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杜拉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目录
引言 (1)
第一部分相似经历，形成了相近的创作风格 (3)
1.1张爱玲与杜拉斯的相似童年 (3)
1.2张爱玲与杜拉斯的创作内容 (4)
1.3张爱玲和杜拉斯创作风格比较 (8)
1.4张爱玲的政治叙事 (11)
第二部分张爱玲与杜拉斯小说中的女性异化 (16)
2.1相似的母亲形象之“异化” (16)
2.1.1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 (16)
2.1.2杜拉斯笔下的女性 (18)
2.1.3张爱玲与杜拉斯笔下的母亲形形象之比较 (20)
2.2命定式“荒诞”造成的原因 (21)
2.3张爱玲从抗争到放弃抗争 (25)
2.4张爱玲的处事原则 (29)
结论 (32)
参考文献 (33)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35)
致谢 (36)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学位论文知识产权权属声明 (37)
引言
张爱玲与杜拉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引言
1995年张爱玲去世，文坛又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研究也日渐丰厚。

张爱玲研究既经历了非凡的寂寞，又曾有过非凡的热闹，这一切都与张爱玲自己所追求的“现世安稳”形成巨大的反差。

但是这些研究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张爱玲长期被漠视，也由于张爱玲作品中的确有值得称道之处，有些文章对张爱玲的评价过高，往往忽视其作品中的局限性和缺失，与此相反的，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重视的不够。

杜拉斯自1984年《情人》获奖后被介绍到中国，出版对她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的《情人》中译本多达6种，但是文学界对她不可谓不冷淡，目前笔者还未发现国内有研究杜拉斯的专著和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也是寥寥。

相比于中国学术界对杜拉斯的“冷”，西方对杜拉斯的研究可谓是“热”极，从1950年《抵抗太平洋的堤坝》开始，法国各大报刊、杂志始终都有批评她的文章，后来更有专刊、专号特别奉献给这位卓越的作家。

我认为，中国文学界对杜拉斯的“冷”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偏见，媒体对杜拉斯个人生活的炒作和电影《情人》对文本庸俗化的处理使得中国读者将杜拉斯定义成了擅长写情色故事、有着传奇感情经历的的通俗女作家，这对杜拉斯是及其不公平的。

对她了解的读者都知道她成熟的文笔，具有独特风格的笔风，日渐成熟的写作技巧代表了她那个时代文学形式的总体变化。

她的创作不仅是严肃的，而且是深刻的。

近些年，对于张爱玲和杜拉斯——两位同时期的女作家，中国文学界越来越爱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关于两者的比较论著也日渐丰富。

2009年周雳发表于《考试周刊》的《杜拉斯与张爱玲女性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就旨在研究张与杜作品中相通的母亲形象；2010年谢雨利和黄薇澈发表在《安徽文学》中的《硝烟中的玫瑰——论杜拉斯与张爱玲的女性写作》则从广义的角度来分析杜与张的区别和联系，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两位作家的女性主义书写特质；杨燕翎，尹家鑫发表于2011年3月的《张爱玲与杜拉斯创作中悲剧意识产生原因探索》则进行了深刻的探索，提出不同的观点。

两位女性作家虽处于不同的国家，但是个人生命体验及所处环境有一些相似之处，因此，两人的创作便呈现出相似的悲剧意识；《母爱异化与女性关怀探索——张爱玲与杜拉斯女性作品之比较》是赵国龙发表于2013年7月《学术交流》的一篇文章，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她们颠覆传统，塑造了一个个丑陋罪恶的母亲形象，通过对其母亲的埋怨、冷漠和报复实现自我救赎，而内心却充满了对女性的关怀；同年10月，周仕益发表的《张爱玲、杜拉斯作品中的母爱异化与女性关怀》和2015年侯艳芳的《母爱缺失性体验下的
女性书写——杜拉斯与张爱玲小说创作比较》也是选择了同样的主题，阐述的内容和赵国龙的研究大同小异；2013年7月，周仕益发表的《张爱玲和杜拉斯作品中的“无父文本模式”》则是典型的以小见大的文章。

