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诗作中的遗民情结

丘逢甲诗作中的遗民情结
宫伟伟
【摘要】1895年台湾沦丧以后,丘逢甲的诗便存在着浓烈的遗民情结:一方面,他以传承保台烈士的忠义精神作为自己生命的支撑,并通过对名胜古迹、佳节旧故等事
物的描写抒发自己浓重的爱国情志与思乡情怀;另一方面,他收复故土的决心十分坚定,并逐渐认清了满清政府的腐朽本质,转而寄强国复土的期望于兴学启民.诗歌作为表达心志和风化国民的手段,丘逢甲始终秉持着发扬忠义精神和追求独立人格的宗旨,展现出他在清末这一特殊历史境遇下所进行的挣扎与奋斗.
【期刊名称】《宜宾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16)005
【总页数】6页(P43-48)
【关键词】丘逢甲;台湾;遗民;爱国主义;岭云海日楼诗钞
【作者】宫伟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丘逢甲(1864-1912)，一名秉渊，字仙根，号蛰仙，晚号仓海君，清末台湾籍著名的爱国诗人。

1895年4月，在甲午海战中失利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

身在台湾的丘逢甲数次上书抗议不成，遂组织义勇军抗日保台。

抗战失利后，丘逢甲内渡回祖籍地广东，居处悬榜题名“念台”，并自署
为“台湾之遗民”，从此过上了“夜夜梦台湾”[1]31的遗民生活。

“遗民”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2]10，于丘逢甲而言，则特指战乱之后遗留下的
子民。

因为被迫远离家乡，所以思念故土就成为此类遗民的情感主调。

廖雪兰在《台湾诗史》书中评价丘逢甲的诗集《岭云海日楼诗钞》说：“除第三版加入《离台诗》六首外，其余一千六百七十九首全为其西渡后所作。

其中一千首左右全为怀念台湾或与台湾有关者。

故《岭云海日楼诗钞》亦可谓即怀台诗钞。

”[3]202可
知自丘逢甲内渡之后，其诗作中便有着浓重的遗民情结。

此种遗民情结，又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得以展现。

丘逢甲兵败后离台内渡，未与台湾共存亡，颇受时人非议，有携军饷内逃之谤[4]。

对此，他曾悲痛地写道：“渡江文士成伧父，归国降人谤义师。

”[1]54然而面对其昔日部下吴汤兴、徐骧等人为抗日保台而壮烈牺牲的事实，他又必须为自己的不死作出解释。

慷慨赴国难，自古被视为封建士人气节的表现。

文天祥即曾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5]749通读丘逢甲内渡后所作诸诗
可知，他对此种行为也十分赞赏。

他在《己亥五月二日东山大忠祠祝文信国公生日》一诗中即称赞以身殉国的文天祥说：“忠肝发古谊，识者王应麟。

蹉跎二十年，遂成不朽身。

得年四十七，为寿千万春。

”[1]126又在《重九日游长潭》中为殉明
的士人林丹九赞叹：“吁嗟厄阳九，不死胡能贤？人生只一死，死况忠孝全”[1]7。

故而丘逢甲对于自身的不死，始终不能无愧。

深深的自责与他人的诟难让他一度生出“有客哀歌动天地，蹈海不死生犹偷”[1]37的悲叹。

但他显然又认为，活着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即如他在《答台中友人》一诗中所说：“湛身难诉遗民苦，殉义谁彰故部贤？”[1]55对他而言，活着的意义便是对台人忠义精神的传续。

