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申论热点

申论热词：城市化进程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词：城市化进程
[背景链接]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介绍说，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迄今大致包括
1949-1957年城市化起步发展、1958-1965年城市化曲折发展、1966-1978年城市化停滞发展、1979-1984年城市化恢复发展、1985-1991年城市化稳步发展、1992年至今城市化快速发展等6个阶段。

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

报告显示，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

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

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
[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存在五大战略性弊端：
一是在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所对应的非匹配；
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明显地表达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
三是中国的城市化亟需克服“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非公平；
四是中国的城市化偏重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忽略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呈现出粗放式生产的非集约；
五是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如何进入现代管理制度、消除城市病的非成熟。

[进程分析]
中国的城市化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天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

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

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城市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负责人李炜表示，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在2011年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底之前，全国城镇人口就已经达到49.68%，按照目前的城市化速度，2011年底这一比例已经超过50%。

“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

”李炜说。

蓝皮书的研究报告认为，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成为拉动中国巨大社会变迁的“三驾马车”。

蓝皮书同时透露，在城市化进程中，29.7%的农业户籍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他们不再务农。

调查显示，46.6%的农业人口已经完全从事非农工作，只有40%农业人口完全从事农业劳动，兼务农业和非农职业的农业人口占13.4%。

对农民来说，非农就业已经成为主流方向，超过了在农业领域的就业数量。

农民的经营收入、打工收入，成为推动农民现金收入快速增长的两大动力。

研究同时提醒，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应该注意避免诸多问题。

例如，城市待遇不能均等普及的“半城市化”，政府过度干预的“行政城市化”，城市高速扩张的“房地产城市化”，农民工进城流动务工的“隐性城市化”等，都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推进。

蓝皮书调查还显示，居民对生活水平改善的主观感受明显上升。

共有75.3%的居民表示，自己过去5年的生活水平“上升很多”或者“略有上升”。

这一比例较2006年、2008年分别提高了12个、6个百分点。

此外，有67.6%的人表示，感觉未来5年的生活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这一比例分别比2006年、2008年增加了13.7个、9.3个百分点。

热点时评：打破公共服务的“身份藩篱”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热点时评：打破公共服务的“身份藩篱”
对治理者来说，改变公共服务中的“身份藩篱”现象，关键是更新治理理念，把公正、开放、包容的追求放在首位。

近日的一些新闻，放在一起读别有感触。

一类是凸显“门槛”的。

在北京，实名出租公共自行车进行试运营，但服务对象须有北京市户口。

在杭州，新颁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规定，想申领居住证须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另一类是消除“门槛”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外来务工人员也有了租住公租房的机会。

公共自行车，因为户籍限制，让“公共”有些缩水；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规定，因为学历限制，让“服务”打了折扣。

对此，有网友感叹，租赁保障房都打破户籍限制了，为什么租公共自行车反倒念起了紧箍咒？
类似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还时有所闻。

诸如招聘资格、落户限制、就学条件、贵宾席位等，把原本属于共享的公共资源和权益，按照各种身份标签进行再分配，其中暴露的问题值得反思。

诚然，由于供需矛盾尖锐、政府财力有限，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做到人人满意、个个高兴显然并不现实，实现有质量的普惠也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北京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已经承诺，
试运营后会逐步放开，服务对象将由本地人覆盖到外来务工人员乃至旅游人口。

但问题在于，只有在公正的治理规则下、公平的资源分配中，人人共享才会有坚实基础。

如何把握公共治理中的“公正”？有学者指出，这需要接受“无知之幕”的检验——判断一项决策是否公正，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放到一个幕布后面，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这个幕布后是什么角色。

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也不会去谋求不必要的过多利益，保证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

走出“幕布”，你可能是本地人，也可能是外地人，可能是大学毕业生，也可能是大字不识一筐的人，这时候，你还会把本市户口作为拿到公共自行车钥匙的条件吗？会把高中学历作为申领居住证的条件吗？这就是转变思维方式带来的观念变化。

对治理者来说，改变公共服务中的“身份藩篱”现象，关键是更新治理理念，把公正、开放、包容的追求放在首位，在人们权利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习惯性地依赖户籍约束、条件准入、区别对待等老办法，换取管理上的“便利”和“效率”。

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是包容性发展的根本目的。

实现这一目的，需要长期的过程，但更需要从一开始就在公平正义、开放共享的轨道上运行，扫除由于区域差别、城乡差距、经济条件等造成的现实障碍，让社会管理者的思维更为开放亲民，让社会成员的心态更为理性豁达。