“无父文本模式”是张爱玲和杜拉斯作品中存在的共同主题；2014年第23期的《文教资料》中有一篇《空间艺术之异曲同工——杜拉斯<广岛之恋>与张爱玲<封锁>的比较》，是刘菲对杜和张的又一方面的研究，文章指出她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都不约而同的把笔锋聚焦于道德失落后的现代社会生活，以及战争所带来的人性创伤与情爱残缺。

以上这些论著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是对于两人的比较之言都相对浅显，不够深入，本论文希望通过杜拉斯——这位在西方极受关注的作家，研究其创作风格和作品内容，来比较突出张爱玲的文学创作风格及其创作中出现的问题。

品读张爱玲的小说，感受其成长环境和成长轨迹，研究其创作风格，深入探讨其中典型的女性形象，重新审视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使杜拉斯与张爱玲的研究更加全面，从中可看出男权社会中，女性并没有真正的地位，将女性主义思想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加强研究女性主义思想的现实意义；通过与杜拉斯的比较，我们能看出张爱玲并不真正是她所说追求的“现实安稳”，这种“现实安稳”对现实生活并没有积极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使张爱玲在展示形而下凡夫俗子的世俗生活的同时，又穿透了凡俗，用她的智慧达到形而上的哲学境地。

第一部分相似经历，形成了相近的创作风格
第一部分相似经历，形成了相近的创作风格
1.1张爱玲与杜拉斯的相似童年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父母亲的结合是封建礼教的产物，父亲是一个纨绔子弟，结婚初期还能循规蹈矩，但是事业上的不成功导致他越来越不像样，蓄妓吸毒。

而她的母亲是一个进步女性，读洋书，会英语，和他的父亲并无任何相似之处，所以两人早早离了婚。

在张爱玲四岁时，她的母亲就一个人前往英国，而她就只好寄住在姑母处。

从小不完整的家庭生活致使她早早得就明白了人情冷暖，也让她感受到了人性凉薄和人生的孤独苍凉，为她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基调。

张爱玲七岁开始试写小说，十四岁模仿鸳鸯蝴蝶派的笔调写成《摩登红楼》发表，上海圣玛利女校毕业后，1938年与旅欧归来的母亲同住，并于次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因欧洲爆发战争而改入香港大学。

香港沦陷后，她于1942年返回上海，用英文给《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

1943年5月，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发表，自此备受瞩目。

1944年8月，出版了小说集《传奇》，这是最能代表张爱玲创作成就的一部小说集。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她对年代变更带来的种种变革感到惶惑、怀疑、不能理解，但是她对这种不理解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她并不想去评论这个年代，也并不想抵抗这种变革，她觉得那只是暂时的现象，她要描写那些常态社会中比较稳定的东西。

同年，张爱玲与胡兰成陷入热恋，两人不仅年龄差距大，生活背景的差距也是巨大。

可以说，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52年至1954年，张爱玲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香港进行，这个时期的张爱玲以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为主，1953年她用英文创作了两个争议非常大的短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这两篇小说的问世，说明张爱玲不再是她所说的“追求现世安稳”的人，其中的政治寓意不言而喻。

1955年，张爱玲去了美国，深居简出，她获得了写作奖金，开始尝试用英文撰写长篇小说，此时的张爱玲也成为很多电影的编剧，并且继续进行她所喜爱的“红楼梦研究”。

晚年的张爱玲生活平静，虽然人在美国，却依然受到国人的瞩目。

20世纪40年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涌出大量的优秀作家，与张爱玲同时期的杜拉斯，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与张爱玲一样，杜拉斯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1943年杜拉斯创作了《厚颜无耻的人》，1950年发表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开始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

1984年在她七十岁高龄时发表了最著名的小说《情人》，这部小说于1986年获里茨-巴黎-海明威奖，并荣获了当年法国文学大奖——龚古尔奖。

也是这部小说让中国的读者认识了她，但她却是一个被中国文学界所冷落的作家，长时间以来，杜拉斯都被中国媒体冠
以“情色作家”的称谓，殊不知欧洲文坛早已开始对杜拉斯进行研究，很多大学都开设了研究杜拉斯文学的课程。