也正是基于此种想法，他将自己内渡后的大量精力放在了诗歌创作上。

吴宓评价其诗说：“陈伯澜姑丈谓晚近诗格卑靡，若公诗大声鞺鞳，乾坤正气，允推独步。

盖公
以志节为诗。

如‘地陷东南浮大岛，天留豪杰救中原。

’读之想见其为人。

公集中绝少咏物与酬应之作，多关国故。

”[6]44所谓“大声鞺鞳”“乾坤正气”正是丘逢甲以诗歌传续台人忠义精神的产物，但他《岭云海日楼诗钞》一书中的咏物与酬应之作也并不少见。

只不过他创作这些诗的目的不在于怡情悦性、炫技娱人，而是借咏物与酬应的行为来发抒自己对故乡的无尽思念和浓重的爱国情怀。

名胜古迹、佳节旧故，最是丘逢甲内渡后的诗之中物。

那名胜可能只是一座小山。

他的《东山春思》原系与友人畅游潮阳东山时所作，却说：“望仙桥畔望家山”“水帘亭畔客怀孤”[1]104；《乌石岗晚眺》不写远眺
实景，表达的却是自己“填胸百感正茫茫”的情绪与“寻秋借遣愁如海”[1]328
的心思。

由此不难想见他“遗”而未“逸”，思恋乡土的悲苦心境。

那古迹可能是一座废弃的荒园，一座湮没已久的古城，一座历经沧桑却挺立于今的雄伟楼台等。

他写《王姑庵绝句》十六首并序，序中言及前明郡主王姑的悲情身世，径说她禅悦之余，“想犹不胜沧桑之痛”，于是有“废兴之慨，异代同符”[1]55
之叹。

他的《过三河吊翁襄敏墓》一诗，在盛赞翁万达为“一代名臣”“三边守将”之后，突出的却是自己“英灵异代应相感”[1]210的心意。

这种与遗民、忠臣在
心态和情感上的沟通，体现的也正是他悲怆的遗民心理与抗日复土的爱国情志。

那佳节可能是中秋、重阳、除夕乃至任何于他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他的《羊城中秋》三诗，诉说自己的“远游”，其目的却在于表达自己“重完破碎山河影”的壮志与对满清统治者“歌舞承平霸业荒”[1]38的愤恨。

又如其《己亥除夕》一诗，写自己于除夕夜“家宴会喧儿女”“围垆闲守岁”之时，却依然一副“君国无穷
感”“慷慨短长吟”[1]148的神态，那种心系国事的表现几近于丧乱忧君国的杜
甫了。

那旧故可能是一件与他家乡有关的旧物。

如其《西园重见〈诗畸〉刻本为之黯然》一诗，写自己重遇当年在台湾与众人共作的《诗畸》一卷，不禁睹物思人，感叹
“传人妄计先灾木，割地谁知竟赂金”[1]98，而沧桑、兴亡之感也就此寄寓其中了。

那旧故也可能是一位与自己内渡前就已相识的故人。

他内渡后与业师唐景崧一直未断联系，所作《次韵答维卿师》二首，即向唐氏诉说自身“流落天南今八
载”“无计能开日月昏”[1]206的黯然失意之感，师生之谊于此也可见一斑。

江
瑔《丘逢甲传》说丘逢甲在闻听唐景崧弃台湾而逃的事情后，哭曰：“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1]427似乎大有将失台之责归咎于唐氏，并与其势不两立之意。

然而反观唐、丘二人在内渡后的往复，则知此说不足为凭。

丘逢甲曾借《有书时事者为赘其卷端》一诗感叹外间传闻的不实，说：“人间成败论英雄，野史荒唐恐未公。

古柳斜阳围坐听，一时谈笑付盲翁！”[1]3面对他人
不公的评论，他也不乏自我表白之举。

如其所作《有感书赠义军旧书记》四诗：
拜将坛高卓义旗，五洲睽目属雄师。

当时力保危台意，只有军前壮士知。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啼鹃唤起东都梦，沈郁风云已五年。

凤凰台上望乡关，地老天荒故将闲。

自写鄂王词在壁，从头整顿旧河山。

谁能赤手斩长鲸，不愧英雄传里名。

撑起东南天半壁，人间还有郑延平。

[1]147
丘逢甲于以上四诗中，无不是借诸“义军”话题以表自己当年力争保台的忠肝义胆与整顿旧河山的壮志。

这是他对自我生存的辩护和对青史留名的追求，他“遗”而未“逸”、亟待报国的姿态，于此也越发明显了。

丘逢甲离台内渡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他所抱有幻想的清政府尚未覆亡，而自身光复故土的雄心犹在。