正如北京公共自行车可在全市通存通取，人们期待，用社会公正之轮驱动的公共服务，不断打破身份藩篱，实现全国的“通存通取”。

申论热词：抗生素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词：抗生素
抗生素滥用现象有望在政策层面得到全面规制。

据报道，《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已经完成了征求意见稿，进入最终修订阶段，并拟在近日出台。

据悉，该《办法》堪称史上最严厉版本，不仅提出了具体的管理指标，而且明确了责任人制度。

我国是抗生素生产和使用大国，其背后是医疗机构视抗生素为“万能药”的误读，以及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广大病患在为高昂的药费买单之后，还要承受抗生素滥用之弊。

对此，主管部门有必要祭出利器，及时遏制医疗机构的集体“跑偏”行为。

业内专家早有断言，对于病毒性感冒、小型外科手术等，抗生素类药物并不对症或者没有必要使用，但医生往往还是会开出各种抗生素类药物，而且用药剂量与服药时间也呈现增加之势。

受这种医疗氛围影响，抗生素药品在坊间拥有庞大市场。

有调查显示，79.4%的居民有自备抗生素药物的习惯，75.4%的居民在本人或家人有炎症或感冒发烧时，会自行服用这类药物。

而且，国内在动物饲料中加抗生素已是一个普遍行为，许多人认为这样饲养出的动物不生病、死亡率低。

遗憾的是，抗生素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长期滥用会提高病原体的耐药能力，甚至还会催生令人生畏的“超级细菌”。

此外，抗生素本身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据统计，我国7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占总体聋哑儿童的30%至
40%，而一些发达国家只有0.9%。

而农户也发现，长期食用抗生素饲料的动物，一旦生病就无药可医。

即便如此，国内医生依然对抗生素充满依赖情结，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保险思维”。

以病毒性感冒为例，这种自愈性疾病需要一周左右康复期，而一些病患对此不甚了解，医生为了避免数天后症状未缓解的病人前来质问，就会通过额外开出抗生素类药物规避责任。

显然，医患之间的信任感缺失，客观上助长了抗生素滥用行为。

规范抗生素使用更重要的途径在于改革当下医疗机构的盈利模式，弱化医疗机构与药品销售之间的利益纽带关系。

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加成15%的政策，是当下医院重要的利润来源，这种“以药养医”的模式，导致医疗机构滋生了“多开药、开贵药”的冲动。

而药企也会暗自支付给处方医生一定回扣，作为多开药的“鼓励”。

原本已被滥用的抗生素药品，还要担负重要的“创收”职责。

数据显示，国内门诊感冒患者约有75%使用抗生素，外科手术则高达95%。

这些抗生素药品的加价部分以及灰色返利进一步刺激了药品的滥用行为。

在新《办法》的硬性指标约束下，医疗机构既有财源必然会受到影响，那么引导与鼓励医疗机构走“以技养医”之路，就成为医疗体制改革下一步需要突破的重点课题。

换言之，如果没有医疗收入体制改革的配套跟进，限制抗生素使用的文件可能沦为一纸空文，或者让医院无法维系正常生存，总之无法从根本上修正医疗体制中的这一问题。

事实上，抗生素对民众健康的负面影响早已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

在美国，民众购买抗生素的手续比买枪更为繁杂;而英国则明文规定，医生不得给患有轻微耳道感染、咽喉痛、扁桃体发炎、感冒咳嗽、鼻窦炎和支气管炎的病人开具抗生素类药品处方。

就此而言，即将出台的新《办法》是对国内既有医疗乱象的纠偏，也是对民众身心健康的呵护。

需要提及的是，国内抗生素药品滥用现象暴露了当下医患间信任度偏低、“以药养医”盈利模式积弊等问题。

只有同时大面积推广基本医院知识普及工作，尽早建立医疗机构“以技养医”新模式，新《办法》才可能收到真正成效。

热点时评：敢“审”更要督“改”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热点时评：敢“审”更要督“改”
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否得到彻底整改，是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考验。

一年一度的审计工作报告受到社会关注。

相比往年，27日发布的最新审计报告中，很多内容直指改革深水区和敏感区，进一步加大了对相关领域中妨碍科学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的相关问题的反映力度，可谓直面热点、不避敏感。

敢于触碰敏感问题，是审计工作应尽的职责，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涉及民生、关乎民心的政治问题。

比如，报告中“5400多户未经资格审核即被纳入保障范围”、“2.1万户不符合条件或重复享受保障待遇”等，提出了一些决定保障房政策成效的关键问题，更关系到弱势群体住房权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当前，改革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凸显。

以新医改为例，审计报告中“23家县级医院超过规定比例加价售药，多收取药费6732万元”等，折射共性问题，也
提示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首先就要求我们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