直到近几年，这位作家才开始在中国文坛引起关注。

但是这样一位久负盛名的作家，却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她出生于法属殖民地时期的越南，父母都是小学教师，父亲去世时她只有七岁，杜拉斯为了怀念她的父亲，用她父亲家乡的名作为她的笔名。

她有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哥哥，大哥粗暴，二哥亲切可爱，可是母亲偏爱大哥，杜拉斯小时常受大哥的欺负。

她和二哥非常亲近，小说中的很多原型都是来自于二哥。

杜拉斯同时也是一个介入生活、社会的作家，她从不为艺术而艺术，参加过抵抗运动，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反对过殖民战争，在“五月风暴”中支持学生运动，与萨特和波伏娃一起在街头出售过《人民事业报》。

她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体现出一位有良知的作家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所以在杜拉斯的所有作品中，都能看出作者对笔下的平民都怀着深深的同情，即使是病态的人物，往往也不忍苛责。

她与比她小39岁的同性恋者雅恩·安德雷亚共度了生命中最后的十五年，“同性恋在她的眼中是一种力量”[1]。

1．2张爱玲与杜拉斯的创作内容
两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都经历了悲惨的童年，我们常说：苦难能毁掉一个人，但也能成就一个人，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正是这样的苦难磨练了两位作家，她们的作品才能备受世人瞩目。

从两位作者的创作题材上看，张爱玲的作品内容题材扩大，涉猎广泛，早期喜欢写洋场社会，譬如《传奇》，是一个开向沪、港都市社会，反映着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侧面；到了中期又开始注重普通人的生活，《十八春》里的顾曼桢和顾曼璐就是普通家庭出身，没有背景，在30年代的上海生活的举步维艰；晚期则重视底层人的挣扎，《连环套》讲的是香港社会姘居几成职业的一个女人的故事，作者意在发掘更普通的人生、人性的价值，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文风也由早期的绮丽繁华趋于平实。

她这样阐释洋场社会：“上海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

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2]现代都市所拥有的开阔、开放甚至喧嚣的背景在她的笔下都被渲染成具有独特心理意味的具体背景，其中人所共有的冷漠、自私与残酷的心理特征，与这些破败荒凉的背景融为一体，造成了人人都畸形，生活充满着矛盾的景象。

她这样倾吐洋场的孤独：“时代的车
[1]【法】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594页
[2]张爱玲.流言:流言·到底是上海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79页
第一部分相似经历，形成了相近的创作风格
轰轰地往前开。

我们坐在火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

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茫，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3]这种孤独感恰恰就促使她的目光聚焦于洋场中的男男女女，为他们写一篇篇悲欢离合的歌，傅雷曾这样描述过张爱玲小说：“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部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噩梦中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与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青春、幻想、热情、希望，都没有生存的地方。

川嫦的卧室，姚先生的家，封锁期间的电车车厢里，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的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见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要压瘪每个人的心房。

”[4]目及这些景象，我们只能看到满眼的荒凉，封建家族的遗老遗少们，与时代相背离地坚守着一种自成体系的封闭与沉沦，编织着自己的一个个“梦”，他们不愿意醒，不愿意面对已经换了的“天”，这恰恰就隐喻着“五四”以来人与社会的疏离和对立。

她擅于描写人性的堕落与丑恶，因为她是末期洋场社会的体验者，她所体验的世界是阴沉、迷惘而悲凉的，她所揭示的是现代都市经济支配下的人生观：对金钱、权欲、性欲的疯狂追求。

这些欲望原本是合理而非邪恶的，但是作者却能将之激发出巨大的破坏力。

她就这么冷静地看着这些人在动荡岁月中表现出的人性本相，锋笔直探人性深处，把人的感性欲望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描写人物手法上，张爱玲以为：要表现人生的真相，就必须丢掉诸多巧妙而有趣的“悬念”和“突转”等，不用“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而用“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来在日常的生活中表现小人物的悲剧[5]。

1983年，赵园发表《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一文[6]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是一个开向沪、港都市社会，尤其是其中‘洋场社会’的窗口。