如其《春感次许藴伯大令韵》一诗所说：“沉郁雄心苦未灰，他年卷土傥重来。

”[1]120然而内渡后“郁屈于专制之下，百事阻压，不能大舒其才”[1]419的严峻现实却让他不得已而将此种卷土重来的志向寓于了诗中。

他在《复菽园》一文中说：“弟本不愿作诗人，然今则竟不能(不)姑作诗人。

”[1]267在乙未台湾沦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诗歌成为他施展“卷土重来”之志的试验场。

卷土重来，需要有不屈不挠的意志与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丘逢甲晚年以“仓海君”为号，即是出于对秦末义士仓海君勇于反抗、有气敢任等精神的赞赏与效法。

他在《答敬南见赠次原韵》中说“世无仓海君，谁发诛秦意？一击天下惊，奋起龙虎气”[1]160。

又在《雨宿新步次韵答子华》中说：“不羡封侯入玉门，中原未靖
虎狼群。

欲呼力士携锥出，谁是人间仓海君”[1]189。

反复不厌地陈述一己“诛秦”“靖虎狼群”之志，其报仇雪耻的悲愤心绪是不难为人知晓的。

收复故土的前提在于国家强大，然而在面对国家破败、壮士扼腕的社会现实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统治者呈现给世人的却是一副裂土求荣、醉生梦死的丑恶嘴脸：“下界虮虱臣，揣揣心忧伤。

欲将灾异书，上吁通天阊。

紫霄昼沈沈，钧天乐方张。

王母宴诸天，游戏容东方。

天公色然醉，玉女倾霞觞。

列侍诸仙官，冕旒各飞扬。

方谋剪鹑首，持之赐秦王”[1]20。

丘逢甲在失望之余，曾将改革强国、光复故土的希望寄
托在年轻的光绪帝身上。

故而他在诗中屡屡以“牝鸡”“吕雉”“王母”“武媚娘”等诸多专横昏庸形象讽刺慈禧太后的同时，又称颂主张维新改革的光绪皇帝为“万年圣天子”[1]404。

但随着1898年戊戌政变的发生，光绪帝被囚，丘逢甲寄强国希望于圣主的迷梦也就此落空了。

当其理想破灭，丘逢甲虽然也曾哀叹：“书生惯作封侯梦，愁煞黄粱饭熟
时”[1]76，却并未就此而心灰意冷。

加之当时种族革命学说腾播于全国，他逐渐
意识到腐朽的满清政府难以带领国人强国复土的现实。

故而在此过程中他虽然也曾寄强国希望于“两宫渐和”[7]268，光绪复位，但由其《岭云海日楼诗钞》一书
自戊戌(1898)稿便开始出现“金虏”“女真”“胡”等满清统治者忌讳字眼的情
况来看，他对满清当世的态度无疑是日渐疏远的。

他痛定思痛，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困落后，是因为我国民众“尚昧合群理”[1]386，故非开启民智、培养人才而不
能挽救，于是慨然有兴起新学之志。

其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的《创设岭
东同文学堂序》一文即开宗明义：
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

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

民之智愚乌乎判？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

中国之学，统大成于孔子；孔学者，有用之学也……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今日之学何在？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纲，西学为目。

[7]303
丘逢甲与一干同仁在“西学”日渐，学界废除“中学”呼声日高的情况下，不掩其儒者面目，广开学堂，倡导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学来启民育才，则又显示出其遗民人生的重新定位：由纯粹政治意义上的遗民转化为兼有政治、文化双重意义上的遗民。

