蚌埠市、淮南市等六个地级市。

全区面积为3.9 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 2749 万。

历史上曾经是中原经济区和江淮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曹魏时期, 邓艾在颖水流域屯田，就“凿渠三百余里，灌田二万”使淮北经济发展，仓廪相[2] 望。

唐宋时期更是南商北贾，群行旅集的富庶之地，曾一度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明清以来皖北却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滞后地区。

就算在今天，皖北经济也是非常的落后。

例如，2003 年皖北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4053 元，比全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2402 元；人均财政收入只有367 元。

2003 年皖北地区平均工业化率仅为26.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9.5 个百分点；其中阜阳、亳州、宿州三市还不足20℅。

2003 年阜阳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611 元。

[3] 面对皖北地区的贫困和落后，学术界纷纷从不同角度讨论历史上影响皖北经济发展的原因。

例如，宋红影在《试谈近代皖北地区的农业经济》（载于《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0 年4 期）一文在制度上分析了影响近代皖北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刘亚中在《历史时期影响安徽淮河以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自然原因浅探》（载于《农业考古》2006 年4 期）一文中讨论了历史上影响皖北农业经济的自然原因。

在专著方面，有王鑫义的《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2001 年），此书较全面的介绍了历史上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情况。

但以上文章和专著也存在不足之处。

文章从单一角度讨论影响皖北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或是只讨论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谈论皖北地区农业经济的文章较多，谈论皖北地区工商业经济的文章较少。

专著对皖北经济的关注不够。

因此，有必要对明清以来皖北经济的发展情况再作多角考察，以期能从整体上把握皖北经济发展滞后的历史原因。

一、自然灾害使皖北土瘠民贫商业凋敝自然灾害使皖北土瘠民贫商业凋敝经济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自然灾害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皖北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

黄河泛滥和皖北地区旱涝等灾害的频繁发生都对皖北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皖北土瘠民贫商业凋敝。

1、黄河泛滥对皖北农业的影响。

从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黄河南下夺淮黄河泛滥对皖北农业的影响。

皖北农业的影响起，皖北一切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在700 余年的时间里黄河在皖北地区肆意泛滥，给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破坏。

明清
两代国之所用，赋之所出皆仰南方。

为保持大运河的畅通，普遍采取高筑高家堰和以清刷黄的方法，又加剧了黄河的泛滥。

康熙六年（1667 年）黄河先决桃园县和萧县，堵口后复决桃园县黄-2- 家嘴，沿河州县都被洪水淹没。

据有关统计,仅清初顺治元年至十八年(1644-1661 年) 淮河以北就遭受23 次因黄河决口而引起的水灾，康熙元年至十六年[4] （1662-1677 年）由黄河决口引起的水灾更多达67 次。

每次泛滥黄河都把大量泥沙带出堤外，700 余年间黄河在皖北大地上堆积了近10000 亿立方米的泥沙。

[5] 早在明嘉靖六年（1527 年）就有人奏称：“河自汴以来，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荥泽，经中牟、陈颖至寿州入淮；一出汴城东祥符，经陈留、亳州至怀远入淮。

其东南一道，自归德、宿州经虹县、睢宁至宿迁出；其东分五道，一自长垣、曹、郓至阳谷出；一自曹州双河口至鱼台塌场口出；一自仪封、归德至徐州小浮桥出；一自沛县东南飞远桥出；一自徐沛之中镜山北溜口出，六路皆入漕河，而总与淮。

今诸道皆塞，唯沛县一道仅存”[6]。

淮河北岸支流西南至颖水，东北至泗水，中间包括西淝河、涡河、沙河、濉河、汴河等在内的几十条河流和上百个大小湖泊全被黄河洪水灌注淤积。

两汉、隋唐兴修的一大批水利工程如郑陂、葛陂、百尺堰等都已失去灌溉的作用。

皖北地区非旱即涝，饥馑频仍。

据天启《凤阳新书》载泗县有田六千四百余顷，黄河的泛滥使其中二分之一的土地长期受淹而得不到修治。

能得到水利之便的土地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

原本肥沃的土地变得十分贫瘠，沙荒盐碱地大量出现。

每遇大风沙尘滚滚遮天蔽日，每遇晴天极目郊野如降霜雪。

黄河泛滥彻底破坏了皖北农业发展的基础。

2、旱涝等灾害频发对经济的破坏。

如上文所说,明嘉靖六年，黄河南流诸道旱涝等灾害频发对经济的破坏。

破坏就仅存沛县一道。

皖北西南至颖水，东北至泗水间的大小河流、坡塘、湖泊被淤积，水系紊乱失去调蓄旱涝的作用。

遇有大水排泄不畅，经常漫溢。

稍遇干旱又无水灌溉。

加之皖北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6 月至9 月间，降雨量可以达到全年的70％，受季风影响丰枯变化巨大。

