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赠徐讦的一条横幅

鲁迅书赠徐讦的一条横幅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便很喜欢《楚辞》，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还曾购得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

他仔细揣摩过“骚体诗”的写法，说其特色是：“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

”在他看来，正是因着“凭心而言”的匠心，才能够有“不遵矩度”的独运。

受此濡染，他也曾作过《祭书神文》《湘灵歌》等类似《九歌》的“骚体诗”。

而比他早一千多年的李贺，也是一位屈原的痴徒，自称“咽咽学楚吟”，看来真是神魂颠倒了。

从李贺生平所作诗文看，他在“骚体诗”上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养料。

鲁迅先生曾手书不少古代诗文相赠师友，据统计，如今收集并出版的大约有20余幅，而其中竟然就有4
幅手书的是李贺的诗句，这样的比例高于其他任何一位古代作家。

从中不难看出先生对李贺有着一种寻常人所不可比拟的欣赏和亲近。

在先生所遗的4幅李贺诗句墨迹中，我最看重的是1935年3月22日为徐讦所写的一条横幅(图1)。

学者们大多注重对他生命将尽时分(先生逝于1936年10月19日)所写文章的解读，但对于手书墨迹这一或多或少能传达先生生命信息的载体似乎很少有人关注。

而这一忽视，或多或少会影响人们对先生的认识和理解，甚至评价，这不单是说文学和思想上的，更多的是指在书法上的。

先生一生所遗墨迹中，很少采用横幅，据倪墨炎先生《鲁迅旧诗探解》中所见，只有寥寥几幅。

由此我们可以先行推想，先生在书：写这条横幅之初是有意区别于大多数字幅所采用的形式的。

这幅字不是按
往常依规矩从右至左书写，而是一反常规从左侧下笔。

看遍先生所遗旧诗墨迹，我只寻出一幅相似的，那就是在1930年9月1日写在一本小册子上的几句诗(图2)。

此诗如下：
杀人有将，救人为医；
杀了大半，救其孑遗。

小补之哉，乌乎噫嘻!
鲁迅――九三十年九月一日上海
据《鲁迅旧诗探解》说：“本诗是写在冯蕙熹的小册子上的。

鲁迅并在诗末签名盖章，可见是郑重其事的。

诗原无题目，也无标点，只在最后一句上有感叹号。

这首诗过去没有发表过，也没有收入集子内。

最早发现这首诗的是吴世昌。

”(诗句标点为倪墨炎所加)吴世昌在《鲁迅集外的四言诗》一文中记载：“一九三三年，有一个同学拿了一本册子来，指定要我在上面
写下一篇我的已经发表的短文。

但这册子并不是这位同学自己的，她是受了一个朋友之托来转请我写的。

这个朋友是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生冯蕙熹。

在冯医生的册子上，已经有了很多题辞，其中一首短诗是鲁迅的，全文如下……”如此的发现过程说来真令人解颐。

冯蕙熹是许广平的表妹，在鲁迅为她题词时，她还是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由受赠人的情况可知，鲁迅题词是看对象的。

对于不同的受赠人，不光所写所录的诗文不同，就连纸幅的形式和大小，以及书写顺序，也是有所差异的。

有了类似的变化的参照，我们或许可以稍微自由地想象一下，难道先生因为是写给徐?(xū)所以才变化的吗?徐讦(1908～1980年)，原名徐伯讦，浙江慈溪人，著名小说家，当时是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的编辑，经常向鲁迅约稿。

但是徐讦既非先生亲戚，更
非先生弟子，而且他和鲁迅的关系说起来，也多是书信的往来，谈不上亲密，何以能让先生有如此的变化?查先生日记，可知1935年3月22日曾为徐讦作字二幅，其中之一即为本字幅。

书写的内容是李贺的《绿章封事》中的一句：“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

”此诗是李贺为发泄自己对当时社会压制寒士的不满和怨恨而作的，鲁迅所书此句，倪墨炎先生释为：“那些豪门贵族对于死者在千百遍的呼唤招魂，可是像扬雄那样的穷士家里却冷落凄凉。

”落款为“李长吉句录应伯讦先生属亥年三月鲁迅”。

此作自左至右书写，整体布置得当，诗句和落款的轻重、高低把握得平正、稳妥。

局部的安排也是错落有致。

字与字、列与列之间疏朗有间，不即不离，恰到好处。

显得贯注一气，神不外散。

字形之端正者，
如“金家”，这是先生字之常态，端庄清雅；字之灵巧者，如“香弄”“无俗”，顾盼生姿，字之摇曳者，如“千轮鸣”，倚侧呼应；字之映带者，如“秋室”，笔断意连；字之雄浑者，如“扬雄”，有长戟大刀之势。

再于全篇观之，则谨严中得森挺，威风八面；最后落得“声”字，金鸡独立，似在回首，末一笔作环抱状，线条若断而复连，意犹有未尽也。

再从墨迹上看，“金家”“扬雄”
较浓，是为起笔蘸墨之故，二列之后墨随纸走，故而清淡瘦劲，及至“声”字，已无须再蘸墨，然显得苍劲老辣。

透过笔墨的起伏变化，可以觉察出先生书写此字幅时情绪的波澜。

而这些波荡起伏最终都在落款的小字中得以舒缓，书至此时先生的情绪已经相对平静，或4字5字一停，或2字3字一留，精神团结，打叠一片，书写完毕，落上署名，加盖印章，宣告大成。

及至此处，还可见先生的一种变化，“鲁”字之上部一
划而过，实属逸笔，难得一见。

很久以来我们总赞叹先生为文的高妙，却忽视了先生书法也是极为讲究的。

而此幅在我看来，又是先生出乎其类的，更可观可赏。

书法是先生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律动，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窥探他的内心世界的一扇小窗，而这扇窗，会使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先生那隐秘的情绪和深邃的内心世界。

1935年的上海正笼罩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中，就在书写这幅字三个月后的一天，先生引为知己的瞿秋白被国民党枪毙了。

而此时的他，依旧在寂寞和悲愤中经受着不断袭来的明枪和暗箭。

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中，心绪是芜杂的，也是悲凉的，书写也就更加沉雄。