他在《次韵再答宾南兼寄陈伯严》一诗中表达自己保存国学的决心说：“鼠璞殊方名未定，蚊雷竟夕语何喧！心关国粹谋兴学，目笑时流说重魂。

庚子陈经拜宣圣，尊王遗义故应存。

”[1]203又于《萧母姚太夫人七秩开一寿序》
中痛斥那些“略濡染欧风，辙欲屏去中国数千年祖先贤圣之礼法”的妇女为“以文明自由饰其荡佚”。

故而他虽然主张在“吾国旧而不化”的情况下，应“求新以自振”，但同时也指出：“礼法者，吾国之本也。

国未有无本而能存者也；存且不能，则虽日言以学强国，其无效必也。

”[7]333这表现出丘逢甲在文化态度上保守的
一面，但从保存我国文化、学术传统的方面来看，又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毕竟文化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对旧有文化的完全摒弃，丘逢甲等人对儒家礼法的坚守恰恰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在清末这一转型社会中的保存。

与上述观念相适应，丘逢甲的志向也由最初单纯的收复台湾发展成为保存国粹以兴学强国。

至此，他也完全冲破了先前所持有的狭隘忠义观，由忠于一姓之君国转变为忠于中华民族共有之文化与天下。

这使得他“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的遗民情结看似消解，实则却升华了。

丧土之痛与复土之志，只是丘逢甲遗民心态构成的一部分。

与之相关的还有对先贤高风亮节的缅怀与发扬。

借咏怀历史人物来观照社会现实，是遗民诗歌的重要特点之一。

丘逢甲的诗作也不例外，他对于诗歌在开启民智、促进改革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早就有所注意。

如在《海中观日出歌由汕头抵香港作》一诗中，支持维新救国的
他就说：“完全主权不曾失，诗世界里先维新”[1]403。

后来倾向于民主革命，
他又在《题兰史独立图》一诗中指出“诗界差存自主权”[1]386，主张以诗歌作
为宣扬革命思想的手段。

因此，他在开展兴学强国运动的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要“重开诗史作雄谈”[1]205了。

通读丘逢甲内渡后的诗作，你就不难发现他对末世贞节人物所具有的那份“偏嗜”。

他诗中好说末路英雄，所作《景忠祠吊故明孝廉林丹九先生一桂》《王姑庵绝句》《岩泉义士祠》《凌风楼怀古》《百丈埔为宋张丞相世杰夫人许氏大战元兵殉节处旧有祠废久矣子惠署县为商复旧迹》《白马乡有怀明义士赖若夫先生并序》诸诗皆沉郁悲凉，意在借助对林丹九、王姑、文天祥、黄安、许夫人等末路孤忠人物的凭吊，激发国人忠义不屈、奋身为国的精神。

与此相呼应的还有《题寒机课子图》《蓝溪烈妇篇为上杭族人德祥妻廖氏作》《崧里烈妇篇为门下士大埔何寿慈妻萧氏作》《烈妇墩行》《烈妇篇为广东候补从九品冯景厘继室方孺人作》《贤母诗为家幼春亦春茂才令慈黄太孺人作》之类歌颂妇德的诗作，丘逢甲于上述诗中对体现我国古代传统女性“妇德”的行为，如殉夫、课子等，极尽褒扬之辞，视界并未脱出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范围。

但细读这些诗对烈妇殉夫、寡妇守节等情节的描写，又不免让人从中嗅出她们与孤忠直臣相一致的节烈气味。

忠义精神之于遗民诗作，本就属题中之义。

丘逢甲对孤忠贞节人物的“偏嗜”，也正源起于他在成为遗民后对儒家诗教观的自觉遵循。

他于《己亥五月二日东山大忠祠祝文信国公生日》一诗中言及自己“希贤”的目的时即说：“宜振者人心，宜作者士气。

所愿藉公灵，斯道或不匮”“同堂祝公者，愿公为之师。

同持忠义心，以为治平基。

运会值大同，一统兼华夷”[1]127。

此种以诗歌激发人们忠义勇武之
气的意图不啻是对《毛诗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8]429之诗学观的绝好承继。