该地区降雨量一般情况下最大值是最小值[7] 的 3 倍，个别地区可以达到 5 倍。

阜阳1954 年7 月间降雨就曾达到728 ㎜，而同月最小降雨量又仅为24 ㎜（1959 年）。

该区最长的无雨期可以达到66 天。

（砀山，1962 年12 月30 日始）[8]在这样的情况下淮河流域除黄河不时泛滥外，。

其流域内水旱等自然灾害也十分严重。

有的灾害几年甚至十几年接连发生；有的一年内几种灾害相续发生。

凤阳，明成化年间（1465-1487 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成化四年大饥荒；七年，大水灾；八年，七月大雨；十年，春天大水灾；十二年，大水灾；十三年，正月地震；十四年，八月暴雨，临淮城被淹没，死者有千人；十五年，大旱灾；十七年，秋雨三月不止，庄稼尽毁；十九年，大饥荒；二十三年，大饥荒，人相食” [9] 康熙元年至十年（1662-1672 年）“非旱既涝，或地震、蝗灾、瘟疫，。

，民不聊生。

其中七年六月十七日始，地震七日，临淮城垣倒塌，全县房舍倒塌无数。

十年夏，大旱，蝗灾，麦禾皆无，人食树皮” [10] 。

-3- 泗县，康熙十八年（1679 年）“夏，大旱蝗，禾种绝，草根尽。

……冬，，[11] 大水，溃堤决城，城内水深丈余，馆舍民房尽圮”。

从万历到崇祯的70 年间，阜阳就有灾年62 年，其中发生水灾26 次，旱灾[12] 21 次，虫灾11 次，饥荒26 次，瘟疫2 次。

近现代国家动荡不安，皖北灾害更加严重。

清宣统二年（1910 年）“本年，六月二十七、八、九三日，大雨如注，数昼夜，涡、颖、浍、睢各水同时暴涨，沿淮之宿州、灵璧、怀远、泗州、亳州、蒙城、涡阳、寿州、凤台、颖上、阜阳、太和、凤阳、霍邱等十余州县，悉成泽国，淹没人口无数，田庐、牲畜均归乌有，民无生机”，这次大水仅蒙城一县就有“饥民近三十万”，后又鼠疫，死者更无法计算。

[13] 皖北地区自明正统十三年至民国后期（1448 年至1949 年）500 年的时间里，[14] 共发生水灾211 次，平均每2.2 年一次，旱灾109 次，平均近4 年发生一次。

皖北在自然灾害一次次打击之下，田地荒芜，小农无一丝之储蓄，无一斗之存粮，经常携老扶幼露处荒野，人民生机几绝。

乾隆《灵璧县志略》就给我们描
述了这样一个凄惨的画面，“土瘠民贫，生理鲜少，加以频年被水，日就凋残。

邑无城垣，野无道路，田无沟洫。

……中北两乡岁岁逃亡，十不存五。

……爨无灶，食无案，卧无床席，冬无被，夏无帐。

……盖藏之家百无一二”。

3、自然灾害对城镇工商业经济产生的影响。

例如，自然灾害对城镇工商业经济产生的影响。

“万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乃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

又下山西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

故于诸水，莫此为重。

”的汴河就曾使许多城镇兴[15] 、旺。

柳孜镇地处濉焕之间，是隋唐运河边的重镇。

因汴河而兴，新旧《唐书》《宋史》包括其后的《金史》等正史多有记载。

但是，随着汴河的淤积和荒废，柳孜也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如今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

如果不是1999 年隋唐运河考古发掘，千百年来谁又知道此地曾经的辉煌。

因黄河泛滥还使得许多州县屡屡迁治。

例如，《砀山县志》记载砀山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县城被黄河大水淹没，迁址小神集，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才自小神集迁回原址。

