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及其文化边界：基于中国例证对西方范式的挑战

遗产及其文化边界：基于中国例证对西方范式的挑战
威勒姆·德尔德（Willem Derde）文1
张成渝2译徐嵩龄3校
（1艾兰姆公众考古与遗产展示中心，比利时
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3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28）
摘要
基于最近在中国西安的田野工作特别是对新近若干遗产项目的关注，作者呼吁开始对所谓的国际标准和指南的文化内涵进行反馈。

文章还将讨论，尽管许多遗产公约具有国际属性，但其理论框架却无法领会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通过聚焦于关键性概念，如“就地”保存或极为重要的“原真性”（authenticity）理念获知，国际标准、指南的主体知识框架主要由西方文化背景所决定。

认识到这点将使我们开始思考，遗产概念本身具有怎样的文化差异，也使我们意识到，为何亟需围绕于遗产事务而开启一场真正的中欧对话。

1.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遗产
尽管有人肯定地声称，20世纪下半叶，全球经济与政治舞台由西方所主导。

不过，眼下的情况显然已非如此。

过去十年见证了全球经济引力中心向亚洲的快速转移。

尤其是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先前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转变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中国政要们自觉谈及他们的国家是一个新的“超级大国”（super power），并相应满怀信心地开始在全球承担责任。

中国人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拥有着延续数千年的文化遗产。

其结果是，中国的历史遗产（past）①转变成为“巨大的商机”，现在，这笔巨额财富正由举国上下大规模的遗产工程而获得。

这一新趋势清楚地反映出若干新的需求驱动，即分析家们所说的，中国以增加内需与增加社会服务和名胜休闲需求为特征的向“社会经济”的转型（Van Ark, 2010）。

近来，中国最高权力部门也明确认识到这些新趋势。

不同于传统工商业、且有助于中国实现更快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是旅游部门。

例如，2010年2月中国农历新年，胡锦涛总书记访问福建时，强调了旅游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作用，他鼓励当地政府把福建建设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旅游胜地（/2010年2月11日报道）。

由于明确认识到旅游业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中国历史遗产日益增长的兴趣将被置于未来几年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议程当中。

近年来到访过中国的任何人，无法不被中国城镇和郊野旅游（recreation）的“历史转变”所震动。

可以期待的是，博物馆行业将更加繁荣；遗产用以服务公众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修复、管理，还是解说（interpretation），对于转变当代中国社会都将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如果缺失了对于什么是遗产的知识性理解（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这种转变则未必发生。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处置②文化遗存（cultural relics）的知识框架，主要由国际组织和机构来制定，如UNESCO、ICOMOS、ICCROM或欧洲理事会。

最终，获得通过和认可的许多公约、宪章和指南，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处置文化遗产事务的规则。

同样情况亦发生
①past在英语遗产文献中是“历史遗产”的代名词。

下文“历史遗产”均以此译出。

②原文多次出现deal with heritage等类似说法，一并译为“处置”，而非“处理”、“对待”，因为“处置”更强调对遗产所实施的行动。

此处“处置”为中性含义。

在中国。

然而，即将看到的诸多例证表明，获得国际认可的这些公约、宪章或指南的中立地位或全球普适性（validity），明显地受到中国处置其古迹（monuments）和遗产地（sites）①的不同方式的挑战。