当然，仅仅从宏观上指出问题还不够，还要从深层次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审计是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完善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审计监督的目的不是为了查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是通过揭示问题，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减少问题发生的几率。

今年，审计报告在深入分析审计署向有关部门移送的112起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及经济犯罪案件特点的基础上，总结出这些问题和案件的规律，包括日益呈现向民生领域渗透的趋势、借道“中介服务”等第三方进行权钱交易成为新形式等。

这些分析从腐败案件与权力滥用之间的联系出发，既对案件的多发领域、新型手段和客观条件逐一梳理，又有典型案例佐证，对于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查出问题之后，不仅要分析“怎么看”，关键还要看“怎么办”。

纵观历年审计报告可以发现，一些部门会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表示“积极整改”，但下一年却还是我行我素、“榜上有名”。

诸多问题之所以反复出现，同制度不完善有关系。

事实上，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很多领域已经建立起严谨、规范的制度体系，但审计报告反映的“老问题”却说明，很多制度并未被落实好。

这也提示我们，审计只是监督形式的一种，还需与其他日常监督形式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否得到彻底整改，是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重大考验。

这就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加大整改力度，对于拖延、推诿甚至拒不整改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不仅如此，整改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审计报告中反映的具体问题，更要从这些问题中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健全制度、规范管理，达到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目的。

申论热词：养老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词：养老
【背景链接】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到总人口数10%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正式成为老龄化社会了。

按这个标准来算，中国现在已有超过1.5亿的老年人口，名副其实地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

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截至2005年底就有202万的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数的13.1%；据专家估计，到2010年底这个数字将达到14%。

这意味着，在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北京也彻底进入老年型社会。

现在，形式越来越多的养老机构随着北京老龄化的深入不断出现。

【相关事件】
上海虹口区一家社区养老院深藏于居民新村。

养老院有三层楼，共有77张床位。

1997年10月正式运营，建制属于事业单位，土地和房产属于社区政府，养老院不需要缴纳土地租赁费和房屋租赁费。

2012年的3月，这里入住着68位老人。

6年的时间，护理费用人均涨了500元/月；而生活成本也随之上涨，花生油的平均价格就从6年前的每公斤16元上涨到22元，增幅达到38%。

一直亏本成了养老院最大的问题。

在政府评分时将拿不到补助，甚至要面临被停业的可能。

不少养老院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出现，就让会计做假账以期账面上实现收支平衡。

”
不能自主定价，约束的不仅仅是政府所办的养老机构。

“上海整个养老机构市场，有一半的参与者是政府办养老院，相当于一半的市场已经被定价了。

另一半社会办养老院基本也就丧失了定价权。

”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胡丁捷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原因分析】
1.城区公办进不去民办的住不起
据《新京报》2012年3月报道，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目前有1100张床位，前面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

城区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北京。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城区公办的住不进，城里民办的住不起，郊区民办的不愿去。

”
2.护理员专业素质不够和人员流失率高
据老年学会秘书长孙鹏镖介绍，现在在上海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的90%以上都是外地籍的中年妇女，以前一般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文化程度比较低。

“养老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包括技术与道德两个层面，怎么可能不培训就直接上岗呢？”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胡丁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缺乏职业技巧，可以通过培训来提高，但是想要留住人就没那么容易了。

“一个养老护理人员一般工资包括加班费等等加在一起，也就每个月2000块左右的工资，但是保姆一个月的工资能够翻番甚至更多，培训好了就走，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常态。

” 胡丁捷说。

逢年过节的时候，上海的养老院与服务行业一样缺人。

谢荣娣想出了一个办法，为来沪的员工家属提供夫妻房，免房租。

没有正常的节假日，让老年人护理员这份工作又添加了一份辛苦。

涨工资，势在必行。

但是谁来负担这笔开销又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养老机构的经营目前大多只能达到收支相抵。

【相关措施】
1.转变养老院观念
在中国，典型的养老院往往带有福利性质而不是纯商业运作，以往的养老机构大部分是官办或者村办，条件相当简陋。

“过去的养老院，用一句话说，就是温饱型的，管老人吃住
料理等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管好了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的老人养老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解决温饱的问题了。

“老人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作为寿山福海第一批住客，80多岁的张老先生认为到养老院养老不是什么令人感到羞耻的事情，而是“一种潮流”。

我们需要转变对于养老院的观念，让去养老院养老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孝心。

2.推进老有所为缓解养老压力
随着近年来，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有所为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老人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可以说是经验、阅历十分的丰富，相当一部分都有一技之长，有的曾经获得过多种荣誉,曾是行业、专业或岗位带头人，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在为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拓展业务范围过程中,发挥作用相当巨大。