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县城被黄河大水彻底摧毁，不得不重建新城。

在淮河两岸因水患迁城或曾讨论过迁城的还有五河、临淮、泗州等州县。

嘉靖十九年（1584 年）凤阳沿淮州县多受水患，曾讨论迁五河、蒙城以避水患。

隆万年间，淮水大长，凤阳城中之水，终年不消。

前街后市，处处蛆虫。

官署民房屡遭破坏，工商业一片萧条。

泗州城，康熙十七年至十九年（1668-1670 年）连续遭受水灾，在康熙十九年被洪水吞没，千年古城沉入洪泽湖底。

本来淮泗之间屡遭水患，物产稀少，加之城镇因水患被迫迁徙，人民居无定-4- 所，商人贸无定市，致使皖北贩卖不兴，城市工商业发展受到打击。

灵璧县就因水患而商业萧条，“市集贸易，菽麦而外，惟酒、布常有，农具与果蔬，鱼肉之[16] 类，或有或无，其他悉无有也”。

北繁华不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商北贾，群行旅集的皖二、统治者横征暴敛百姓罄竭膏脂统治者横征暴敛百姓罄竭膏脂百姓皖北在自然灾害的不断打击之下已经是土瘠民贫，商业萧条，但统治者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仁慈，苛重的盘剥又再使百姓罄竭膏脂。

1、统治者对小农无度的盘剥统治者对小无度的盘剥。

明朝初年曾采取一些措施于民休息，鼓励农的盘剥业生产。

但随着统治危机的出现，明朝对外用兵次数不断增加，各种加派也随之多如牛毛。

在嘉靖十四年（1535 年），宿州就出现了“五倍于原额”的税粮征收，[17] 使得百姓“有数口之家无担石之储” [18]此外，明统治者为增加田赋收入也是。

无所不用其极。

万历朝改变明初大尺丈地，小亩起课的作法，采用小尺重新丈量土地。

颖上县，明嘉靖元年（1521 年)实有土地仅七百六十六顷，到万历元年（1572 [19] 年）土地重新清丈之后，陡增至七千七百一十九顷又八十八亩有奇。

变相增加了小农负担，民不堪重负，加以水灾，民半数逃亡。

此后又有三饷加派。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骤增辽饷三百万。

时内帑充积” [20]但是“帝勒不肯发”，。

[21] 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

明年复加三厘五毫。

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

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

遂为常额。

崇祯三年，军兴，增田赋……乃于九厘外，亩复征三厘，……后五年，复加宦户田赋，民粮十两以上同之。

既而概征每亩两一钱，名曰助饷。

[22] 越二年，……又亩征一分四厘九丝。

越二年，……亩加练饷一分”。

仅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至天启七年（1627 年）前后九年，三饷加派总额就达到银三千九百多万两，全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多负担一两银子的加派。

[23]且加派是按亩增加，省份贫富不分区别，田土饶瘠不分等级。

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地方权贵又利用“飞洒”、“诡寄”“悬需”等手段转、嫁负担与普通百姓。

凤阳之地本来贫瘠，可是“稍足衣食之人率弃南亩而充公门之书隶，弃南亩则无赋，有南亩而身为书隶则有赋而无差夫，……今也，乡士大夫免矣，孝廉免矣，青衿免矣，而一二衣食稍足之人有以为书为隶而得免，……千里差徭，总此无衣食，无势力，无智慧之人充当之。

凤阳之民未有不穷苦也”。

[24] 田赋征缴十增其九，百姓逃亡甚重，“有一里逃尽，而举他里以充排年，他里因之亦复萧条”[25]太和县知县就曾感叹：。

“近岁以来，加派、预
征、抽扣、节载，搜刮至尽，无复余地，以民间则十室九空，以县治则库藏若洗” [26]淮凤一带，。

-5- 窘迫流亡，小农无以活命。

清代表面上摊丁入亩，取消三饷，但是为了满足自身各级官吏奢侈生活的需要，仍然向全国变相征收各种赋税。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主要的收入是田赋、盐课、关税与捐纳等，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田赋收入。