通过审视这些差异，我们可以洞察所谓国际标准和指南的文化内涵，洞察其在何种意义上由西方文化背景所决定。

我们对此方法的吁请，从案例西安汉阳陵博物馆开始。

2.起点：西安汉阳陵博物馆
目前，西安汉阳陵博物馆里护卫汉景帝的军队，其知名度不及中国闻名世界的秦始皇兵俑。

1980年代晚期，在修建连接古都和城北现代机场高速路②的过程中，修路工人挖出一些引人注意的陶俑。

尽管与十年前发现的真人大小的秦陶俑形象在风格、尺寸上都显著不同，人们还是很快认识到这一新发现的意义。

进一步调查很快表明，保护西汉第四位皇帝陵寝的另一支石制军队被发现，如同在过去的许多世纪，它们主宰着毗邻的景观。

公元前141年驾崩的皇帝，其陵墓被地下多条长的陪葬坑所簇拥。

陪葬坑中有军队俑、官员俑、朝廷要员俑、乐师俑、舞伎俑、各种成群的动物俑、陶罐及生活用具，以及车厢施过漆的马车③等等。

这些形象的称奇之处在于规模化制作。

人物俑高约1米，身体近似矩形，但是人物面部细节有所变化。

正如适当推想的那样，胳膊是木制的，每个陶俑身着丝质长袍或皮质铠甲，包括微型武器。

不过，这些软质材料大部分都腐朽了，最多在土里留下些负模（negative imprint④）。

由于考古发掘所获十分壮观，建起了一座25平方公里的公园，包括帝后陵冢，妃嫔、文臣武将的陪葬墓园和其它古建遗迹，如所说的“祭祀区”。

不过，由于发现了守陵人生活过的一座完整村落的基础，考古范围（archaeological context）延伸出数平方公里。

建起了一座博物馆（译注：指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以展示发掘中得以恢复的佳作之选，但是，最引人入胜的吸引物（attraction），还是所谓的地下博物馆（underground museum）⑤，游客得以看到帝陵东侧多条从葬坑中发掘文物“就地”保存的情况（汉阳陵博物馆，2007）。

3.“就地”保存（'In Situ' Preservation）：两个冲突的典范
汉阳陵博物馆⑥的考古公园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在于它体现出对中国考古的清晰关注。

以地下博物馆为例，此点十分明显。

游客走过发掘区上方的玻璃时，可以看到考古学家们发掘出来的东西。

许多陶俑——有些还残留着彩绘——仅被部分发掘。

有时，木制品或其它有机材料（如皮制马具或两只犀牛骨架）也会保存下来。

此外，有机物品仅在土里留有负模（negative imprint）。

玻璃构造不仅能使游客直接看到考古遗址，还象盾牌一样保护该区域与外界隔离开，考古区便能保持着与从葬坑发掘前相似的稳定环境状态。

①根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的定义，sites有广义的“遗产地”和狭义的“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s）两重含义，遗产地包含了遗址。

下文视具体情况译出。

②指西安咸阳机场专用公路。

③原文carriages packed with lacked boxes有误，应为carriages packed with lacquer boxes。

④作者解释negative imprint为，有机物虽已无存，但却如同盖章（stamp）一样留在土里的印迹。

negative imprint在古生物化石中更常见，就是由化石形成的“负模”。

⑤指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2006年3月底开放。

⑥the Han Yanling Museum，指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汉阳陵（汉阳陵官网/也以“汉阳陵博物馆”自称）。

其下包括一座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文中简称博物馆）和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文中简称地下博物馆）。

图1 西安汉阳陵博物馆“就地”保存的陶俑
许多国际政要都到访过该遗址。

遗址因从技术上解决了考古学家们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备受赞誉：器物一旦从其被发现的状态移开，就会发生材料的蜕变或场境（context）的丧失。

斯洛文尼亚建筑师Milan Kovac发明了该系统，在中国同行刘克成教授的帮助下，系统得以完善以适应汉阳陵的条件（Kovac 2009）。

不出意外地，博物馆获得了一系列知名大奖，如2007年“全国博物馆精品陈列奖”、2009年“全国最佳建筑奖银奖”，并在300多家竞争单位中脱颖而出，荣获“1949-2009全国杰出建筑创作大奖”。

艺术博物馆（译注：指汉阳陵博物馆）此种状态下的上述所为，显然与国际指南、宪章和公约形成的处置考古遗迹（remains）保存的建议相吻合。

ICOMOS《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Charter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1990）是阐明国际认可的科学标准的好例子。

宪章第6条称：
“考古遗产管理的总体目标应是古迹（monuments）和遗址（sites）①的就地保存，包括对一切相关记录和收集品等进行恰当的长期保护与保管。

任何将遗产要素转移至新地点的行为，都代表着对在原初场境（original context）中保存遗产的原则的违反。

……
应重申这一原则，即：如果无法保证考古遗产在发掘后能够按规定得到恰当的维护和管理，那么，考古遗产不应发掘而遭暴露，或在发掘后任其暴露。

”
同样情况亦见于1992年欧洲理事会制定的《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②（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Heritage），又名《瓦莱塔公约》或《马尔他公约》。

