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主义悲剧美学

【摘要】马克思主义悲剧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带来了悲剧理论的质的飞跃。

它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中探讨悲剧的根源，揭示出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

【关键词】《济金根》；悲剧；必然性
经历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积淀，西方悲剧理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态势。

但是浩如烟海的悲剧理论各自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法获得共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前人悲剧理论的基础上，将悲剧的现实基础和冲突的本质相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中探讨悲剧的根源，在美学史上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悲剧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悲剧观，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现存文献中，马克思最早论及悲剧问题是在1842年的一篇社论中：“不学无术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耽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

难怪最伟大的希腊诗人在以迈锡尼和忒拜王室为题材的惊心动魄的悲剧中都把不学无术描绘成悲剧的灾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9页）。

这时，马克思把认知、道德伦理缺陷个人条件（不学无术）作为悲剧的根源，还没有跳出传统的悲剧观。

直到1843年底，马克思对悲剧的解释取得了新的发展。

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

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

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这里，马克思已经开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揭示悲剧的根源。

直到1851年，马克思恩格斯展开对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进行批判时，这种悲剧思想走向完全成熟。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的悲剧著作，其不多的悲剧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位革命导师1859年分别写给拉萨尔的两封信中。

这两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对于拉萨尔创作的历史悲剧《济金根》的看法。

《济金根》取材于德国16世纪20年代济金根和胡登领导的一次骑士反对封建割据的起义事件。

拉萨尔虚构情节，美化济金根，借剧中人物巴尔塔扎尔之口，表明了自己对起义失败的看法：“如果济金根不是以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

”他把起义失败归结为“个人的失策”、外交的错误和未能与德意志皇帝建立起同盟等个人原因，即革命领袖的革命目的和革命手段的矛盾冲突。

具体来说，济金根虽然具有革命的目的，却为了掩盖真实目的，故意把起义说成为金钱问题而向一个诸侯宣战，企图让诸侯“把这次战争看做私人争端”。

结果不但没有蒙骗到敌人，却欺骗了自己的同盟。

这种悲剧是“由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构成的，“是过去和未来所有的或差不多所有革命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冲突”。

很显然，这个观点是形而上学，是唯心的。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对这次起义从阶级分析角度论证出起义必然失败的结论。

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的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指济金根和胡登）却置于这两方面之间。

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马克思英雄所见略同，认为“济金根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这类性格缺陷，而是他的立场问题，即他身为落后、垂死阶级的代表却“自以为是革命者”，自身存在严重的矛盾。

一方面，他既然要革命，“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起义）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但另一方面，由于他本身就是骑士的代表，他又不可能采取与农民和城市联合的方式，他只能采取“骑士纷争的方式”。

这样一来，他就“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表现在行动上就成了“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扬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自己又乐于在
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0～341页）。

这些也就是了恩格斯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从而，马恩认为悲剧是两种社会阶级、两种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矛盾对抗。

因而悲剧冲突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新制度、新生事物的悲剧。

新生事物、新生力量在其诞生初期，虽然代表历史进步方向，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不够强大或自身还存在某种弱点，故暂时被敌对势力压倒而毁灭，但精神永存，不会损害历史发展趋势。

另一种是旧事物、旧制度的悲剧。

历史上曾经是进步的合理的社会力量，在社会转折的时候，已经同历史进程相矛盾，但在它还没有完全丧失存在的合理依据的时候，其代表人物的毁灭也带有一定的悲剧性。

毫无疑问，济金根的悲剧就是旧事物、旧制度的悲剧，是产生于旧世界内部的矛盾对抗。

有人认为济金根反对封建割据，行动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

其实，对济金根的历史评价不应该仅仅从现象来看，而应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起义目的来看。

作为骑士阶级的济金根反对诸侯封建割据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自身利益。

马克思指出这些贵族“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隐藏着旧日帝国和强权的梦想”，这次起义就是要使早已没落腐朽的阶级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从目的上看，这次运动不代表“历史的必然要求”，甚至与“历史的必然要求”背道而驰。

因此，相比闵彩尔的农民起义，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更加看重新事物的悲剧。

从“历史必然性”这一角度出发，恩格斯在1851年底给马克思的信中论说道：“真好像是老黑格尔在坟墓里把历史当作世界精神来指导，并且真心诚意地使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另一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

”马克思赞同这一观点，并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开始就复述和深化了恩格斯的意见：“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

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
值得注意，“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一论断主要针对社会历史悲剧，尤其是革命悲剧。

它并不适用一切悲剧，只是对悲剧冲突类型之一历史悲剧冲突的科学说明。

但是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凡是悲剧性的冲突总是同某种客观必然性相联系。

在历史和现实舞台上活动着的个人，他们行为的动机看来纯粹是偶然的，但这背后却隐藏着某种必然性，都受到某种必然性的支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刻意地去规定什么是悲剧，什么不是悲剧，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揭示悲剧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上。

他们所使用的悲剧概念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概念，有的明显地带有历史哲学的色彩。

真正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悲剧应该从人性本身出发，歌颂真善美。

鲁迅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悲剧性冲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似乎更能体现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蕴和内涵，给人以审美的享受，而非给人出于政治历史，道义上的宣传鼓动而带来的力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