”“反映着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侧面。

”这就充分肯定了张爱玲小说的历史价值。

张爱玲自小一方面受到中国古典主义及传统文化的熏染，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小说；另一方面又较早地接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教育，她喜欢毛姆、劳伦斯和哈克斯莱的小说，受这些作家的影响，她的小说既有传统小说叙事套路的手法，又带有点“现代派”的味道，艾晓明说：“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
[3]张爱玲.流言:流言·烬余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04页
[4]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5):11
[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54页
[6]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3(3)
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就是时间差。

”[7]譬如她成功的作品较多取材于上海或是香港，女性都是现代派作风，但都有些封建思想；男性大多是世家子弟或是归国华侨，却也并不像西方所推崇的那样专一；刻画人物时注重人物的意识流动、善用联想，特别是对人物病态心理的描写和揭示，她也有意向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学习。

“传奇”是一个习见不鲜的词语，自唐人裴铏作《传奇》三卷之后，它成为唐代文言小说的代名词，于明清时际，它又借用为以唱南曲为主的多出戏曲的标记，以别于北杂剧，因此它早就博得了“十部传奇九言情”的口碑。

在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当中，早已形成了“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叙事特色和接受传统，即便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这一特色也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现代大众阅读的“唯一标准”，还是“传奇化的情节”和“写实的细节”[8]。

张爱玲在发掘人性的同时，也有着古老而又现代的审美意象，就像她在《传奇》的扉页上写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基于这种审美意象，作者以伤感的笔触记载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

张爱玲自小熟读《红楼梦》，深受其影响，以致在后来的写作中都能看到《红楼梦》的影子。

如《金锁记》中描写曹七巧早上与妯娌、小姑给老太太请安的一段：
众人低声说笑着，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

”兰仙云泽起身让坐，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

今儿相比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梳黑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
吕启祥的《<金锁记>与<红楼梦>》[9]一文，将《金锁记》与《红楼梦》对照，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深受《红楼梦》的影响，资料内容详尽，论证十分有说服力。

无论在小说的语言上，人物的个性气质上，还是在环境氛围的描画、情节上的安排，都渗透着《红楼梦》的影子，尤其是该文指出了《金锁记》与《红楼梦》在精神向度上的关联，都同样“浸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感”。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作者写到葛薇龙成为梁太太的工具，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觉得未来是恐怖的”。

与毛姆的长篇《兰贝斯的莉莎》一般，把一个贫穷少女的浪漫和悲凉，
[7]艾晓明.反传奇——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学术研究，1996(9)
[8]裴铏（唐）.传奇
[9]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1)
第一部分相似经历，形成了相近的创作风格
以呼之欲出的画面呈献给读者，而且又如毛姆一般冷静、客观，没有苦口婆心的劝诫，没有深入骨髓的讽刺，即便对于人物的喜好也不行于色。

我们再看看杜拉斯，杜拉斯早期的小说的特点是着重反映社会现实，不少小说是以印度支那为题材背景。

小时候在越南的生活经历为她早期的创作奠定了基调，那里是人生的起点也是创作的源泉，正如作家在《物质生活》中感触：“我是一个不再会回到故乡去的人了。

这或许与一定的自然环境、气候有关，对孩子来说，那就是既成事实。

一旦他长大成人，这一切就成了外在的东西，他把它们留在它们成形的地方。

我生在无处。

”[10]杜拉斯早期的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内容的写实性给可以作为殖民地时期印度支那的“历史生活资料”，在人们心中，殖民地的生活似乎就是凶狠的白人农庄主、奢侈享乐的生活、对有色人种的残酷压榨，等等。

但是这部小说却真实反映了殖民地中一些白人的移民生活，他们同样也生存艰难，同样要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和腐败的社会，他们也有在灰色现实生活中的色彩绚烂的美梦：苏姗一直等着有一天，一个路过吊脚楼的种植园主或猎人会发现她，把她带走，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吊脚楼，也没能注意到吊脚楼里还有一个翘首以盼的少女，她在一种毫无希望的等待中寻找希望；约瑟夫期望某天能有一位有钱的女郎给他带来好运；母亲希望在海水涨起来之前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绝望的等待是杜拉斯作品中存在体验的另一种形式。