田赋正额虽比明代低，可同时还要征收耗羡、杂赋、浮收、需索等，实际征收也相当苛重。

另外统治者还经常以各种理由增加赋税。

例如，康熙十五年（1676 年），以军兴饷缺为由，临时按天下地丁钱粮，加征十分之三以助军饷。

白银每两加赋三钱，漕粮每石加征三斗。

但后来却并入正额钱粮，是为征收常项，名为九厘地亩银。

清代中期以后，统治者失去锐意进取的精神，地方官吏穷其所能任意搜刮。

“道府以上，计无所出。

季规节寿规，哨费秋审费，种种名目，无不取诸州县。

州县计无所出，钱糟浮收外，差役繁琐；无一不取诸百姓” [27]尚未出仕的刘蓉。

也说：“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 [28]在皖北“差役每遇词讼，纳钱请票，而数。

[29] 倍取偿于百姓，历任官皆以为肥；由是差役横行，甲于他省”。

赋税征缴“任意浮收，甚至每米一石，收米至三石内外，折钱至十千上下，每银一两，收钱至[30] 四五千文”。

再如涡阳县丁漕科征，实际每石解银只需二两；但清末田赋由征[31] 银改征钱币后，官吏狼狈为奸征钱竟达6500 文，合银5 两有奇。

其它鸡、猫、猪、狗、耕畜、农具以及婚丧嫁娶等，无一不在征税之列。

加之皖北一带频年被灾，土地贫瘠，谷物产量本来就低，即使在丰收年头，每亩小麦也仅能收一百四五十斤；稍遇大灾，便颗粒无收。

[32]小农生活极其贫困。

此外，不光国家和地方官吏盘剥，地主的剥削也是异常沉重。

清末的皖北流行“拉鞭地”“赔牛地”等，租佃方式。

其中“拉鞭地”是最普遍的租佃方式，这种方式下农民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有一条鞭子，农具、牲畜、种子甚至房子都是地主的，每年除了交地租外还要再加牛租，一年所收被地主拿走六到七成。

“赔牛地”的地租也在五到六成。

[33]在统治者苛重的剥削下小农一年到头终日劳作，仍然食不果腹，经常以野菜草根度日，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

2、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百般掠夺。

明朝初年实行严格的匠籍制度，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百般掠夺。

“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 [34]供统治者役使。

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等工程以来，采木、陶瓷等工匠造作，常常以万万计。

然而“……监局中官，多占匠役，又乱充幼匠，动以千计……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旙户、库役，琐末不可胜计” [35]手工业者成了为统治者制造奢侈品的专用工匠，严重阻碍了。

手工业的发展。

在万历朝，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大量派出矿监税使搜刮百姓。

这些人如百虎千狼，逢人咆哮，层层设陷，大肆掠夺。

并“一人专敕行事，惟意所为，凭藉宠灵，擅作威福，以势凌抚按，使不敢一问其出入，以刑劫有司，使-6- 不得加调停” [36]矿监税使所用爪牙也皆亡命奸民，只为了“凭开采以肆饕餮，。

[37] 倚公役以拓私囊”变相鲸吞私人财产，无一人真心为国家用事。

如《明史·食，货志》载：税使“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

他们“视商[38] 家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敲诈“豪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 [39] 以为下有矿脉，卒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

一时间全国上下无一处不民怨沸腾，无一处不是搜刮殆尽，工商业一片萧条。

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六月，礼科给事中王士昌曾讲“御题黄纛遍布关津，圣旨朱牌委亵蔀屋，遂[40] 使三家之村，鸡犬成空，五都之市，布丝冒贸”。

[41] 凤阳巡抚李三才也奏言“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

皖北也没有逃脱这场浩劫。

”“……宿州之顾其礼、戴环等假雕印信，公行吓骗” [42]在市场上“市饼卖浆，豨毛牛。

骨，终日经营，不过铢两”[43]的小商贩，也以“输纳而得重税” [44]更有甚者“掘。

坟得财”“毒虐人鬼” [45]工商业日益凋敝。

，。

清代统治者对工商业的盘剥同样是花样百出。

早在乾隆元年就有旨云：“朕闻各省地方，于关税、杂税外，更有落地税之名，凡锄、箕、帚、薪、炭、鱼、蔬菜之属，其值无几，比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于东市，既已
纳税，货于西市，又复重征。