公约第4条称：
“各缔约国应为考古遗产的实体保护（physical protection）采取措施，并按照环境的要求制定条款：i.……；ii.为了考古遗产的保护和维护（con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就地更好。

iii.……③”
由此或可有把握地声称，的确存在着一项国际共识，即：只要可能，应采纳“就地”保存。

主要理由是，考古学对其研究对象有严重影响，而且，别的学者和其他人将来也应能获得同样的资料。

正如《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Charter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所言，保护与恰当地管理考古遗产“极其重要，它们使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能够代表当代和未来人类并为了他们的利益，研究和阐释（interpret）遗产”。

汉阳陵博物馆是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实践的全球最优案例之一。

图2 西安汉阳陵博物馆南阙门
不过，尽管汉阳陵博物馆在建设地下博物馆时严格遵照国际原则，但在处置最初保护着景帝陵的南阙门考古遗迹时，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

金字塔状的皇陵最初由正方形的城墙所环绕，每面城墙正对一个基本方位。

城墙中央各矗立着一座大门。

“南阙门”遗迹发掘于1990年代，进而以钢混结构予以保护，采用的形式是古代多层门楼的风格。

很显然，这座建筑物对考古遗址造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也代表着一种极具争议性的改变（move），因为它违背了指导考古遗址管理的主要原则。

①此处根据宪章主题，取sites的狭义“遗址”。

②上述宪章是对1969年版《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的修订。

需注意，国内业界广泛使用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一书（国家文物局法制处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中页238-243对该公约的翻译，依据的是1969年版，不是本文提及的1992年版。

③为了表明原条款的层次关系，译者核对了英文宪章，补全了此处的3个序号和第二处省略号。

事实上，一座重建物（reconstruction）看上去的样子极少与原初状况一样。

为了保护原初南阙门所剩的东西，新门比过去那座同比放大。

很显然，新门的任何材料均未仿照原初。

就新门本身而言，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原本就不是它所展示的那样。

但是，仍然不清楚的是，新建筑在多大程度上模仿了原初。

不过，由于对遗址的视觉支配性，成为考古遗址典型象征的，是南阙门而不是陵墓。

就是这种以试图模仿过去为特征的方法，正变得合乎情理（译注：指类似于南阙门新建的理由），特别是由于汉阳陵博物馆南阙门远非孤例。

事实上可以说，在中国，此种处置遗产的方法代表着一种标准（standard），而不是例外。

4.西安大雁塔：庆祝过去，忽略规则
尽管有宪章和公约处置遗产保护的普适性声明，然而，中国在修复古建筑时经常采用再建（rebuilding）的形式，更糟糕的是，添加一些新的“历史化”元素（“historisized”elements），这些从来不是原初建筑物的一部分。

最近的例证是西安大雁塔。

大雁塔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玄奘带着佛经和对佛教新的洞察由印度而返。

1961年，该建筑作为历史古迹①得到保护。

今天到访此地，人们无法不注意到通向主体建筑的台阶，与北京故宫所展示的台阶有惊人的相似。

事实上，它们几乎就是一种精确的复制，包括台阶中间的浮雕龙和左右两侧的狮子、香炉。

图3 添加了台阶的西安大雁塔
快速查看一下老照片会清楚地发现，这些台阶正是新近之作。

2003年拍摄的照片还显示出，那时的台阶体量适中，根本不象今天看到的通往寺院建筑群的双层台阶这样华而不实。

大部分西方游客和遗产专家的第一反应，如果不是坦率批评的话，就是某种不理解。

不仅添加了新元素，而且几乎没有保存任何“确实原真的”（really authentic）的东西。

砖解决不了问题就用混凝土。

雕像所放之处以前正式情况下本无一物。

然而，问题远不止历史建筑的修复方式。

这些台阶显然并非孤立“事件”，塔寺建筑群实际上是新的、进行之中的城市发展项目的重心。

大雁塔坐落于南北主干道的中轴线上，主干道直通玄奘像，像的背后是那座名塔。

主干道两侧的城区现在再建（rebuild）成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房子、宾馆、剧院、博物馆及其它设施。