与之相类似，清初遗民大儒王夫之也认为，当
儒者士气于末世日益颓靡之时，“圣人”即须“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
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并称此种作法为“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
也”[9]479。

由此看来，以诗歌宣扬忠义精神乃是儒士沦为遗民后的明智之选。

尽管所处的时代、境地各不相同，但身为儒士的丘、王二人无疑都按各自的方式将儒家诗教观自觉地加以履行了。

除忠义精神之外，丘逢甲诗作对独立敢任之豪杰人格的彰显与颂美，也是其遗民心态的一种外在表现。

这一点可通过他对田横这一历史人物的前后不同评价来展现。

如其《咏史四绝句和晓沧·田横》一诗说：
有士五百人，岛中犹可国。

何事奉头来？秋风洛阳陌。

[1]155
由上诗不难看出，尽管丘逢甲对自戕避辱的田横充满了同情，但对他自杀的行为却不以为然。

“有士五百人，岛中犹可国”，毕竟活着才有卷土重来的希望，这无疑也是他对自我遗民人生的观照与诠释。

然而就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丘逢甲在赴京赶考的过程中路经烟台时，尚且写下了“鲁连耻帝秦，田横羞臣汉。

海上怀古人，登舟发浩叹”[7]13般对田横自杀避辱的行为心怀仰慕的诗语。

前后相距十一年，随着人生境遇的不同，他的观点也判若泾渭。

“田横”式自戕避辱的人物自然不是丘逢甲心目中的真正豪杰，这也正是他之所以选择成为“台湾之遗民”的重要原因所在。

“昔为循吏今名将，吾道由来文武兼”[1]297，他心目中的豪杰不关乎身份，而重在乎有一副傲骨，且能在国家危亡之时有气敢任。

故而他诗中所赞赏的人物，或如赵佗、文天祥、郑成功般能独撑一方，或如韩愈、陆游般肮脏守节。

他的此种宗尚也是对自我人格的期许与肯定，并每每通过托物言志的方式表现于诗作中，如：
拔地气不挠，参天节何劲。

生平观物心，独对秋篁影[1]83。

何事天香欲吐难，百花方奉武皇欢。

洛阳一贬名尤重，不媚金轮独牡丹[1]96。

丘逢甲于《题画竹》一诗中自称生平观物以心，唯独青睐于秋竹一物。

由此可知，诗中那“拔地气不挠，参天节何劲”的秋竹便是他自我人格的写照。

其《牡丹诗》
则借用《镜花缘》中“武太后怒贬牡丹花”一事入诗，通过对牡丹“不媚金轮”精神的赞颂，发抒对慈禧太后专权跋扈的不满以及对自身独立人格的追求。

时值文网渐疏但仍“厉禁方悬民自由”[1]411的满清季世，借由丘逢甲那字字惊心的诗语，不难读出他刚直不阿的铮铮铁骨。

他也时常以豪杰自命，那不时出现于其诗中的“生似昌黎”[1]107“生似放翁”[1]134“东坡身”[1]397诸语与其《阮生行》《题太白醉酒图》之类以古贤为知己的诗作一起，共同描绘出他“人不我知”而聊以古贤为同俦的牢落遗民样貌。

总之，丘逢甲在故土沦丧后所表现出的遗民情结，于其诗作中鲜明可见。

他在乙未抗日保台战争失败后，离台内渡，恢复故土的决心却从未动摇，并最终冲破了先前所持有的狭隘忠义观，由忠于一姓之君国转而忠于中华民族共有之天下。

诗歌作为他内渡后借以表达心志和风化国民的手段，也始终秉持着宣扬忠义、追求独立敢任之人格等存道启民的宗旨，成为其遗民人生的绝佳写照。

1912年2月25日，丘
逢甲病逝于家中，临终前“遗言葬须南向，曰：‘吾不忘台湾也！’”[1]428遗
民情结可谓伴随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