至于乡村偏远之地，有司耳目所不及，或差胥役征收，或令牙征总缴，其交官者甚微，多中饱私囊，而细民重受其累……” [46]清末“厘金”的。

破坏更是可与明代“矿税”媲美。

同治元年（1862 年），厘金推行全国，但税制不一，地方官吏随意征收。

以“茶厘”为例，同治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规定，茶120 个为一引，每一引缴纳五项银三钱，公费粮三分，捐银八钱，厘银九钱五分，共计二两零八分。

而同治二年，每一引又加捐银四钱，增至二两四钱八分，[47] [48] 仅一年就增长了近20％。

全国各地“卡多捐重”，而且名目繁多，琐碎零星之物，随身携带之品，无一不并计起捐，任意扣罚。

厘金征收造成物价飞速高涨，百姓无力购买，货物转运难以为继。

皖北是捻军主要活动区，因此清军在平定捻军的过程中为就地筹措军饷，加强对皖北“盐课”“盐厘”的征收。

规定“正杂、课每引库平银一两二钱五分一厘，每年额行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一年销足该银三十七万”[49]同时清政府还在五河正阳关征收盐厘。

加重了对皖北人民。

的经济掠夺。

民国初年，军阀倪嗣冲在皖独裁，在清代的五关十卡外又增设了几十个关卡。

水路则装设拦河竹寨，陆路则派兵持枪查卡。

不论货物远近每过一关一卡都要交纳厘金。

如从蚌埠到临淮关，中间经过门台子、长淮卫，就要交纳三次厘金。

在蚌埠倪嗣冲又设“盐务督办公署”，皖北所用之盐不论远近，都必须转运到蚌埠完税。

仅此一项，倪嗣冲就剥削皖北人民24 万多元。

[50]倪嗣冲还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抢夺民族工业，皖北宿州之烈山煤矿，淮南之大通煤矿悉被其占有。

工商业-7- 经济发展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

统治者“为斯民主，不惟不良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

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念，密如牛毛。

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51] 日又加银若干。

今日某处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

他们“欲金银高于北斗，不使百姓有糠秕之储；欲为子孙千万年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计”。

[52]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劳动时间和劳动力被占用，大量的社会财富被统治者剥削。

百姓“罄竭膏脂，破家荡户” [53] 。

三、社会动荡皖北惨遭劫掠社会动荡皖北惨遭劫皖北惨遭皖北地区地平壤厚，得中土之和气，百物以蕃，众庶以集，自古群雄逐鹿之场。

明末清初的战乱就使曾经以药材种植加工和贸易而驰名宇内的亳州百姓逃亡，田地荒芜，商业凋敝。

《颖上县志》记载明末清初“寇兵屠劫，疫死，逋外户口十七八九，村社丘墟，里甲残破。

有一乡竟缺一二里，一里仅存二三人者，荒去十其七，熟仅存三”。

社会经济严重倒退。

虽经清初百余年恢复，但其经济已经不可于江南同日而语。

近现代皖北更是遭受百余年战乱的摧残，其中捻军在皖北地区的亳州、蒙城、涡阳等地区，坚持反清18 年之久。

清军在于捻军争夺皖北的过程中肆意烧杀抢掠，其中在攻占雉河集后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子园屠杀事件”。

反复的争夺使皖北几成废墟。

民国时期皖北地方又兵变不断，从1912 年到1923 年，短短11 年的时间里就发生 6 次兵变。

其中1922 年 6 月寿县兵变和同年7 月阜阳兵变[54] 影响最大，士兵抢劫店铺，烧杀淫掠。

同时皖北地处几省交界匪患猖獗，有的地方甚至一年内几次遭受土匪劫掠。

如1912 年，河南土匪“老洋人”窜入阜阳，自南而北沿街抢劫，并火烧房屋。

土匪刚去，地方保安团又趁火打劫，给阜阳经济造成空前灾难。

[55] 1922 年，旱蝗交加，“邻省河南土匪张国信率众万余，在阜阳城烧杀抢掠后，窜入许堂、柳堂、曹集、王化、地城、方集等地抢掠” [56] 。

1928 年，土匪连续劫掠阜南，“七八月大旱，秋，土匪李老末率众万余，……烧杀淫掠；冬，河南土匪…老王太‟率众万余，窜扰赵集、苗集、双牌、公桥等地，烧杀淫掠”。

[57]仅1921 年至1945 年阜南一地就遭到土匪十余次淫掠。

[58]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皖北更是犯下滔天的罪行，“1939 年2 月25 日，日军在凤阳府城附近一次就烧毁房屋4000 余间，残杀群众5000 余人，抢掠财物不计其数。