塔寺建筑群被主题是佛教、中国艺术表演或传统民间故事的公园所包围。

公园里，传统设计与造像混合着现代雕刻、灯光技术、音乐和水景，昼夜吸引着年轻人和老人们跳舞、演奏、练太极，或者只是四处闲逛。

毫无疑问，这种设计事实上的确很成功。

图4 以佛塔为焦点的西安城市发展
引人注目的是，作为置身于充满生机的现代环境（environment）中的著名佛教古迹的700年大雁塔的适应性（adaptation）及其重要性。

人们走过它时，会产生一种生命在充满着丰富历史意味的现代环境中迸发的感觉。

通过这种独特方式，中国人将遗产转换为一种新的环境（setting）。

在这里，新旧的区别消弥为一种新奇的混合体。

这是一种将历史遗产结合到新场境（context）中的办法，在此场境中，过去成为现在的一部分（part）。

①historical monument，指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

尽管大雁塔甚至还不在UNESCO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上，人们可能也想知道如何评价其所谓的“缓冲区”，更不用说以UNESCO《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为标尺衡量建筑群的原真性了。

事实上，人们甚至不该设定如此高的目标。

仔细考察主要的国际指南、宪章和公约，足以说明当前国际遗产团体（community）的知识框架，尚未领会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5.遗产及保存原真（the Authentic①）
如果人们细看遗产领域过去5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状况，无法忽视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每当涉及遗产管理，例如“抢救原真”，就会多方尝试把世界团体（community）纳入到恰当的轨道中来。

一个好例子是1964年被批准的《威尼斯宪章》。

它是ICOMOS早期制定的最具影响力的宪章之一，也是力主保护原初（the original）重要性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文本之一。

关于保护（conservation），宪章第6条指出，“决不允许任何导致改变主体关系和颜色的新建、拆除或改动。

”关于修复（restoration），第9条强调，“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且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

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停止。

此外，即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建筑组分有所区别（be distinct），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

任何情况下，修复必须优先且伴之以对古迹的考古及历史研究。

”第13条也指出，“任何添加（additions）均不允许”，除非在严格的条件下。

宪章中最著名的是第15条，它指出，“对任何重建（reconstruction）都应‘事先’予以制止。

只允许原物归位②（anastylosis），换言之，只允许把现存但已解体的部分重新组合。

用于重塑整体性（integration）的材料通常应可辨别，并应尽量少用，确保古迹的保护及其形状的恢复即可。

”
上述原则为随后全部系列的宪章和公约确立了标准，它们保持着什么是真实或原真（what is real or authentic）的基本理念，该理念从未被质疑过。

相反，通过将其灌输到考古、建筑乃至遗产解说（interpretation）等不同遗产领域，这一理念还得到了加强。

不难发现，除了应用于考古学语境中的保存原真之外，“就地”保存别无意味。

通过提出建筑物的“历史特征”（historical character），欧洲理事会《欧洲建筑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of Europe，1985）对原真性做出变
①the authentic在原文中多次出现。

根据“作者的解释”（见下），这是一个与authenticity（原真性）紧密相关但不能完全替代的术语。

因此，根据上下文译作“原真”、“原真的”，以与“原真性”相区别。

作者的解释：以“原真性”代替“原真的”并不十分奏效。

当我使用“原真的”时，意指被视为原真的物品或遗产地，而非作为一般概念的原真性。

所以，诸如“保存原真”等短语可以被改写为“保存被视为原真的东西”，或“保存一处遗产地的原初状态”。

【Substituting "the authentic" with "authenticity" will not quite work. When I use "the authentic", it has the meaning of objects or sites which are considered to be authentic and not authenticity as a general concept. So phrases such as "preserving the authentic" could be rephrased as "preserving that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uthentic", or "preserving a site in its original state".】
②此处采用国家文物局对吴黎梅、张松《雅典宪章》（1931）翻译的调整本。