尤其对中国读者来说，让我们知道了在资本主义国度也有人有坚强不屈的意志与拼搏精神，对殖民地时期的生活有了比较切实、比较深刻的了解。

到了中期，杜拉斯开始致力于文体的革新，《塔吉尼亚的小马》小说采用大量对话，并没有完整的情节，戏剧特征明显，创作风格由前期的写实向抽象过渡。

《街心花园》是杜拉斯创作的一个完全戏剧式的小说。

小说从头至尾都是男女主人公平淡无奇的对话，他们谨小慎微，唯恐伤害到对方或者自己。

作者的这种表达方式是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亦能看出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信任。

这种看似没有情节的叙述结构其实是一种“反故事性”，杜拉斯曾说：“我是从看不到我的故事开始写我的故事的。

一无所知是我写作的起点。

我要是什么都知道的话我就不写了。

我是在一无所知中写作。

这是我所有作品的一个基本的共性。

”[11]杜拉斯的作品从不追求对“客观事物”的描写，而是写出自己对事物的感知，力求达到从理性的层面描写事情的本质，譬如杜拉斯常常在作品中描写性或者性行为，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看到人类对于性欲的追求，而是她认为性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性欲是人类欲望当中最强烈的部分之一，而欲求是又是存在的最常见的基本形式之一。

[10]【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物质生活.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18页
[11]【法】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徐和瑾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306页
晚年的杜拉斯又开始转向通俗小说的创作，在她70岁高龄之时写出了自传体的小说《情人》（又译《悠悠此情》、《北方情人》），记叙了自己尚未完全成年时与一个华裔青年的恋爱故事。

作者采用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以“她”作为小说的主角，用一种冷静到几乎冷漠的口吻来勾画故事中的一幕幕场景。

故事发生在越南——隶属法国殖民地，主人公是一个17岁的白人女孩，在船上遇到一个坐在黑色大轿车里的东方男人——东尼，一个华侨富翁的独子，他对女孩一见钟情。

他们之间交往是不正常的，她只是在肉体和金钱上需要他。

东尼见到了少女的家人，但是她的家人都看不起他，因为他是黄种人，少女也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维护他。

东尼在父亲的胁迫和对少女的失望下娶了别人，少女也和家人回到了法国，在渡轮上，当她看到码头拐角处的黑色汽车时，她不再坚信她不爱中国人……
一位老人老了以后往往就会开始回忆年轻时候的模样，以此来纪念自己的一生，而作家往往会通过写作来印照这样的纪念；当一个作家基本上已经写尽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感受，或者说他已经对生活经验所能提供的现实生活题材作了最大限度的挖掘之后，他往往会转入到最后一座矿藏——我（即是作家自己），开始新的采掘。

这种情况下伴随的往往是这位作家已经在写作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而且他已经成为公众瞩目的对象，那他也往往会给世人留下一幅“自我肖像”，作为后人所研究的资料。

在这两种情况下，不论哪一种，都有可能促使作家去回忆、去追述。

时年83岁的娜塔莉·萨洛特在1983年发表了名为《童年》的回忆录；1984年阿兰·罗布·格里耶在他63岁的时候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重现的镜子》；而在他们之后，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这三位非常杰出的法国先锋派的老作家相继发表了他们的自传体的作品，恰恰能证明在那个时候在法国文坛上显赫一时的才人们已经名副其实的进入了文学上的老境。

这部小说甫一出版，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人们在惊叹杜拉斯又开始回归通俗小说的同时，也有一丝丝想窥视知名作家私生活的欲望，就像人们都热衷于明星的八卦小事，读者们对知名作家的私事也有强烈的窥视欲。

但这部小说并不仅限于此，作者对爱情、人生的感悟也得到了大家的共鸣，因此这部小说获得了1984年法国分量最重的龚古尔文学奖，并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各国热卖。

1.3张爱玲和杜拉斯创作风格比较
张爱玲的小说具有雅与俗相融合的特点，也即所谓“新旧文学界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

”[12]她对于世俗生活投以极大的关注，起居日常、衣食住行，尤其是对妇女的个性、形象及心理的刻画，可以说达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和杜拉
[12]谭正璧.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叙言.上海：上海太平书局,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