同年3 月3 日，又在卸甲店一带，杀害避难群众4000 余人” [59]日军暴。

行造成的损失更无法完全计数。

-8- 在战争中更有不顾百姓生死，利用黄河作为战争工具，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在明末，李自成围攻重镇开封，明军穷急之下掘开黄河，致使黄河势如山
岳，泛入涡河，水骤涨两丈，士民溺死数十万人。

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人为泛滥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为阻止日本侵略军，扒开花园口大堤，引水南流。

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无穷的后患，决口9 年，滚滚黄河水沿贾鲁河泛滥南下，分夺颖、茨入淮。

皖北颖上、灵璧、宿州、泗州、阜阳、太和、亳县、蒙城、凤台等数十县尽成泽国。

被淹土地约2345 万亩，灾民300 余万，[60] 死亡407514 人，田庐牲畜损失2 亿元以上。

战乱给皖北经济带来彻底的破坏，皖北成为百里不见吹烟的荒凉之地。

四、解放后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皖北经济发展缓慢解放后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皖北经济发展缓慢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皖北经济皖北明清至民国后期长时间受到灾害的打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市场发育迟缓，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基本上停留在自然经济状态，近现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长时期缓慢的恢复过程，需要国家和地方给与一定的支持。

从经济政策上予以定位，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入，使这一生机几决之地得到休养生息。

可是，解放后国家和安徽省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利于皖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20 世纪50 年代，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工业建设上来，东北、西南、西北等地区先后成为建设的重点。

特别是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中央和毛泽东鉴于国内外形势及二战时苏联经验，做出备战备荒，建设三线的决策。

1965 年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指示》，要求立足于战争，准备大打早打，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

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七省全部或大部，以及河南、湖北、湖南、山西的西部地区，共约31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建设。

从1965 年起相继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等十余条干线铁路，加上支线和专用铁路共新增8046 公里。

占全国同期新增里程的55％；公路新增22.78 万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程的55.7％。

从1965 年到1975 年，三线建设投入2919.6 亿元，占全国同期收入总额的25.7％。

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43.5％。

在此期间三线地区建起了1100 多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

[61]平均每一个省获得近270 亿元的投入。

安徽改革开放前，除大规模兴修淮河水利外，基本建设投入很少。

从1966 年到1976 年，全安徽省十年间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5.77 亿元。

[62]其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安徽又把大量资金投入到皖南和大别山区等地的“小三线”项目建设上。

这样一来对皖北的基本建设投资更少。

例如，蚌埠1966 年到1976 年，-9- 十年间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只有1.71 亿元。

[63]阜阳1965 年，基本建设投资只[64] 有1410 万元，1978 年才增加到5427 万元。

基本建设投入过少直接影响皖北经济的发展。

1978 年后，中国逐渐对外开放。

1980 年，中国在沿海两个省份广州和福建，建立四个特区；在经济特区中，私营和外资企业享受相当程度的优惠政策，如税收激励，免除中间品进口税，保留部分或全部外汇收入和灵活的雇佣机制等。

1984 年又设立14 个沿海开放城市，1988 年，开放海南省。

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沿海比内陆获得更多的利益，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投资都聚集在沿海地区。

安徽省内,“八五”期间，为呼应浦东大开发，提出“一线两点”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提出使得沿江城市经济发展有了战略定位。

依靠便利的水运交通，皖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九五”期间，面对旅游业的方兴未艾，安徽又提出“两山一湖”的发展战略，加大对皖南的扶持力度。

虽然，“八五”期间也有人提出农业主攻淮北的战略，但由于历史原因收效甚微。

直到21 世纪初安徽实行“861”工业强省计划才给皖北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战略。

但此时的皖北经济已经严重滞后。

五、小结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曾经滋润和哺育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孕育了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

可是黄河对于皖北地区的人民却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黄河乱淮造成皖北自然环境巨大变化，水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原本富饶的皖北变得满目疮痍；统治者无限制的加派和地方胥吏的巧立名目，加剧了经济的衰落；战乱的影响更是使皖北经济破坏殆尽；解放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策又使皖北经济发展步履蹒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