国内对于anastylosis至少有三种译法：（1）“重修”（国家文物局，1993：165；国家文物局，2007：54）；（2）“形象解析”（刘临安，1995：31）；（3）“分析重建术”（吴黎梅等，2006：105）、“原物归位”（国家文物局，2007：3）。

参考文献：
[1]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162-165.
[2]刘临安. 近百年意大利历史建筑保护的理论与流派.建筑师，1995（6）：28-34.
[3]吴黎梅、张松译.有关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见：张松主编.理想空间（15），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105：104-105.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家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4.
通。

公约第12条称，“缔约国同意采取必要行动，以确保允许……①接近（尤其是任何结构上的发展）等结果不能反之影响这些财产（properties）及其周边环境（surroundings）的建筑特征和历史特征。

”2003年，ICOMOS团体也回应以同样感受，通过了《建筑遗产分析、保护和结构修复宪章》（Charter on the Analysis, Conservation and Structural Restora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称“建筑物（structure）及其环境中原初或早期状态的可识别性质（distinguishing qualities）不应被破坏”（原则3.11），“每种干预应尽可能地尊重建筑物原初或早期状态中的概念、技术和历史价值”（原则3.12）。

最后，2008年ICOMOS新批准的《文化遗产地解说与展示艾兰姆宪章》（Ename Charter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亦称，“通过传递遗产地的意义而非逆向冲击其文化价值或不可逆地变更其构造，解说与展示应为文化遗产地的原真性保护做出贡献。

”（原则4.2）显然，西安大雁塔所发生的情况几乎违背了所有依据国际标准有效确立的遗产保护、修复与解说原则。

然而，关键在于，此非孤例，我们需要一种解释以理解为何发生这种情况。

6.再谈遗产与经济
应该相信，国际遗产团体（community）对中国发生之事并非熟视无睹。

事实上，中国的遗产管理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相抵触，这种特殊情况已在第15届ICOMOS大会的主要议题中得到反映。

会议在中国召开，并通过了《西安宣言》。

该文件表达了一种需求，即反映遗产应对城市、景观、生活方式和经济快速变革的结果。

也可感知到，即使是呼吁“管理改变”的境况，也无法阻止或妨碍改变。

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保存原真的需要抵不过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改革带给遗产的冲击。

国际遗产团体似乎假设，中国处置遗产有着不同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少关注公认的国际标准，而且受制于遗产融入当代中国这种快速变化的环境。

假设此种方式受到诸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或现代生活方式等外部因素的驱动，那么，该假设的问题在于，它依赖一种纯粹的特设性（ad hoc）解释。

事实上，基于同样的假设，我们可以轻易地为其相反观点进行论辩：中国正经历着快速变革的时期，所以应给予保存原真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由于经济发展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或者我们可以提问，欧洲也有城市快速发展的诸多例证，为什么同样的现象却没有发生在欧洲？尽管城市快速发展或会威胁遗产遗迹（heritage relics）的保存，但绝不会形成一场辩论来质疑遗产从业者保存原真的需要。

事实上，显著迹象表明，上述问题还牵涉到国际遗产团体甚至尚未认识或提到的其它方面。

7.没有原真性（Authenticity）的遗产
中国人很少关心古迹（monuments）和遗产地（sites）的历史原真性，这一点经常被提到。

《纽约时报》近期Jacobs（2009）的一篇文章提醒我们，对于中国人而言，500年古寺中一幅新的彩绘摹本(a freshly painted facsimile)也很好。

这种感受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快速的城市发展来解释。

事实上，此类感受颇令人费解。

从西方视角看，好像中国人不关心自己的遗产。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遭到极度扭曲的观点。

遗产在当代中国是重要的，不过，我们的知识框架不容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真切的解释。

事实上，人们不能指望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解释西安历史城镇中心一个不知名遗产点“激进的修复”（radical restoration）。

尽管从东、西两门间最重要的街道之一可以直达
①原文此处仅省略公约中的this。

不过作者强调，此处不宜补全。

此地，却没有多少游客意识到，西大街纪念品商店的背后藏着宝贝（译注：根据作者提供照片，指西安都城隍庙）。

这组道教寺庙建筑群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提名为西安最“原真的”的遗产点（heritage spots）之一。