他们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归宿感,不会轻易“跳槽”,而且对发展中的每一步都有很强的“风险意识”,能够帮助企业渡过
险滩急流。

因此，我们可以挖掘老年人的用武之地，提高人力利用率、增加社会财富。

热点时评：行乞救助需要更多善意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热点时评：行乞救助需要更多善意
一座城市对流浪者的态度，标示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繁华闹市，我们常会看到行乞者。

他们的出现会引起同情，场景转换后却可能再不相干。

然而，对这样一个存在于社会边缘的流浪行乞人群，社会管理者却不能漠视。

日前，《深圳经济特区社会救助条例》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对流浪乞讨人员“分类救助”引来关注，“以乞讨为职业的流浪乞讨人员”被单独列出。

这种法规层面上的细化和改进，体现出一定的制度善意，也让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境遇改变有了更多期待。

不过，制度善意也体现在制度的不断合理化中。

怎样算是职业行乞？如何进行合理救助？需要更明确的标准、更合理的规范和更精细的措施，才能避免在服务、管理和救助过程中出现随意性甚至造成“被强制”。

尽管广州相关部门声称，天桥底下为防止流浪者留宿而密布的水泥锥建于10多年前，但也让人感受持续的“空间挤压”；而深圳罗湖区城管可能因管区内出现流浪乞讨人员而被问责，也同样让人产生“负面联想”。

如何让制度在执行中不走样，也是善意落实时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可否认，流浪乞讨人员会影响城市形象，也会给市民生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一些“恶意行乞者”背后还可能隐匿着犯罪，但这些都不应成为在管理中粗暴执法的借口。

毕竟，救助是为了保障最弱势者的权利，管理也是为了让整体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正因此，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具体执行，理应以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善意”为出发点，哪怕是对职业行乞者。

在日本东京，一些公园里还有专为流浪者搭设的帐篷。

一座城市对流浪者的态度，标志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制度执行，都有一个导向问题。

强制救助收容的制度，不可能导向一个尊重包括流浪乞讨者在内的每个人权利的社会；而围观“犀利哥”时的集体狂欢，同样能在轻视甚至敌视流浪乞讨者的管理方式中找到根源。

有句苏格兰名言说，善意是连结社会的锁链。

只有更多诸如“分类救助”的制度，释放出更强大的善意，才能形成包容、尊重行乞者的社会氛围，也才能凝结广泛社会共识。

我们的社会需要从法规建设、社会保障和精神关怀等多个层面，充分展示善意，消解让流浪乞讨人群渐多的社会土壤。

也需要采取更加细化、人性化的方法，发挥政府与社会共同救助的力量。

唯如此，才可能使城市拥有关怀的温度。

申论热词：社会保障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词：社会保障
调查显示，目前共有227115万人参与了“社会保障”分项调查，其中45%的网友表示参加了养老保险，30%网友参加了医疗保险。

在“对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上调是否满意”的调查中，92%网友希望提高养老金的上涨幅度和速度。

关于医疗保险制度改进，27% 网友期望扩大可报销病种和药物种类，42%网友认为应提高个人报销金额比例，14%希望各地域之间衔接，实现异地报销。

关于是否支持弹性退休制，58%的网友支持，42% 网友表示反对。

网民留言中关于要求取消退休“双轨制”的呼声很高，网友表示，企业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确实非常困难，尤其是下岗、买断、失业老工人的生存艰难，还要缴纳不断上涨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

还有网友认为，企业退休人员连涨七年退休金才是同等条件的公务员三分之一；还有网友直指“双轨制”是当今社会最大不公，为何引不起有关部门重视？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差距问题，已呼声日久，近年尤甚。

缩小企业退休人员与公职退休人员退休金的差距，一直是多年来国家的一项重点工作。

自2005年始，各地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逐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但每次每月数十元至上百元额度的增长，仍未能有效改善企业退休人员的境遇。

“双轨制”问题始于1995年，国家率先对企业养老制度进行社会保障改革，实行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为内核的“统账结合”模式。

此前，中国的养老模式一般为国家和企业完全保障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几无差距。

但1995年企业改革时，机关和事业单位未列入改革范围，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

这就形成了在养老制度上，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两种截然不同的“双轨”模式。

在此养老模式之下，从企业退休和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养老金相差数倍。

“双轨制”最直接表现，二者的养老待遇计发方式不同：在企业，退休金按照其交纳的养老保险费以及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等因素计发；而机关和事业单位，则依据其工龄和退休前一月的工资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