但是好景不长，2010年4月访问此地时，寺庙的主体和大殿已被铲平，等待着从头再建（rebuilt）①。

如果试着理解大唐芙蓉园（'Tang Paradise Park'②），情况甚至更为复杂。

西安作为大唐国都时，这座公园曾是皇家避暑胜地。

今天，它展现出娱乐休闲场所（a place for recreation and enjoyment）的风貌。

尽管地点（location）是原真的③，但公园里的任何东西都是新的，尤其是环湖而立的具有典型唐代风格的皇宫。

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今日之所见如实地复制（replicate）了已经消失的建筑，或是数量或是考古发掘点。

④这座公园关系到原初的一座皇家园林，当时，普通百姓禁止入内，除非是皇帝邀请的客人，比如在慈恩寺⑤中以最高分毕业的学生，该寺院在唐代也是一个培训中心⑥。

今天，只要你在主入口左侧的售票处买票，每个人都允许入园。

刚步入大门，你就会受到王子们的欢迎。

王子们坐在椅子上，身后跟随着宫廷乐师和卫兵。

夏宫里，更多演员试图营造一种旧时的氛围。

皇宫内花园里的杂技和舞狮表演，也使孩子们感到愉快。

如果你忽略了一点，这只是一个娱乐公园的话，那么，当你注意到对面的路标时，你肯定会回想起来。

这些路标告诉小孩子们附近有什么吸引物（attractions）。

但是，就在你开始调整思路，意识到这只是一个与历史有接触的中国式娱乐公园时，你已来到了一面描绘神话的浮雕墙前。

墙前面是烧香的人，道士们（priests）在此协助仪式（译注：参图5）。

起先你会认为，这些“道士们”也是演员。

有可能他们就是，但你又开始怀疑，因为你看到有人向他们询问。

之后，香束被点燃，墙前钟声响起。

设想“迪斯尼世界”主题公园内，游行活动中卡西莫多的圣母院⑦突然变成了一个真实的祈祷场所。

图5 西安大唐芙蓉园（'Tang Dynasty Park'）内的祈祷者
8.通向对遗产的文化处理
上述这些差异并非不重要，它们指出了一种不同的遗产态度，即，人们不该运用诸如经济变革等外部因素来解释遗产。

实际上，如果我们想理解遗产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性，或者想理解上述（as such）遗产概念，就有必要直接面对中、西方处置遗产的方法。

通过独特的方法，中国人将遗产转换到一种新老并存的新环境（environment）中。

这是一种在新场境（context）中联系历史遗产的方式，旧有主题继续存活并被合并到现代环境（setting）中，历史遗产就像是现在的一部分。

在欧洲，同样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与根
①2001年，西安城隍庙作为明清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处作者所指rebuilt，指2010年前后对城隍庙大殿等建筑进行的落架大修。

②根据作者提供的如后链接，知其为西安大唐芙蓉园。

另，大唐芙蓉园官网也以唐天堂（Tang Paradise）自译。

（/attraction/shaanxi/xian/tang-paradise.htm）。

③事实上，大唐芙蓉园的地点也不原真。

据张锦秋院士称，该主题公园的“规划区位并不在历史原址”。

[张锦秋，唐韵盛景曲水丹青：长安芙蓉园规划设计，建筑学报，2004（3）：34-53.]
④原文此处句首为But，疑逻辑上有误。

经与作者核实，删除该词。

⑤原文此处为the Buddhist pagoda（佛塔），未及慈恩寺。

译者对于佛塔中学习的细节存疑，故与作者求证并获悉，此处实指the Wild Goose Pagoda temple complex（大雁塔所在的慈恩寺）。

⑥原文a training centre，指慈恩寺在唐代也具有教育功能。

注意与当代语境下的培训中心相区别。

⑦Quasimodo's Notre Dame。

作者解释此处的语境是，沃特·迪斯尼电影《圣母院的驼背人》（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中的主角Quasimodo在迪斯尼游行中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角色，并非指实体的迪斯尼乐园复制了巴黎圣母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